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思想规律进化论

1997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接受了BBC电视台的专访，并被问及其漫长人生中最让他惊讶的事。伯林于1909年生于里加的犹太木材商人之家，七岁半的时候就在圣彼得堡一座陶瓷厂楼上的家中目睹了二月革命的开端。他这样回答：“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经历过无数的恐惧，我仍能如此平静而愉悦地生活。在过去的这个世纪里，世界毫无理由地承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非人道暴行和野蛮毁灭……但我还活着，没有被它们涤荡……在我看来这很令人惊讶。”

听到这段采访的时候，我已深入本书的创作很久了。但伯林先生的回答着实引起了我的共鸣。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传统的20世纪史学研究都着力于人们熟知的经典政治军事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30年代的大萧条、斯大林治下的苏联、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殖民地自治浪潮和冷战，等等。这是一份可怕的事件簿。而斯大林和希特勒（或打着他们的旗号）犯下的暴行，至今仍没有被清算，甚至很可能永远也无法彻底清算。这些暴行的数量之巨，即便在这个对天文数字已经习以为常的时代，也仍罄竹难书。尽管伯林先生经历了所有这些恐惧肆虐的年代，他留在故乡的所有家人都惨遭屠戮，可他仍能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自己漂泊的一生堪称“幸福人生”。

因此，我写这本书的第一要务，就是要让人们把目光从传统史学涵盖的大小事件上移开，不再囿于政治军事事件和国家事务，转而关注那些令以赛亚·伯林的人生如此传奇而丰富的主题。过去的一百年中发生的恐怖事件，其散布范围之广，数量之巨，对人的现代情感造成的流弊之严重，使得传统史学家对其他的主题都无暇顾及。举个例子，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20世纪前三十年的史学著作，虽然厚达700多页，却丝毫没有提及相对主义，既没有提及亨利·马蒂斯或者格雷戈尔·孟德尔，也没有欧内斯特·卢瑟福、詹姆斯·乔伊斯或马塞尔·普鲁斯特；既没有乔治·奥威尔、W. E. B．杜波依斯或玛格丽特·米德，也没有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或弗吉尼亚·伍尔夫；既没有莱奥·齐拉特或莱奥·亨德里克·贝克兰，也没有詹姆斯·查德威克或保罗·埃尔利希；既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当然更没有提到他的作品《巴比特》。其他史学著作同样存在类似的缺失。而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打破这一偏颇的局面，聚焦那些改变了20世纪面貌的主要思想理念，正如伯林先生所言，这些思想理念才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宝贵财富。

尽管基于这样的初衷，但我无意否认传统史书的观点，即20世纪确然是悲惨且多灾多难的。只不过除了战争，这个世纪其实还有更多的美好。我也没有意图暗示政治或军事事务就不是思想或智力事务。它们绝对是。政治家总是试图将哲学和人性的理论融入政府的统治中去，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最为困难的智力挑战之一。而在军事斗争中，个人的生命前所未有地无足轻重，人与人面对面地交锋，其间也饱含了政治价值与利益。但是，在纵览传统史书之后，我想给读者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一些更为丰富也更加难以寻觅的东西。

 

我从来认为，只要我们抛开折磨20世纪的深重苦难，只要我们不再执迷于过去数十年间历历在目的恐怖，那些思想潮流，以及最引人关注的发展、最经久不衰的进步和最意义深远的开拓，都将显现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一直在知识层面被科学主导，对科学“妥协退让”。科学的影响之所以深远，不仅因为它造就了新发明的诞生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科学在改变人类思考内容的同时，也改变着人类的思考方式。1988年，法国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亦近，亦远》中自问道：“你认为当今世界还有哲学的一席之地吗？”他是怎么回答的？“当然有，但只有当哲学基于当今的科学知识与成就时才能立足……哲学家不能将自己与科学发展隔离开来，因为科学不但极大地拓展和改变了我们对于生命和宇宙的视野，同时也变革了人类思考的方式和规则。”这场规则和方式的革命也将贯穿本书的探讨。

有批评者可能会认为，从20世纪与科学的关系来看，这个世纪其实与18、19世纪并无区别，因为我们都在见证科学发展的成熟，而这一进程早在哥白尼和弗朗西斯·培根时代就已经发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实如此。但20世纪与19世纪及之前的世纪在三个重要方面有着本质区别。首先，一百多年前的科学只是一套彼此毫无关联的学科集合，而且并未开始探索各学科的基本原理。比如约翰·道尔顿早在19世纪就预测了原子的存在，却一直没有人尝试验证这一概念的实体，甚至连最不着边际的验证空想也没有。而这恰恰是20世纪科学的显著特点，用约翰·马多克斯的话来说：20世纪的标志性特征是它不但让发现之河变成了洪流，而且让很多学科的基础性发现成为现实，包括物理学、宇宙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和心理学等。而正是在1900年及其前后，大多数基本概念（电子、基因、量子和无意识等）得到了定义，这也是思想史上一个伟大的巧合。

