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敢想敢干 民营经济的创业时代
路漫漫其修远（1984—1988）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
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承认了市场的作用，提出了要发展商品经济，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令全世界瞩目的伟大创举。
1987年10月25日，中共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探索中，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中突围，前景已经依稀可见。
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紧接着，大会又通过了《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决定划定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
1988年8月，海南省正式出台《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1988〕二十六号文件加快海南经济特区开发建设的若干规定》，即“三十条”。这掀起了20世纪中国最宏大的“人才迁徙运动”，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人才奔赴心目中梦幻的“海角天涯”，奔赴改革开放的“自由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突破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迈出了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一步。在这基础上，民营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私营经济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求，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
承认私营企业，这是前进的一大步。1988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修正案第一条说，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宪法修正案正式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经济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政策上的巨大释放。
南存辉：谈温州必谈柳市，谈柳市必谈正泰
1984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作坊已是遍地开花。尽管父亲坚决反对南存辉丢掉补鞋的祖业，南存辉还是固执地将几年辛苦补鞋的积蓄投到一个朋友的电器生产中，投石问路的结果是当月净赚35元。南存辉大喜，改行已成定局。尝到甜头的南存辉以自家住房折价，加上很少的一点现金，凑成注册资本5万元，与友人合开了一家“求精开关厂”，开始了最初的、艰难的原始积累。
（一）吴邦国说：南氏兄弟不简单
作为温州经济改革的优秀典范，作为非国有经济的一个突出代表，正泰集团在14年间，资产从5万元发展到16亿元，员工从5人发展到5000余人。“正泰现象”是值得我们去认真品味的……
相传，很久以前，有个小镇上有一棵很大的柳树，冠盖数十米。春天一来，青枝绿叶，浓荫蔽日，远远望去，像一把巨伞。方圆几十里的人们不约而同来到这棵树下自由交易，互通有无。渔人卖鱼、樵夫卖炭，讨价还价，热闹非凡。久而久之，这个小镇便有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柳市。
20世纪80年代以后，柳市人的经商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如今，巨柳已不复存在，代之立起的是大厦高楼、车水马龙。新一代柳市人把一个不足12平方千米的小镇，建成了中国最大的低压电器生产基地，生产厂家达1000多个，产量和产值均占到全国同行业的1/3，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电器之都”。
在“东方电器之都”坐头把交椅的，当属董事长南存辉及他的弟弟——总裁南存飞领导下的正泰集团。它以16亿元的年产值傲视群雄，成为“温州模式”中最具说服力的杰出典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99年，短短几年间，来到正泰指导工作、参观学习的党政干部就达7万余人，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视察正泰，并对正泰的发展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更多的则是一些省市领导，怀抱着“取经”的目的，踏进正泰的大门……
