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北园综论

壹　北方私家园林历史源流概述

一、汉代

按照学术界公认的说法，中国的皇家园林起源于商周时期的囿和台，与古代君主的狩猎与通神行为有关；而私家园林主要起源于百姓住宅庭院和宅旁的园圃，其中培植桑、檀、榆等树种或其他菜蔬果木，既有生产功能，也有一定的观赏价值。《诗经》中有一些诗句提到栽种各种植物的宅园（图1-1-1），比如《郑风・将仲子》云：“将仲子兮，无踰我园，无折我树檀。”⁽¹⁾这类园子就是私家园林的早期雏形。

很多文献记载了商周时期天子和诸侯兴筑苑囿和高台的故事，但关于私人造园的具体记录很少。有学者从文献、考古遗址以及存世的文物图案判断，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一些贵族在城市或城郊为自己修筑庄园住宅，其中有水池，竹木成林，楼阁连绵，大致具备园林的风貌特征⁽²⁾。

秦始皇统一天下，在渭水两岸大肆建造宫苑，穷极壮丽，可是短暂的大秦王朝没有留下私家园林的记载。

真正意义上的私家园林大量出现于西汉时期。经过高祖开国和文景之治，汉王朝国力空前强盛，经济繁荣，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地区拥有上林苑、建章宫、甘泉宫等大型皇家园林。全国各地社会上层的贵族、官僚、富户生活侈靡，热衷于兴筑园林，大多在园中辟有华丽的楼堂、深广的鱼池，以作游观、演乐、欢宴之所。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在封地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修筑了一座菟（兔）园，《西京杂记》记载：“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主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³⁾梁孝王召集很多文士居于园中，著名者如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严忌、公孙诡、羊胜等，留下若干辞赋名篇，如枚乘曾为之写过一篇《梁王菟园赋》，盛赞其中景物之美。

汉武帝曾经在长安附近设立茂陵县，迁移天下富户二十七万户居住于此。《西京杂记》记载茂陵有一位名叫袁广汉的富人，“藏镪巨万，家僮八九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兕，奇兽怪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潮。其中致江鸥海鹤，孕雏产鷇，延蔓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 ⁽⁴⁾此园修建了大量的高楼、长廊，种植了各种奇花异草，还放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完全可以与同时代的皇家园林媲美。后来袁广汉因为犯罪被处死，这个豪华的园子也被没收入官。

东汉以洛阳为首都，皇家御苑和私家造园的重心都转移到中原地区。东汉国力不如西汉强大，皇家园林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明显逊色于西汉时期的宫苑，但私家园林却有进一步的发展，贵族、大臣、外戚、宦官都善于敛财，生活更加奢华。比如汉顺帝、桓帝时期的大将军梁冀家世显赫，执掌朝政二十余年，权势熏天，《后汉书》记载其“又广开苑囿，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又多拓林苑，禁同王家。……又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⁵⁾梁氏夫妇在洛阳城内外以及东至荥阳、西至弘农、南至鲁阳、北至黄河的千里范围之内修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有的园中堆叠大型土山，有的园中高楼连绵相接，气势极大。

汉代的贵族园林与皇家园林一样，喜欢修建一种楼观建筑，高3～5层，造型非常丰富，可登临赏景，汉代墓葬中出土的很多陶楼明器反映了这种楼观的形象（图1-1-2）。

汉代的画像砖和画像石中有一些图案表现了当时富家的庭园风貌，可见多重院落、水榭等景致（图1-1-3～图1-1-5），这证明当时私家造园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风尚。一些地主豪强和文人官僚热衷于在城市以外的郊野山林地带修筑庄园。这些庄园规模有大有小，与农田、鱼塘、树林结合在一起，具有明确的生产功能，同时又远离城市喧嚣，与自然山水进一步融合，带来更加怡人的景致和更为宁静的生活环境，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别墅园林。

二、魏晋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分裂与动荡的时期，也是哲学思想与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古典园林风格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转折。私家造园现象更为普及，私家园林逐渐成为与皇家园林平行的另一支主流类型，并反过来对皇家园林产生一定的影响。

东汉末年由军阀割据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北方疆域是曹魏的统治区，实行门阀制度，一些世家大族拥有大型庄园。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西晋统一，首都洛阳地区成为豪门私家园林的首选胜地，其中最著名的一座是金谷园。

金谷园位于洛阳西北郊，园主是西晋官僚石崇。石崇是天下闻名的巨富，生活极度奢华，所造的金谷园“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⁶⁾这座园林充分利用山谷的自然地形和植被，前临清泉水流，后依茂密的柏树林，其间点缀楼观建筑和鱼池，附近辟有农田，还放养了许多鸡鸭猪羊。与西汉袁广汉的园林相比，金谷园规模要小得多，但建筑更加华丽，山水景致更加丰富，其中所蓄动物以家养牲畜为主而非野生禽兽，既有完善的生产功能，又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达到私家园林的新境界，极受后世推崇（图1-1-6）。

西晋的著名文学家潘岳也在洛阳附近筑有一座庄园，里面种了很多树木、蔬果，池中养鱼以供垂钓，林中牧羊以供饮食。这座庄园虽然比金谷园要简朴很多，但性质与之大致类似。

魏晋时期盛产名士，其中以嵇康、阮籍、刘伶等竹林七贤最为著名。这些人经常啸傲林间，谈玄抚琴，纵酒服散，放浪形骸，寄情山水。他们对自然景物的品评成为最高的审美标准，对当时的园林美学有潜在的影响（图1-1-7）。

西晋短暂统一24年之后就爆发了五胡乱华的大动乱，晋室被迫南迁，维持东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北方则陷入十六国混战的局面，其间时有国君兴筑大型苑囿，却难以见到私家园林的记载。

