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剧卷一(莎士比亚全集·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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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总数都被认为是三十七部,1974年初版的权威莎士比亚全集之一的河滨版,根据莎学界长期研究的结果,将莎士比亚和弗莱彻合作的《两贵亲》(The Two Noble Kinsmen)正式归入了莎氏真作的行列,使莎士比亚戏剧的总数增加到了三十八部。时隔二十三年,当编辑河滨版的学者们向世人推出新一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的时候,把历史上对作者究竟是否为莎士比亚同样颇有争议的《爱德华三世》放在了莎士比亚名下,使莎士比亚戏剧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九部,这不能不说是对莎学研究的又一次推动。

关于《爱德华三世》的真实作者,历史上一直因缺乏足够的、有力的证据而没有定论。该剧于1595年12月1日在伦敦书业公所登记出版,出版商为库斯伯特·伯比(Cuthbert Burby),此人不久后又出版了莎士比亚的《爱的徒劳》的第一个四开本(1598)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第二个四开本(1599)。1599年,《爱德华三世》又出了一个四开本。1656年由罗杰斯(Rogers)和雷伊(Ley)编纂的戏剧目录中将此剧归于莎士比亚名下,这本来可以成为此剧为莎作的有力证据,但由于这两位编者同时又错误地将马洛所写的《爱德华二世》也归在了莎士比亚名下,使得这一归属认定变得不那么令人确信。但1760年卡佩尔(Capell)在《古诗选》中写道,该剧“被认为出自莎士比亚之手”。另一个阻碍此剧进入莎氏真作的理由是它未被收入1623年的第1对开本,但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泰尔亲王佩里克利斯》和《两贵亲》上,而这两部剧均先后被认定为莎作,并被收进了莎氏全集。同时也有学者认为,该剧当时之所以未被收入第1对开本,自有其政治原因,因为当时正值来自苏格兰的詹姆斯一世在位,而剧中有起兵反英的苏格兰王大卫被俘的情节,而且还被当作丑角式人物来刻画,所以不便刊印。另外,据语言学家的研究,从语言特征来看,该剧即使不是全由莎士比亚所写,其大部分也应当出自他的手笔,如果原剧确为他人所写,那也一定经过莎士比亚的全面修改和部分重写,特别是第二幕中爱德华三世向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求爱的那几景,极具莎士比亚风格。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河滨版的编者们在新版中将此剧也收了进去,并且在对该剧进行校注时,特别注重指出它同莎士比亚其他戏剧和诗歌创作的相互发明的关系,这类脚注数量达一百多条,涉及二十多部莎剧、数首长诗及十几首十四行诗,力图证明莎士比亚对此剧拥有全部或大部的“份额”,这样的考证即使不能完全证明莎士比亚对此剧的“著作权”,至少也能说明“这是一部莎士比亚熟悉程度大大超过其他任何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戏剧的作品”(莎学家肯尼斯·穆尔[Kenneth Muir]语)。

然而有意思的是,河滨二版的编者们虽然将此剧收进全集,编排上也许是不经意的做法却使人感到他们在处理此剧时似乎不如对《两贵亲》那么“理直气壮”:在目录编排上,1974年的河滨一版将《两贵亲》未加任何特殊标记就同《暴风雨》、《冬天的故事》等一起放在“传奇剧”下面,而此次二版对《爱德华三世》的处理却有所不同,编者们并没有“自然”地将它归于“历史剧”一类,而将它放在被公认为出自莎士比亚手笔的《托马斯·莫尔爵士》片段之前,但将二者一起用标记同前面的三十八部戏剧分了开来。对这一排版上的微妙处理,编者们并没有加以说明,不知是出于谨慎还是本身就有些犹豫不决。但无论如何,这部剧出现在享有权威的莎士比亚全集之中,本身就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反对的意见尚未能找出新的理由“理直气壮”地提出异议时,它至少使可能的天平更加地倾向于莎士比亚,它同收入全集的那首悼亡诗一起,拓展了学习研究莎士比亚的领域,为更全面丰富地了解莎士比亚提供了新的资料。更有意义的是,它同莎士比亚以英国编年史为素材的两个四部曲一起,构成了一个反映英国历史上较重要的年代(从爱德华三世到理查三世)的完整系列,正如河滨二版全集中此剧的导语作者不无幽默地所说,“很多人认为,即使莎士比亚真的没有写过这部剧,他也应当写一写。”据一般认为,《爱德华三世》的创作年代大约在1592年至1595年之间(也有人认为真正的写作年代可能更早一些,在1589年左右,参见裘克安:《莎士比亚年谱》,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18页),此时的莎士比亚,已写有《亨利六世》三部曲,《理查三世》和《错尽错绝》,以及一两首长诗,也许在此前后还写了包括《驯悍记》等在内的另五部戏剧。既然写了后辈的事情,写写前辈的事,是再自然、再合逻辑不过的了。