20世纪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二方面在于，各种不同领域的探索，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学科加上数学、人类学、历史学、遗传学和语言学，以充满力量而令人信服的姿态交相辉映，为人们展开了一幅自然世界的壮美画卷。这幅画卷包含了宇宙、地球以及大陆和海洋的演化，生命的起源，世界人口的增长和不同种族及不同文明的发展等丰富的内涵。这幅画卷的基础和框架都是对进化论的演绎。时至1996年，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仍然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而早在1900年，胡戈·德弗里斯、卡尔·柯伦斯和埃里希·切尔马克就通过重新阐述和发现本笃会修士格雷戈尔·孟德尔的豌豆育种规则，解释了达尔文理论作用于个体水平的可能机制，从而开启了科学（当然也是哲学）的广阔新领域。因此在本书中，我实际上坚持认为，通过自然选择实现的进化论可以说是20世纪的理论，当然了，说它是19世纪的理论也同样正确。

20世纪在科学上区别于以往世纪的第三方面体现在心理学领域。正如罗杰·史密斯所指出的，20世纪是心理学的纪元。自我变得私人化，而公共领域（代表公众利益的政治行为的关键领域）则出现了相对空白的状态。人们开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方式审视自己的内心。正统宗教的衰落和个人主义的兴起，使得这个世纪在感觉上迥异于之前的世纪。

在前面的段落中，我用到了对科学“妥协退让”的字眼，我的意思是：人们被迫接受科学发展所取得的进步。除此之外，其他学科以及其他思维模式或行为方式都在进行自我调整以回应科学的发展，它们无法忽视科学。许多视觉艺术的发展，如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建构主义，甚至抽象主义本身，都涉及对科学（或艺术从业者“眼中”的科学）的回应。许多作家，从约瑟夫·康拉德、D. H．劳伦斯、马塞尔·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和T. S．艾略特，到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和詹姆斯·乔伊斯，也都承认受到过查尔斯·达尔文、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思想影响。在音乐与现代舞蹈艺术中，原子物理学与人类学的影响都已得到承认（阿诺尔德·勋伯格尤甚），而“电子音乐”一词本身就不言而喻了。在法理学、建筑学、宗教和教育中，在经济学和组织工作中，科学成果及其方法学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环境下，历史学科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虽然科学对历史学家的写作方式和内容有着直接影响，但历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史学界的一大辩题关涉历史向前发展的动力问题。有的学派认为，“大人物”举足轻重，当权者的决断可以造成世界历史和思想的重大转变。另一些人则认为，经济和商业因素能够通过促进整体人口中某些阶级的利益而实现变革。在20世纪，尤其是斯大林和希特勒的出现似乎肯定地表明，“大人物”的决策对历史事件至关重要。但随着热核武器统治了20世纪下半叶，我们还能说任何单独的个人，无论伟大与否，能够担负起这足以毁灭世界的核弹的决策权吗？显然不能。事实上，我想说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一个众多时空交错的年代。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如大人物或影响社会阶级的经济因素）都正在被社会发展的新引擎所取代。而这台新引擎就是科学。

关于科学，还有一个方面让我觉得特别令人振奋。它不存在真正的日程表。我的意思是，就其本质而言，人们不能强迫科学朝向某个特定的方向发展。科学的必然属性就是开放（尽管在冷战时期和某些商业实验室里还存在一些秘密进行的研究），从而确保在这一至为重要的人类活动中，永远只能存在知识的民主。令人鼓舞的是，科学不仅是一种强大的工具，能够发现新事物，改变政治观念，刺激思想的发展，科学还变成了重要的隐喻。要取得成功和进步，世界必须是开放、不断变化且毫无偏见的。因此科学在具有知识权威的同时也具备了道德权威。但这并不总是能为大众所接受。

