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福利计划的破产

即使受托管理人真的发现殖民地人相信“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的”，也还是免不了失败，因为他们建立的是一个驯顺的侯国，而不是一块有事业精神的殖民地。

殖民地人也备受官僚机构通病之害：烦琐、专横、腐败。“靠施舍为生”的移民的配给保管在仓库里，让一些忍不住顺手牵羊以肥私的人来分发。例如，托马斯·考斯顿就是一例，奥格尔索普于1734年把他留在殖民地充当代理人和官库总管。他有权决定发不发配给品，从而成了佐治亚最令人痛恨的人物之一。任何人处于考斯顿那种不值得羡慕的地位都无法既讨好其伦敦的雇主，又使他监守的人称心如意。不久他就成了各种指责的活靶子：坏牛肉、短斤少两、投机牟利、行贿受贿。大部分指责看来证据确凿，不过考斯顿作为受托管理人的代理人拥有政府权力，因而可以设法使自己免受惩处。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中，最为基本的、也是构想最差和后果最糟的是土地计划。五十英亩佐治亚松木稀疏的沙地不足以养活一个家庭。而且，清除树木种植作物的活计，对于一个只靠家人帮忙的壮汉也就够呛了。至于一个更加清心寡欲、勤奋不息、英雄豪迈的民族是否干得了，那是题外话，因为受托管理人是以特定种类的人移居殖民地为己任的。

他们移民实行的硬性规定把促进殖民地生产力的积极性扼杀了一大半。一个没有男性后嗣或者子嗣不愿耕稼的移民，干了若干年后发现原来不准他出售自己的财产。他干吗要为受托管理人积聚财富呢？由于移民们被认为是“边防要塞”的战士，故而每一次土地交换都是有关政府政策的问题，只有在证明其有利于公共利益时才能为伦敦所批准。据伦敦会议的记录，凡涉及五十英亩业田的转让问题总是满篇诡辩。

受托管理人终于发现他们承担了既无法履行又推卸不得的责任。他们制度的每一步强行实施，似乎都使得以后的每一个例外更加不公道。例如在1738年，佐治亚小镇汉普斯特德的居民抱怨他们的业田只能长松树，请求调换好一点的土地。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奥格尔索普邸宅审议了这件事：

他说他知道汉普斯特德的土地刮刮叫，诚然那里的地大多数是只长松树的沙土，但只要肯吃苦，沙土可以变成米粮仓，有人已经把其他地方的沙土改变了嘛；如果在这方面迁就这些人，那么就连眼下还没有想到要迁居的人在这块殖民地上也留不住，也要择良田而迁了。由此在殖民地引起的混乱就难说了。我们应当考虑到，如果允许这些人迁往新土地，他们就想再要一年的津贴，我们没有条件再给，而且其他人也会想要的。

怏怏不快的殖民者于是身不由己地被束缚在小块贫瘠的土地上。既然法律不准他们增加土地，亦不准买卖和调换土地，唯一的出路便是逃跑。

尽管移民们承认有必要限制任何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因为这样可以防止不合理的乃至不得当的土地垄断，这种垄断已大大妨碍了其他地方的强盛和进步”——但这种限制与实行强制性的平等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问道，如果没有机会改善境遇，哪有积极性来勤奋苦干？有个姓普里的船长于1733年从佐治亚返抵伦敦后向受托管理人报告说：“因为人们中间有许多懒汉，还有些人没有劳动力，那些使劲干的人便觉得别人坐享其成：每到土地开垦出来就大家均摊；而靠抽签来决定每个人的份地时则机会均等，这是不合理的。”

佐治亚传来的喧嚷抱怨与日俱增，奥格尔索普却试图使其他受托管理人相信，发牢骚的只是一些懒人、追求私利者和“心怀不满”分子，他们是受了南卡罗来纳土地投机商的煽动。直到1738年，受托管理人才开始对佐治亚的土地政策作一系列修改，而每次修改都被看作是对原则的忍痛割爱。1738年，受托管理人准许女性在佐治亚继承土地；次年，允许无嫡嗣的佃农立言遗赠业田；1740年，允许土地出租并要求在经营方面作一些改进；翌年，土地占有的最高限额从五百英亩增加到两千英亩。受托管理人承认土地质量有差异，逐渐允许沙土地与较肥沃土地之间比较自由地交换，凡对原授地已加垦殖者，则另授地五十英亩。退佃金额，先是减免，后来干脆废除了。直到1750年受托管理人即将放弃其特许状时，殖民地土地占有权已演变为绝对继承权的制度。到这时，佐治亚人终于能同任何其他美洲殖民地居民一样地买卖、租赁、调换或遗赠土地了。但是奥格尔索普仍然板着脸唱反调，他争辩说，只是由于实行了严格的土地法规，才使这块殖民地免遭入侵。