同大多数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一样,《爱德华三世》的基本情节直接取材于同时代的历史著作,然而,同他的英国编年史剧不尽相同的是,此剧的来源主要是法国人让·傅华沙(Jean Froissart)的《编年史》,该书由贝尔纳(Berner)在1523年至1525年间译成英语,霍林舍德的《编年史》可能也是其取材来源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的来源。另外,平特(Painter)于1575年出版的总标题为《美乐之宫》(The Palace of Pleasure Beautified)的故事集中第四十六个故事,题为“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很可能为剧作家提供了第二幕的大部分素材。

《爱德华三世》的基本剧情是:爱德华的母亲伊萨贝尔为法王腓力四世之女,而继腓力之后继承王位的三位国王(腓力四世的三个儿子)均无后嗣,法国宫廷避开伊萨贝尔,将王位由瓦卢瓦的腓力继承,以延续卡佩王朝。英王爱德华三世不满法国人有意忽视他对法国王位的权利,举兵进犯法兰西,以期夺回王冠。此时,国内适逢苏格兰人起兵反叛,正在围攻洛克斯波罗城堡,爱德华三世决定首先平叛,率军前去解了该城之围。该城是英国重臣索尔兹伯里伯爵的领地,他此时正在战场拼杀,他的妻子虽已不再年轻,却依然十分美丽,出于对国王驾临的感激和为臣的责任,伯爵夫人盛情邀爱德华三世在城堡里留住几日。爱德华三世为夫人的美貌所倾倒,经过内心激烈的斗争最终答应了她的请求,暂时停下了向法国进军的步伐,却摆开了另一个战场:爱情的战场。他先是请心腹为他写情诗,继而以国王的身份直接向伯爵夫人提出爱的请求,遭到拒绝以后又转而命令伯爵夫人的父亲、他的老臣华瑞克伯爵代他去说服女儿屈从国王的意旨。但伯爵夫人坚贞不屈,以死相劝,而爱德华三世又在领兵前来的儿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妻子的容貌,内心十分羞愧,遂心回意转,褒扬了伯爵夫人,率大军向法兰西进发。英国军队先是在海上大获全胜,接着又在陆地上与法军激烈交战。爱德华三世率领的部队首先取得了胜利,攻克了加莱城,而王子率部却陷入法军重围之中,处境一度极为险恶,但他凭着英勇坚定的精神,率少数英军士兵击溃了数倍于他的法军,并将法王约翰等全数俘获,法兰西的王冠终于戴到了爱德华三世的头上,全剧以英军的胜利告终。