说到这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都是关于科学的，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但在导言部分，我想提请大家注意科学对20世纪产生的另外两方面的哲学影响。第一个方面有关技术。技术进步是科学最显而易见的成果，但它可能导致的哲学后果往往被忽视。科学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某些政治理论家那样，会友善地向我们承诺，为人类的生存状态提供普适的解决方案。科学看待世界的眼光循序渐进而讲究实效。技术则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个人提供更强的生活驾驭能力和/或在某些特定方面的生活自由（如移动电话、便携式计算机和避孕药等）。不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些“小玩意”是对异化或倦怠的困境所作出的适当的哲学回应。而我则固执地认为，它们的确是的。

科学所具有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哲学意义可能也是最重要当然也是最有争议的。站在20世纪末的关口，人们逐渐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正随着知识的进步而飞速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事实：相比科学知识的突飞猛进，艺术领域却缺乏能与之媲美的成就。有些人会认为这样的比较是错误而毫无意义的，因为艺术所包含的创意、想象力、直觉和本能的知识，是从来不可能像科学知识一样通过累积而增长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这种关于艺术知识的提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已有观点认为艺术文化是具有累积性的。哲学家罗杰·斯克鲁顿在最近的一本著作中已经阐明了这一观点。“创意，”他说，“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不择手段，也不是通过震慑或干扰将外部世界的竞争拒之门外。一个众所周知的词语，只要用得恰如其分，也可以是最有原创性的艺术作品。……它们的原创性并不在于对过去的蔑视或对既有期望的粗暴攻击，而在于它们向传统形式及内容注入了令人惊喜的新元素。没有传统，创意便不能存在：因为创意只有通过对抗传统才能为人所知。”这与19世纪沃尔特·佩特提出的“经验之伤”类似，即为了探索新事物，你必须了解过去，否则你可能只是在重复前人的成果，煞有介事地兜圈子。但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的碎裂所表现出的却常常只是对于奇技淫巧的过分追求，而不是对已有知识的独创性见解和补充。

第二种解释则来源于科学所具有的累积性本质。科学是一个循序渐进、前后连贯的故事，新的成果不断对旧的理论进行修正，从而增强科学的权威，科学的意义就在于此。在我看来，20世纪的艺术和人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科学所压制和超越，而这种压制与19世纪及以前的任何态势都截然不同。一百年前的作家，如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弗里德里希·尼采、亨利·柏格森和托马斯·曼等，完全可以就人类的境遇发表足以与当时的科学思想相媲美的论断，而诸如理查德·瓦格纳、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克劳德·莫奈或爱德华·马奈等艺术大师，也具有同样的作品表现力。正如本书第1章里所写的那样，19、20世纪之交，在马克斯·普朗克位于德国的家里，人文科学仍被视为较科学更为优越的知识形式（普朗克一家也并非异类）。但一切还一如当年吗？艺术和人文曾经一直反映着它们栖居的社会，但在过去的一百年间，它们的声音已经日渐低沉。

拔地而起的冷漠大都市，稍纵即逝的邂逅，冷酷的工业化以及前所未有的道德沦丧，这些景象构成了19世纪晚期全新的异化世界。现代主义作为对这一世界的回应，已经被大书特书过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现代主义者对科学本身，而不是对技术及其社会后果的回应。20世纪的许多科学成就，如相对论、量子理论、原子理论、符号逻辑、随机过程、激素和食品添加剂（维生素）等，至少在它们被发现的时候都显得艰涩难懂。我认为现代科学的高门槛已对艺术产生了不利影响。简单地说，艺术家总是尽量避免与大多数（我要强调“大多数”）科学产生交集。这样做的一大后果，正如本书自始至终力图传达的，就是约翰·布罗克曼所谓的“第三种文化”的兴起。这种文化与C. P．斯诺概念中的两种文化（文学文化和科学）有关，但存在差异。布罗克曼认为第三种文化由一种新的哲学类型构成。这种自然哲学事关人类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定位，主要由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写就，因为他们是现今最有能力做出此类评价的人。无论如何，对我而言这都是一种对知识形式演变的衡量。这也是本书的中心思想所在。

 