东晋南迁之后，北方的王、谢等世家大族随之南渡，在南方重建庄园，把北方园林文化传播到南方，极大地促进了江南等地区私家园林的发展。

三、北朝

南北朝时期中国依旧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四朝更替，北方有北魏、东西魏与北齐、北周先后相继。南朝因为北方士族“衣冠南渡”而人文荟萃，而由鲜卑族统治的北朝继承了汉魏故都并积极汉化，呈现出新的文化气象。中原地区的私家园林重新得到振兴，依旧保持恢弘的气度。

北魏时期一些贵族官僚在洛阳城内外修建了豪华的宅园和别墅，流行用石头叠成假山，辅以人工开凿的池沼，到处花团锦簇、绿荫笼罩，令人有仙境之感。其中最著名的是司农张伦的园林，园中模仿皇家的华林园堆造景阳山，峰岭洞壑宛如天然，又有高大茂密的树林，遮蔽天日，虽然位于城中里坊，却大有山野之气，其绚丽程度超过了宗室诸王的园林，很受当时人羡慕，《洛阳伽蓝记》载：“惟伦最为豪侈，斋宇光丽，服玩精奇，车马出入，逾于邦君。园林山池之美，诸王莫及。伦造景阳山，有若自然。其中重岩复岭，嵚崟相属，深蹊洞壑，逦递连接。高林巨树，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是以山情野兴之士，游以忘归。”⁽⁷⁾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宁懋石室1931年出土于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北邙山之北坡，石壁上有北魏孝昌三年（527年）题记，左右山墙外侧的两幅《孝子图》以精美线刻表现了当时贵族宅园的景观面貌（图1-1-8、图1-1-9）。美国纳尔森・阿特金斯（Nelson Atkins）美术馆所藏的一件北朝石棺上面也刻画了一座园林的形象，其中堆叠了很多假山石峰，种植了各种不同品种的树木，树丛中修建了一座开敞的厅堂建筑，同样是北朝私家园林形象的真实写照（图1-1-10）。

北朝的私家园林规模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很多文人也开始欣赏小中见大的庭园。著名文学家庾信原为南朝大臣，晚年羁留北周，筑园自居，其《小园赋》曰：“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雨。……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无台。犹得攲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拔蒙密兮见窗，行攲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云气荫于丛著，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⁸⁾

这是一座只有八九丈宽、几十步长的小型园林，其中筑有一点土山，凿有小池，种几行榆柳、两三竿竹子以及一百多株梨树和桃树，虽然仅有数亩的面积，却同样有四季花卉可赏，有鹤龟游鱼相伴，蕴含的乐趣并不逊色于豪门庄园。这样的小园完全可以与东晋陶渊明隐居的田园南北呼应，充满隐逸之气。

四、隋唐

隋朝结束了南北朝的分裂局面，天下重归一统。朝廷推行均田制，士族门阀受到较大的抑制，传统的豪门庄园逐渐减少；同时因为科举制度的实施，庶族子弟拥有更多的晋身机会，打破了士族对官僚职位的垄断，私家造园的风气得以普及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使得江南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和商品运输。所有这些举措不但在政治、经济、文化层面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北方私家园林艺术的发展也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唐代作为隋代的继承者，把帝国的国力推向封建社会的顶峰，关中、中原地区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都出现了空前鼎盛的局面。

隋唐实行两京之制，虽然定都于长安，但东都洛阳也保持了很高的地位。两京周围修筑了大量的皇家园林，如大明宫、九成宫、东都苑、仙游宫、玉华宫、华清宫等均以恢弘壮丽而著称。长安、洛阳之间的广阔地域同样分布着大量的私家园林，如群星荟萃，映照山河。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型阶段，隋唐时期贵族园林和庶族园林并胜。此时期传统士族的地位下降，但一些皇亲国戚和大官僚仍然属于特殊的豪门阶层，他们不但在两京城内修建府宅花园，更热衷于在城郊风景优美的地段构筑别墅园林，以此作为交游的主要场所。园中多以水池为中心，岸边建平台以表演歌舞，设楼阁以供宴饮，程式化倾向明显。庶族园林表现出更强的文人色彩，相对简素，多筑草堂茅斋，以“拳石勺水”见长。

韦、杜两大家族分别在长安的南郊樊川建有大型园林，称“韦曲”“杜曲”，享有盛誉，后世常以“韦杜”作为京郊园林的代称。安乐公主的西庄位于长安西郊，其中叠石模拟华山，凿池仿汉代上林苑昆明池，引水模拟天河，建筑装饰华丽，可以与皇家园林争胜，《朝野佥载》记载园中“造定昆池四十九里，直抵南山，拟昆明池。累石为山，以象华岳；引水为涧，以象天津；飞阁步檐，叙桥磴道，衣以锦绣，画以丹青，饰以金银，莹以珠玉。又为九曲流杯池，作石莲花台，泉于台中涌出，穷天下之壮丽。” ⁽⁹⁾

武宗时期曾任宰相的李德裕在洛阳南郊建造了一座平泉山居，《剧谈录》记载：“平泉庄去洛城三十里，卉木台榭，若造仙府，有虚楹，前引泉水，萦回穿凿，像巴峡、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门江山景物之状，皆隐隐见云霞、龙凤、草树之形。”⁽¹⁰⁾这个园林规模较大，其中拥有各种楼台亭榭一百多座，并人工开凿了一条河流，河岸堆叠假山，模仿长江两岸的沿途自然风光，包括巴峡、洞庭湖、巫山十二峰、支流水系等，从而浓缩了万里大江的精华。李德裕酷爱珍奇的山石和花木，各地官员为了讨好巴结，纷纷进献，使得平泉庄中积聚了无数的奇峰怪石和珍花异树，被当时人看作“仙府”。李德裕本人曾经写过一篇《平泉山居诫子孙记》，要求自己的后代好好保存这些东西，“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以平泉一树一石与人者，非佳子弟也。”⁽¹¹⁾但实际上他去世后不久，平泉山居就被拆卖殆尽。