有学者认为,这部历史剧的情节发展基本是平铺直叙,且没有莎士比亚后来的一些历史剧中常见的主副线结构,即基本只有王室宫廷争斗这条线,而缺少了下层平民的生活这条线,剧情因此便显得稍欠丰富多彩,人物的刻画也稍显平面和简单,情绪变化比较突然等。其实,这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该剧为莎士比亚的早期作品来解释,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即使如此,这部戏剧仍然在表现编年史史实的同时,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有一定深刻程度的问题,例如王权的权威与道德法制、誓言的约束程度、克己与制敌的关系等,更不用说莎士比亚历史剧永恒的主题:英国的强大与荣誉了。同时,在很多场景中,剧作家通过台词,仍然较生动地刻画了一些人物的内心活动,有时候更达到了惟妙惟肖,让人击掌叹绝的地步,这点在被人认为肯定是出自莎士比亚手笔的第二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爱国主义是本剧的基调和主情节线,全剧围绕英王爱德华三世出兵法国、夺回他认为应当属于自己的王位并最终取得胜利展开矛盾和冲突。为表现英国朝廷上下人人同仇敌忾的气势,剧作家从三方面做了安排:首先是王室成员处处表现出的大无畏精神,剧情刚一开始,爱德华三世在回答法国使臣要他亲自前往法国对法王表示感激和忠诚的要求时,便掷地有声地回答道:“我决意应他的请求前去造访。/怎么去?决不是弯腰弓背低声下气,/而是以征服者身份,让他低头臣服。(一幕一景,73~75行)”

这样的气势还表现在爱德华王子的英勇上。在第一幕中,国王要求他为参加对法国的战争而将书本暂时搁置起来,让自己的肩膀适应铠甲的重量。在战争中,爱德华三世明知儿子与强敌遭遇,身陷重围,危急万分,却执意不发救兵,而王子则在腹背受敌、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一边鼓起下属的士气,一边自己身先士卒。虽然敌我双方都以为他难逃劫难,他凭自己的神勇居然战胜了强大的敌人。为了烘托他的英勇无畏精神,莎士比亚一先一后精心安排了两次典仪性场景,第一次是正面烘托:出征前,国王及三位大臣先后送他铠甲、头盔、长矛和坚盾,每人说一段话,鼓励他在战场上证明自己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骑士;第二次则是反衬,爱德华王子被困于法军重围之中,法王和其二子连续三次遣人,第一次去劝降,第二次送他一匹快捷的小马,让他赶快逃跑,第三次则送去一本祈祷书,让他为生命的终结作准备,每一次来使都自然被王子痛斥一番,他决心奋力战斗去争取胜利。本剧中爱德华王子的形象不能不令人想起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另一个王子,即《亨利四世》中的哈尔亲王、后来的《亨利五世》中的亨利五世。无论是对英军强大的描写,还是对英国王室的赞扬,《爱德华三世》都能从后来的《亨利五世》中得到呼应。

表现爱国主义主题的第二个手法是以生动而富有诗意的戏剧台词描绘英军的强壮,配上演出时频繁的列队走台过场,那一番轰轰烈烈的景象很容易在观众心目中唤起对英军及祖国的崇敬和自豪。当然,为了证明英军的强大,剧作家并没有把法军描写得不堪一击,而是用同样强大威风的法军来进行反衬,这一点,明眼人是看得十分清楚的,然而更有意思的是,剧作家在骄傲自负的法王吹嘘自己的军力强盛的台词中,暗暗埋下了极具反讽意味的比喻,而这点,不熟悉西方文化传统的读者就可能无法注意到。例如三幕一景中法王约翰谈起自己兵多将广时说:


在海上我有无比强大的力量,

足以同停在特洛伊港的阿伽门农相比;

在陆地,朕的军力同薛西斯相当,

士兵们一旦饥渴能喝干整条河流。(3.1.54~57)


