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度

江东适宜的自然环境和蓬勃发展的社会经济，为贵族闲适风雅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东晋的贵族、士人提倡源自黄老的道学，崇尚“简”与“玄”。老庄思想不仅是构筑魏晋名士精神世界的重要内核，而且作为一种时代风尚，对整个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持盾彩绘陶俑（一组两件）

东晋

左：高52.8厘米

右：高50.2厘米

1964年江苏南京富贵山东晋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富贵山东晋墓据推测是东晋最后一位皇帝晋恭帝司马德文（419—420年在位）的陵墓。墓中共出土大型陶俑四件，分为两类：一类头戴平巾帻，圆脸方耳，上身穿右衽短衣，下着裤，足穿尖头靴；另一类头戴平巾帻，高鼻深目，长脸细颈，上身穿左衽短衣，下着裤，足穿圆头靴，似为胡人形象。

陶俑嘴唇及手持盾牌均涂红，身躯部分残留白色打底的彩绘痕迹。制作时，应是先分别模制头部、身体和盾牌，在泥坯上手塑面部五官，刻画衣纹褶皱及盾牌纹饰，再将头颈部插入衣领内入窑烧制。盾牌与陶俑分开烧制，在成品组装时再将盾牌背部榫头插入陶俑左手部位的卯孔中，最后通体绘制上色。陶俑右手做持握兵器状，原应持有木质长兵器。出土时，陶俑的位置已被扰乱，推测其原始位置或在墓室前部紧靠墓门处，有镇墓之意。（邬俊）

谢琰墓志

东晋宁康二年（374）、东晋太元二十一年（396）七月

长31厘米，宽24.5厘米，厚6厘米

1972年江苏常州溧阳果园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志文：晋故豫州陈郡阳夏县都」

乡吉迁里附（驸）马都尉、朝请、」

溧阳令、给事中、散骑常侍谢」

琰，字弘仁。」

夫人司徒左长史太原晋阳王」

仲祖女。太元廿一年七月十四日」

□□仲杨□□。」

墓主家族出自陈郡，为东晋世家大族陈郡谢氏的一支；其妻王氏出自太原王氏家族，也是魏晋时期的高门士族。墓主名与谢安之子同名，此两谢同门，其间关系尚待研究。

墓志出土于甬道前部正中，阴刻7行，目前能辨识63字，基本为楷书字体。其结体方正拙朴，古拙雄浑。志文字体虽为楷书，但如横尾上挑等用笔习惯则带有明显隶意。行笔率真自然，灵动流畅。

这座墓中出土了不少模印有“溧阳令宁康二年”“ 阳夏县都乡”等字的铭文砖，均为阳文隶书，大多反写。由此推测该墓系宁康二年（374）先葬入谢琰，太元二十一年（396）其妻王氏去世后再开墓合葬，两次下葬相距22年。“宁康”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第一个年号，自公元373年沿用至公元375年；太元是孝武帝的第二个年号，自公元376年沿用至公元396年，长达21年，是东晋使用时间最长的年号。（邬俊）

“卞氏王夫人”墓志

东晋太和元年（366）

长31.5厘米，宽15.7厘米，厚5.4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刻铭：卞氏王夫人

模印：泰（太）和元年八月

东晋墓志以砖质居多，内容普遍较为简略。这方墓志以铭文砖制成，砖侧模印“泰（太）和元年八月”，属东晋中期。墓志正面仅刻写“卞氏王夫人”五字，透露出卞、王两大家族的一段联姻（卞氏迎娶王氏女子）。南方地区在东吴、西晋时期有用铭文墓砖记载墓主家世的传统，一般将文字模印于砖侧，内容简略，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墓志形制。（邬俊）

陶牛车

南朝

通长40.7厘米，高21.5厘米

牛长20厘米，宽18厘米，高14.5厘米

车厢长20厘米，宽18厘米，高14.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中华门外砂石山南朝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牛车，也称为“犊车”。魏晋的士人，沉浸于探究玄学以及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他们相信老子驾牛出关的传说，坐牛车出行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牛车看起来沉着稳健，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它行进速度缓慢，对士人来说是一种享受。牛车也常被士人用来比赛。模仿墓主生前座驾的陶牛车，常被放置在墓室内靠近墓门的地方，仿佛依旧随时准备载君云游。陶车厢的主入口被设置于后端，前端半开放的空间是驭手的驾驶位置。在实际的车厢中常有凭几、隐囊等便于短暂休憩的家居用品。厢体上留有对称的穿孔，便于安置临时帷幔（“幰”）的立柱。依据等级的不同，幰又分为“通幰”与“偏幰”。前者是遮盖车厢顶部的一整张大帷幔，后者只是遮挡车厢前部。（左骏）

