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伦敦绘制的佐治亚乌托邦蓝图
1717年罗伯特·蒙哥马利爵士提出了建立阿齐利亚侯国这一富于浪漫色彩的计划，他坚称，在这块“自然风光艳丽多娇”的土地上早先建立的殖民地一概令人失望，其原因是“对定居形式缺乏应有的注意”。“人们一旦聚居在一起，既可以容易地按照社会应有的秩序、美观和安适的要求有规划地把他们安排好，也很容易听任他们由着性子胡乱搭建而破坏了情趣。”因此，蒙哥马利建议在这块将成为佐治亚的土地上搞几何图案式的居民点，这幅图案附在他的小册子后面。
从来没有一份计划能设计得那样匀称好看，那样具体，又是那样异想天开。每个区成一个正方块，其中每四分之一方块的中心是一个方块牧场，专供养牛。该区的其余部分被划为许多小方块。“一百一十六个方块，每块一英里见方，中间造一幢房屋，或者说每块六百四十英亩，只腾出一些面积修筑大路，以为区划。这些方块就是庄园，属于该区的乡绅，他们占地相等，唯有改善经营才是他们富甲毗邻之道。”整个系统道路纵横，田连阡陌，总督则居于正中：“用这些办法，劳动的人们（总被置于可以监视入侵敌人的地方）本身就处在他们上司的眼帘之下，而所有的人又都处在他们长官的监视之中。”蒙哥马利期望有朝一日整块殖民地布满这种方格棋盘式的村庄。从来还没有人画过这样好的想入非非的地图。
奥格尔索普和佐治亚受托管理人拟订的计划在实质上无异于先前蒙哥马利的宏图，只是在具体实施上有所不同。他们坚信是在为移民、为毗邻殖民地、为整个大不列颠做好事，这一信念强化了他们无视佐治亚生活现实的固执性。
导致产生许多弊端的受托管理人的根本错误，是他们对于土地（这一佐治亚的主要资源）的所有权、使用权和买卖继承权规定太死。由于不准自由积累、交换和开垦土地，使殖民地生活显得荒唐可笑。
新世界这片遥远的土地究竟种植什么最有利？一个人维持生计到底需要多少亩田？受托管理人对这两个问题根本不懂，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自己殖民地的土地利用或自然资源方面的其他基本问题也一窍不通。他们的罪过，与其说是无知（虽然他们本来可以努力去熟悉情况的），不如说是不懂装懂，还以法律把自己的无知强加于移民。要是他们肯吸取新世界的教训，他们的事业原可以有不同的结局。
受托管理人的计划本来满可以使廷巴克图边陲的殖民地受益的。他们以为，任何边陲殖民地的居民均应备战设防。因此，每一块土地上均应安置一名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既然不应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每个男子汉便只能占有一小块土地。既然人人都要勤奋耕耘，地块就不宜大得使业主可以懒散不勤，靠他人在自己田地上劳动来养活。为防止投机或迁徙，土地不得买卖。
在这些细则指导下，受托管理人设计了一套强加于该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制度。他们限定个人占地不得超过五百英亩。每个靠“施舍”过活的家庭各授地五十英亩，不得买卖，亦不准分割。一个佃农，即当时律师所谓的“限定继承权的男性”占有的土地不得自由馈赠，而只能由一名男性后嗣继承。若已故佃农有女无子，或者子嗣不想自己耕种，则土地由受托管理人收管。
安居伦敦的受托管理人认为黑人是他们宏图大业的威胁。“据认为，拥有黑奴的白人是无意躬耕的；而他的全部时间必须用于监督黑人劳动，提防他或他的家庭所担心的奴隶肇事的任何危险，况且，如果庄主死亡或者哪怕是不在庄上，其妻孥就会处于听任黑人摆布的境地。”这些伦敦客以为，拥有黑奴会助长遥领地主制，而且一打起仗来，黑人就是任何威胁殖民地安全的入侵者的合乎逻辑的盟友。受托管理人还认为：“计划在殖民地上种植的作物并不需要非得由黑人来干。”因此，禁止奴隶制，禁止运进黑奴，是整个体制的组成部分。
住在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岂止慈父般地关怀土地和劳力，他们也关心伦理道德。为使殖民者不致骄奢淫逸，他们设法禁止烈酒。军人戍边者必须节饮。在伦敦尚远未解决的酗酒问题，看来在一块新殖民地却能轻而易举地予以解决。受托管理人想以1735年禁酒法解决这个问题，该法宣称，“朗姆酒、白兰地、酒精、烈酒”不得运进佐治亚。凡在殖民地发现上述酒类，应当众销毁，售酒则以犯罪论处。
