第三章 近现代留德学人群体

第一节 第一次中国留德学生潮

如从学界公认的“近代留学第一人”容闳赴美留学的1847年为始端，近代中国以学习某种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为目的的留学西方历史至今已有逾170年。实际上，以学习基督教为目的，由在中国活动的传教士和教会送至欧洲学习神学的中国留学生史则更久远。最早可考证的赴欧洲攻读神学的中国人为1645年赴罗马的广东人郑玛诺。意大利（主要在那不勒斯东方书院和罗马传教部书院）和法国是最主要的宗教留学生去向地。据刘集林等考证，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可查证的留学欧洲的宗教学生有96人，1861年至1887年，赴欧洲宗教留学生共23人。刘集林所用史料中并未发现留德宗教学生的踪迹。而德国学者Thomas Harnisch的统计与此稍有出入，认为1650年至1900年间在欧洲共有313名中国学生留学，其中包括113名宗教留学生（包括1650年以后在那不勒斯东方书院攻读神学的106名）和200名非宗教留学生（包括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派送至欧洲的军事留学生）。

近年来发掘的新史料发现，中国近代可查证的最早的留德学生应该是1867年到达柏林的广东籍基督教新教教徒陈观海。根据广东人陈观海的后人陈志强考证，陈观海是近代最早到达德国的中国留学生。陈观海（1851—1920），广东归善县荷坳村（今属深圳市龙岗区）人。19世纪40年代英国占领香港后，基督教各差会纷纷派出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基督教信义宗也于1847年派出牧师来华，在香港、归善、宝安、东莞等地开展传教活动。陈观海的父母就是当地最早的基督徒之一。1867年10月，陈观海十六岁时，教会巴陵会（Berliner Mission）经过选拔决定派遣陈观海到德国学习神学。1867年10月13日，陈观海乘坐德国运货帆船从黄埔港出发，在海上历时120天，到达美国纽约，再乘船经德国汉堡港转赴柏林，最后进入巴陵会神学院（Seminar der Berliner Mission）学习，从而成为有迹可查的近代中国最早的赴德留学生。1872年陈观海转到了巴冕神学院（Barmer Seminar）继续学习。1874年秋，陈观海回国后成为基督教信义宗的首位华人牧师。得益于留德期间所受的神学和语言学方面的训练，他回国后先后在广东省内教会、教会学校及山东省的胶济铁路、巡抚署及两广总督署等部门从事教育和语言工作。其妻梁琼羡幼时也由香港教会送至德国读书，她在德国与陈观海相识，后结为夫妻。陈志强认为，陈观海和梁琼羡二人应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对夫妻留学生。

中国晚清的官派赴德乃至赴欧留学活动的开始与晚清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派遣军事留学生密切相关。1871年通过普法战争统一德意志的普鲁士王国成为清政府学习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欧洲国家首选对象，德国在清廷的眼中是“泰西陆军之精，推德意志国为最”，而“德国近年发奋雄为，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对峙。而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毗连，亦无传教及贩卖洋药等事”，是清政府学德风气的重要考量。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军人多来华占据了从地方到中央各式军队的教习位置，也大大促进了中国人对德国军事教育的了解。在对德国中国留学生历史的研究中，一般认为光绪二年（1876）由李鸿章选派到德国学军事的卞长胜等7名武弁是近代中国最早到德国的正式留学生。卞长胜等7人赴德时年龄均在二三十岁，曾跟随德国克虏伯公司聘请的德国都司李劢协（Lemayer）学习炮法，均为李鸿章精心挑选。李鸿章派遣首批赴德军事留学生的理由在于，“西洋水陆兵法及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而7名武弁的赴德之行在他看来是“小试其端”，意在投石问路，以图后效。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七人中的卞长胜等三人不到两年便被调回国，余下查连标等四人在斯邦道步兵营完成了受训，直至1879年学习期满。四人中的杨德明后在德国因病就医不治，回国身故；王得胜在德国学习时间最长，直到1881年才最终学成回国，并被委任统带李鸿章的亲兵营。首批军事留德学生虽未达到李鸿章的预期，但也为清政府派遣留欧学生开了先路。1889年，由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武备学堂再选拔5名学生赴德国柏林进行为期一年的军事学习，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北洋军阀时期的皖系风云人物段祺瑞。清末赴德军事留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回国后多作为新式军事人才得到重用。他们将德国陆军的先进理念和军事训练方法引入清军，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政府军队的现代化进程。在1877年至1886年间，清政府还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北洋水师（第三批）向欧洲派遣了四批共88名海军留学生，主要留学地点为英国和法国，开创了近代中国留学生赴欧洲其他主要国家留学的先河。其中第二批10人中有陈伯璋、陈才瑞两人赴德学习鱼雷，陈伯璋在德因自费购买鱼雷试药负债过多自杀身亡，陈才瑞1885年学成回国。首批海政留学生中最为知名的是原名严宗光的留英学生严复，其所学科目为驾驶。严复回国后翻译了大量西方哲学和政治典籍，最重要的译作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法意》《社会通诠》《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等，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和传播西方学说的启蒙思想家。他引入的欧洲进化论、天赋人权论、民约论、分权论传播了西方学说和思想，在民众中引起极大反响，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清政府派遣赴欧官费留学、教会派送到欧洲学习以及自费留学成为清末的三种主要留学形式。1909年3月，在柏林和北京同时设立了名为“中德交流委员会”的机构，该机构于1910年更名为“德亚社会交流委员会”，以推动中国年轻学者留学德国。洋务运动期间，曾经留学德国的名人有“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的辜鸿铭。辜鸿铭祖籍中国福建泉州，1857年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父亲为中国人，母亲国籍不可考，但根据零星记载和按辜鸿铭的相貌推测，应为金发碧眼的西人。辜鸿铭的父亲在一家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任总管。1867年，辜鸿铭在10岁时被橡胶园主人带到欧洲学习，1873年进入英国爱丁堡大学，后获文学硕士学位，1877年进入德国莱比锡大学，后获土木工程学士学位。1880年，他结束14年留学生涯回到马来西亚槟城，1885年前往中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辜鸿铭精通中西文化，一生著述颇丰，最大成就为将儒家文化用英文向西方读者进行了译介和推广，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

