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辫子

我没有念过小学，五岁开始，就由一位严厉的老师在家里教我读书。由认“人、手、足、刀、尺”的方块字，到描红，到背古书。每回我背《论语》《孟子》背不出来的时候，就拉起辫子梢来使劲地咬，咬一阵儿，吐一口口水，再咬再背。有时背古文背到“人生在世……岂不悲哉……”时，昏昏欲睡的眼皮，不听话地耷拉下来，撑也撑不住，心里也不由得“悲从中来”。

时常听五叔婆和母亲生气的时候就说：“落发做师姑去。”顿时也萌起剪去两条辫子，到后山庵堂里当尼姑的念头。可是摸摸自己乌乌亮亮的辫子，实在舍不得，再看看《女诫》那本书上，第一页就是曹大家班昭的画像，她穿着全身飘带的古装，翘起十指尖尖的兰花手在翻书页，头上盘着高高的云髻，一串串长长的珠子从云髻垂下来，垂到前额，一幅的雍容华贵，又不胜羡慕起来。心想有一天我长大了，古书也统统会背了，岂不也可把辫子盘到头顶心，盘得跟曹大家一样高。变成个有学问的古装美人，多么好？为了这一点点希望，我只好耐着性子再读、再背。

一直背到十二岁，常常走到花厅大屏风镜子前面照照，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尤其是两条辫子，五叔婆总是把它梳得紧绷绷的，一直编到尾巴上，翘在后脑勺像两条泥鳅，一点古装美人的影子都没有，不禁再度“悲从中来”，想想自己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的乡下姑娘，永无出头之日了。

没想到，出头之日来得非常突然。有一天，在杭州做官的爸爸，回故乡住一段短短的日子以后，就把母亲和我一起接到了杭州。在那个时候，乡下人能够去杭州当“外人”，就比现在去欧洲、去新大陆还要神气。

左邻右舍的小朋友都纷纷来给我送行。有的赠我亲手编的竹知了（蝉），有的赠我角上绣一朵红花的小手帕，有的赠我金黄麦管编的手镯，有的赠我三寸长的坑姑娘（用短短树枝，套上自己缝的花布衫，两手左右直直地张开，只有一只脚，我们叫它坑姑娘）。竹桥头阿菊送我的是用嵌银丝缎带打的一对蝴蝶结，亮晶晶的，我最喜欢，她说缎带是城里杨宅二小姐给她的外国货，叫我外出做客时扎在两条辫子上。小长工阿喜特别为我用劈得细细的竹片，编了一个有盖的小竹箩，让我把所有的礼物都放在里面，带到杭州。阿喜说：“听人家说杭州跟外国一样，什么都有，但我就不相信会有这样精致的小竹箩。”

阿菊把我紧绷绷的辫子拆开来，梳得松松的，从耳根垂在两肩前面。她说：“杨宅二小姐从上海回来，就是这样梳的，戴上各色各样的蝴蝶结或是珠花，才好看呢！你到了杭州，戴蝴蝶结的时候就会想起是我亲手给你做的。”说着说着，她眼圈儿就红了，阿喜只是擤鼻涕。

就要和她们分别，我也只想哭。可是一想起来就要到杭州做“外路人”，又不禁打心里兴奋，那种心情是非常复杂的。

母亲给我梳辫子，也跟五叔婆一样，把辫子编得紧紧的，只剩一点点发梢，凌空翘在背后，说免得刷脏了衣服。我暂不反抗，反正一到杭州，看看人家姑娘的新式打扮，母亲的脑筋也会新式起来的。

到了杭州，父亲就安排我读书的事，听他和母亲说要我跟一位佛学经学大师马一浮老先生读书，先做学徒，要替他擦水烟筒、倒痰盂、拖地板，磨炼心志，然后才开始传授经书。

我一听就急得哭了起来，不敢反抗父亲，只有天天晚上跟母亲跺脚大闹，我边哭边说：“如果真要跟马老先生做学徒，我宁可落发当师姑。”母亲扑哧一笑说：“你要是当了师姑，就一辈子没有机会把乌亮的头发盘在头顶上做古装美人了。”

我心里好急，母亲又不许我出门一步，生怕我丢了。我每天都躲在后阳台的角落里看文言文笔记小说，回想在家乡自由自在的日子，老师虽严厉，却没要我倒痰盂拖地板，背完了书还可以跟阿菊、阿喜他们满山遍野地跑，没想到到了外面是这个样子的。

我用老师教我的调子念着小说里的诗，念着念着，就泪流满面，仿佛自己也是小说里“观花洒泪，对月伤怀”的“薄命佳人”。

那一段日子真是好黯淡好黯淡！我真后悔不该想当“外路人”，我把小竹箩捧在手里，一样样摸弄着小朋友们送我的纪念品，连阿菊送的嵌银丝缎带蝴蝶结都暗淡无光了。

后阳台正对着教会办的杭州最有名的弘道女中。我每天望着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儿，穿着短衫黑裙，在碧绿如茵的草坪上蹦蹦跳跳、玩球、谈笑，好不活泼开心。我幻想着自己能是其中一分子该多好。

