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首次将译创理论运用于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如1.1所述，此前的林语堂英文研究一直集中在少数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上，而其作品的主体构成部分——译创文本则明显研究不足。究其原因，恐怕是囿于原文/译文二分法以及追求“等值”（费道罗夫，1955：156）的认识论，即必须要先有一个固定的原文在场，才有译文的存在，且二者要在很大程度上等值。以这样的翻译理念来反观林语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自然无法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形成了研究的灰色地带，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无法系统和全面地展开。引入译创这一概念，则可以首先对其英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而进一步研究其文本中所体现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其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下的具体实现。这为解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开辟了新道路，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对林语堂本人的研究，也多了一个新视角——作为“译创者”（transcreator）（Lal，1957）的林语堂。译创者与译者的不同在于，在译者身份尚在由隐身到现身的讨论之际，译创者从一开始就彰显了自己作为作者而不只是译者的身份。比如，坎波斯的作品Deus e 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歌德〈浮士德〉中的上帝和魔鬼》）（1981）是对《浮士德》的创造性翻译，同时又加入了译者对原文的评论、对译文的辩护以及对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的阐述。但是，在此书的封面上，坎波斯的名字是作为唯一作者而不是译者出现的。同样，在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中，我们也能在前言、后记或者正文部分中看到其本人对于翻译所作的一些辩护和解释，但林语堂都是作为唯一作者出现在封面或内页上的。这种作者身份的彰显体现了译创者的一个态度，即作品不是作为对原作思想和形式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参与，面对一种特定文化下的特定读者所制作的文本（Gentzler，2008：86）。研究译创者林语堂，就是从作者的角度看待译者，认可译者对于文本的创造性贡献，对于作者、译者的定义，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书的第三点意义在于对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众所周知，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起的文化转向。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下，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译者和读者，从源语文化转向目的语文化，对译者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沿着这一研究脉络，学者帕斯卡利斯·尼克劳尔（Paschalis Nikolaou）提出了新的术语：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creative turn）（Nikolaou，2006：19）。所谓创造性转向，是指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的创造性以及在改写中译者的思维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as a form of“writing”），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Loffredo&Perteghella，2006：2）。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也从创造性这一角度给翻译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翻译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是在创造性的影响下，通过与其他语言的交流获得启发而产生的文字”（Simon，2006：17）。相应地，对译者的研究也转向关注译者作为“创造者”和“作者”的身份，分析译者在“写作”译文时的创造性改写（Bassnett，2006；Buffagni，2011）。不难看出，翻译研究中所出现的创造性转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而是对“翻译是（再）创造”这一历史命题的重新发现和补充，也是对文化转向的延续和发展。对林语堂英文译创的研究正是对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创造性转向的一次尝试和探索。通过考察林语堂作品中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林语堂作为创造主体的译创者身份，从创造性写作的角度对翻译、文本（原作、译作和译创）、翻译主体（作者、译者和译创者）这些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思考。

最后，本书为探讨中国文学和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中始终体现着传播中国文化这一译创动机，并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次，林语堂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译创手段如编译、自译、注译、译写等，成功地传播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最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和接受，这既有译创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可读性的考虑，也有传播媒介——出版商的出谋划策。因此，对其译创效果的研究也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有效输出、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