陶俑（一组两件）

南朝

女俑高34.6厘米，男俑高38.1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中华门外砂石山南朝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东晋南朝的大中型墓葬中常随葬陶俑。早期的陶俑多为捏塑，制作粗糙，稍后模制俑开始增加，制作也日益精巧。俑多为立姿，一般为侍从、奴仆形象。这组陶俑中的女俑头戴巾帕，上身着短衣，下身着裙，脸庞圆润，面带微笑。男俑头戴冠，身着裤褶，足穿尖头靴，长脸细颈，深目高鼻，双手环于胸前。（邬俊）

兽面纹瓦当

东晋

直径14.3厘米，厚2.6厘米

江苏南京建康城东晋—南朝地层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瓦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上筒瓦的瓦头，当面通常都会带有装饰纹样，既具有防止风雨侵蚀、保护屋檐的功能，又有装饰的作用。南京出土的六朝时期瓦当，按纹饰可分为云纹、人面纹、兽面纹、莲花纹四种，其中后三种纹饰的瓦当在此前仅有零星出土，直到这一时期才开始流行。

整体来看，六朝时期的瓦当在结构上均表现出边轮高而窄、当面低于边轮的特点。此件瓦当上的兽面双目斜吊，口牙大张，毛须飘拂，是一种常见的类型。用兽面装饰屋顶瓦，其用意或许在于辟邪。（邬俊）

陶屋舍（仓）

东晋屋舍面阔40.2厘米，进深8.4厘米，高7.8厘米，檐面长12.7厘米，底高0.6厘米

1991年南京农业大学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随葬模型的葬俗兴起于汉代。仓、灶、井、圈、磨、家禽畜俑、房屋等明器常成套出现，以模仿现实世界的方式构建死后的世界。这件陶屋为悬山顶，上立鸱吻，正面开五扇小窗，造型简朴，与它同出的有陶牛车、灶、凭几等反映日常生活的明器。（邬俊）

铜铺首衔环

东晋太元九年（384）

环外径8.5厘米

1956年12月江苏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岗M2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此铺首衔环出土时红铜门环下面还附有朽木，应是墓门；铺首上有四个钉孔，大小恰好与附近发现的小铜钉尺寸相当。汉代以后，砖室墓被普遍使用，“事死如生”的观念使得人们相信坟墓是逝者生前居所在地下世界的延续，因此出现了模仿房屋结构的，精心规划、布局繁复的墓葬。高规格墓葬的结构非常复杂，会有墓门、天井和多间墓室，墓门上多配置铺首衔环，起到辟邪的作用。（张长东）

铜沟盖

东晋

长24厘米，宽24厘米，厚1.2厘米

1964年江苏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陶水管

东晋太元九年（384）

长50厘米，直径17.5厘米，壁厚2.6厘米

1956年江苏南京中山门外苜蓿园东岗M2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因南方地下水位高、多阴雨，六朝时期的房屋与砖室墓大多注重排水。与此相关的遗存有墓室内部的沟盖（类似今天的地漏）、从墓室内延伸至墓门外的砖砌排水沟，以及连接砖砌排水沟的陶质水管等。这座墓葬的水管每节长度约为50厘米，由32节水管相互套接，加上砖砌部分的长度，排水沟总长达21.6米。水管外壁刻有“八十六”“百九十九”“五十”“五十二”“六十七”“二百卅六”等数字编号。（邬俊）

龙虎形陶座（一组四件）

东晋

平均尺寸：孔径10.7厘米，底径21.2厘米，通高13.6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幕府山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四件陶座两龙两虎，被放置在墓室内四角，与它们同时出土的还有四根一端粗一端细的陶柱。推测用法是将陶柱插入中空的陶座中，形成支撑架体，顶端架接帷帐杆体。这种两龙两虎组合出现的陶座常见于东晋时期的高等级墓葬，出土时，有的龙首和虎首上仍残留红色和白色颜料，表明在制作之初它们都带有彩绘装饰。（邬俊）

陶凭几

东晋几面长47.5厘米，宽9.5厘米，连足通高22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凭几是为满足人在盘坐或跪坐时双臂有所扶靠、腰部有所依托的需求而诞生的日用家具。魏晋南北朝时期流行抱腰式三足漆木凭几，几面呈扁圆弧形，以三个兽形或蹄形足为支撑，高20—50厘米。墓葬中通常随葬同样形态的陶质凭几。南朝谢朓有《乌皮隐几》诗：“蟠木生附枝，刻削岂无施。取则龙文鼎，三趾献光仪。勿言素韦洁，白沙尚推移。曲躬奉微用，聊承终宴疲。”题目中的“隐几”即凭几。（邬俊）