吴邦国在视察正泰集团以后，不由发出感慨：南氏兄弟不简单。
南存辉何德何能？正泰何谜之有？
1963年7月，南存辉生于柳市，家庭贫困。他13岁时，父亲在深山伐木，被压折了腿，从此卧病不起。为了弟妹能继续读书，为了全家的生活重负，南存辉接过补鞋匠父亲的担子，开始走街串巷，以补鞋为生。
南存辉并不忌讳这一段人生经历，相反他把这段磨难看成是自己的精神财富和日后成功的起点。当中央电视台《企业家》专栏为他拍摄专题片时，一位记者知道他少年时靠修鞋为生，便开玩笑说：“南董，你现在敢不敢再补鞋，怕不怕我把你拍下来？”“那有什么好害怕的？”南存辉当即找来修鞋的行头，摆开架势，俨然一个行家里手。摄像机“咝咝”作响，拍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
劳动是光荣的，但不同劳动的价值体现却相去甚远。修鞋匠南存辉若照此路走下去，后来的“全国人大代表”“改革风云人物”等桂冠恐怕就不属于南存辉了。
1984年，柳市生产低压电器的家庭作坊已是遍地开花。尽管父亲坚决反对南存辉丢掉补鞋的祖业，南存辉还是固执地将几年辛苦补鞋的积蓄投到一个朋友的电器生产中，投石问路的结果是当月净赚35元。南存辉大喜，改行已成定局。尝到甜头的南存辉以自家住房折价，加上很少的一点现金，凑成注册资本5万元，与友人合开了一家“求精开关厂”，开始了最初的、艰难的原始积累。
当初跟随南存辉一起创业的一个老会计，用“三口锅”的故事来概述“求精”的发展历程：1984年创业之初，只有5名员工，在20平方米厂房的一角，有一只电饭锅，这只电饭锅完全能够满足5人的吃饭之需；两年以后，员工增至36人，一口锅已不够用，增至两口锅；到了1988年，员工一下增加到90人，吃饭的锅又由两口增加到三口，并且有了专门的食堂和炊事员。
在柳市低压电器发展史上，有一段不光彩的经历：柳市电器市场的“繁荣”是建立在“假冒伪劣”基础之上的。只要昧了良心，把国家宣布作废的一些低压电器，在一些家庭作坊里稍作加工，便可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市场上，大把捞钱，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便唾手可得。
记者曾问过南存辉这样一个尴尬的问题：“正泰的今天，是否也得益于当时的那股‘假冒伪劣’之风？”
南存辉的回答多少令喜欢恶作剧的记者有些失望。事实上，南存辉一开始就十分注重产品质量，有三例为证：
其一，南存辉把厂名取为“求精”，就是取“精益求精”之意。有人把这一行为归结为南存辉的“性本善”。南存辉的忠厚和善良在当地是出了名的。还是在他做修鞋师傅的时候，有一次因为天寒地冻，冻僵了的手不听使唤，被锥子扎出了血，当然也影响了这双鞋的修补质量。10多年后回忆此事，南存辉依然心存愧疚，不能原谅自己的“错误”。
其二，被人们广泛传诵的“地铺之交”。当时低压电器质量最好的是上海，南存辉从上海请来王中江、宋佩良等电器工程师，作“求精”厂的技术指导。由于当时厂里资金短缺，在旅店住宿每晚至少得花5元的费用，专家们深深地体谅南存辉创业的艰辛，就在南存辉家里搭地铺过夜；南存辉到上海进元件、学习技术也从不住旅店，也在王中江、宋佩良等人家里搭地铺过夜。当时的王中江就问过南存辉这样的问题：“你是要钱还是要质量？如果要钱，我可以为你一年搞到几百万；如果要质量，你就要学会忍耐。”南存辉面对他敬重的长者，选择了要质量、以质量求发展的相对缓慢的历程。
其三，在王中江等人的帮助下，南存辉成为柳市第一个取得国家机电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的人。
对质量的追求带给南存辉的是丰厚的回报。1989年，柳市低压电器遭到全国的抵制，一些单位门口甚至挂出了“柳市电器推销员免进”的牌子。国家六部一委派工作组进驻柳市，专查“假冒伪劣”。昔日喧闹的柳市电器市场沉寂了。
当检查组来到求精开关厂时，眼前一亮，在柳市居然还有这样一家领取了生产许可证、有自己的品牌、质量过硬的低压电器生产厂，当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温州市政府和乐清市政府也当即决定，将求精开关厂作为重点扶持对象。
南存辉在整个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的低谷中一枝独秀，产品畅销全国，1990年产值达500万元，1991年产值翻番，达到1000万元。当众多的电器生产厂家猛然醒悟，开始大打“质量”牌的时候，南存辉早已一马当先，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二）从5个人到5个亿，资本是怎样扩张的
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个体私营经济时，必然会提到“温州模式”，谈温州必谈柳市，谈柳市必谈正泰，正泰已经成为“温州模式”的缩影。毫不夸张地说，正泰代表着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方向。
1990年，已粗具规模的求精电器厂一分为二，南存辉和他的朋友各自扯起自己的大旗，在柳市这块热土上追寻着各自的梦想。
