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资源社会化:档案资源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档案资源是一个国家档案事业的基础,是关乎一个国家和社会应该保存什么档案遗产的重大问题。鉴于档案资源体系本身相当复杂,用“矛盾分析法”来对其进行分析,会发现数量和结构往往是最引人注目的两大要素,两者共同构成档案资源建设的主次矛盾。具体来说,档案资源的建设水平集中体现为档案资源总量的增长和档案资源结构的协调。档案资源总量反映的是档案资源的规模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档案资源建设的速度和广度;而档案资源结构则反映的是档案资源的功能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是档案资源建设的层次和深度。人类发展历程已经并且仍在证明,在某个特定时期,人类存储信息的能力总是落后于人类生成信息的能力,这就将结构性问题推向了矛盾焦点。事实上,当前档案资源体系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经历着档案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参与档案资源结构组成的档案资源的种类、地位、作用以及要素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社会在“记忆”和“失忆”之间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较量,各国档案资源建设也相继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时期,其中充满着各种机遇和挑战。

随着全球化、(后)现代化、城市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快速推进与深入发展,人类历史推进到“流动性”时代,所有事物变成数据在流动,传统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通信方式、权力关系、社会结构等皆出现深刻变迁,我们自身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得愈加复杂多元,人们对于世界的理解和判断以及捕捉、记录和记忆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转变。这种转变的辐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也必然会在档案系统中得到有效反映,其重要表现就是档案资源的结构变化问题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事实上,当前档案资源体系正处在新的转折点上,其构成要素不断分化组合,促使档案资源建设进入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时期。具体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档案资源体系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档案资源结构上主要体现为: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不断推进,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交往方式,电子/数字文件作为信息化的产物,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人类开展业务和进行通信的基本工具,这促使各国档案资源建设都面临着纸质档案资源和电子/数字文件资源之间的结构调整问题;另一方面,在技术、社会和文化等转型要素互相影响、共同作用的背景下,档案理论和实践正经历着从“国家模式”(又称“国家范例”)向“社会模式”(又称“社会范例”)的转变Cook T.What is past is prologue:a history of archival ideas since 1898, and the future paradigm shift[J].Archivaria,1997(43):17-63.,中国也并不例外张斌,徐拥军.档案事业:从“国家模式”到“社会模式”[J].中国档案,2008(9):8-10.,这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档案资源的领域拓展,促使各国档案资源建设都面临着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问题。

由于档案资源本身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因而档案资源结构也具有多种认识维度,但是毫无疑问,形式维度和来源维度是当今时代较为突出的两维。具体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档案资源结构面临着两大共性变化:一是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变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保存什么样的档案”。它主要指向实体档案资源和电子/数字文件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问题。在人类整体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随着档案增量部分(或全部)转向数字形式以及实体资源数字化的不断推进,可以预见的是,数字档案资源的比重和效益一定会不断加大,进而成为档案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具有历史必然性。二是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所涉及的核心问题为“应该保存谁的档案”。它主要指向公共档案资源和私人档案资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问题。公共档案资源在传统档案资源结构中的“中心性”和“独断性”不断遭到冲击,私人档案资源开始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要求在档案资源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以实现自我对话和相互对话。档案资源结构的上述两大变化是当代国内外档案领域所面临的共性大变革,并且这两大变化彼此交缠,互相影响,促使档案资源的结构问题可以被称为是档案领域的“社会大挑战”(societal grand challenge),需要重大的创新性突破以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参与才能得以解决。

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数字档案资源会逐渐取代纸质档案资源进而在档案资源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关于数字档案是否能完全取代纸质档案这一问题,目前国内外都存在较大争议。但是随着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持续推进,人类社会整体进一步向数字社会转型,数字文件信息逐渐取代纸质文件信息的主导地位,我们可以进行的保守预测是:即使数字档案资源不会最终取代纸质档案资源,但是一定会取代纸质档案资源在资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进而最终实现“以纸质档案资源为主导的档案资源结构”向“以数字档案资源为主导的档案资源结构”的转型。,体现的是技术驱动所带来的档案自身的“进化”或“演进”技术驱动所带来的档案自身的“进化”或“演进”在人类历史上一直持续发生,因此,形式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调整在历史上并不新鲜,从泥版档案、甲骨档案到竹简档案、绢帛档案、纸质档案,再到现在普遍使用的电子文件,档案载体形式的演变无不带来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会随着各国数字资源管理能力的提升而最终实现,具有无可争议的历史必然性;而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则主要表现为私人档案资源要求打破公共档案资源的中心地位而谋求在档案资源体系中的合理地位,体现的是多个社会系统要素与档案系统的交互,因而更加复杂和严峻。由于档案资源形式结构调整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新鲜,其动因、未来图景以及其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都相当明确,因而关于该问题的争议较小,相关焦点往往聚焦在方法层面,即如何实现数字档案资源的长期保存和可信管理上,对此,国内外档案界业已展开相当多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并累积了相当数量的成果和经验,国家层面的文件与档案数字转型策略近年来,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信息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纷纷启动数字转型国家策略,全面迈向以数字信息和数字文件管理为主导的环境,并从国家层面制定了数字转型路径和规划。有关内容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冯惠玲教授在2016年11月20—21日召开的第七届中国电子文件管理论坛(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上所做的《全球范围内文件管理的数字转型》主题报告,报告指出文件管理数字转型是必然趋势,我们无处可逃。结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及中国的具体情况,冯惠玲教授将文件管理数字转型分解为策略框架、业务、系统、能力和责任来进行分析和阐述,启发我们寻求文件档案管理专业的应有定位,并指出数字转型是文件管理的历史性变革,是当代档案工作者所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相关内容还可参见:刘越男,马林青.2010—2015电子文件管理发展与前沿研究报告[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也在各国相继启动并展开部署。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在人类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而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则是首次出现如此突出的变化,不管是在纵向变迁上,还是在横向发展上,其对档案资源建设的历史性意义都不言而喻,因此,如果说“档案资源社会化”问题不比“档案资源数字化”问题更重要的话,那么至少也应是同等重要。由于与档案资源形式结构的变化相比,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在原因和影响上都要更加复杂,相较于对档案资源形式结构变化的积极应对,在面对档案资源来源结构的变化时,档案界在进退之间往往显得迷茫与困惑,甚至不知所措,很显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我们的想象力、能力和努力都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其中潜藏着大量可供想象和探索的空间。