青瓷鸡首壶

东晋

盘口径11厘米，底径13厘米，通高9.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鸡首壶，以其在壶肩部贴塑鸡首造型而得名。据南京地区东晋墓出土的一件青瓷鸡首壶底刻铭“罂主姓黄名齐之”可知，这类器物当时可称“罂”。

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纪年鸡首壶为西晋永宁二年（302）。西晋时期的鸡首壶常在平底盘口壶的肩部贴塑鸡首，对侧贴塑鸡尾，或只有鸡首无鸡尾；鸡首无颈，平贴于器肩；鸡尾短扁，前后对称，只有装饰意义，没有实用价值。

东晋时期鸡首壶造型与西晋相比有所不同：盘口较小，壶身变大变高；鸡首长颈圆冠，作为壶之流管，或实心，或空心；肩部有双系，多为桥形，可用于穿绳提携。（高杰）

黑釉盘口鸡首壶

东晋

盘口径7.4厘米，腹径20.4厘米，底径12厘米，高22.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幕府山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黑釉鸡首壶是浙江德清窑独树一帜的产品。在六朝时期，德清窑兼烧青釉瓷、黑釉瓷，以青釉为主，但以黑釉名盛一时。这种沉稳的釉色打破了当时南方青釉瓷器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釉色品种，是瓷器烧造工艺的进步与突破。（高杰）

青瓷四系盘口壶

东晋

口径16.2厘米，底径14.3厘米，高29.7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盘口壶口沿呈盘口，肩部常有系，方便穿绳提携使用。这种器型大量出现于西汉时期，历经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延续至隋唐五代乃至以后。盘口壶不仅沿用时间长，而且地域分布广泛，汉代以后的盘口壶在全国许多地区有所发现，尤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出土数量最多。出土的盘口壶有的带器盖。盘口的设计既易于密封，也易于倾倒，在没有流的状态下，盘口倾斜时，液体无法沿壁外流。（高杰）

青瓷带碗（魁）

东晋

口径8厘米，底径5.7厘米，宽1.8厘米，高5.5厘米

1964年江苏南京富贵山东晋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根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里的解释，“魁”意为羹斗，所以汉代的魁，是一件盛羹的斗，其形状类匜。在《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模印拼砌砖画上可见魁之影踪。画中，王戎、山涛、阮籍等人身侧皆有圆形容器，把柄弯垂。毫无疑问，此时的魁已作为容酒器使用，魁中盛酒，再用鸭形挹勺注入杯觞。（高杰）

点褐彩青瓷盖罐

东晋

盖径13.5厘米，口径11.2厘米，腹径19.3厘米，底径11厘米，通高15.3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合班村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这类釉下点褐彩瓷器在三国两晋时期主要为婺州窑、瓯窑、越窑和洪州窑等窑口烧造。此件盖罐，釉色深绿翠亮，有八处点彩，发色浅淡，分布疏朗均匀，从胎质与釉色看，应属越窑产品。（高杰）

陶多子盒（）

东晋

盖径22.2厘米，底径25厘米，通高8.6厘米

1964年江苏南京富贵山东晋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三国西晋时的多子盒大多为长方形，后来逐渐演变为圆形，至南朝时则几乎全为圆形。南昌西晋吴应墓出土的多子漆盒底部书有“吴氏槅”，可见时名为“槅”。西晋左思《娇女诗》有“并心注肴馔，端坐理盘槅”句，表明多子盒是一种食器，是用来盛放佳肴美馔的。此件多子盒外施赭石，内施朱红，应该是仿制实用的漆器。（邬俊）

青瓷唾壶

东晋

口径8.7厘米，底径9.4厘米，高12.2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唾壶，可放置于几上盛装唾弃之物，或可盛肉骨鱼刺等食物残渣。文献记载有玉唾壶（《西京杂记》）、金唾壶、漆唾壶（《上杂物疏》）。无疑，相比金、玉等贵重材质，青瓷是寻常可见之物，故而青瓷唾壶能得到更加普遍的使用。

古人之高歌，或是渐离击筑悲歌，或是冯谖弹铗，或是庄子丧妻击缶。《世说新语》中有“唾壶击缺”之典故：王敦在酒后常以如意击唾壶，并咏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句，以抒壮怀激烈之情。其行为怪诞不羁，符合魏晋一贯风气。（高杰）

象牙唾壶

西晋元康九年（299）

高10.5厘米，口径8.5厘米，底径9.2厘米

1979年江苏苏州吴中区直镇张陵山张君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唾壶是取用大体量的粗壮象牙制作而成的容器，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分从外敞的壶口到短促的颈部，由厚度相当的象牙料旋制，中间小孔应该是利用牙料的空腔修整而成。壶身和壶底足由一大块整料旋制，从底部完整无缺的同心圆来看，其空腔向上，利用象牙中空部分再深加工，扩大壶腔体积。上下部分各自完成后用胶黏结，最后整体打磨抛光。象牙温润如玉的质感，与贵族们清雅的格调相映成趣，展现出两晋南方士族生活里低调的奢华。（左骏）

