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维新兴学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对日割地赔款，又一次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维新派认为洋务运动只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试图效法明治维新，在中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自上而下推行改革，以救亡图存。维新派认为维新办法，必须从废科举、兴学校做起。1896年，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明确地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康有为也向光绪帝指出“当此绸缪未雨之时，为兴学育才之事，若追亡救火之急，犹恐其不能以立国也”。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给清政府的《请推广学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议设立“京师大学”。1898年7月3日，光绪皇帝批准了总理衙门上奏的《筹办京师大学堂并拟开办详细章程》，并委派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筹备京师大学堂。中国第一所中央直接创办的大学堂正式成立。作为与旧时中央官学同等地位的最高学府，光绪帝在批准设立京师大学堂时就要求：“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宏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才。”“戊戌政变”后，新政基本废止，唯大学堂因其为“培植人才之地”得以幸存，成为维新变法的唯一硕果。京师大学堂不但是一所高等教育机构，而且是一所类似国子监的教育管理机构，可以管理各省学堂。正是这种领导地位，促使清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校园，以在国内做出表率。虽然由清政府直接筹办，但京师大学堂自成立起，其教学的价值取向就与传统中央官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其大学章程中明确规定教学内容中西并重、观其会通，造就通才，发明新理。1910年，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分为经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理科）、农科、工程科、商科等分科，形成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1912年，国民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总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

京师大学堂初建时校舍布置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硕和嘉公主旧邸（图1-4、图1-5）。1900年，校园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1902年，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他认为学校扩大规模后，现有校舍规模不足以容纳未来学堂的发展。而且，作为朝廷直接开办的大学，如果没有很好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声誉影响很大，无法向世界展示变革与图强的雄心。很多地方学堂的规模都强于京师大学堂，现有校园建筑也无法为地方做出表率。京师大学堂进行了又一次扩建。

图1-4 和硕和嘉公主府改为京师大学堂校舍后内景

图1-5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原公主府梳妆楼）

京师大学堂的校园规划结构基本延续了公主府原有格局，并根据建筑不同功能进行了清晰的功能分区（图1-6）。校园西侧为学生宿舍，从布局的建筑设计都参照了书院建筑。东侧为学校操场，以解决原公主府地块没有体育教学设施的问题。中部区域为教学区，通过不同方向的轴线组织，将旧有建筑和新建建筑有机结合为一体。新的大学堂在充分利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布置出两条平行的南北向轴线。校园正门是原公主府大门，为五间三开大红门。校前区由倒“凹”字形平房围合，形成校园与城市的缓冲空间。北面正中穿堂间连接了一条将教学区分为东西两部分的道路。入口轴线自此道路分为两个独立的分轴线，各自具有不同的规划结构与建筑风格。中央道路西侧是原公主府建筑的主轴线，是典型的纵深发展的院落式布局，南侧就是后来作为大讲堂的公主府银安殿，轴线的尽端则是由二层的公主梳妆楼改建而成的藏书楼，与中国传统书院讲堂——藏书楼的空间序列关系基本一致。道路东侧新建两栋建筑，南侧是后来的数学楼（南楼）。北侧为一栋平面接近“工”字形的建筑，作为生物馆（北楼），其主体采用了朴实无华西式风格，局部以柱式加以装饰强调。大礼堂前设计了一方形广场，与数学楼形成一东西向次轴线，将两条平行主轴线联结为一体。1923年，李四光先生担任二院庶务主任期间，亲自带领学生对大礼堂前主广场进行了环境设计，在纵横两条轴线的交点建造了荷花池及其上的日晷，点明了空间主题（见图1-7）。总体而言，京师大学堂对于新旧建筑共存的建筑群体规划处理的还是恰当的。考虑到校园新旧建筑结合的特殊情况，这种别出心裁的轴线空间组织很好地结合了基地条件。它既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中西多元文化共存的历史现状，也是京师大学堂“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办学理念的一种体现。

图1-6 京师大学堂总平面图

图1-7 大礼堂前广场望数学楼和生物楼

现存京师大学堂“数学楼”是校园中保存最完好的建筑（见图1-8、图1-9）。大概是为了表现变革图强的决心，这座二层砖木结构的教学楼采用了西方古典主义的建筑风格，被称为“大洋楼”。建筑总高11.45米，每面长27.05米，内部十字形走廊将平面划分为每层四间方形教室。建筑四周均以拱廊形成外廊，四面等高不等跨的共36个拱，形成了连续的韵律感，后退的内廊在立面上形成了强烈的光影效果。建筑采用灰色清水砖墙，使建筑融入北京城民居的主色调。拱与拱之间装饰有精美的以动、植物为主题的砖雕，二层排水孔设计成为铜钱样式，这些细部处理都给单调的建筑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见图1-10）。虽然建筑本身采用洋风，从材料到装饰，中国的元素依然有意识无意识地渗透其中。