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关中蓝田县山林地区修筑的辋川别业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园林之一。王维本人崇信佛教，又擅长绘画，得到后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崇高评价。他所建的这座园林位于群山之间，原址为初唐诗人宋之问的别业，周围的峰岭像车轮一样呈环抱之势，又有河流萦回其间，因此被定名为“辋川”⁽¹²⁾。园中一共设有二十景，其中的华子冈是松林覆盖的山冈，斤竹岭是竹林茂盛的小岭，鹿柴是放养麋鹿的围栏，茱萸沜是遍植茱萸的沼泽地，这些景区大多以天然景物取胜，建筑数量不多，很有疏朗素雅的格调。王维官场失意后长期在此园居住，并和好友裴迪为辋川二十景分别作了一首五言绝句，其中王维《竹里馆》诗云：“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¹³⁾《鹿柴》云：“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¹⁴⁾裴迪《华子冈》诗云：“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¹⁵⁾“明流纡且直，緑篠密复深。一径通山路, 行歌望旧岑。”⁽¹⁶⁾王维还绘有《辋川图》（图1-1-11），成为中国美术史上的经典杰作，摹本众多。综合而言，辋川别业融园林、诗、画于一体，虽然景物早已不存，却一直名扬后世。

另一位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洛阳的履道坊居住，得散骑常侍杨冯故宅，将其改造为宅园，其《池上篇》云：“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龟居坎，不知海宽。灵鹤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吾前。时饮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乎其间。”⁽¹⁷⁾整座宅园占地17亩，其中房屋占1/3，水占1/5，竹子占1/9，园中除原有堂台、水池、竹木之外，还有新筑的粟廪（粮库）、书库、琴亭，并有西平桥、中高桥，白氏在园内安置了从不同地方携归的奇石、灵鹤、船舫、白莲、紫菱，并以友人所赠古琴、青石与友人所授的酿酒之法、《秋思》乐章为伴，尽享城市山林之乐。

陕西出土的唐代墓葬中有陪葬的唐三彩建筑模型，反映了一户三进院落的宅园格局（图1-1-12），其前院中央建了一座四方亭，后院后堂之前对称设有一个八角形的亭子和一个小型假山，山峰造型秀美，山下还有一圈小水池（图1-1-13）。可见即便是北方普通人家，也流行在庭院中进行园林化的布置。

唐代的文人经常把隐居看作一种故作清高的姿态，甚至作为做官之前博取名声的手段，称为“终南捷径”，一些文人造园幽居往往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但也有例外，比如布衣文人卢鸿一生坚持不出仕，是真正的隐士，他在嵩山东溪建有一座草堂，包含倒景台、樾馆、枕烟庭等景致，与自然山水完美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情画意和澹泊情怀，其从侄卢象咏东溪草堂诗云：“开山十余里，青壁森相倚。欲识尧时天，东溪白云是。雷声转幽壑，云气杳流水。涧影生龙蛇，岩端翳柽梓。大道终不易，君恩曷能已。鹤羡无老时，龟言摄生理。浮年笑六甲，元化潜一指。未暇扫云梯，空惭阮氏子。”⁽¹⁸⁾（图1-1-14）

五、宋金

唐末五代中国再次陷入纷乱，在洛阳和开封等地仍有不少高官修筑宅园，如杜威、袁象先、杨凝式诸园。

赵匡胤建立的北宋王朝重新统一了幽燕以南的版图。宋代是军事较弱而经济、文化发达的历史时期，文人的社会地位获得进一步提升。儒家理学、佛教禅宗和道家思想相互激荡，以文人为主体的诗词书画等艺术门类发展到新的阶段，由唐代的雄健风格转向婉约细腻，并富有思致哲理。社会各界普遍讲究饮食、服装、用具，流行饮茶、赏曲，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达到很高的水平，为私家园林的兴盛提供了坚实的土壤（图1-1-15）。

北宋时期关中地区的园林已经衰落，但以西京洛阳、东京开封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依旧集中了大量的私家园林。东京的皇家园林规模远小于秦汉隋唐，但精致的程度则大大超过前朝，在很多方面深受私家园林影响，典型如宋徽宗所建的艮岳，仿佛是文人山水画的立体再现。东京城内外分布着几十座私家园林，大多为贵族、官僚所有，诸如翰林学士范镇的东园、驸马都尉王诜的西园都是当时名人雅集的著名场所。其中最著名的一次雅集是元丰初年的西园雅集，以苏轼为首的文坛学士在驸马都尉王诜的开封府园中聚会，除二人外参加聚会的还有苏辙、黄庭坚、米芾、蔡肇、李之仪、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秦观、刘泾、王钦臣、郑嘉会以及道士陈景元和日本僧人圆通，共16人，极一时之选。与会的名画家李公麟曾经亲笔绘制了一幅《西园雅集图》（图1-1-16），米芾为此作《西园雅集图记》。这次聚会对北宋之后的园林雅集及相关诗文、绘画产生巨大的影响，历代多有模仿者，且多位画家以此为题留下画作（图1-1-17）。王诜本人也是著名的画家，有一些描绘北宋园林景物的画作流传至今（图1-1-18）。

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次第春容满野，暖律暄晴，万花争出，粉墙细柳斜笼，绮陌香轮暖辗；芳草如茵，骏骑骄嘶，香花如绣，莺啼芳树，燕舞晴空；红妆按乐于宝榭层楼，白面行歌近画桥流水；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踘疏狂；寻芳选胜，花絮时坠金樽；折翠簪红，蜂蝶暗随归骑。”⁽¹⁹⁾书中列举了王太尉园、孟景初园、麦家园、王家园、李驸马园、王太宰园、蔡太师园、童太师园、庶人园等园林名称，每逢春日，游人如织，登楼渡桥，荡秋千，观蹴鞠，饮酒赏曲，其乐融融。袁褧《枫窗小牍》亦载其祖居宅园：“余汴城故居近陈州门内蔡河东畔，居后有圃，乔林深竹，映带城隅。中有来鹤亭，王大父时有野鹤来栖，遂驯狎不去。苏子瞻有诗云：鸿渐偏宜丹凤南，冠霞披月羽毵毵。酒酣亭上来看舞，有客新名唤作耽。”⁽²⁰⁾

