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将于第2章“2.2林语堂研究述评”一节里作具体分析），虽然视角多种多样，有一个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将其英文作品分为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两个部分来分析。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如王兆胜，2007；陈千里，2013）大多囿于语言局限，只研究创作文本，确切地说是研究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本。外语研究领域的学者直接从原著入手，有些学者（如陆洋，2005；黎土旺，2007）只研究翻译文本，针对个别传统意义上的译作或者择取其创作文本中带有翻译性质的部分进行微观考量；还有些学者（如王少娣，2011；冯智强，2011）虽然对其英文作品进行整体观照，但是仅仅讨论了林语堂的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对林语堂翻译和创作杂合的文本关注不够。这些翻译和创作杂合的作品，本来是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主体构成，却并没有引起翻译学者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界一直将其作为原创作品来看待。如果是原创作品，自然不会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又无法回避其中包含的大量翻译现象这个事实，因此，就出现了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创作和翻译分开讨论的情况。

引入“译创”（transcreation）理论之后，对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译创这一概念是由印度诗人兼翻译家普鲁肖塔玛·拉尔（Purushottama Lal）和巴西诗人兼翻译家阿洛多·德·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分别于1957年和1969年提出，二者都用了“transcreation”这一术语，即“translation+creation”来表达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本书将于第2章“2.1译创理论概述”一节里展开详细讨论）。从这个视角来观照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如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浮生六记》）（1939b）、The Chuang Tzu（《英译庄子》）（1957）等，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文本，如The Birth of a New China：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新中国的诞生：中日战争之我见》）（1939c）、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八十自叙》）（1975）等。这两类作品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他的大部分英文作品则是融合了翻译、编辑、解释、改写、创作等多种书写形式于一体。有“编辑+解释”式翻译的作品，如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1938）、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1948）、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古文小品译英》）（1960）等；有对原文本进行改编的作品，如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Retold by Lin Yutang（《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1a）；还有在自译基础上的改写，如The Little Critic：Essays，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英文小品甲乙集》）（1935b）、With Love and Irony（《讽颂集》）（1940）、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啼笑皆非》）（1943）等；更有在翻译基础上的创作，如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1935a）、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1937）、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1939a）、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1947）等作品，其间隐含和夹杂着大量的翻译现象。引入译创理论之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非常明确了，除前两类少数作品之外，其大部分英文作品都属于第三类——即译创文本。由此，对其英文作品的研究就可以从整体上来观照，也不会因为创作和翻译分离而导致研究结果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本书将从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出发，对其译创动机、译创内容、译创思想、译创手段以及译创效果展开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林语堂的主体性行为与译创手段，对其译创实践进行一次新的探索。这样既可以寻求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丰富和完善翻译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又可以将林语堂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中，探讨其对翻译学、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