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探讨阴火与元气的矛盾问题。东垣指出：“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此处“火”，当然是指“阴火”。认为，藏于肾中的“相火”是“生气”的，它能温养脾胃，腐熟水谷。如果相火因清气下陷的干扰，离位上乘，转化为“食（蚀）气”的“壮火”，东垣名曰阴火。阴火乘胃灼肺，变利为害，所以说，它是“元气之贼”。它所表现的症状是：“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是元气不足、阴火上乘的特征。

对“阴火”有各种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阴火即是“实火”，是阳明经热，需要清热泻火的白虎汤。其实，阳明热证脉洪大而数，本证则洪大而缓，阳明热证身汗出恶热，本证则汗出恶风。也有人认为，阴火即是“虚火”，为肾阴亏损，需要壮水滋阴的六味地黄汤。其实，肾阴亏损脉必细数，与本证脉洪大而缓显然不同。肾阴亏损的症状为骨蒸盗汗，五心烦热，则与本证之寒热自汗，少气困倦亦自不同。还有人认为，阴火即是“浮火”，为肾阴不足，虚阳无根，需要引火归元的八味地黄汤。其实，阴虚阳浮，虽然热燥口渴，脉必洪大按之如丝，下元虚冷，渴喜热饮，两足逆冷，与本证脉洪大而缓、三候皆虚、四肢常温的表现大有区别。也还有人认为，阴火即是“假火”，为阴盛格阳，需要回阳救逆的四逆汤。其实，阴盛格阳之证，虽有面赤烦躁，扬手掷足的现象，但脉微欲绝，四肢厥逆，与本证怠惰嗜卧，四肢不收，脉洪大而缓的现象更有区别。诸如此类证候，与饮食劳倦内伤，元气不足，谷气下流，阴火上乘之证，疑似之间，应加以详辨。关于治疗问题，东垣强调阳气当升反降，出现怠惰嗜卧，四肢不收，大便溏泻等症；阴火当降反升，出现短气喘促，烦渴大热，有时面如火燎。既不能妄投辛燥以助阴火之上越，亦不能恣用苦寒更迫清阳之下陷。因此，别开生面地创立“甘温除热”的治疗法则，解决阴火与元气的矛盾问题，从而充分地阐明了脾胃学说的辩证观点。

明、清两代医家对脾胃学说极为重视，不断地予以丰富和发展。这些理论知识，虽然没有离开东垣的学术思想，但各有不同程度的阐发。如《医经溯洄集·内伤余议》中说：“夫劳倦伤，饮食伤，虽与风寒暑湿有余之病不同，然饮食伤又与劳倦伤不同，劳倦伤诚不足也，饮食伤，尤当于不足之中，分其有余不足也。何也？盖饥饿不饮食与饮食太过，虽皆是失节，然必明其有两者之分，方尽其理……夫饥饿不饮食者，胃气空虚，此为不足，固失节也；饮食自倍而停滞者，胃气受伤，此不足之中兼有余，亦失节也……惟其不足，故补益，惟其有余，故消导……洁古枳术丸、东垣橘皮枳术丸、木香枳术丸之类，虽曰消导，固有补益之意存乎其间……且所滞之物，非枳术丸之力所能去者，亦安可泥于消导而不知变乎……若夫劳倦伤，则纯乎补益，固不待议，虽东垣叮咛告诫，然世人犹往往以苦寒之剂，望除劳倦伤之热，及其不愈而反甚，自甚而至危……医者、病者、主病者，一委之天命，皆懵然不悟其为妄治之失也。”这是明·王安道对东垣关于饮食劳倦内伤诸论所作的评价。《医贯·后天要论》中说：“心肺在上，肾肝在下，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所以蒸腐水谷，升降出入，乃先天之气，又为脾胃之主；后天脾土，非得先天之气不行。是方（指补益气汤）盖为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清气不升，浊气不降，故用升麻使由右旋而上，用柴胡使由左旋而上，非藉参芪之功，则升提无力，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此发前人之所未发，继仲景河间而立，意义深远也。”这是明·赵养葵对东垣所制补中益气汤所作的评价。清·叶天士指出：“纳食主胃，运化主脾，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又说：“太阴湿土，得阳始运，阳明燥土，得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仲景急下存津，其治在胃；东垣升阳益气，其治在脾。”这在东垣关于“湿能滋养于胃，胃湿有余，当泻湿之太过，胃之不足，惟湿物能滋胃”的理论基础上，创立“养胃阴”的治则，提示用药甘平和甘凉濡润，如麦冬、生扁豆、玉竹、山药、沙参、石斛、生谷芽、粳米、白芍、生甘草、花粉、陈皮白、梨汁、蔗浆等品滋养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这样就更加充实和发展了脾胃学说内容。王孟英又制清暑益气汤，用西洋参、石斛、麦冬、竹叶、知母、黄连、荷梗、甘草、粳米、西瓜翠衣等与东垣之清暑益气对立，实际上是叶天士养胃阴方药的化裁。东垣之方，适用于脾胃元气先虚，暑湿之邪乘虚侵害元气致病，症见四肢困倦，身热烦渴，喘促少气，自汗恶风，其脉洪大而缓的病人；孟英之方，适用于暑热之邪伤害肺胃之气液致病，症见肌肤灼热，舌绛咽干，汗出烦躁，渴甚纳差，大便结燥，脉呈弦细而数的病人。由此可见，脾胃学说不仅对明清两代的医学影响极深，对当前中医临床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