奥格尔索普认为，一种制度废其部分则无异废其全部，这是完全正确的。所有种种幻想彼此丝连网结，一毁俱毁。例如，个人占地面积一增加，反对使用黑人劳力的许多论点便告破产，而主张贩进黑奴的新论点旋即产生。大面积占地需要更多更廉价的劳动力。年复一年，佐治亚北部的殖民者在卡罗来纳黑奴贩子的怂恿下向伦敦提抗议，说黑人缺少，造成殖民地经济停滞，怨声载道。1748年3月，受托管理人在伦敦议决：“决不允许把黑人运进佐治亚殖民地，因为由此在边防重镇形成的危险十分明显；而且，那些叫嚷着不使用黑奴殖民地便势难获成效者，显然不想靠自己的勤奋成其事业，因而必然不愿促进而是妨碍殖民地的建设。”他们奉劝那些不靠黑奴便无法成功的人，可以到别的地方去。但仅仅过了两年，即1750年，受托管理人便全面退却；他们解释说，殖民地的情况变了，于是对奴隶制经济开了方便之门。

受托管理人振兴佐治亚道德风尚的计划也一无所成。通过一项字斟句酌的法案来“严禁可恶可憎的酗酒罪孽”是一回事，而要对稀稀拉拉散居山林沼泽地带的居民实施这项法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位记者提醒受托管理人，贫困、不幸和幻灭感总是驱使人们借助酒力“鼓起勇气”。即使在英国，多数人也是“孤苦无望或发发酒疯，并无其他选择。为今之计，要引导他们〔佐治亚移民〕处事中庸得体，就要使他们确有改善境况的盼头，并逐步以对他们最有用的恰当概念使他们心情舒畅”。

也有人严肃地反对禁止运进朗姆酒。因为佐治亚殖民地最可能出口的是木材，它理所当然的市场是盛产蔗糖的英属西印度群岛，那里能够拿出来交换的只有朗姆酒，禁止朗姆酒进口实际上切断了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这样会使英帝国得不到必需的木材，而佐治亚人则做不成有利可图的贸易。还有“医学上的”理由：“美洲居民的经验证明，必须以酒掺水喝（千真万确，美洲没有哪个地方的水比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水更需要掺着酒喝），对于可以买到这种酒并有节制地加以使用的佐治亚居民，其好处则是家喻户晓的。”最后对于一些无法实施之法还有通用理由：走私酒贩的利润本可落到奉公守法的公民口袋里；还有，“愈是得不到的东西就愈是渴望得到，也愈是无节制地使用，一般说来，这是人类的天性，特别是俗人的天性；佐治亚的朗姆酒问题就是一例”。事实证明，敢作敢为的卡罗来纳朗姆酒贩比任何论点更具有决定意义。

诸受托管理人终于不顾奥格尔索普的强烈反对，不体面地退却了。1742年，他们尽管尚未勾销禁止朗姆酒的法令，但却命令其代理人停止予以执行。同年晚些时候，他们取消了禁酒令，但仍只允许从别的英国殖民地进口朗姆酒，以交换佐治亚土产。

佐治亚计划各项目中，最后告吹的是养蚕缫丝这一项。一位殖民地官员于1740年报告说：“在蚕丝成为商品之前，该殖民地仅有的贸易只能是将木材和鲜肉运销西印度群岛。”受托管理人诚然对酒的生产调查个没完，但他们想入非非的却是蚕丝——也许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怎么懂。然而，伦敦的穷人可不听受托管理人宏图大略的安排，而吐丝的蚕儿更是如此。佐治亚蚕丝业的流年账只是一部无谓争吵和希望落空的实录。

事实证明，要在美洲荒原上出产蚕丝这种娇气的新产品无疑是困难的。养蚕缫丝是一种精工细活，而且其精细程度绝不亚于同受托管理人赖以教会移民养蚕缫丝的喜怒无常的皮德蒙特人打交道。第一场灾祸涉及到一个名叫尼古拉斯·阿马蒂斯的人，他和其他几个皮德蒙特人在佐治亚殖民地创建不久便被派到这里来。在伦敦，连最简单的事实也很难得知。有些人报告称阿马蒂斯的助手们破坏缫丝机械，糟蹋蚕种，毁坏桑树，逃往卡罗来纳；另一些人报告称，阿马蒂斯本人死前焚毁了所有桑蚕和机器，原因是长官们在他上次生病时不给他请天主教神父。阿马蒂斯一死，传授蚕丝业的任务落到雅克·卡缪斯及其妻子手里，而由后者教佐治亚人缫丝手艺。但是，卡缪斯太太唯恐自己丢了差事，不肯对殖民地女子悉心传授技艺。

与此同时，受托管理人在伦敦夸大了微小成绩的意义。这些养蚕倡导者一开始就虚张声势以捞取好名声，而实际上反被自己的宣传所害。他们把献给卡罗琳女王的“佐治亚丝”绸袍吹得天花乱坠，女王也称从未见过如此绝妙好丝。然而，佐治亚的蚕丝只是不定期地到货，且批量很小。迟至1740年，受托管理人才听说卡缪斯太太传授的东西少得可怜，一旦她死了，佐治亚整个蚕丝业手艺便会失传。唯有萨尔茨堡人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他们分外勤奋，坚持不懈，自力更生，培育了当地对蚕丝业的某种热情。1751年，全佐治亚生产的六千三百零一磅蚕茧，除三百磅外，全是怀特菲尔德的孤儿院和埃本尼茨的萨尔茨堡人生产的。1741年，心怀不满分子在英国散布流言蜚语，说献给卡罗琳女王的丝织长袍即使真用了佐治亚丝线也是微乎其微的。

