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肝脏、肺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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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中医药专业人员的必读之书。因为它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医药学科核心基础理论的书,也是奠定中医药各学科分支应用基础的书,同时还是一部与临床及研究实践直接衔接并对其起着指导作用的书。学习这部书,不但可以全面系统深入地夯实中医药各类从业人员的专业基础,而且可以大为拓宽我们的思路,从而大为提高临床、科研和教学的水平。
本书的基本内容为:各脏腑的解剖、生理(包括与自然的关系)、病理及其在诊断上的应用。其中脾、胃、肾与膀胱均很完整,肝脏则较为简单。
从系统性和完整性、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理论与临床实际结合的紧密度、专题研究之多与解决的理论争论之多等方面而论,本书属前无古人、至今亦后无来者的中医巨著。
本书的成书,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故事。
本书的原名是《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是1963年国家卫生部部级重点科研项目的成果。课题组长为姚荷生,成员为潘佛巖和廖家兴。
在该科研项目立题前的1958年,姚荷生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界提出的“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号召,凭借手头极其有限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献研究性质的长论文——《脏象学说的研究·肺脏》(约2万余字)。1959年为了向新中国国庆10周年献礼,姚荷生花了半年多执笔撰写,初稿完成后又与潘佛巖共同讨论修改,最后完成定稿《脏象学说的研究·肝脏》(约3万余字),并获卫生部奖(何种奖项笔者已记忆不清)。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1961年姚荷生向国家卫生部申报了部级重点科研项目——“脏象学说的文献研究”。1963年初,由国家卫生部立题拨款,经当时中南区(当年江西省行政划归中南区管辖)卫生部转给江西省,该项研究才正式启动。1965年初,就完成了《脾脏(包括肾脏)》,并于当年3月1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江西分院”内部铅印成单行本,取名为《脏象学说与诊断应用的文献探讨·脾脏》(见书后“彩照Ⅰ”。以下简称《脾脏》),发至“中医研究院”及全国多省“中医药研究所”(在笔者的记忆中就有上海、浙江、湖南等省)。这本由姚荷生设计并选定书目、潘佛巖与廖家兴及姚荷生选摘、再由潘佛巖为主廖家兴辅助执笔撰写、最后由姚荷生修改审定的《脾脏》,在中医各研究单位内部获得的好评如潮。
在《脾脏》研究进行的同时,姚荷生已将《肾脏》研究方法与流程初步设计完成,在修改《脾脏》及获悉同行评议后,他进一步完善了《肾脏》的设计。由于在《脾脏》研究工作中取得了经验,加之设计更为合理,故《肾脏》的研究仅一年即已初步定稿,而且姚荷生对其中的“命门的实质”进行了二次收集文献、研究分析、重作结论和改稿定稿的工作。较之《脾脏》,《肾脏(包括膀胱腑)》的研究的系统度、严谨度、创新性、实用性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在《肾脏》的研究过程中,姚荷生已将《心脏(包括小肠腑、心包脏、三焦腑)》研究设计完成;同时将在作《脾脏》与《肾脏》研究时收集到的心脏、小肠、心包、三焦卡片分类完毕。在姚荷生修订《肾脏》研究结论的同时,潘佛巖与廖家兴又按课题设计补充收集了这四脏腑的文献,并补摘和充实了原有分类卡片,共获得24万余张资料卡。正在姚荷生联系内部刊印《肾脏》和潘廖二人准备执笔撰写《心脏》时,同时三人还雄心勃勃想重写《肺脏》与《肝脏》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厄运也就降临到该项研究及姚、潘、廖三人头上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江西中医药研究所内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就指责该研究为“封、资、修”的代表,是“钻故纸堆”。