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证研究

1．研究范围

从时代背景、主要城市建设实践等方面进行划分，本文以近代为时间阶段，将近代张家口城市建设分为三个时期：较为封闭的军事堡垒（1840—1901年）、京张铁路促进下的城市建设（1902—1932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市建设（1948—1952年），1933—1947年为城市建设暂停时期，本文将其纳入到第二阶段中。1950—1952年虽不属于近代的时间范围，但其处于新中国成立后与撤销察哈尔省期间，故纳入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本文研究的空间范围以《张家口市街图》范围为空间依据，包括桥东区和桥西区。

2．空间句法数据计算

依据近代张家口城市空间特点，清水河和京张铁路对整个城市结构具有划分作用，因此考虑桥的空间联系功能。此次计算中沿用平面道路绘制空间句法轴线的方法，严格遵循最少的轴线和最长的轴线分割城市空间的原则，并对生成的轴线图进行复核验证，确保没有独立的轴线存在，最后计算空间句法变量并生成空间集成度轴线图。不同时期张家口城市空间整体集成度轴线图，如图2～图4所示。

3．因子分析

1）空间集成度分析

如图2所示，1852—1901年张家口城市建设的空间句法结构，集成度较高的轴线为两个堡垒的连接道路，社会活动较为密集；堡子里虽有较多的路网，但没有集成度特别高的轴线，说明其空间较为封闭，其中的人员活动较为单一；来远堡周边的轴线较少，轴线的集成度也更低，说明其职能更为单一；两个地块的中间区域为集成度较高的空间，说明商业等活动集中于此，社会活动多样。整体分析这三个中心区，每个中心辐射能力都较弱，无法兼顾整个城市，在城市发展要求下，其空间结构容易被重构。

历史发展中，从鸦片战争至20世纪初，张家口还是一个封闭的城市，城市核心区分成三个部分，主要集中在堡子里、来远堡内部以及古宏庙一带，呈现多中心的布局，与空间句法计算结果相一致，同时商业集聚区比军事区的集成度高，这也与商业活动相适应。

如图3所示，1902—1947年张家口城市建设的空间句法结构，城市空间延续前一阶段集成度较高的轴线向外扩展，逐渐形成了一个整体，此类的扩展必然促进整体集成度的提高，也有助于社会空间的发展。整合度较高的轴线表现为前一阶段三个区域之间连接的道路，古宏庙区域借助之前的高集成度轴线，不断向外扩展，随着周边高集成度轴线的增加，逐渐成为整合度核心区域，成为商业等公共活动的主要空间。来远堡和堡子里集成度变化不大，说明其社会功能仍然比较单一，空间较为封闭，不适合开放的商业空间。清水河沿路的开辟，张家口增加了一条南北向控制力较强的城市干道，加强了古宏庙地区的整体集成度值，此区域在整个系统中的可达性提高，将社会活动范围引向东边。但是，来远堡区域附近的集成度未发生重大变化，整个区域呈浅灰色显示，对张家口北部区域的带动不大，其社会职能任然比较单一。通过比较整体集成度，可以看出北部地区到达城市其他空间的便捷程度远远不及堡子里一带，张家口的集成度核心区物质空间重心集中在中部及南部。这影响了当今张家口城市格局的发展方向——南扩，如今张家口南部形成的新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即为实证，进一步引导城市重心南移。张家口中部区域新建的道路主要集中在之前集成度较高的明德路附近以及火车站区域。集成度较强的空间单元主体未发生大的改变，城市内人流分布最密集，使用频率最高的空间单元依旧集中在古宏庙、火车站和堡子里区域，但新增的路网使得整个城市空间更为便捷。

历史发展中，20世纪30年代，由于京张铁路的通车，带动了桥东区的发展，导致京张铁路沿线街区的不断完善，奠定了近代张家口桥东区街道的网络。桥西区三个核心区的联系也在加强，完善了空间结构。由于路网格局的影响，京张铁路沿线成为桥东区绝对的主导控制力量；明德路成为桥西区的主导控制力量。火车站区域逐渐发展成为与堡子里和古宏庙区域同等级的城市商业核心区。这与历史发展相对应：1908年，张家口第一个经营房地产的企业——怡安有限公司创办，在今张家口北站附近兴建桥东大街、怡安街、东安大街、宣化路一带的上好住宅房屋6000余间，经过几年建设形成了完善的街区。与空间句法计算结果相一致。

如图4所示，1948—1952年张家口城市建设的空间句法结构，轴线图的集成度较上一阶段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每个区域的轴线颜色变化不大，集成度变化不明显。社会活动较为活跃的区域依然集中在古宏庙附近，来远堡和堡子里社会活动没有较大变化。随着桥的兴建，桥东区和桥西区靠近桥位置的空间集成度有所提高，引领商业活动向此区域延伸。

1948年之后的张家口街道系统，经过两次解放后的小规模建设，整体上延续前一阶段京张铁路影响下建设时期的空间格局，进行小规模的完善。就市区整体空间而言，明德路依然是张家口控制值和集成度值最高的空间单元，随着新桥的修建，京张铁路沿线的控制值也有所提高，保持着对张家口火车站区域的绝对控制力。武城街地区也成为几个集成度较高的街道交汇处，增强了城市中心的句法结构，事实上该地区慢慢成为张家口旧城区的商业中心。建国路、胜利路及其支路加强了张家口东南部区域的可达性，这部分地区集成度较前期有较大的提高，提升了该地区空间单元在桥东区的地位。与空间句法计算结果相一致，同时军事区的社会职能变化不大，商业空间占据集成度较高的空间。

2）空间集智能度分析

本文通过depthmap平台计算近代张家口空间句法轴线的参数，并生成Integration Rn-R3关系，以散点图的形式表达出来，分析空间轴线整体集成度Rn-R3的关系。

如图5所示，1840—1901年张家口城市空间分布较为均匀，集中在堡子里、来远堡及古宏庙地区，但R2值仅为0.051，区域之间的可及行性较差，说明整体空间智能性很低，可识别性较差，这与三个区域相互独立，且以较为封闭的防御职能相对应，但此种低智能度的空间结构必然进行自我完善，加强各区域之间的可及性；由于明德路及清水河沿岸为开放空间，且各地区范围较小，视线所及范围可以延伸过去，实际中会缓解这一状况。

如图6所示，1902—1947年张家口城市空间Integration Rn-R3散点图R2值为0.207，整体空间的可理解性较前一阶段有了较大的提升，尤其是桥西区，来远堡、古宏庙和堡子里三个区域之间有了密切的联系，可及性增加，由局部空间感知整体空间能力较高，可识别性提高；桥东区自身发展也较为完善，但由于清水河的阻隔作用，使得张家口整体空间的R2值降低，随着城市的发展，联系桥东区和桥西区的桥必然增加，以提高整个城市空间的智能度。

如图7所示，1948—1952年张家口城市空间Integration Rn-R3散点图R2值为0.232，较前一阶段又有所提升，可理解度增加。轴线的高集成度集中在散点图前2/3的区域，核心轴线集中于明德路、清水河沿路等空间，虽然高集成度空间结构分布较为均匀，但其对周边空间带动能力较弱，也容易形成可理解性较差的区域。

近代张家口城市空间的整体智能度由低到高不断完善，但整体较低，甚至低于较低理解度的0.5，这与张家口的防御职能密切相关，虽然鼓励商业的自由发展，但由于军事需要也有很多的限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城市的自由发展；同时，由于经济、政治、架桥技术等因素的限制，桥东区及桥西区的联系较弱，使得整体城市的智能度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