此时的南存辉深深地感到资金对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尽管从创业之初到1990年，6年多的时间他没有分过一分钱的红，所有利润都投到了再生产中，但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立足于自有资本的积累方式已显得难以为继，怎么办？向银行借贷，不要说借不到那么多钱，就算能借到，还本付息的高额风险也令人望而却步。
寻找合伙人，吸收新股本，这成了当时唯一的办法。也就在这时，他的弟弟南存飞等亲友相继加盟，实力大增。但称得上严格意义的“正泰式”的扩张之路，还是从1991年吸收美国一个亲戚的资金，成立中美合资正泰电器有限公司开始的。
伴随着产品订单的一张张飞来，他们对资本的需求也一天天地扩大。以产品为龙头，一个一个股东开始加盟到正泰旗下。于是，正泰开始有了自己的全资分公司；或以正泰的法人股去控制、参与其他的企业。于是，正泰又拥有了自己的控股公司、参股公司。
从1993年到1996年，不到4年时间，正泰从一家企业骤然膨胀成拥有48家全资、控股或参股子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
集团化使企业产值连年翻番，却也使企业面临两大考验。一是集团的管理事务急剧膨胀，与此同时，成员企业却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经营自主权，活力有衰退的危险；二是各成员企业间重复投资、设备利用率低、资金利用率不高等“小而全”的弊病也开始浮现。
正泰面临着新的管理难题。
南存辉在分析集团化带来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后认为，从管理层面上讲，归根到底是一个“怎样集中、怎样分散”的问题。
从1996年开始，正泰把集团的所有管理分为三个层次，分别赋予不同的职能：上层即集团公司，为投资中心；中层按小行业组建为事业部，实际上是独立法人，为利润中心；基层，实际上是各事业部下属的工厂，为成本中心。
正泰将这种管理方式称为“矩阵式”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既让下属成员企业获得了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又让集团能专心于自己最关注的问题：股东们资本的保值与增值。
1997年1月，正泰集团将同是生产继电器的4家全资公司、2家控股公司、3家持股公司组合成一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是独立法人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但它是正泰集团公司控股企业，是正泰集团公司的子公司，接受集团公司领导，股份有限公司各职能部门业务亦接受集团公司各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到1997年底，在产值、产量销售收入均增加了1倍有余的情况下，其生产成本不仅没有同步提高，反而降低了4%。这充分显示了股份制企业的强大生命力。
为此，南存辉充满信心地说：“我们要对其余的分公司和成员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成熟一个，改造一个，直至全部组建成规范的股份制企业。”
已经得到迅猛发展的正泰集团公司将向何处发展？柳市电器面临怎样的新抉择？
1998年3月24日，温州市政策研究室主任、对温州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马津龙先生在《温州日报》上撰文称：正泰集团现有的对外扩张的基础不只在柳市，在整个温州民营企业中都是最好的。这不仅在于正泰公司已经拥有的资本实力和知名度，更在于正泰公司有南存辉这样目光远大、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有一支由各种知识和能力结构组成的精干的管理、技术队伍，有较为规范的组织制度。问题在于，正泰公司如果不打破柳市目前这种20多个集团自成体系的格局，外部扩张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因此，能否与柳市的其他集团实现波音与麦道式的强强联合，将是正泰乃至温州低压电器能否创名牌的关键所在。对于某些后劲不足的集团来说，要看到集团联合的大趋势，与其迟迟被动，不如及早主动。只要正泰公司真正表现出海纳百川的宽阔胸怀，相信在正泰的大旗下不难出现应者云集的局面。
南存辉有这样的胸怀吗？正泰有这样的号召力吗？
无独有偶的是，两天以后的《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在京出席人民代表大会的南存辉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他在充分肯定了民营企业在下岗就业、观念转变方面起到的积极作用后认为，民营企业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战国时代”应该结束了。他认为，就国内而言，国企也搞改造机制，机关干部也“下海”了，国有企业的大量生产要素存量将发挥作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民企毕竟“乳臭未干”，像他统率的正泰集团，也不过只有10余年历史。此外，民营企业家大多出身农民，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就国外而言，越来越多的大财团“登陆”中国，中国民企可谓不堪一击。