姚、潘、廖三人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政治冲击,尤其是在1958年被划为“极右分子”、1962年后政治上为“摘帽右派”的姚荷生,终因此项科研项目在“文革”被划归为“三查对象”,遭到了抄家、批斗和体罚,关进了“牛棚”改造并失去人身自由。在被管、关、斗及其“暂时回家”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十分心悬于《脏象研究》资料是否被毁。在打倒“四人帮”后,他多次要求追查和找回这批资料,但因“江西中医药研究所”已在“文革”被撤销而无果。20世纪80年代初,已担任江西中医学院院长的姚荷生派人到已合并到江西省中医院的原中研所库房查找,并追询当事人,仍一无所获。家父姚荷生生前为此事不知几回嗟叹,几回伤心。直到2009年暑假,我带领弟妹到原中研所资料室及其废资料堆中翻找,亦同样结果。就这样,不但原来的图书所剩无几,且大量的研究资料、卡片、初稿等等,均荡然无存。
1977年以后,《脏象研究》却又是另一番境遇。首先,《脾脏》几度被近乎整本的剽窃,而且剽窃者均获得了名誉、地位或金钱方面的好处。另外,《肾脏》的最后手稿则于1977年,被当时与姚荷生同一单位的《新医药资料》杂志编辑部的一位编辑要去,理由是“考虑是否能在《新医药资料》上出专辑”。数月之后,在其他事件的影响下,这位编辑只好临时请江西中医学院严子藩老师在《肾脏》的原稿之前加了一篇几千字的“肾脏学说源流”,匆匆忙忙于1978年3月出了一本《新医药资料·肾脏专辑》。由于该专辑只在“前言”中简单提到了《肾脏研究》原属姚、潘、廖三人合作研究写成,而所谓“专辑”既无论文的名称,更无书名,亦未署明作者,故从此该项研究巨篇论文,彻底变成了“无主”之作。同时,由于刊印出版此书的目的似非为了传播知识,所以从排版→铅印→出版,既没有“清样”,也未经一次校对,里面的文字至少有几千处错误(见书后“彩照Ⅱ”),甚至整段整段地漏印。姚荷生“有幸”收到一本《新医药资料》的肾脏专辑,展卷一看,未署作者,经过“文革”而大难不死的他只好苦笑;继看内容,眉头则越皱越紧:不但文中错误迭出,而且他常常看不懂自己执笔定稿的文章!悲愤之情致使他掩卷仰天长叹!第二天,年近七旬的他就将《肾脏》原稿“借来”,在女儿姚芷龄的协助下,亲自伏案逐字逐句、逐段逐页地校改《新医药资料》的铅印文章,一直改到1980年6月18日才改完(见书后“彩照Ⅱ”),这才为我们这一次整理《肾脏》留下了宝贵的底稿,因为《肾脏》原稿和姚老亲笔校正的铅印文章被姚老“交回去了”,至今都毫无踪影。
2009年,我们江西中医学院姚荷生研究室成立,并在第一时间开始着手整理《脾脏》与《肾脏》。由于《脾脏》保留了原铅印稿,内中错误甚少,所以我们只作了两遍校对,即行付梓。然而,我们在校对《肾脏》时却发现,姚老在1978年时到底已年近古稀,面对《新医药资料》所造成的《肾脏》中的数千处错误,漏校之处亦复不少。为了维护学术的严谨与求真,为了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光大,为了对姚老等三位作者负责并还他们一个清白,我室组织了11位研究员,并召集了46位在读研究生,搜集了445种《肾脏》中引用的典籍与文献(其中有不少孤本、善本、稀有文献),遍访了5个省市8个图书馆,整理校正了12遍,故前后达十二稿,历时19个月,除了原稿有6处引文未查找到因而未校正外,其余均已校正并整理完毕。
《肾脏》的整理工作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的:
一、校正书中从文献中索引出的所有原文,并出校记。
二、校正书中索引原文的文献名称及作者名字;或补充作者姓名;或补充注明该句引文的出处(卷数、篇名、或章节页数、版本)。
三、对非原文索引的《新医药资料》刊印的所有文字,着重从传统中医理论的角度进行审查并慎重修改,必要时适当润色其文句,更正其错用的标点符号。
四、遵照姚荷生生前对我谈过的意见,将他执笔撰写并经潘、廖二位同意的“命门考”列入正文,以取代初稿中的“命门的实质探索”;同时,将扼要说明“命门考”的“命门考的自我鉴定”置于“命门考”之前,以便于读者理解“命门考”。另外,笔者考虑到初稿中的“命门的实质探索”亦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列出来更可以看出本书定稿后的理论独到之处,所以,又将“命门的实质探索”的原文置于《肾脏》最后作为附篇。
一本书,整理校正历十二遍,也实属难得,亦当深感慰藉。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遍查相关文献时,无意之中又发现一本全部剽窃《肾脏》的书,还是所谓“国家级”研究院的人!当然,毫不足怪而又令人掩面的是,这位“君子”的“著作”,文献引文的错误也与《新医药资料》毫无二致,呜呼!
是为“代前言”。
六十七岁老人姚梅龄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