北宋洛阳的私家园林继承了历代名园旧址并有新的发展，园亭之盛，号称天下第一。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是一位文学家，他著有一篇《洛阳名园记》，记述了洛阳最有名的19处园林，其中18座属于私园性质，包括开国宰相赵普的宅园、仁宗时期宰相富弼的宅园、名臣司马光的独乐园、节度使苗授之的宅园以及环溪、湖园等名园。这些园林一般建筑数量不多，假山以土山为主，常以水池为中心，更多以各种花卉以及松柏、竹林等植物景观见长。诸园虽然大多属于官僚阶层，却表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而且定期向市民开放，兼有公园的属性，令人称道。

司马光的独乐园（图1-1-19）是洛阳名园的杰出代表。《洛阳名园记》记载：“司马温公在洛阳，自号迂叟，谓其园曰‘独乐’。园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其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轩者，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结竹杪、落蕃、蔓草为之尔。温公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慕者，不在于园耳。”⁽²¹⁾此园位于尊贤坊北阙，占地约20亩，中央位置建读书堂，堂南为弄水轩，轩内辟有小水池，通过暗渠引水，分五股注入其中，形如虎爪；又引水向北注入庭院中的水池，形如象鼻，成为富有动感的别致水景。读书堂的北面另有一个大水池，中央建岛，岛上的竹丛中掩映着一座名叫钓鱼庵的竹舍。池北有茅草顶的种竹斋，池东有采药圃和浇花亭，池西堆土山，山上有一座见山台，登此可以远眺城外远山。这座园林以“独乐”为主题，反映了深刻的哲理和通达的人生态度，被后世视作儒臣与文人园林的最高典范。

富弼宅园格局最为复杂，《洛阳名园记》载：“洛阳园池多因隋唐之旧，独富郑公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胜。……郑公自还政事归第，一切谢宾客，燕息此园几二十年，亭台花木皆出其目营心匠，故逶迤衡直，闿爽深密，皆曲有奥思。”⁽²²⁾园西为探春亭，中央建四景堂，南为通津桥、方流亭、紫筠堂，西设花木丛、荫樾亭、赏幽台、重波轩，北部为大片竹林，其中开辟土筠洞、水筠洞、石筠洞和榭筠洞；再北为丛玉、披风、漪岚、夹竹、兼山五亭，南为梅台，再南为天光台，竹洞东南为卧云堂；园内堆筑两座假山，山下以溪流贯通，登山可俯视全园。

洛阳的湖园园主不详，其中以大面积的湖池为中心，水中堆大岛百花洲，湖北建四并堂，以示并有“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大优点。湖岸周围分布桂堂、迎晖亭、梅台、知止庵、环翠亭、翠樾亭等建筑，分别与水面、树林、竹林、花卉相配合。湖园被李格非认为是兼具宏大、幽邃、巧工、苍古、水泉、借景六大特色的一代名园。

著名哲学家邵雍在洛阳尚善坊寓居，为宅园起名“安乐窝”。此园临近天津桥，水声琅然，北面可见皇宫门前的一对高大的门阙，园中有东西二轩以及沟渠、树林、松竹、芝兰，景致萧疏简朴，司马光《赠邵尧夫》赞曰：“家虽在城阙，萧瑟似荒郊。远去名利窟，自称安乐巢。云归白石洞，鹤立碧松梢。得丧非吾事，何须更解嘲。” ⁽²³⁾

北宋、南宋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分别有契丹所建的辽代、女真所建的金代与之长期对峙。五代后晋石敬瑭曾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因此辽代除了关外草原之外还占据了幽燕地区，并将幽州（今北京）定为南京，在城内外建造了不少行宫御苑，但其私家园林记载寥寥，仅知司徒郭世珍在漷县城北（今北京市通州区境内）建有一座独秀园。

金代灭辽与北宋，占领了辽代故土和关中、中原，将淮河以北的区域尽纳入其版图，以辽南京为中都，幽燕地区首次成为王朝的统治中心，皇家园林更盛，而私家园林数量也有所增多，例如中都城内的种德园、郊外的钓鱼台等，但具体景物不详。

金代著名学者赵秉文官至翰林学士、资善大夫、天水郡侯，在故乡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城内西北隅筑遂初园，与王氏趣园比邻，其《遂初园记》载：“园之地，广修三十亩有奇，竹数千竿，花木称是。其北循墙由菜园而入，老屋数楹，名其庄曰‘归愚’。”⁽²⁴⁾园中有闲闲堂、翠真亭、伫香亭、琴筑轩、悠然台、味真庵诸景，颇有清雅之气。

六、元代

金代晚期，蒙古崛起于北方大漠，先后占领了中都和汴梁，灭亡金朝，后来又吞并南宋，建立了南北统一的新王朝。元世祖忽必烈登上汗位后，在原金中都城的东北建造新城，并定名为大都。

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元大都的水系得到完善的整治，这不但保证了城市用水和水上运输的需求，同样也有益于园林的水景创造。朝廷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进一步改造大运河，使得大都与江南地区通过水路直接连通，极大地促进了幽燕、齐鲁地区与江南繁华城市的商业、文化交流，对这两个地区的园林发展也有重要的意义。

元代统治者把天下臣民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人数很少；第二等是色目人，主要包括来自西域的各少数民族；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金朝统治区内的汉族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第四等是南人，主要指原南宋统治区内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南方人总体上受到贬抑，加上有一段时期停止科举考试，导致传统文人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南方依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大都为中心的幽燕地区高度依赖通过海上和运河漕运运来的粮食和其他物资。