受托管理人关于殖民者强身修德的构想出奇地简洁，只有他们关于佐治亚在大不列颠的经济地位的计划可与之媲美。为佐治亚鼓吹的人所阐发的重商主义理论称：“我们始终有志于多多益善地移植其他国家的产品，特别是那些我们须以现金向外国购买，或须以其他不利于我们的方式获得的产品。……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向我国穷人提供新的必需品，增加就业，从而增长人口，而且由于自己种植这类原料，我国的制造品会变得更便宜，从而能在国外市场上同别国竞争，同时也可防止国内原料消耗过甚而不利于我们。”有一种产品，蚕丝，似乎完全适于成为佐治亚的主要出产，从他们构想的逻辑来说，出产蚕丝蛮不错，但对他们事业的前景来说却未必。在诸如《论建立佐治亚殖民地对大不列颠贸易之利益》（伦敦1773年版）一类小册子中，这些佐治亚之友阐述了经济上的论点。他们指出，大不列颠每年进口意大利、法国、荷兰、印度和中国蚕丝所费达五十万英镑。只要在佐治亚充分养蚕缫丝，就能省下这笔巨额外汇或金银。况且，这样的缫丝工业，可在蚕丝旺季的四个月里为至少两万名殖民地居民提供职业，并为英国另外提供至少两万个全年的就业机会。他们论证说，意大利的竞争不难击败，因为在佐治亚只要申请就可以获得土地，而珍贵的桑树则长得漫山遍野。他们甚至希望经由大不列颠出口蚕丝，最终夺取欧洲市场。
有什么根据使他们抱有这种希望呢？有一种完全以传说为依据的传统说法，说佐治亚的桑树漫山遍野，面广量大。殊不知他们殖民地上长的是黑桑（桑叶粗硬，蚕儿不吃），而不是白桑。早在1609年，闯荡弗吉尼亚而列举“可在弗吉尼亚种植的最佳水果”的探险家们就曾报道说：“蚕和大量桑树，太太小姐、名媛淑女、男女儿童（只要教他们做），俱可养蚕缫丝，织成可与波斯、土耳其或任何别国媲美的丝绸。”1660年英王查理二世加冕礼服用弗吉尼亚丝绸织成，此事得到广泛宣传。佐治亚的创业者们争辩说：“那里气候宜人（大约北纬三十二度），也适于养蚕。”曾因1718年混入意大利一家丝厂并将秘密报告英国而出名的托马斯·隆伯爵士大概是英国丝织业的头号权威。他担任受托管理人的顾问，写了一份口气十分肯定的报告——热情有余，而第一手知识却很贫乏——证明佐治亚丝绸业的潜力。
受托管理人用这类传说、希望和半真半假的报道织成他们的幻想之网。四万多人从事蚕丝生产可以吸收许多本来无法就业的人。“他们不一定要是最强壮最勤劳的人；身处蚕蛾众多、白桑成荫之地而挣不到面包的人，一定是个大草包。大不列颠大多数靠施舍过活的穷人，即使不能干繁重的劳动，也是能够做这个工作的。”
受托管理人把幻想寄托在倒霉的佐治亚移民身上。他们不仅以有保证的高价和补贴与奖励运销英国的产品来鼓励丝绸业，甚至还在土地授予条例上明文规定，每个受地人为使其要求合法化，须在每五十英亩上至少种植五十株白桑，而每个受地五百英亩的人二十年之内必须种植两千株。关于拥有黑奴的法律修订后，每个庄主被要求每拥有四名男黑奴，就得有一名擅长丝织的女黑奴。受托管理人最终设立议会时又规定，凡拟进入议会供职的居民，须在自己业田上每五十英亩植白桑至少一百株。
倘若受托管理人按照他们的蓝图创建佐治亚获得成功，那么佐治亚当是洁净无瑕、高效而又索然无趣之邦。人民当沿边陲定居，等量划地耕耘，而各自的土地则各由一名身强力壮的民兵卫戍。庄重、不嫉妒和勤劳的居民们以同等的热情耕作，当然也不会有野心去占并土地、迁入良田或攀登社会阶梯。如此其乐融融而又孜孜不倦的人民，当不会感到疲乏、厌倦或绝望，因而无需烈酒浇愁。不会有商人从毗邻的殖民地跑来出售黑奴、朗姆酒或优质良田。具有同样风土气质的人们，可以让妻儿老少护养桑蚕，因为丝绸毕竟是帝国经济的瑰宝。佐治亚人对经营其他行业的利益既茫无所知亦漠不关心。
这一宏图大略的唯一瑕疵是它必须靠真人在某个实地加以实施。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民族或哪一块地方适于实现这个目标——而对于从十八世纪的伦敦被运到松木稀疏的佐治亚荒地上来的倒霉流民来说更是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