在这里，我要重申我在序言中说过的话：《20世纪思想史》只是我对于20世纪思想的个人诠释。即便如此，这本书所涵盖的领域仍太过广博，这让我不得不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非常严苛的标准。对于若干问题的探讨，我也只能忍痛割爱了。我何尝不希望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描述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所造成的思想后果。正如保罗·福塞尔和杰伊·温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所作的阐释一样（见第9章），大屠杀也同样值得大书特书。而在介绍1963年汉娜·阿伦特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时，大屠杀本来也可以很好地契合主题。亨利·福特的成就，以及他极富影响力的发明（流水生产线），或是查理·卓别林这样在19、20世纪之交电影刚刚诞生时便大放异彩的明星，也都理应在本书中占有一席之地。但严格说来，上述都是文化而非思想的进步，所以我只能忍痛省略。实验对象往往会因为实验的设计而导致很多原本并不会出现的结论和推断。丹尼尔·贝尔曾好心地提醒过我，而我没有听从当然不能怪罪于他。有段时间我曾想专门辟出一章来介绍大学，不只是剑桥、哈佛、哥廷根或日本帝国大学等传统名校，还要包括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斯克里普斯研究所、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及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科学城等杰出的专业机构。我最初计划走访《自然》和《科学》杂志的编辑部、《纽约书评》办事处和诺贝尔基金会，以及一些著名的大学出版社，介绍这些机构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样，位于突尼斯、埃及和也门等阿拉伯世界的清真寺图书馆也应当榜上有名。这些想法都很迷人，但要囊括它们，恐怕本书也得增加一倍的篇幅和重量了。

写作本书的一大乐趣，是让我能够借此机会回过头来研读那些我早就应当拜读的作品，重温许多我曾经读过的作品。除此之外，我对诸多大学进行了访问，访谈了许多作家、科学家、哲学家、电影制片人、学者和其他让本书蓬荜生辉的人，这些事情都让我乐在其中。对所有的受访者，我采用的采访方式都大同小异。在有时长达三个小时的谈话过程中，我会问对话者，在其领域内，他/她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三个思想各是什么。有些人给出五个，也有人只选择了一个。在访问三位经济学家（其中两位是诺贝尔奖得主）时，我本期望他们可以给出九个不同的答案，但由于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我最后只得到了四个答案。

 

本书采用叙事体的写作手法。审视20世纪思想成就的一大方法，就是将这段思想的历史当作一个伟大的故事娓娓道来。因此，大部分的章节都根据时间顺序向前推进。我把它们叫作“垂直”或经线章节。不过，有几个章节则是与之对应的“水平”或纬线章节。它们分别是关于1900年的第1章；关于19、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及其“思想驿站”特点的第2章；关于神奇的1913年的第8章；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的第9章；以及关于让——保罗·萨特时代的巴黎的第23章。在这些章节里，思想的脚步不再一味沿着时间的大路向前飞奔，而尝试领略那些有时在同一个地方伸展开来的平行岔路。个中缘由也是因为当时发生的事件所致。但我仍希望读者们能够乐于品味这种步伐的改变，我也希望那些字体加粗的人名和概念会对读者的阅读有所帮助。因为在这样一本大部头著作里，单凭章节标题可能不足以提供完善的阅读指导。

本书共分为四部，这种划分也反映出思想的确切变化。在第一部中，我完全颠覆了弗兰克·克默德在《终结的意义》中做出的论断。克默德爵士认为，尤其是在小说作品中，所有情节的结局，以及该结局与之前情节之间的协调关系，组成了人性的基本面，也就是世界观。起初的文学作品中只有永恒的天使和神话，后来出现了悲剧，而最近的文学作品中则充斥着无尽的危机。与之正相反，本书的第一部反映了我的信念，那就是：20世纪初，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物理、生物、绘画、音乐、哲学、电影、建筑以及交通运输，都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征兆。新的局面将被打开，新的故事将被传诵，而新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不是每个人都看好正在发生的变化，但纯粹的新颖正是这个时期最典型思想的意义所在。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思想史抱有这种信念。

虽然在第9章中，我着重考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思想后果，但实际上，整个第二部“从斯宾格勒到《动物农场》：文明及其缺憾”也延续了对这一命题的探讨。“文明及其缺憾”取自弗洛伊德写于1931年的同名作品，我们也许不一定赞同该书传达的观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承认他的措辞概括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境。

本书的第三部则体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感受，它比战前时期还要乐观，也许是积极年代里最为积极的时刻，因为在那时的西方（更确切地说，在非共产主义世界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自由的社会架构有希望成为可能。20世纪的历史最为奇妙的一点，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散布了如许的愁云惨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守得云开见日出。

决定第四部基调的是后现代主义的理念。而此时要断定它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革命性突破，还为时尚早。因为有的人仅仅将其视作对现代主义的丰富和补遗，但从后现代主义预示了后西方思想乃至后科学思想这层意义上来说（见本书第755—756页），它也可能被证明是与过去年代更为彻底的决裂。这一问题有待解决。如果我们正要进入“后科学纪元”（对此我深表怀疑），那么新的千年势必迎来自达尔文创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之后，最为彻底的思想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