蒙古人原是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习俗。元大都将两大片天然湖泊纳入城市中心：南面为太液池，成为皇家宫苑；北面为海子，既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端，也是重要的风景名胜区。这为元明清三代私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绝佳的基础。元代的高官权贵以蒙古人和色目人为主体，人口虽少，却占有极多的社会财富，本身既有喜好自然风光的秉性，又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因此非常热衷于兴造园林。城内的名园有海子岸边的万春园和望湖亭、西城的丞相伯颜府园、东城的张氏柏溪亭等。

更多的园林分布在大都郊外，南郊的丰台和西南郊的玉渊潭地区成为别墅园林云集之地，其中最著名的私园是中书平章政事廉希宪的万柳堂。廉希宪是西域维吾尔族人，同时又是当时的著名学者，精通儒学，汉化程度很深，其所筑万柳堂临近玉渊潭钓鱼台，《长安客话》载其中“构堂池上，绕池植柳数百株，因题曰‘万柳堂’。池中多莲，每夏柳荫莲香，风景可爱。”⁽²⁵⁾水池周围种了大量柳树，还植有牡丹、芍药等名花几万株，号称京师第一（图1-1-20）。此外，东郊的董氏杏花园种了上千棵杏树，气魄非凡；城南郊的葫芦套、匏瓜亭都以“葫芦”为名，其中楼台掩映、池水涟漪，很有清高脱俗的趣味；王氏的水木清华亭、张氏的遂初堂、栗氏的玩芳亭也都拥有独特的池台花木之景。

大都的私家园林大多以“亭”为园名的代称，其中最重视植物景观和水景，往往大面积地种植柳、杏、榆等树种以及花卉，很少见到假山叠石的记载。这些园林经常向社会开放，宴游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是位于大都城内海子岸边的万春园，曾经是元代进士及第后的聚会之所，被比拟为唐长安的曲江池。

大都以外的北方其他地区私家造园记载不多。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考证元代蒙古、色目人的造园史实，列举了若干名园实例。这些名园大多位于南方地区而北方偏少⁽²⁶⁾，其中中原地区私家园林相对繁盛。如元代名臣纳延（迺贤）《金台集》记载有蒙古族官僚在嵩山下建别业爱莲堂，其孙张闾重修后改为“益清堂”：“闽海宪使哈鲁桓穆公归休嵩山之下，凿池引流，列植卉木，扁其燕处之堂曰‘爱莲’。公没，堂池逮废，其孙国子生张闾伯高谦恭好学，思继先志，乃复増葺而新之。国子先生陈伯敷易其名曰‘益清’。”⁽²⁷⁾又如汉族官员许有壬在故乡安阳西北郊洹水岸边营修圭塘别墅，其中设置十二景，著名文人欧阳玄所作《圭塘记》载：“圭塘者，中丞许公别墅之所营也。塘之上有亭、有堂、有台，而总曰‘圭塘’者。斯塘之景，可以都别墅之胜也。”⁽²⁸⁾这些名园同样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

蒙元时期保州（今河北省保定市）私家园林兴盛。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年），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张柔（1190—1268年）移镇保州，从城外引鸡距泉和一亩泉的水入城，修造了4座园林，元好问的《顺天府营建记》载：“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渊绵舒徐，青绿弥望，为柳塘、为西溪、为南湖、为北潭、为云锦……为园囿者四：西曰种香，北曰芳润，南曰雪香，东曰寿春。”⁽²⁹⁾行军千户乔维忠在城中有别业临漪亭，郝经的《临漪亭记略》载其景物：“台楼亭观，雄列杰峙者，岿如也。别流泝布，由千户乔候之第园而出。出而东则亭，亭则乔侯之别第也。面水者三，右池而左洄，屋重而庑列，鳞渌漪然，牓曰：‘临漪’。茂树葱郁，异卉芬茜，庚伏冠衣，清风戛然，迥不知暑。澄澜荡漾，帘户疏越，鱼泳而鸟翔，城市嚣嚣而得三湘七泽之乐，可谓胜地矣。”⁽³⁰⁾刘因的《游高氏园记》记录了元代至元年间保州高氏之园：“保旧多名园，近皆废毁。今为郡人之所观赏者，惟是。予暇日游焉，甚乐。园之堂，其最高敞者，尚书张梦符题为‘翠锦’。”⁽³¹⁾

七、明代

元末爆发农民大起义，群雄并起，朱元璋陆续消灭各路豪强，在南京称帝，建立明王朝。大将徐达等人率军北伐，将元顺帝驱回大漠，重新夺回了幽燕地区。明初以南京为首都，元大都被改为北平府，为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的封地。后来朱棣从这里起兵，以“靖难”的名义南伐成功，夺取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成为明成祖。成祖又改北平为北京，将首都再次迁回。

明代早期朝野上下都比较崇尚节俭，北京地区很少私家造园的记载。明代中晚期以后，园亭之风大盛，南北方均有大量名园涌现。明代北京地区的私家园林以外戚、功臣世家以及宦官这三类人的豪门园林为代表，其余官僚、文人园林居于次要地位。对此明末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称：“豪贵家苑囿甚夥，……盖太平已久，但能点缀京华，即佳事也。”⁽³²⁾清初《稗说》有载：“若城内得胜门之水关，后宰门北湖，⁽³³⁾其间园圃相望，踞水为胜，率皆勋戚巨珰别墅。”⁽³⁴⁾万历年间文人刘侗、于奕正合作撰写了《帝京景物略》，记述了北京地区很多私家名园。

当时北京的豪门园林首推西郊海淀的武清侯李氏清华园，该园修建于万历年间。第一代武清侯李伟是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的父亲，子孙袭爵，十分豪富。此园占地规模达到方圆十里，园中辟大湖，湖中以长堤划分成曲折的水面，乘船遨游其间，可以行驶十余里。其主要建筑包括挹海堂、清天白日楼、清雅亭等，亭台楼阁俱全，假山奇诡，更有“屿石百座，灵璧、太湖、锦川百计，乔木千记，竹万计，花亿万记。”⁽³⁵⁾清华园雄伟富丽，丝毫不逊色于皇家御苑，是北京豪门园林的典型代表，当时公认“李园雄拓以富丽胜”，同时“东南士大夫经游者，亦无不羡叹其结构之美”，有“绮艳绝世”之誉。