从字面看,这段话能很形象地说明法国军队的强大,稍读过希腊神话的人也知道,前两句指的是特洛伊战争时阿伽门农率领的一支强大的联军,但是,阿伽门农当时的身份是入侵者,进攻者,而法王约翰此时却是被入侵者,是防御者,这样的比喻显然很不适当。随后他又把自己同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国王薛西斯相比,后者军力盛极一时,曾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进犯希腊(又一个入侵者形象),表面上此喻同前一喻一样,虽有入侵和被入侵者的差别,单从军力的比喻上来看还是可以说得过去的,可是如果读者或观众同时又知道,薛西斯当年对希腊的进犯以他在海陆两处的大败而告终的话,法王自比薛西斯的可笑之处就十分明显了,谁又能肯定这不是剧作家莎士比亚设下的伏笔,预示法国最后的失败呢?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第二幕都是本剧的高潮之一,在爱德华三世对索尔兹伯里伯爵夫人的那段有违常理的“愚蠢的”爱情以及爱德华三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克制了自己的非法欲念的几个场景中,人物的内心得到较深刻画,语言和情节中激越与幽默交织,克己方能制敌等思想得到较深刻的反映。第一幕第二景中爱德华三世对伯爵夫人一见钟情,当后者感谢前者为她驱走了战争的危险时,前者一语双关地说:“我给你带来了和平,/虽然这么做,我为自己引起了战争。”(第一幕第二景,113~114行)此刻,国王的心里异常激烈的斗争开始了:一方面是作为国王对国家的责任和作为军人的荣誉心,两者都驱使他向法国继续前进,可另一方面,伯爵夫人的美貌使他震惊感叹,特别是她那双美丽的眼睛,用爱德华三世的话说,已完全遮掩了太阳的光辉。第二幕开始,爱德华三世在第一回合的斗争中,作为国君对国家的责任已经让位于爱情,他请来好友诗人洛德维克,为他谱写情诗。这时,第二场斗争开始了,这次是遵从法律常理的理智与要冲破常伦的非礼欲望间的斗争。这时的爱德华,经常显得言不由衷,又时常露出马脚,让人感到剧作家此时观察之深刻的同时,又让人颇觉幽默。例如当洛德维克写了她比狄安娜“更美更贞洁”时,爱德华三世不自觉地斥责道:“我并没有让你谈什么贞洁/去探究她内心的丰富珍藏,/我宁愿让她有人追求,无所谓什么贞洁。”这段话,惟妙惟肖地刻画出爱德华此时的矛盾复杂心情:他希望用最美的词语去赞扬心爱的女人,可偏偏不愿也不能用“贞洁”这个词,贞洁的女人如何肯屈就他非礼的欲望?

爱德华的“求爱”分为三步:先是自己旁敲侧击地向她表示“爱情”,见伯爵夫人(假装?)没听懂,便继而诱使她发誓要满足他作为国王的要求,以使他满意,为此,他反复使用诸如“服从”、“交付”、“职责”等字眼,企图以国王的威势迫使伯爵夫人屈从,最后竟动脑筋让夫人的父亲出面,劝说女儿应允。这段情节,同莎士比亚较成熟的问题喜剧《自作自受》中代理执政安琪罗向伊萨贝拉“求爱”如出一辙,明显地提出了高位对人性的腐蚀作用的问题。然而,虽面对一国之君,伯爵夫人却毫无惧色,对国王加以严词痛斥,其激烈程度决不逊于在莎士比亚的传奇剧《冬天的故事》中鲍丽娜对莱昂提斯的斥责(参见该剧第二幕)。在她义正辞严的斥责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几行:


您一旦将神圣的婚姻律法打破,

名誉的破碎比您自身地位更甚,

身为一国之君,无论轻重缓急

比身为一妇之夫稍后:您祖先,

那位一统宇宙的亚当,

上帝让他成婚,赐他以荣光,

可并未抹膏油授予他国王头衔。(2.1.260~266)