“该在技术进步、加强管理上下功夫，要不断进行股份制改造，彻底告别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式管理，”他说，“要大联合大调整才有出路，由一两家强的，把大家带上来，组成联合舰队，这样才有希望。”
柳市的集团能不能强强联合？柳市的众多企业能不能在一只领头雁带领下排成一个整齐的方阵？能不能在一艘旗舰的统一指挥下出征远航？恐怕这不是南存辉一人能够回答得了的，但可贵的是，南存辉有了这样的“一厢情愿”。
南存辉在多种场合有过这样的表态：正泰不再是南氏兄弟或是董事会股东们的正泰，它属于整个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是整个民族工业的一部分。作为民族工业，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国际大集团。中国民族工业不但要守住自己的阵地，同时还要走向世界。为了振兴中国低压电器，正泰人可以将“正泰”品牌贡献出来，正泰可以不姓南，我本人也可以从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这是我的承诺，也是正泰人的胸怀。
（三）热血铸品牌
正泰集团一名员工骄傲地对记者说：“南董说我值3.8亿！”
原来3.8亿元是“正泰”商标的价值。而南存辉认为：一个人、一件产品都可以让正泰增值或贬值，正泰5000名员工人人都要树立“我就是正泰”的观念。5000-1=0是每个正泰人都非常熟悉且铭记于心的等式。
海尔集团张瑞敏上任之初，为了树立员工的质量意识而砸了冰箱，“砸冰箱”这件事已经在商界广为流传了。而南存辉为了一件不合格产品而损失80万元的故事却鲜为人知。那是一批出口产品，质量检验员在复检时发现有一台产品与整批产品在外观色泽上有明显差异，此时包装箱已全部打好，交货期已经到了，怎么办？工作人员去请示南存辉，南存辉毫不犹豫地要求全部开箱重检。为了保证交货日期，他又下令将产品由海运改为空运。这一改，运费增加了80万元。很多人对此不理解，但南存辉说：“我们的牌子和信誉远不止80万。”
正泰集团有一支庞大的60余人的质检队伍，几乎每一次的机构改革都有人提出“质检部是否过于臃肿”的话题，而南存辉总是“固执己见”、不为所动。因为有南董的撑腰，每个质检人员都牢牢地守着质量这一道关口。南存辉对质量不合格产品的发现者还实行奖励政策。
几年下来，先后有7名经理级人物因质量问题撞在了南存辉的“枪口”上。
1998年8月初，因为正泰集团的几家“老”企业产品质量一直没有提高，董事长南存辉毫不客气地责令他们全部停止生产和销售，且无论损失多大，均限期无条件从全国各地销售公司退货、返修或报废，各项费用全部自理。对两家质量问题较严重的成员企业还做出清退出集团的严厉处理。一位受停产整顿的总经理是南存辉的表哥，他颇感委屈地说：“产品质量虽达不到内控标准，但并不比柳市其他企业的差呀。上百元的产品利润已低到了3毛钱，还不准卖，这一停产、退货，算算几千万的产值要损失多少！”南存辉闻言，眼眶也有些湿润了，但随即正色道：“说什么话，我们要创世界名牌，质量停留在柳市的水平上，能出世界名牌吗？为什么不和国内外先进企业比？”会议持续了两个小时，南存辉一直铁青着脸，会场气氛如凝固了一般。
据称，这是南存辉一生少有的一次发火。
记者在温州采访期间，无论是党政干部、正泰的成员企业还是南存辉的竞争对手，无一不对正泰的发展模式、产品质量持肯定态度。
“泰然形象，源于真正品格。”这是正泰集团的广告语，也是南存辉人格的写照。
1992年秋末的一天，法国梅兰日兰电器集团中国总代理和随同人员一起来到温州柳市低压电器市场考察，他们此行的目的十分明确，梅兰日兰需要和国际大集团争夺中国市场，他们需要在国内寻找合作“伙伴”。对柳市低压电器早有了解的代理直接来到正泰，找到南氏兄弟。
总代理寒暄几句，便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他不需要拐弯抹角，不要说正泰公司，就是整个柳市低压电器行业的总和，都与梅兰日兰的规模相差甚远。按理，能被梅兰日兰看上实在是一种荣幸。
“成为集团分公司有什么优惠条件？”南存辉问。
总代理的回答很直接：“技术、资金和梅兰日兰的国际品牌。”
南氏兄弟相视一笑。
确切地说，这三项都是正泰急需的，是企业发展的三大要素。特别是梅兰日兰的国际品牌，令不少低压电器的同行们垂涎。但接受梅兰日兰的品牌就意味着自己10年艰辛创下的“正泰”牌子将“灰飞烟灭”。
“谢谢，我们不想合作。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更愿意创中国人自己的品牌。”