其余著名的豪门园林还有很多。元代的海子更名为什刹海，包含前海、后海和西海三段水面，岸边兴建了很多私家园林，其中包括定国公的太师圃、英国公的别业、大太监李广宅园等。这些园林大多与什刹海优美的自然风光充分结合在一起，十分注重借景（图1-1-21）。此外，东城有成国公的府园适景园、冉驸马的宜园、万驸马的曲水园，西城有宣城伯府园、英国公府园、冉驸马的月张园、外戚周奎府园，外城有李氏十景园，东郊有兴济伯杨氏的东郭草亭，南郊有大太监韦霦的韦公庄，西郊有万驸马的白石庄、惠安伯张氏的牡丹园、外戚郑氏的郑公庄等。

明代北京也拥有一些出色的文人园林。例如北京出生的著名书画家米万钟是当时公认的大艺术家，曾经在六合县担任知县，对园林有很高的鉴赏水平，他在北京城内外一共修筑了三座园林，包括什刹海岸边的漫园、西长安街的湛园以及西郊海淀地区的勺园。其中勺园是当时最著名的文人园，与李氏清华园比邻而居，规模约有百亩，其风格深受江南园林影响。全园四处皆水，以桥、堤划分串联，层次丰富，路径曲折，很有幽深的感觉。所有的堂轩楼台亭榭一律临水，朴素淡雅，宛如江南的水村小舍，并以定舫和太乙叶模仿江南的画舫式建筑。园中植物以柳树、松树、高树和竹子为主，水中植荷花，另有几株芭蕉，正所谓“亩宫之内，曲折备藏，有幽人野客之致，所以为佳。”⁽³⁶⁾当时著名的书画家吴彬和米万钟本人各自绘制过一幅《勺园修禊图》（图1-1-22），详细描绘了勺园的风光，至今仍令人神往。

北京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文人园还有大学士杨荣的杏园，园中种植了一大片杏林，其间点缀奇松怪石，成为当时大臣经常宴集的场所，画家谢庭循绘制《杏园雅集图》，后代有不同版本传世（图1-1-23）。著名文人吴宽的亦乐园、袁宗道的抱瓮亭以及李东阳的西涯都以素雅见长，也很受当时人推崇。

明代晚期的一些北京私园明显对江南园林进行模仿，除了前面提到的勺园之外，崇祯帝皇后周氏的父亲周奎、贵妃田氏的父亲田弘遇分别来自苏州和扬州，他们在北京所建的宅园完全保持江南风格，以幽曲深邃为特色，甚至连家里所有的佣人都从故乡征集。

明代大运河是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命脉，沿岸城市日益繁荣，私家园林的数量逐步增多，例如德州境内就有濯景园、尊水园、见可园、罗朴园等明代宅园。北京、通州一带也有不少富商，其中有一位姓祝的米商在北京崇文门外筑有宅园，规模很大，传说游览十日都不能走完。

明朝有“藩王之国”制度，也就是封了王爵的皇子成年后必须去封地居住而不能留在北京。一些藩王在封地修建很豪华的花园，例如太原的晋藩除了王府花园之外，还陆续在城内外建造了靖安园、远溪园、河东园、熙景园等园林。当时的太原还有不少其他私家园林，例如桂子园、日涉园、艮园、傅氏园、郝氏园、晋溪园、可蔬园等。

八、清代

明末的北京朝廷陷入巨大的内忧外患，山海关外的满清多次入侵，关内的北方大片地区流寇四起，幽燕、关中、中原和山东很多名城都饱受蹂躏，私家园林也遭到很大破坏。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明朝随之覆亡。同年清兵入关，先后扑灭各路起义军和南明残余势力，建立大清帝国的宏伟版图，仍以北京为首都。

清代是中国古典园林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时期，江南、岭南、闽台地区都有很多新园林兴筑，北京、天津和山东地区也出现新一轮的造园热潮。

从康熙中叶开始，天下逐渐平定，经济复苏，康熙帝开始在西郊陆续兴建香山行宫和玉泉山澄心园（后更名为“静明园”），后进一步利用明代武清侯李氏的清华园旧址修筑畅春园，从而掀起了清代皇家园林建设的第一次高潮。与此同时，北京私家园林的建设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内城以王公府邸花园和满族高官宅第花园为主，例如礼王府园、郑王府园、裕王府园、大学士明珠宅园等；外城以汉族官僚的宅园为主，最著名的是文华殿大学士冯溥的别业万柳堂和保和殿大学士王熙的宅园怡园。这两座名园都曾经由江南造园大师张然参与设计，万柳堂风格比较素雅，怡园则以宏敞富丽著称，两者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韩菼《万柳堂记》描绘万柳堂风光：“都城东南，地颇闲旷，凌埃氛，接平远，无邑居之剧，有物外之趣。相国始平公理政之暇，常往游而乐之。经始弃壤，收涵胜概，疏决剪剔，辟园其间，名之曰‘亦园’，而名其堂曰‘万柳’。……堂三面环以堤，堤皆植柳，今已成行，茂密可爱。由堂以望，天碧野绿，混若未了。清风时来，飘然空际。堤旁凿池，引泉周于堂隅，或盩或洑，若玦若縠，植以芙蕖，泳以鯈鱼。其坻可竿，其步可船。幽幽然，潨潨然，若不知所届也。杂莳花药、果蔬之属数十畦，引井分沟，高下溉之，均节水势，不啮不淫，皆顺地阞可师法。凡园之所有，如是而足，不架危，不缒幽，不设藩，无崇台延阁之侈，无雕镂金碧之华，取寓意而已。”⁽³⁷⁾李良年怡园宴饮诗云：“为园好手来三吴，指挥整瑕走万夫。天机自发非规模，鸠工五月浑须臾。眼中位置一一殊，缭以周垣屏尘污。取径蜿折何旋纡，坡陀有角山有嵎。” ⁽³⁸⁾