点褐彩青瓷香熏

东晋

熏笼口径10.5厘米，腹径14.2厘米，承盘径18.7厘米，高19.3厘米

1974年江苏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化肥厂工地M24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魏晋之士，尚肤白体香，弱不胜衣，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其好熏香者，最出名的当属荀彧，“风流荀令好儿郎，偏能傅粉复熏香”。《襄阳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故而人称“留香荀令”。

六朝时香熏使用广泛，或与士人服散有莫大关联。在贵族、士大夫的大力推崇下，服用五石散成为一时之风，“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人服用这种药物之后，皮肤渐渐薄嫩，且异常敏感，须穿薄而宽大之旧衣，不能经常洗澡，导致虫虱繁殖。为遮掩异味，凡入朝觐见、会见尊客，当用香熏衣，方不失礼仪。（高杰）

点褐彩青瓷灯

东晋

灯盘径10.1厘米，承盘径14厘米，底径9.1厘米，高9.3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青瓷灯由灯盏、灯柱、承盘组成，造型具有典型的东晋时期特征。因要盛放液态的灯油，灯盏设计为碗形或钵形。灯柱一改西晋时期呈动物或人物造型的特点，变得简易朴实，呈中空的柱状。（高杰）

铜熏炉

东晋

炉径11厘米，底径13厘米，高9.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炉盖有简化的博山、镂空花纹，炉体有三脚，盘底有三乳钉足，应为实用品。

熏炉是古人熏香、取暖的用具，有洁室、驱虫、清洁衣被等功用。魏晋时期，熏香作为一种高雅的习惯，在上层社会中风行。葛洪《抱朴子》云：“人鼻无不乐香，故硫黄郁金、芝兰苏合、玄胆素胶、江离揭车、春蕙秋兰，价同琼瑶。”曹植、曹丕、王粲、应玚和陈琳等都是熏香的忠实拥趸，他们曾经写下《迷迭赋》互相唱和。（张长东）

铜三足盆

东晋口径24.9厘米，底径16.3厘米，高9.7厘米

1978年江苏南京秦淮区红花街道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五铢钱

东晋

普通五铢、剪边五铢直径2.2—2.5厘米，

1955年南京五台山M2出土

沈郎五铢直径1.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五铢钱，因每枚重量五铢而得名，自西汉元狩五年（前118）至唐武德四年（621），铸造历史长达七百余年，且流通地域广，影响深远。东汉晚期开始出现“剪边五铢”，顾名思义，剪边五铢的轮廓已被剪去，目的是“剪凿古钱，以取其铜”，用铜再铸钱获利。因此，剪边五铢常出现钱文不完整的现象。

魏晋时期是五铢铸造的低潮期，铸造数量和质量都不尽如人意。东晋时主要是沿用孙吴时期流通的旧钱。《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这组五铢钱形制不一，质薄文漫，可为印证。（张长东）

玉琮

齐家文化时期

射口径6.8厘米，对角径8.8—8.9厘米，孔径5.7—5.75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幕府山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琮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重要玉礼器，它的出现和传播与华夏史前文明具有密切联系。这件玉琮出土时位于棺内，应是墓主生前收藏之物。该琮玉料内含有大片褐色斑块，四面光素，造型平直方正，具有典型的齐家文化时期的玉琮特征。

史前时期结束以后，玉琮的礼制功能慢慢消失，这种器物也逐渐被人们遗忘。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一批金石学家，曾坚定地认为这类玉器是商周秦汉肩舆的玉制“头”，直到清末，“琮”之实名才被考证出来。（左骏）

玉（形佩）

西汉最宽处8厘米，孔径3.85厘米，厚0.3—0.35厘米，高8.9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玦”通常被认为是带有一个缺口的环状器具。据最新研究，在汉代“玦”指的是目前所谓的“韘形佩”（也称为“鸡心佩”）。汉代玦可悬挂在华丽建筑的帷幕间，相当一部分供佩戴用的玉玦则悬挂于墓主人的身侧。

玉玦在两汉时期有大量制作，一些精品甚至能做到流传有序。如三国时期钟繇赠送曹丕一件玉玦，他在给曹丕的信中写道：“昔忝近任，并得赐玦。尚方耆老，颇识旧物。”（《三国志·魏书·钟繇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可知信中所提及玉玦是东汉尚方局所制作。（左骏）