以上述背景为依据,本书将研究对象锁定为“档案资源结构”。诚然,档案资源结构具有多种认识维度,形式维度和来源维度是当前较为突出的两维,两者在当今时代对于我们认识档案资源体系和开展档案资源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本书认为,相较于形式维度,“档案资源结构”的使用在来源维度上更具理论意义和研究意义,这主要是因为:档案资源结构只有在“来源”维度上才具有表层关系结构和深层关系结构两种意义。“来源”实际上将“档案资源”与“社会主体”紧密地缠绕在一起,这样,档案资源来源主体变化(即表层关系结构变化)的背后其实深藏着社会大系统中“公域”和“私域”、“知识”和“权力”等要素间的力量博弈与关系变化(即深层关系结构的变化)。这些深层次的关系结构使来源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具有描述和解释的必要性,而形式维度往往仅仅限于表层关系结构上的意义,表现为“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在深层关系结构上的可探索性较差,因而“档案资源结构”的使用在形式维度上并不具有太大意义。基于上述分析,本书中所界定和使用的“档案资源结构”概念皆指向来源维度,即本书将重点聚焦于来源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变化,而不预备对形式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变化做过多分析和阐释。具体来说,本书所涉及的核心研究问题主要包括:当今档案资源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变化?发生这种历史性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档案资源建设实践又该如何应对这种历史性变化?随着上述研究问题相继提出和依次展开,可以看出,本书在研究类型上可归属于宏观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又称“因果性研究”,是主要探索某种假设与条件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科学研究类型,即在认识到现象是什么以及其状况怎样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和解释事物和现象为什么是这样,探寻现象背后的原因,解释现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揭示现象发生或变化的内在规律。。它是从社会大系统出发,以对档案资源的发展进行全局性的总体研究为基础,试图从各种碎片化证据中提取论证逻辑,对档案资源结构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变化进行描述分析和原因分析,并在最后针对档案资源建设的总体目标、建设政策和主要措施提出建议。

1.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层面来说,本书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论”来对档案资源进行分析,所提出的“档案资源结构”有利于我们从整体性和发展性的关系视角来形成对档案资源的正确认知,这可以为各国调整档案资源建设策略和开展档案资源建设提供理论基础。目前来看,国内外关于档案资源的关注比较多地集中在“形式”维度,关注档案资源的数字化转型,而对“来源”维度和档案资源的社会化发展明显关注不足。但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仅将人类推向了数字记录时代,还将人类推向了大众记录时代,这促使档案资源建设面临的问题绝对不仅仅只是“数字化”问题,还包括“社会化”问题。当然,已有相当数量的档案学者认识到来源维度上的档案资源结构调整问题,极力强调私人档案资源的重要价值,但是,他们在分析过程中往往又陷入“就私人档案而论私人档案,就其价值而论其价值”的思维逻辑,全局性和关联性分析的缺乏导致他们往往由于无法把握档案资源结构变化的实质而使其理论建构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在上述背景下,建立一种新的认识维度来对档案资源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必要,对此,本书创新性地采用“结构主义方法论”,通过分析档案资源的“内部”和“外部”关系结构来把握其实质和原因。其中,对内部关系结构分析能让我们认识到“档案资源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实质是如何的”,而对外部关系结构分析则能让我们认识到“档案资源结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结构主义方法论”这种认识维度和分析思路能为我们认识档案资源打开思路,继而形成对档案资源结构变化的正确认知,这还能为档案资源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为当下档案资源建设中所面临的困境提供解决路径。

(2)实践意义

从实践层面来说,本书有助于为各国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适时适当地调整档案资源建设策略,并为其实际开展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路径。档案资源结构直接关乎档案资源建设的基本内容,它不仅对于微观馆藏档案资源建设和宏观档案资源调控具有重大影响,还是档案事业自身稳健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社会积极作用的关键要素。在各国都愈加重视本国的档案资源建设的背景下,本书在实践方面的意义主要表现为:一方面,能够促使各国从时代和社会背景来正确把握档案资源结构的变化,并且意识到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本书在档案资源建设策略上的分析结果和所提建议,能为各国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发展适时适当地调整档案资源建设策略,并为其实际开展档案资源建设提供一定的思路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