自康熙中叶畅春园建成后，康熙帝长期在此居住并处理政务，有不少王公大臣为了上朝的方便和自身的游乐要求，纷纷开始在离宫周围修建自己的郊园别墅，京西海淀一带形成了庞大的园林群，其中包括皇三子胤祉的熙春园、皇四子胤禛的圆明园和大学士明珠的自怡园。胤禛后来继位成为雍正帝，把圆明园扩建为新的皇家园林；自怡园由江南造园大师叶洮设计完成，规模很大，其中设有二十一景，堂榭亭廊、湖港塘洲俱全，在当时郊外的私家园林中首屈一指，查嗣瑮《自怡园看荷》诗咏其景色：“帝城何处是韶华，独乐园林静不哗。分得玉泉千斛水，赐来太液一奁花。云霞偶托公如寄，烟月无私客似家。忽忆江南烟棹晚，采莲歌断月初斜。”⁽³⁹⁾

乾隆帝继位后，进一步大力兴建皇家苑囿，很多贵族、官僚也加以效仿，北京私家园林的数量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西城的郑王府惠园于乾隆时期进行改造扩建，成为京师最优美的王府花园（图1-1-24），钱泳《履园丛话》载：“惠园在京师宣武门内西单牌楼郑亲王府，引池叠石，饶有幽致，相传是园为国初李笠翁手笔。园后为雏凤楼，楼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树之间，其后即内宫门也。”⁽⁴⁰⁾果亲王府花园以岛屿和假山模仿镇江金山和南京燕子矶，成为摹拟江南名胜的重要实例（图1-1-25）；贝子弘暻府园中辟有长河土山，构成冈阜连望、溪河萦绕的如画境界。

西郊圆明园周围兴建了更多王公大臣的赐园和私园以作屏卫，最著名的是权相和珅的十笏园，规模超过500亩，园中有大片湖面，并采用与圆明园蓬岛瑶台类似的手法点缀岛屿亭榭；其余诸王公的自得园（图1-1-26）、春和园、鸣鹤园、蔚秀园等，均充分利用海淀地区特有的水泉条件，构筑出各具特色的胜景佳境。

乾隆年间问世的古典小说名著《红楼梦》对园林有生动描写，其中的大观园（图1-1-27）借鉴了南北方若干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景致，突出反映了很多北方王公府园和官僚宅园的特点。《红楼梦》流传天下，家喻户晓，成为戏曲、年画和工艺品的重要题材，对于普及造园艺术有很大的意义。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国势渐衰，北京的私家造园也有衰落迹象。江南河道总督麟庆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购得东城半亩园并加以重建，使之成为京城一代名园（图1-1-28），《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有载：“宅第之园，当以弓弦胡同完颜氏之半亩园为最负盛名，缘山池皆李笠翁所造。道光末年，麟见亭河督得之，增修后半部，尤为深秀之致。”⁽⁴¹⁾

咸丰年间，面对列强侵略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清廷更为疲敝。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大肆焚掠圆明园等西郊皇家园林以及周围的王公园林，导致北京园林遭到极大破坏。

同治、光绪年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度重用汉臣、兴办洋务，国势略有缓和，有所谓“中兴”之象。光绪时期朝廷拨巨资重修西苑和颐和园，京师随之兴起了园林建设的高潮，许多王公大臣开始在西郊修复或重建花园。城内的恭王府园（图1-1-29）和醇王府园也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或重修。这次热潮仅仅是一次回光返照而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京城园林再遭重创，从此彻底走向没落。

清代的北京私家园林受到江南的影响更大，半亩园、述园、桂春宅园、那家花园（图1-1-30）的空间、水景都含有明显的江南韵味。同时，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北京私家宅园明显受到洋风的影响，园中更多出现西式风格的建筑和景观设施，一些权贵的宅园中开始建造洋楼、洋亭，设置喷泉，采用西式栏杆和雕饰图案，但这些还没有成为普遍风气。

康熙年间朝廷开始在热河（承德）经营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同时也在离宫周围建造一些王府赐园，例如皇四子胤禛的狮子园北依狮子岭，南临河道，巧妙利用地形高差，分设正殿、乐山书院、片云舒卷、护云庄、群山环翠、戏楼、芳兰砌、水情月意澄怀、松柏室、秋水涧、草房、法林寺、妙高堂、龙王庙等景致，层层叠加，参差穿插，堪称山地园林的优秀范例⁽⁴²⁾（图1-1-31）。

清代中叶运河漕运达到最盛的地步，北段的济宁、东昌（今山东聊城）、德州、临清、天津等地商户云集，繁华近于江南，私家园林星罗密布。

明代永乐年间在北京东南海岸设天津卫，清代天津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都市，盐商巨富辈出，城内外先后修筑了几十座私家园亭。清初天津的名园有问津园、一亩园、南溪、问莲浦、帆斋、杞园、依绿园等。雍正元年（1723年）始建的水西庄（图1-1-32）是津门第一名园，园主查氏为大盐商，家资豪富，又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喜欢结交文士，经过前后三十多年的经营，在运河北岸筑成一座以水景著称的大型园林。这座园林除了主园之外，还包括屋南小筑、小水西、介园三处附园，其间池沼、沟渠纵横交错，山冈丘壑连绵起伏，很有自然风致；建筑类型极为齐全，除了常见的厅轩楼榭之外，还有画舫、牌坊、河神庙等特殊建筑；植物种类也非常丰富。此园成为运河沿岸南北交流的重要场所，很多名士骚客曾经在此盘桓，乾隆帝也曾四次驻跸。清代中叶天津有萧闲园、一柳园、寓游园等，晚清又有李氏荣园（图1-1-33）、逋园、石家花园（图1-1-34）等私家园林。其中荣园位于天津城南十二里，是津门大盐商李春城的别墅花园，始建于清代同治二年（1863年），总面积约200亩，规模宏阔，以丰沛的水景见长，当地传说有模仿西湖之意，园中建筑数量较少，视野开阔。