玉具剑

西汉—东汉

剑首高1.8厘米，长3.5厘米，宽1.7厘米

剑格高2厘米，长6厘米，宽2厘米

剑高2.3厘米，长9.6厘米，宽2厘米

剑高1.9厘米，长3.2厘米，宽2.1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西晋伊始，开始推行一种新的礼仪性佩剑制度，即所谓佩用“班剑”。真正意义上的班剑，是一种以木制作、刻饰花纹的礼仪用剑，既可作为上朝佩剑代替真剑，又可作为仪仗佩饰，所以又称“象剑”。而实际上，班剑已彻底失去防身自卫的功能，仅具礼仪用途。据《晋书·舆服志》描述，“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雕饰”，可知两晋高级官员使用玉装饰的礼仪木剑，实际上是两汉玉具剑的简化和延续。

东周、两汉以来，一套完整的玉具剑由四件玉饰组成，分别是剑首、剑格、剑璏、剑珌。此套完整玉具剑出土于一座东晋墓葬，墓主人被认定为丹阳尹、光禄大夫、建昌伯高悝，研究者认为当年高悝应当是着朝服下葬，玉具剑也是隆重“朝服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幸运的是，这套玉具剑出土时位于墓主左侧，由上至下依次为浅浮雕兽面纹剑首、浅浮雕兽面纹剑格、高浮雕螭虎纹剑璏、浅浮雕兽面纹剑珌。剑首、剑珌横剖面呈菱形，与西汉晚期至东汉常见剑首、剑珌相类似；剑璏上部高浮雕两只首尾相顾的螭虎，形制也与西汉剑璏并无二致。由此看来，这套玉具剑应是由两汉剑具重新组配而成。（左骏）

玉组佩（一组七件）

东晋太和元年（366）

上珩（衡）：长11.9厘米，厚0.3—0.4厘米，高4厘米

中珩（衡牙）：长8厘米，厚0.35—0.4厘米，高2.8厘米璜：宽2.65厘米，厚0.4厘米

下珩（冲牙）：长12.1厘米，厚0.3—0.4厘米，高4.1厘米珠：直径2.3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2（高崧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玉组佩是商周以来中国礼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玉器。不过直到汉代，玉组佩才逐步形成了相对固定的使用方法和组合。东汉末年，王粲参与礼制改革，设计出以七个构件组合而成的新式样，成为后世玉组佩的经典模式。

玉组佩的构件通过彩色的丝带连缀到一起，其间还可以加入木质或蚌壳磨成的小珠子。它们本该都是用玉料琢制，但因时局动荡及南渡后玉料紧缺，到东晋中晚期，只能用质地较软的叶蜡石（俗称滑石）来替代，南朝后甚至还使用了更加低劣的骨牙及蚌壳类原料。不过，玉组佩始终彰显着佩用者的身份与等级。（左骏）

叶蜡石组佩（一组七件）

东晋

上珩（衡）：长10.9厘米，厚0.7厘米，高4.7厘米中珩（衡牙）：长6.9厘米，厚0.9厘米，高3.2厘米璜：宽4.4厘米，厚0.7厘米

下珩（冲牙）：长6.9厘米，厚0.9厘米，高3.2厘米珠：直径2.2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幕府山M1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螭虎立凤玉环

东汉

宽4.5厘米，厚0.4厘米，高5.8厘米

1951年江苏南京中华门外邓府山M3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神化的螭虎或者龙有着细长的身躯。汉代玉匠常把玉佩设计成卷曲的螭虎或龙状。这件玉器的器形和动物纹饰都具有东汉时期的典型特征，应该是一位东晋贵族的传世珍藏。

长久以来，这种环状的螭虎纹玉器，被认为是垂直佩挂于腰间的装饰。广西南部合浦县的一座新莽时期墓葬中，出土有一件与之类似的玉环。出土时，玉环尚与玉带钩紧紧扣挂在一起，揭示出此类螭虎环佩实际上具有类似带钩环的实用功能。（左骏）

素面玉环

东晋

直径4.5厘米，孔径1.45厘米，厚0.3—0.4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环是一种圆形穿孔玉器，早期为礼制或装饰玉器的主流。东晋高等级墓葬曾出土具有典型战国或西汉时期特征的玉环，如“谷纹”环、镂空玉环等。另可见一些素面玉环，体型较小，特征不明显，暂且不能将其归为早期流传品。考虑到偏安时代可能存在素朴和简洁的风格特征，此类玉环应为时人琢制。

玉环是东晋士人间相互馈赠的珍品，在重要场合充当礼仪用具。据史料记载，东晋大将军王敦为了笼络名臣周访，曾以玉环、玉碗相赠。甚至皇帝也会将随身环佩赠予臣下，并同时赠予供穿系的绶带，即所谓“玉环大绶”。（左骏）

