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文字狱的兴起

时间：明初

文字狱是为维护和强化皇权而采取的文化专制手段，不少知识分子因此而丧命。在中国传统社会，虽然强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可是，知识分子却从来没有逃过统治者的屠刀，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明清时代严密的文网，动辄就有几十甚至上百人因文字而被杀。

政治控制，屡兴大狱

在中国一脉相承的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历来都是备受尊重的，士大夫人格独立，言论自由，可以与天子“坐而论道”, “分庭抗礼”，以致有“刑不上大夫”的成规。可惜这种政治传统在宋代发展到了极至，却也直接导致了宋代在军事上的积弱。朱元璋登基后，总结前代经验，一反传统，对士大夫采取严密的措施，充分利用宋代中后期朱熹关于君臣纲常的政治伦理，强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对于不合作的知识分子，采取了非常残酷的打击措施。

在素有“人文渊薮”之称的苏州，文化繁荣，才俊辈出。元末占据这里的是张士诚。张士诚广召名士，优待文人，江浙一代的知识分子为了逃避战乱都依附于张士诚，一时间，形成文人汇聚、文风昌盛的局面。明朝建立后，吴中士人仍然尊称早已败亡的张士诚为“张王”，拒绝和新朝合作，因此饱受摧残，驰名诗坛的“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竟无一人能免于毒手。高启曾对着鸟雀悲叹道“不须羡彼珍禽羽，翩翩高集珠树林。一朝身陷虞罗里，回首空城不如尔”，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恐惧交汇出明初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不久，高启就被毫无人道地处以腰斩。

文人的灾难

更加可悲的是，很多知识分子不是死于控制思想的政治目的，而是死于朱元璋阴暗的猜忌心理。

在打江山的时候，朱元璋礼贤下士，在身边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文人。以刘伯温为代表的这些士人，为大明江山的建立屡出奇谋，屡建奇功。能够吸引、团结这些士人为己所用，成为朱元璋在元末群雄割据的混乱时局中脱颖而出、取得最终胜利的法宝。然而在政权建立后，与残害功臣相应的，朱元璋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大兴文字狱。

在骨子里，朱元璋是仇视知识分子的，这种仇视来自朱元璋的自卑。他会记得自己在当游方和尚时，穿着破旧的衣衫四处化缘，经常遭人辱骂，而那些骂他的达官贵人都是知识分子。同时他也是轻视知识分子的，在参加农民起义军之后，他四处征战，多少显贵一时的高官文士都命丧在他的马蹄之下。再加上朱元璋幼年失学，没有受过什么文化教育，对传统礼教更是嗤之以鼻，他不在乎什么“以德服人”，只相信武力，因此在他日后的施政中才会不断地用跪对、廷杖、文字狱来滥施淫威。

一朝登上万岁宝座，作为一位由社会最底层升至社会最高层的皇帝，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尊，对有些字眼非常敏感，常把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看成是莫大的耻辱。

朱元璋虽然为人聪慧，在戎马倥偬中不断向周围的文人请教，以致“文学明达，博通古今”, “能操笔成文章”，但对字音字义、文理文脉、用典藻饰等文法不过是一知半解，对于文人高手写下的玄妙诗句，自然难以完全理解。可是他又不愿也不能请教臣子，因此在自卑和疑心的作祟下，他总是望文生义，从意义或形声上加以曲解，一旦生疑，就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暴虐的本性发作起来，只有士人的鲜血才是平息怒气的唯一有效方法，朱元璋必欲除之而后快。

呈贺表招来杀身祸

根据明初的制度，每到元旦、冬至、皇帝生日等喜庆的日子，各级官员都要呈上贺表以示祝贺。这贺表都是官样文章，写些颂扬吹捧的句子也就可以交差了。但朱元璋却能在这些文章中，“鸡蛋里挑骨头”，读出讥诮讽刺的味道来，害得许多执笔文人莫名其妙地丢了性命。

据记载，北平府学训导林伯瑾在《贺冬节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一句，本来是颂扬朱元璋和他的子孙都是百姓的楷模。可朱元璋却认为“则”暗藏“贼”的意思，是讽刺他早年曾做过盗贼。于是林伯瑾被杀。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的贺表更为典型。他写到：“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富于联想的朱元璋看后大发雷霆，他不仅把“则”附会为“贼”，还把“圣”附会为“僧”，而“光”是暗喻自己曾剃过光头。于是徐一夔被处死。

陈州训导周冕则更是冤枉。周冕在《万寿贺表》内写有“寿域千秋”一句。好端端的一句话，在朱元璋眼中，“寿”就是“兽”；把“域”又误读为“或”字，认为是“祸”的意思。于是，周冕被杀。

德安府训导吴宪作《贺立太孙表》，内有“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句，本来也是颂扬的话，可朱元璋却认为“有道”就是“有盗”, “青门”就是“寺庙”，这句话先骂他是强盗，后又讥讽他曾是和尚。于是吴宪被杀。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直杀得天下读书人胆战心惊，不知所措。于是，朱元璋命翰林学士刘三吾制定了一篇《庆贺谢恩表笺成式》，从此，贺表有了固定的模式，只要照抄此成式便可以苟活下去了。

文化浩劫

明初几十年，不知道有多少名人雅士死于非命。据吴晗在《朱元璋传》一书中统计：“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江南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贲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孟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做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得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做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著名士人骈首就戮，使文化事业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经历了一场浩劫的文化界笼罩着一层浓重的恐怖气氛，丧失了活力，窒息了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的发展。侥幸存活下来的士人或是对未来心灰意懒，或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约束自己的感情，钳制自己的思想，不敢有丝毫突破，文化学术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僵化保守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