1742年5月，萨凡纳的桑蚕死亡近半，证明佐治亚气候不宜养蚕。若说佐治亚有哪个地区适于蚕丝业，那该是内陆地区，那里气候不那么变幻无常。不过，内陆地区离移民最初的定居地相去甚远，况且强大的经济势力反对佐治亚搞蚕丝业。

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表明，要合算地生产蚕丝，必须有技术熟练又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而这块新殖民地的居民在这两方面都谈不上。蚕丝工难觅，因为一个普通佐治亚劳力干别的活一天能挣两个先令，而干蚕丝业的活计一天只能挣一先令。在世界主要产丝区，农民一天只能挣三便士。

尽管实情如此，而受托管理人的盲目乐观，简直不可救药，他们仍想建立蚕桑贵族政治。在1750年3月19日的法律中，他们宣布，自1751年6月4日起，凡未在每五十英亩业田上种植至少一百株桑树并用篱笆妥善围好者，不得出任佐治亚议会议员。自1753年6月4日起，凡家中没有一名妇女传授缫丝手艺并未能做到每五十英亩业田至少产丝十五磅者，不得出任议员。1751年，受托管理人最终宣布打算放弃治理佐治亚，并将这块殖民地奉还英国王室，他们列举的理由并非佐治亚不适于蚕丝业，而是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奖励生丝生产”。一位反对佐治亚殖民地计划的英国议员建议，治疗佐治亚幻想的最好办法是要求那里的居民只喝自己酿造的酒，只穿自产的丝绸衣服。但是，幻想不易消除；想得愈美，弥留愈久。佐治亚的蚕丝生产苟延残喘，一直弥留到美国革命时期。到那时，佐治亚议会将旧丝厂改为舞厅和礼拜堂，这样使用到半个世纪后，才毁于火灾。

佐治亚的政府也失败了，因为受托管理人权力过大，而谁也无法从伦敦英明地行使这种权力。他们使无政府状态和暴政希奇古怪地结合在一起。混乱不堪和滥施淫威的情况在法院最为严重。法律可以在伦敦制定，但它却在佐治亚的法院中实施于特定的个人。受托管理人一面声称执行英国法律，一面又把英国不同法院的不同司法权限混淆在一起，把执法权托付给凭偏见和偏爱定案的业余法官。奥格尔索普尽管有别的优点，但根本不具备法学家气质，而他的副手们却惟其马首是瞻。殖民地人哀叹，他们作为英国臣民应享有的那大吹大擂的自由权又在何方？

怨艾日增：小册子、请愿书和抗议书以令人心烦的频率接踵而来，就连受托管理人自己的代理人亦不得不承认，这些抗议不仅针对一般治理原则，而且针对每一项重要法规，表达了很大一部分居民的心声。

随着问题成堆和英国公众热情下降，这些毕竟也仅仅是自告奋勇的受托管理人，也就兴趣索然了。奥格尔索普在1744年被控对驻佐治亚的英国陆军治理不当而受到军事法庭传讯（虽然宣判无罪），他本人对这一冒险事业的热忱就此一蹶不振。他同其他受托管理人的关系愈来愈不融洽。1749年初以后，他就不再出席会议了。埃格蒙特于1742年辞去政府机构的职务，半因健康状况不佳，半因公众支持日衰。几年前，他就敏锐地觉察到：“一旦新鲜感消逝，劳而无偿，使之无心行善积德，目睹此状，好不令人伤心。倘若政府发给我们年俸两百英镑，我们的受托管理人大概没有不来的。”

受托管理人的二十一年任期尚未届满，便在1752年6月25日将他们的特许状交还王室，并放弃了他们在佐治亚的权益。历来承蒙公私慈善业慷慨相助的一项事业终于凄然告终。

到十八世纪中叶究竟有多少居民逃离佐治亚到卡罗来纳或其他殖民地去寻找较为自由的机遇，对此还吃不准。十年前，心怀不满分子声称最初的居民中只留下了六分之一，此说未免夸张。不过，走掉的人很多，认为佐治亚正在成为被抛弃的殖民地一说并非全属虚构或者全出于恶意。

闷闷不乐的移民们哀叹道：“佐治亚的穷苦居民随处可见；那里的种植园一片荒芜，城镇满目凄凉，乡村成了垃圾堆；侈谈进步已成笑柄，说其自由则更滑稽。它已成了亲者痛、仇者快的对象。”到美国革命时代，佐治亚——慈善家的宝贝儿，仁慈的伦敦惯坏了的娇子，成了一个社会最贫困、人口最稀疏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