蝉形金

东晋

最宽处5.2厘米，底边宽4.5厘米，高5.5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冠着金珰是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的一种时尚。博山形的金珰内镂雕蝉形，既体现了“金”所表达的“金取坚刚，百炼不耗”之意，也表现了蝉具有的“居高食洁，口在腋下”的特殊品质——两者的结合似乎并非偶然。“金珰”又被称为“金博山”或“附蝉”，大体都是一类物品。而羽人御龙纹珰和羽人御虎纹珰多为女性使用，其中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尚待深入研究。

在传为东晋顾恺之画作的《女史箴图》（实际为唐代摹本）中，汉元帝头戴漆纱“通天冠”，冠梁下正中绘有类似金珰的方形饰品，细心的画家还有意将其涂抹为淡色，以表现其质地与冠料截然不同；北齐东安王娄叡墓甬道壁画文吏冠中则明确绘有金珰。文献和实物证明，这类珰饰并不仅限于皇帝及其近臣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到了西晋晚期，珰的使用范围已经涵盖所有高级官僚。（左骏）

羽人御龙纹金

东晋太宁三年（324）

长3.4厘米，高2厘米

1979年江苏吴中区甪直镇张陵山张镇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羽人御虎纹金

西晋

长3.3厘米，高2.4厘米

1953年江苏宜兴周墓墩M2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羽人御龙纹金

西晋

长3.3厘米，高2.4厘米

1953年江苏宜兴周墓墩M2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对雀衔胜纹步摇金饰（一组四件）

东晋

每件直径2.2厘米

1974—197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化肥厂工地M24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对雀衔胜是东汉晚期到南北朝流行的一种吉祥纹样。对雀金饰中，神禽展翅而立，将它们关联起来的是一件衔于喙上的“胜”。创作者采取类似剪影的方法，刻画了对雀争胜的动作瞬间。图案主体不失自然、真实，充满了动感与生活情趣。（左骏）

心形金片（一组六件）

东晋

每件长1.6厘米，宽1.4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顾恺之在千古名作《女史箴图》中描绘了宫廷女性的华贵与婀娜，她们额顶的发间两侧多插有枝杈繁密的步摇。而这些漆木质的枝杈间悬挂的则是金饰的组合，例如心形金片、镂空金钿等。（左骏）

镂空金钿（一组两件）

东晋

直径分别为1.3厘米、1.4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花钿（一组九件）

东晋

直径1.4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花钿最初是步摇上的附属装饰物，之后逐渐形成了完整的六瓣花形，并与金叶组合出现，成为步摇的主体，在此后的发展中又与其他首饰组合，构成了完备的礼制性的女性头冠。（左骏）

金簪珥

东晋

高1.6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两晋南北朝时期女性的盛装图像也可参考司马金龙墓屏风漆画的画面，画中女子的头上皆有金黄色的步摇；画师也将垂挂于两侧的金簪珥特意表现出来，描绘出完整的步摇头饰组合。人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此时的步摇上已是缀满饰物、珠光宝气了。（左骏）

金簪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

长28.2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2（高崧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簪具对于女子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女子的成人礼称为“笄礼”。与男子使用冠带不同，女子仅仅是把长长的头发盘起后，用簪具固定起来。西晋末年流行一类仿照兵器斧、钺、戈、戟等的簪具，被称为“五兵佩”，终因“妇人而以兵器为饰，又妖之大也”（《宋书·五行志》）而被列为“服妖”，在南朝之后便不再流行。（左骏）

金钗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

长11.4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2（高崧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从西晋开始，随着礼仪的制度化，钗与簪的组合逐渐成为女性的新头饰。不同长短的钗、簪以近乎对称的样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合，展现出此时贵妇们庄重而不失华丽的头面装点。（左骏）

金钏（一组两件）

东晋

直径6.5厘米

1974—197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化肥厂工地M24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指环

东晋

直径1.8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指环

东晋

直径1.03厘米

1974—1975年江苏南京栖霞山甘家巷化肥厂工地M24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刚石金指环

东晋永昌二年（322）

最大径2.2厘米

1970年江苏南京象山M7（王廙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目前看来，三国两晋南北朝唯一所见使用现代矿物学意义上贵重宝石矿料的饰物，仅仅是一枚金质指环，上面镶嵌着的是一颗具有原始结晶体形态的金刚石，现代人更乐意称之为钻石。它在当时西域的波斯、中南半岛上的“海南诸国”都有产出，中国关于金刚石的早期记载则明确表明它们来自天竺（印度）。

指环整体以纯金为质，以镶嵌宝石面为短径，环形稍显扁圆，与大多数同时期的指环一样，均通素无纹饰。贵重的金刚石被双层台形方斗状的金框所包嵌，露出的四面尖状的部分则是天然钻石结晶的状态。可以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对如此坚硬的宝石十分珍视。这件金刚石金指环，可能是西晋年间自西域流入中国的产品。到南朝的刘宋元嘉五年（428）、元嘉七年（430），中南半岛的天竺迦毗黎国、呵罗单分别向中国进献过两次金刚指环。