这里,伯爵夫人明确地将家庭的价值、夫妻的关系放在了高于国家和君臣的位置,家不宁,何以治国,而促成爱德华幡然猛醒、悬崖勒马的,也正是这种家庭意识的复苏,他从王子的脸上看见了王后的影子,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对伯爵夫人的“爱情”是多么愚蠢。虽然这样的转变从情节发展来看多少有些突兀,但其深层还是同伯爵夫人的观点基本一致的。爱德华战胜了自我,从而保证了他后来在对法国人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只有维护家庭完整安宁才能有国家的稳定繁荣的思想,在莎士比亚后期的传奇剧中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剧中另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誓言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遵守誓约,不仅是封建时代骑士精神的主要内容,也被认为是为人为臣的必不可少的美德,信守誓言,在朋友间十分重要,在君臣间就更是臣下忠于君王的表现。全剧至少在五个人物身上,以情况各异但本质相同的两组誓约,表达了剧作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组是伯爵夫人起誓要尽力满足国王的要求,以及华瑞克起誓完成国王交给他的任何任务,另一组是维利埃、爱德华三世、诺曼底公爵查理等人在各种场合下作出的允诺。剧中这五人都发现自己处在一个要不要遵守诺言(誓约)的关头:对伯爵夫人和华瑞克来说,问题在于是遵守做臣子的名分、实践诺言、从而违反道德并玷污自己的身体和名声,还是坚持坚贞的道德操守、保全自己的名誉,尽管这么做会犯下“欺君”的罪过。被俘的法国大臣维利埃答应索尔兹伯里伯爵的条件,前往诺曼底公爵查理处,为他开具一份通行证,使他能顺利前往法国与爱德华三世会合,若成功,他拿到通行证后即将他释放,若不成,他还得回去做俘虏,而查理却竭力劝说维利埃留下,并以法国王储的身份命令维利埃实践对他的誓约。后来索尔兹伯里在途中遭遇法军,被俘押至法王和查理面前,法王下令将他绞死,而查理则认为对方手持着他签发的通行证,那是他名誉和信誉的担保,若将其处死,则伤害了他的名誉,便坚决要求法王将其放行,此时法王也以为子为臣对为父为君的誓约,要求查理服从。对爱德华三世来说,当他因加莱市民曾一度拒绝他的劝降而怒火中烧时,忘记了自己答应的两天宽限期,准备血洗全城。

从结果来看,伯爵夫人和华瑞克最后选择了不遵守誓约,而维利埃、查理、爱德华三世等人则坚守自己许下的诺言。那么,守约与毁约的选择标准究竟是什么呢?伯爵夫人在怒斥爱德华三世的时候提到两点,使她无法答应他的荒唐要求,一是她自己的名誉,二是上天定下的“神圣旨意”:


身体是灵魂的闺室、宫廷、教堂,

灵魂是纯洁、神圣、无瑕的天使。

我若是将它的厅堂借给您,陛下,

就害死了可怜的灵魂,灵魂又会来害我。


(2.2.239~242)


“借出”身体的结果是让灵魂(或名誉)死亡,而没有了灵魂,又会反过来使身体失去生命。而且,虽然命令她遵守誓言的是一位国王,国王本来是出口神圣,但国王的这一要求本身却亵渎了更为神圣的上天的意旨,“对上天的君王倒行逆施”,这样,虽违反了对国王的誓言,却遵守了更高层次的原则。因此,对国王的效忠并非绝对,而是在一个更高的原则指导下实行的,一旦国王的旨意违反了这更高的旨意,违反它就决不是什么罪过。

守约和毁誓的冲突在第二组人物中表现得稍有不同,这次,所有三人均选择了遵守誓约,并同要求他们毁约的内外部力量发生冲突,查理以自由的可贵和他的王储身份劝说维利埃打破誓约,留在法国,法王约翰以国王的身份要求查理放弃为索尔兹伯里的请愿,告诉他自己有权打破任何人的诺言,并要他在违逆父意和违背自己的诺言之间作出选择。此时的法王,是在用更高一层的权威来迫使下级毁约,但由于这高一层的要求实际上违反了作为军人和骑士的最高原则,仍然遭到查理的反驳:


我希望陛下不要让我蒙受耻辱,

不要破坏我军人的德行。

他拿出的是我从未破损的名誉,

由这双王子之手亲自签封。

我宁愿不当什么王子,也不愿

破坏王子恒稳不变的诚实信誉。(4.5.73~78)