图1-8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

图1-9 京师大学堂数学楼立面

图1-10 数学楼拱廊细部

1902年8月，张百熙主持上奏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关于高等教育的部分中，规定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即大学本科）、大学院（相当于研究生院）三级。并规定分科大学共设七科三十五目，基本类似于今天大学的学院和系。1903年6月，修订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分科又增加经学科。1905年，“学务大臣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到，“查奏，定大学堂章程分列八科，目前骤难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以备大学预科及各省高等学堂学生毕业后考升入学。此外四科，依次建置”，“大学堂规模宜求完备合法……自应照章兴筑，以免临时贻误”。［1］为设置分科大学，奏折还建议在德胜门外原举行武举会试的演武场择地兴建新的校舍。

甲午战争后，经明治维新而国力日盛的日本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维新派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师来改造中国，很多忧国忧民的青年希望赴日学习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强盛的方法。而且由于“文字较近，课程较速”，“传习易，经费省，回国速，较之学于欧洲各国者，其经费可省三分之二，其学成往返日期可速一倍”，日本逐渐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自1896年起，清政府开始派学生赴日留学。1903年张之洞奉诏拟定《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进一步促进了留学的热潮。1905年废科举后，赴日留学达到了高峰，1906年达八千人之多。此时日本高等教育对中国的影响力较美国更大，日本的大学也自然成为京师大学堂首选的建设范本。梁启超最初起草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就曾“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总理衙门奕劻等奏办大学堂工程折》中也提到“臣等奉命承修大学堂工程，业经电知出使日本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规制广狭、学舍间数，详细绘图贴说，咨送臣衙门参酌办理”。

但由于种种原因，分科大学的建设迟至1908年才开工。此时，预科学生即将毕业，如不加紧建设，校园建筑将不能满足使用要求。1908年7月《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中，提出对德胜门外新校址“详细勘估，圈筑地基，绘具图示，分建各科大学”。并认为建校应积极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新思想，提出“分科大学现拟开办，兹当图始之时，举凡审定规制，建筑堂舍，厘定学科各事宜，极为繁重，亟应派员出洋考察，以资参政”，并建议派在学堂理事的官员“拟即派遣前往日本考察大学制度，其一切建筑设备事宜，亦即详细调查”。最终选定的建筑师是日本近代建筑师真水英夫。且由此奏折可见，开始建筑设计应该是1908年7月后开始进行的。真水英夫1892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896—1902年在文部省任职期间曾赴美考察，在华工作期间著有《天津志》。真水英夫任日本驻华使馆建筑师时，曾主持设计与建造北京日本公使馆新馆，采用了具有明显西洋特征的设计手法。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建设的年代，墨菲、凯尔斯等西方建筑师还没有开始在中国的设计实践中崭露头角，梁思成、刘敦桢、杨廷宝等建筑大家也还未成长起来。而此时正值赴日留学的高峰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庚款办学还未开始，日本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正值最高峰。选择熟悉中国的日本建筑师设计京师大学堂的建筑，应该也和墨菲设计清华学堂一样，是一种对当时最高设计水准的追求。

由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将大学堂办学费用移作军费。由于新校舍未完工，学校并没有迁入，但完成的教学建筑的设计质量还是很高的。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建筑为两层，采用砖木结构与坡屋顶。建筑风格为混杂了多种西式建筑处理手法的折衷主义风格，立面构图别有新意，虽手法混杂，但比例处理较恰当。墙面采用灰色清水墙面，与京城建筑的主色调相协调，局部饰以红砖，以打破灰色调的沉闷。相比而言，中间的理科与经科楼，细节处理丰富，两侧的文科楼等建筑则相对简单。外墙材料以砖为主，即使是复杂的古典建筑构件也由砖砌筑后磨成，以砖材料来模仿石材建筑的局部处理，显得建筑细部非常丰富。

庚子国变后，满清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庚子新政，其改革举措比1898年的戊戌变法更广更深。在文教领域，维新派关于教育制度改变的主张不同程度得以延续。1902年起，改文科，废武科，废八股文体。1905年，废除实行了两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代之以西方的学校制度，由此产生了出国留学的高潮。1902，清政府下令，全国各省改书院为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奏的《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是中国系统化的学堂制度的开端。它将学堂教育分为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和初等教育三大级别，七个等级。改变了过去中央设国子监，地方设书院，通过科举选拔人才的教育体系。虽然1895年北洋大学堂已经建立，这一制度的颁布为近代官办大学提供了政策上的依据。1903年，张之洞、张百熙会同荣庆修订并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进一步完善了新式学堂的教学体制与教育思想。虽然这一学制依然提出“无论何等学堂，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西学淪其智识，练其艺能”，教育本质上仍为以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为核心，但近代教育的大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近代大学在新式学堂的基础上不断成长起来。例如，南京大学与东南大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三江师范学堂（后改称两江师范学堂，见图1-11）就是为学校培养师资而成立的。这些晚清时期，政府自上而下兴建的学堂或大学，从教学理念、内容与学制上，都与传统官学与书院有很大的差异，校园建筑也以新风格居多。除利用现有建筑外，洋务派与维新派建立的校园建筑无不选择以折衷主义居多的西洋风格，以求彰显破旧立新的决心。而反观西方教会建立的学堂与大学，则更为理性与冷静，多选择中国传统样式，以更加容易获得社会的认同。

图1-11 1909年落成的三江师范学堂“一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