东晋郭璞《玄中记》中曾记载金刚石可以“当作大金环，着手指，开其背如月以割玉，刀内环中以刻玉”。后人据此认为金刚指环可能是刻玉的工具。实际上，这件金刚指环作为异域宝石珍品，其价值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刻玉工具。（左骏）

金指环

东晋

直径1.8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金指环

东晋

直径1.8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工程兵学校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微雕金神兽、鸟禽类串饰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

辟邪6件：大者长1.5厘米，宽0.8厘米，高1.15厘米；小者长0.8厘米，宽0.5厘米，高0.65厘米

羊2件：长1.1厘米，宽0.45厘米，高0.85厘米

比翼鸟1件：长1厘米，宽0.7厘米，高0.75厘米

龟（？）1件：长0.9厘米，宽0.5厘米，高0.5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微雕宝石神兽珠串

东晋升平三年（359）

动物形微雕（三件）：长1.3—1.6厘米

珠（两件）：长0.9—1.6厘米

1965年江苏南京象山M3（王丹虎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从两汉到三国两晋，各类祥瑞动物形微雕、代表神器的器具形微雕在女性饰品中十分常见，通常是用贵重的金银或是半宝石、有机宝石、玻璃雕琢而成。这些造型和工艺俱佳的小雕刻，充满了艺术情调，给人以很强的感染力。（左骏）

涂金仙人神兽纹铜镜

东吴—东晋

直径13.2厘米，钮径2.4厘米，中厚1.1厘米，缘厚0.5厘米

南京博物院藏

神兽纹铜镜是指镜背以高浮雕手法表现西王母、东王公等神仙和龙、虎等瑞兽的铜镜，这种铜镜流行于汉末六朝时期的吴地并传播很广，影响到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

此镜背面中为圆钮，圆钮四周对置西王母、东王公、伯牙和子期，间以八乳，还浮雕龙虎等四神，外为由涡云纹半圆枚和四字篆文方枚组成的半圆方枚带。神仙瑞兽与当时的道教思想密不可分，表现了人们对长寿乃至升仙长生的向往。有学者认为，如果将观察的视角由俯视改为侧视，会有全新的发现：中间的圆钮是高耸的昆仑山，圆钮旁的连珠纹是环绕昆仑山的群山，均匀分布的八乳是支撑天地的天柱，半圆方枚带是天和地的边界形埒，而镜缘侧面的双线三角纹则是象征大地边缘的八极之山，这些东西共同架构起一个令人神往的宇宙，神仙自得其乐，瑞兽跳跃奔腾，禽鸟和羽人翩翩起舞。（张长东）

持节左天人模印拼砌砖画

南齐

宽68.5厘米，高46厘米

顺砖长34厘米，宽14.5厘米，高5厘米竖砖长34厘米，宽14.5厘米，高5.4厘米

1968年江苏丹阳金家村南齐帝陵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该幅飞天是丹阳金家村南齐帝陵前室东壁《羽人戏龙图》的一部分，是前室东壁大龙上方画幅最大的飞天，砖侧内面刻“左天人”编号，“天人”应是当时的称谓。天人左手持带幡节杖，右手姿势如持说法手印，褒衣博带，周身披帛，头部巾帕随风飘舞，具有佛教意味的三枚天莲花跟随其后。画面中运用大量长线条，描绘翻飞舞动的场景，使画面整体动感十足。

在装饰着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的墓室中，尺幅最大的《羽人戏龙图》和《羽人戏虎图》各占据了前室东西两壁面的上端，内容的主体则是表现羽人、青龙、白虎瑞兽、神女飞天等道教祥瑞。其中位于龙、虎上端的天人各自手持物品，如节杖、焚香炉、磬、钟（铃）、笙等。南朝道教文献记述：“（东卿大君来降）从侍七人，入户，一人执紫旄节，一人执华幡，一名十绝灵幡，一人带绿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铃。”又有祷辞：“披羽扇北翳，握节鸣金箫。”（《真诰·运象篇》）这两句可作为天人降临世间的场景写照。

天人所持节做两层纛髦，两层间系有小幡一面。手中持节表明其是仙人的全权代表，能代替仙人执掌凡间事务。该天人在左幅画面中位置最为突出，也正说明其地位显赫。部分线条里留有填充彩绘打底的白垩痕迹，可知原砖画表面应有华丽的色彩。（左骏）

麈尾玉柄

战国

长4.7厘米，宽1.3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从造型结构来看，玉质兽首是战国玉带钩的构件之一。此件玉兽首出自东晋墓葬中，称得上是“旧物利用”。它在东晋的用途，从前后设计的榫卯结构推测，应是为了更好地与其他物体连接，因此不由让人联想到士人手持的麈尾扇。