山东济宁，人称“小苏州”，清代曾有八大名园，其中一座荩园号称“尘世蓬瀛”，至今仍留有部分遗迹。济南、潍坊、青州等城市虽然不在运河沿岸，却也相当繁华，同样拥有不少文人、富商花园，重建于光绪年间的潍坊十笏园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图1-1-35）。

清代晋商票号遍及天下，晋中太原、太谷、祁县、平遥、榆次尤为晋商最集中的城市，不少富商在大宅院中修建小花园，成为富有情趣的壶中小景（图1-1-36）。也有一些富商在城郊修建大型庄园，例如榆次的常家庄园，规模宏阔，含有大量的庭园和亭台楼阁，雕梁画栋，竭尽奢华之势，可惜1949年后大半被毁，现存者多为近年重修（图1-1-37）。太原郊外著名风景区晋祠附近曾有东园、潜园、桃园、孙家别墅等私家园亭。山西许多村落宅院中也散布着一些花园。例如介休县张壁村现存之宋桂兰宅的西侧就保留着一个独立的小园，面积约260平方米，其中辟有溪流，种植古树（图1-1-38）。

关中、中原地区的私家园林仍呈衰落之势。河南巩县康店镇的康氏家族修筑了一座庞大的庄园，人称“康百万庄园”，其中部分宅院布置了山石花木，略有园林之趣，但景致比较简单（图1-1-39）。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北方很多地区经济趋于落后，晚清盐务改革、停止运河漕运导致运河沿线的城市也走向衰败，私家造园的数量和水平都大不如前，很多原有的名园先后毁于战乱、自然灾害或其他人为破坏，使得整个北方地区私家园林的存世数量远远少于南方，逐渐湮没无闻，完全无法与历史上的盛境相提并论。

清末民初，北方一些通商口岸城市受到外国殖民势力和西方文化的较大影响，青岛、天津等地随之出现了一些纯粹西式风格的花园洋房，与中国传统园林迥异，也有一定的特色，但并非主流，限于篇幅，本书对此从略。

（贾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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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俊英，译注. 诗经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79.

(2)　赵晓峰，王其亨. 先秦时期中国私家园林寻踪[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0）：312-315.

(3)　（晋）葛洪. 西京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4)　（晋）葛洪. 西京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8.

(5)　（南朝宋）范晔. 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34，梁统传.

(6)　（晋）石崇. 金谷诗序[M]／／（明）梅鼎祚. 西晋文纪. 清代乾隆年间文源阁四库全书本，卷5.

(7)　（北魏）杨衒之，著. 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100.

(8)　（南北朝）庾信，著. （清）倪璠，注. 庾子山集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卷1，小园赋.

(9)　（唐）张鷟. 朝野佥载[M].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

(10)　（唐）康骈. 剧谈录[M]. 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34.

(11)　（唐）李德裕，著. 傅璇琮，周建国，校笺. 李德裕文集校笺[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570.

(12)　辋：指车轮周边的圆框.

(13)　（唐）王维. 辋川集·竹里馆[M]／／（清）玄烨. 御定全唐诗，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28.

(14)　（唐）王维. 辋川集·竹里馆[M]／／（清）玄烨. 御定全唐诗，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28.

(15)　（唐）裴迪. 辋川二十首·华子冈[M]／／（清）玄烨. 御定全唐诗，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29.

(16)　（唐）裴迪. 辋川二十首·斤竹岭[M]／／（清）玄烨. 御定全唐诗，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29.

(17)　（唐）白居易. 白氏长庆集[M].北京：文选古籍刊行社，1955，卷69，池上篇（并序）.

(18)　（唐）卢象. 家叔征君东溪草堂二首[M]／／（清）玄烨. 御定全唐诗.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22.

(19)　（宋）孟元老，著. 邓之诚，注. 东京梦华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2：176.

(20)　（宋）袁褧. 枫窗小牍. 卷下[M]／／上海古籍出版社. 宋元笔记大观.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69.

(21)　（宋）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4-15.

(22)　（宋）李格非. 洛阳名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

(23)　（宋）司马光.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卷9，赠邵尧夫.

(24)　（金）赵秉文. 滏水集[M].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3，遂初园记.

(25)　（明）蒋一葵. 长安客话[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59.

(26)　陈垣. 元西域人华化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27)　（元）纳延. 金台集[M].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

(28)　（元）欧阳玄. 圭塘记[M]／／（明）贺复征，编. 文章辨体彚选，卷604.

(29)　（金）元好问. 遗山集[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卷33，顺天府营建记.

(30)　（元）郝经. 陵川集[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卷25，临漪亭记略.

(31)　（元）刘因. 静修集[M]. 清代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0，游高氏园记.

(32)　（明）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10.

(33)　后宰门北湖：指什刹海.

(34)　（清）宋起凤. 稗说（卷4）[M]／／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273-275.

(35)　（清）孙承泽. 天府广记[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574.

(36)　（明）薛冈. 天爵堂文集笔余（卷3）[M]／／谢国桢. 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275.

(37)　（清）韩菼. 有怀堂文稿[M]. 清代康熙四十二间刻本，卷8，万柳堂记.

(38)　（清）李良年. 秋锦山房集[M].清代康熙三十五年刻本，卷6，大司马王公招饮怡园同陆翼王、毛大可、邓孝威、陈其年、田髴渊、朱锡鬯、周起辛分赋.

(39)　（清）查嗣瑮. 查浦诗钞[M]. 清代康熙间刊本，卷7，自怡园看荷二首.

(40)　（清）钱泳. 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79：520.

(41)　崇彝. 道咸以来朝野杂记[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96.

(42)　王世仁. 图说清代热河狮子园[M]//王贵祥，贺从容. 中国建筑史论汇刊. 第5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28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