可是这个幻想跟做马一浮先生的徒弟相差十万八千里，怎么可能实现呢？母亲最听父亲的话，我知道求她是没有用的。

也许是命运之神对我特别照顾，救星来了。他是我父亲言听计从的好朋友孙老伯，北平燕京大学农学院教授。暑假回乡，顺道来看我父亲。

他衔着烟斗或雪茄，父亲吸着旱烟或吹着噗噗的水烟筒，两个人对坐在书房里聊天，我在两种不同的烟味中穿来穿去，心情焦急而兴奋，因为孙老伯一到的当晚，我已悄悄地恳求他说服父亲，答应我考弘道女中。

孙老伯教的是农科，英语说得呱啦呱啦的，诗词歌赋，样样都行。父亲很佩服他，他若讲出一套道理来，父亲不会不听吧。果然，孙老伯三言两语就把父亲说服了。

他的道理很简单：无论研究什么学问，必须先要有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基本学识，尤其要培养德智体群的道德基础。现在已经不是关起门来死啃书的时代了。何况这所教会女中管理非常严格，离家又近，是再好不过的了。

就这样，父亲接受了他的劝说，请老师在一个多月中给我补习了算术与公民（那时称党义），以同等学力报名投考弘道女中，发榜之日，我列第三，我快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

再仔细一看，榜上初中一共录取的只有五个人。原来弘道附属小学，成绩好的直升初中，补名额只取五名。我第三，正是不上不下，心里有点儿懊恼，都是算术害的，不然的话，凭我那篇响叮当的文言作文，应当稳拿第一名呢。

入学那天，母亲给我换上蓝底红花最摩登的斜襟旗袍，梳好两条光溜溜的辫子，亲自送我到学校。

新生训话的时候，女校长一双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我，拉拉我衣服的大袖口说：“下星期起，不要穿花旗袍，要换白短衫、黑裙，知道吗？还有，要把辫子剪掉。”

一听说辫子要剪掉，我心里好急好气。辫子是无论如何不剪的。我明明看见草坪上的同学，有穿花衣服的，也有留辫子的，为什么我不可以呢。明明是欺负新生嘛。

回到家里，我又向母亲跺脚：要母亲马上给我做白短衫、黑裙，这倒是我梦想着要穿的，可是辫子一定不剪。母亲说：“校长的话就是校规，怎么可以不遵守？”我说她不公平。后来才知道，那些穿花衣服的是住读生，通学生在外面走，必须佩戴校徽、穿制服，代表学校。留辫子是教友家庭子女，好像是在上帝面前许下心愿，要留辫子。我心里好委屈，又吵着也要住校。

母亲说：“学校离得那么近，三分钟就走到了，为什么要住校，住宿费又贵。”

我仍然赌气地说：“要剪辫子我宁可不读。”

母亲说：“少使点儿性子吧，好容易当上了“学堂生”，还要怎样，你不读就给老先生端痰盂擦地板去！”这下我才屈服了。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抚摩着散开在枕头上柔软软、乌油油的头发，不由得阵阵心酸。

想起阿菊说的“外路人梳辫子式样新，扎上蝴蝶结，不知有多漂亮”，如今一切将化为乌有，她送我的嵌银丝缎带蝴蝶结也没有用了，我的眼泪滴落在枕头上，哭了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到底考取中学，当了“学堂生”总是体面的。

还有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就是可以卷起舌头学英文，将来也跟孙老伯一样，英语说得呱啦呱啦的，回到家乡，说给阿菊和阿喜听，才叫神气呢。

母亲连送我去理发店剪发的钱都舍不得，自己拿起大剪刀，“咔嚓咔嚓”几下，就把我心疼得要命的乌黑长发剪下一大截。母亲的手法并不高明，剪得长长短短，狗牙齿似的，还是老师把我再带到理发店里，重新修齐了。

母亲把剪下来的一大把头发仔细包好，我问她：“妈妈，听说我小时候打光光以后（家乡话，指婴儿第一次剃头），您把我的头发包成一小包，送到庙里保佑我长命百岁。现在这把头发又有什么用呢？”

母亲说：“留给我自己当假发用，我的头发已经掉得越来越少了。”这一说，我才注意母亲脑后的发髻真的变得很小了。

我问她，为什么头发会掉得越来越少？她叹口气说：“还不是为了你操心。”我低下头想了一阵，忽然说：“我的头发加在你的里面，我跟妈妈是结发了。”她啐了我一口说：“什么结发不结发。”我顽皮地说：“我知道，妈跟爸爸才是结发夫妻，跟我是母女连心。”母亲笑着说：“你知道这个就好，你以后上了学，要好好用功，听老师的教导，妈妈就不用操心，头发就不会再掉了。”

一个星期以内，母亲请裁缝给我赶做了一件白短衫，一条黑短裙，裙子是她拿自己的华丝葛旧裙子改的，上面有竹叶花纹。第一天检查服装时，训导主任连连摇头说不行，不能有花纹，一定得平面黑绸。母亲只得再做一条，嘴里直嘀咕：“白白糟蹋了一条华丝葛裙子。”

第一次周会，全班同学由级任导师依身材高低排好次序，进入课堂。我一看，连住校同学也穿上制服，全体整齐划一，我当时忽然觉得自己好神气。

想想那时站在后阳台，远远望着她们在草坪上玩耍，多么羡慕她们，现在居然也是其中的一分子，跟她们坐在同一个课堂里读书，在同一片草坪上玩乐，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

孙老伯说的“德、智、体、群”四个字，我已经开始了“群”的训练。以后，我一定要和她们相亲相爱，如手如足，过着快乐、活泼、健康的“学堂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