东汉晚期出现了一种将兽毛插成半圆形的手持小扇，做工十分精美，进入魏晋，这种小扇渐与使用者高雅脱俗的风度挂钩，成为名流雅器。此扇名称的由来，是源于人们观察鹿的迁徙时发现，鹿群常以大鹿（麈）之尾为行走方向，因此以麈尾为名，深具引领思想之意。麈尾柄的用料除常见的漆木以外，最为珍贵的是各类玉料。西晋名士王衍对玉柄麈尾尤为喜爱，清谈时常持“玉柄麈尾，与手同色”。（左骏）

涂金银鼎

东晋

通高2.7厘米，口径2.3厘米

1998年江苏南京仙鹤观M6（高悝夫妇墓）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这件迷你容器，通体鎏金，部分脱落；顶部有原配的子母口小盖，其上装饰两汉以来常见的柿蒂纹；腹部肥鼓，有三只矮蹲的兽足，足间装饰铺首衔环，鼎底部刻铭“第五”。东汉末年的武梁祠与《宋书·符瑞志》曾有图文互为对应的“神鼎”，与此相类。

鼎中盛装经过仔细切割的云母备料，且容器的形态与“神鼎”相似，应是反映东晋名士喜好神道、服食神药的最好例证。颇为讽刺的是，墓主人——也是这件“神鼎”的主人高悝，他的儿子高崧是服食仙药的极力反对者，曾因激烈阻止东晋皇帝服食仙药而被载入史册。（左骏）

玉蝉

东汉

长6.4厘米，最宽处2.9厘米，最厚处0.9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石门坎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这件玉琀蝉呈扁平状，适宜含在口中，无穿孔；额顶两侧有向外突出的长水滴型眼睛；两翅与头部等宽且紧缩；腹部琢刻尖长的“体液管”，寥寥数刀又描绘了能够伸缩的腹部。棱角分明的造型和工艺风格具有典型的汉代特征。而东晋早期沿袭了两汉普遍使用玉琀蝉的葬俗，或许源自东晋一朝士人对蝉的独特钟爱。

“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焉独处，弗累于情。在运任时，不虑不营。”东晋明帝《蝉赋》里包含着玄妙的人生哲理，映衬出士人们对高洁之风的崇拜。由此，蝉自然成为道家“长生”之梦的代言人，成为时人所尊崇的灵物。（左骏）

叶蜡石猪形手握（一组两件）

东晋

左：长10.1厘米，高2.6厘米

右：长10.2厘米，高2.6厘米

1955年江苏南京光华门外赵士岗M10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三国两晋时期是手握的制作、使用走向繁荣的重要阶段。在继承汉代手握风俗的同时，人们也对玉质丧葬用具进行了革新。南方盛产优质叶蜡石（俗称滑石），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制作石质丧葬器具的传统有了持续的可能。以南京为中心的六朝疆域是叶蜡石石猪的广泛分布区，匠人采取半写实、半简化的艺术手法，雕刻出肖似的头部与浑圆的身躯。通常认为，猪这种动物形象或许代表拥有财富，或是具有道教层面的含义。

江西南昌东晋墓出土的“衣物疏”上，赫然用墨书写有“玉豚二头”，同时出土两件石猪形手握，可见时人认为随葬叶蜡石器等同于随葬玉器。《颜氏家训》中也提到了“玉豚”，认为其是奢侈的丧葬用具。（左骏）

在冷兵器时代，弩和弓作为一种不用近身战斗即能射杀敌人的武器，是战争中安全、高效和远程杀伤的不二选择。弩机是弩的核心构件，装在弩后部，用以固弦发射。一般认为，弩机由春秋时楚人发明。两汉、魏晋时期盛行在逝者头部放置弩机随葬。最新研究认为，魏晋时期这种从弩臂上拆卸下后用于随葬的弩机已脱离实用器的范畴；因弩机属“兵”，又主射杀，时人可能认为随葬弩机具有谶纬辟邪的厌胜功用。（张长东）

铜弩机

东晋

长12.3厘米，宽2.8厘米，高14厘米

198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刘家山钢铁厂东晋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道符印文砖

东晋

长27.2厘米，宽13.4厘米，厚2.7厘米

2012年江苏南京宁丹路M10出土

南京市博物总馆藏

东晋是东南地区天师道大兴的时期，虔诚的信众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天师道覆盖和影响着世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道符最早出现在神仙谶纬盛行的汉代，用以召劾鬼神、厌胜祈福。东晋葛洪认为，“符皆神明所授”（《抱朴子内篇》），道符在道教信徒心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道符印文砖出土于墓葬前室，此处象征着墓主生前居所的厅堂。两块道符砖对置在前室与甬道的交界处，余者则对置放于祭台之下，显然具有较强的道教仪式寓意。（邬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