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落败后，维新时期的中国留欧学生数量较之洋务运动时期有了较大规模的减少。直至进入20世纪，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晚清最后十余年间，中国人赴欧洲留学的热情再次被燃起，形成了近现代第一次中国学生留学欧洲的热潮。据刘集林等统计，这一时期的留欧中国学生人数超过千人。这次留学热潮的参与者既有政府公费派生，也有自费留学生。赴欧留学的原因主要为：动机上受到清政府对学成有优等凭证回华之优秀学生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政策的激励；清政府同时要求各省选派学生留学西洋，鼓励人才舍日本而去往西欧学习实科知识；时人有眼光清醒者明白，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国力强盛在于学习西洋的优点，要复制日本的成功之路则必须寻求科技进步之源头。根据已知史料统计，1900年至1910年十年间通过公费（官费）赴欧洲留学的人数达1000人以上。

表3-1中记录的留学生数量应未尽其数，考虑到仍有一些自费留学生难以被完全统计，则实际数量还会多于1001这一数字。1927年汉堡出版的《中国学生俱乐部成立25年年鉴》记录，1902年“中国留德学生俱乐部”成立之时拥有20位成员，但这一数字均未在表3-1中有所印证。根据表3-1的统计，这段时期留学德国的人数为83人，实际数字应超过此数。有德国学者统计，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在德国学习的中国人达到114人，其中87人为公费生，27人为自费生。北洋政府期间的官费生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省出资两种，据史料记载，1914年至1915年官费留德学生的所在学科中，以工程科学最为重要，其次为法学和军事。具体如表3-2所示。

表3-1 1900—1910年中国赴欧留学生数量

表3-2 1914—1915年中国官费留德学生数量及所在学科

这一时期的留德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如教育家马君武、历史学家陈寅恪、教育家蔡元培、交通史学家张星烺等。一些留学生并不以拿到学位为留学的首要目标，另一些则取道日本再前往欧洲求学。

据统计，这一时期的留欧学生中获得博士学位的有6位，全部为留德学生，如表3-3所示。

表3-3 1900—1911年留欧学生获得博士学位者名录

这一时期的中国国内正在经历巨大的社会变革，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留学生团体积极投身爱国救亡行动，传播革命思想。随着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救中国于危亡，推翻清政府统治为目的的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时期。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最终成功，留欧学生中许多人加入了同盟会，或通过捐款和从事革命宣传等方式支持同盟会，在革命的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同盟会中担任主要领导集团成员和重要职员的留德学生代表为马君武和蔡元培。

马君武于1881年生于广西桂林，1902年赴日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后于1907年至1911年转赴德国学习矿物冶金专业，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并在1913年再次回到柏林入柏林工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马君武是中国同盟会章程八位起草人之一，并在辛亥革命后参加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起草，在1912年成立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领导班子中担任实业次长一职。1927年他回到广西，于梧州创办广西大学，广开培养人才之路，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年出生，曾为前清翰林，1907年被翰林院选送赴德留学，但因清政府经费拮据，蔡元培在德国的费用为自己筹措。1907年他随当时的清政府驻德公使孙宝琦乘火车由西伯利亚赴德。蔡元培对德国的学术文化非常推崇，认为：“救中国必以学。世界学术德最尊。”他首先在柏林学习到了1908年夏季，主要攻读德语。从1908年至1911年10月，他在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以及中国文史研究所听课深造，在德四年期间编著了《中国伦理学史》等学术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蔡元培曾任光复会会长及上海同盟会分部主盟人，在1912年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领导班子中担任教育总长，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教育领域的首个《大学令》及《中学令》。1916年至192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美育、健康教育和人格教育；他改革僵化的旧有体制，引入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提倡的教学与研究融为一体的新教育观念；他倡导的教学和学习自由、研究与教学统一、重学术轻技术等理念均深深刻上了现代德国大学理念的烙印。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改革为尊崇学术自由的大学标杆，为近代中国的教育及学术体制改革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战前曾在德留学的著名留学生还有后来清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史学家、语言学家陈寅恪。陈寅恪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出身书香门第，1902年赴日本留学，后于1905年回国，1910年自费赴欧洲留学，先后在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回国。1921年再次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梵文。陈寅恪在德期间潜心学问，1925年回国在清华大学执教，成为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