在他看来,名誉(信誉)和军人的德行才是应当服从的最高原则,当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从维利埃身上学来的精神,因为当初他就像现在的国王一样劝说维利埃反悔,而后者就是这样严肃地回答他的:


可无论是用劝说还是使威胁,

要让我背弃庄严作出的承诺,

都不合法律,我无须遵从。

……………………一旦起了誓,

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不能丝毫违背。(4.3.32~42)


这样的冲突有时会变得非常激烈,例如法国王储查理,他要求法王放行持有他签发的通行证的英国大臣,屡遭拒绝后竟以脱离军队、不再参加其父王的抗英战争相威胁,足见在国家王室的利益之上,还另有一层名誉的考虑,此时,道德训诫的意味是十分清楚的。至于第五幕第一景中爱德华三世克制自己的怒火,答应按允诺和平攻取加莱城,并按王后所请免去前来请愿的六位加莱市民的死罪,一方面依然说明严守誓言也是君王的美德之一,另一方面又一次表现了爱德华三世“从善如流”,在个人誓约和更高的人性道德准则相抵触的时候,能够按更高的准则行事,这同样也加重了本剧的道德教育意味。

《爱德华三世》是莎士比亚较早期的作品,一些评论家注意到,本剧的戏剧语言缺少他成熟和高峰期的众多丰富的想像、生动的喻指和深刻的意象,虽然如此,本剧中仍不乏大量闪耀着莎士比亚语言光辉的片段,为剧情发展、人物刻画、思想表述等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例如第一幕第二景和第二幕第一景中爱德华三世对伯爵夫人美貌的赞扬,就以其独特的构思和激越的情绪而使人印象深刻。感叹和赞扬为伯爵夫人的眼睛而发:


她两眼闪动着奇异而迷人的光彩,

这闪光胜过了它们自身的美丽,

她虽然容颜日衰,可竟有力量

使我透着君王威严的犀利目光

满怀着深深的钦慕转向她凝视。(1.2.102~106)


夫人美丽的眼睛居然有这么大的力量,使君王的眼睛转而她向。紧接着,这双秀目又成了能够“挑起叛逆心思”的眼睛,因为它们竟使国王做出危害国王(本人)的事来了:


那双眼睛往我心中注进了毒药,

理智无法控制,良医无法治疗。

只有在太阳光焰前,它的光明

才不致让寻常的人炫晕了眼睛;

我渴望看见这两颗白日的亮星,

它们亮过太阳,竟掩住我的光。(1.2.129~134)


将眼睛比作星星,这并非独到,独到的是这一双星星竟比太阳还亮,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在西方的文学作品中,太阳常常是君王的意象,那就不难体会伯爵夫人双眼之美在爱德华心中造成的震撼力量了。第二幕第一景中爱德华命洛德维克替他写诗以赠情人,再次提出:


先写写她的双眼,

那双眼像摄取太阳光芒的镜子,

它将炽热的亮光完全反射过来,

照在我心口,烧烫了我的内心。(2.1.117~120)


这又是一个极为生动独到的比喻:夫人的双眼朝爱德华看着,就如同“镜子”在摄取“太阳”的光芒,而目光所到,让爱德华觉得内心情感涌动,正如同从镜子上反射的太阳光能使它所照射的物体升温甚至燃烧。最后,爱德华觉得其他的比喻都无法完美地表达伯爵夫人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只除了:


把她比作辉煌的太阳,

说她比太阳更有三倍的辉煌,

说她的完美尽可同太阳相媲,

说她像太阳般给人以无穷欢悦,

说她像太阳般融化了凛冽严冬,

说她像太阳般为夏日召唤愉快,

说她像太阳般让注视者目眩,

这样将她同太阳相比之后,

再使她如太阳般大度与慷慨,

向芬芳的玫瑰和卑微的小草

舒展她充满爱意的笑容。

(2.1.155~170)


这样的诗行,我们也许可以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找到,也许可以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找到,其意象、其气势、其情感,是真真切切的莎士比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