为了这句话，正泰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南氏兄弟招贤纳士，从全国各地聘请了500余名各类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专家和大专毕业生。为了全面提高员工的整体素质，他们还与上海理工大学合作，创办了正泰学院，设置硕士、大学、专科三个层次，并由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担任名誉院长。
他们成立了技术开发中心，规定每年从销售收入中提取3%用于科技进步工程，进行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
1994年，正泰在同行业中首批通过了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并先后通过国际CB安全认证、芬兰FL认证、比利时CEBEC认证、荷兰KEMA认证和美国FMRC认证，取得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入场券”。目前正泰电器畅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被国内20多个省市自治区列为免检产品，被浙江省评为“采购首选品牌”。
一直关注着正泰的梅兰日兰中国总代理在看到正泰今天的业绩后，深表忧虑地说，在中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并不是德国西门子，也不是美国通用电气，而是像南存辉这样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家。市场经济改革最大的成功就在于造就了这样一批很有竞争力的乡镇企业。
正泰每年用来打假的资金都在200万元以上。前来正泰考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陈俊生在得知这一情况后，意味深长地说：“以前温州假冒伪劣严重，现在别人反过来假冒你们的牌子，我看这是个质的变化。”
（四）采撷来的故事
在正泰采访，听到许许多多关于南存辉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成体系，却建构起南存辉的人格魅力和治厂方略。
故事一：南存辉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孩子睡地铺睡了好几年，读书被送到外地，不让他们从小在父母身边感受优越。一次，快初中毕业的女儿在正泰全体员工大会上嘤嘤啜啜：“小时候我爸爸是个坏爸爸，但是我要骄傲地说，我的爸爸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十几年来没有陪孩子度过一个生日和儿童节的南存辉不禁鼻子一阵发酸。
南存辉的背后站着一位贤淑的贤内助。没有作息规律的南存辉，生活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无论南存辉出差多远多累，她总是悉心相伴，从无半句怨言。人们开玩笑说，在这个复杂的、充满了各种诱惑的社会里，南存辉带着老婆出差是为了行为“自律”。一次在浙江大学的讲台上，南存辉面对数百名大学生满含深情地说：“我的成功有她的一半。”
“穷有根、富没底”，这是南存辉对金钱的看法。几年来，公司扶贫、助教、捐助社会公益事业等资金累计达600多万元，自己却从不披金戴银，生活十分简朴，常常忙得吃饭的时间都没有，就在汽车上啃一个馒头。
故事二：正泰创业初期，南存辉曾在上海聘请了退休工程师王中江、宋佩良帮助开发产品。10多年过去了，这些老人已完成使命，在家安度晚年。南存辉每次去上海都要看望他们，问暖问寒，送上补品，有一年竟达13次之多。宋佩良老人感动地说：“南董比我儿子来看望我的次数还要多，我儿子一年来看了我三次半，有一次是路过。”正泰公司10周年庆典时，南存辉把这些老人全部请来。当他得知王中江工程师已移居巴西儿女处时，立即发传真，寄去3000美元作路费，请王工回来。在庆典会上，他亲手给他们戴上大红花。时隔不久，王中江工程师在上海逝世了，他又放下工作，直飞上海参加王工的追悼会……
故事三：记者到正泰采访，到温州机场接记者的是一辆“红旗”轿车。记者问《正泰报》主编：“公司有多少辆这样的‘红旗’？”《正泰报》主编的回答令记者大吃一惊：“不要说红旗，公司一辆高、中档轿车都没有。”
原来前不久，正泰公司将自己所有的“公爵王”“桑塔纳”等9辆高、中档轿车全都卖了。转而与不同档次的出租车公司建立固定的租车关系。公司人员因公用车，经部门经理以上领导批准，可凭单乘坐与公司有租车关系的任何一辆出租车，十分快捷、方便，然后由出租车公司与正泰公司统一结账。
据介绍，这项改革制度推出前，仅9辆公用轿车的养路费、油费、驾驶员工资和车辆折旧等，每年共需费用近百万元。而且用车过程中，公车私用、用车“吃”油等不正常现象时有发生。卖掉轿车后，用车人员凭单“打的”，随叫随到，十分方便，而且每年可为公司节省开支50万元左右。
故事四：正泰集团从下属分公司和成员企业聘任69名员工为廉政监督员，负责监督企业廉政建设，并规定，凡有举报，必须认真调查，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举报者重奖。
正泰集团三公司一车间主任刚被聘任为廉政监督员几天，就发现该公司外协户某螺丝店提供的好几批垫片都是铁的，却以铜的价格付费，每公斤增加开支40元。他将这一情况及时做了汇报。集团精神文明办公室接到举报后，当即组织专人前往调查，证明情况属实，报经集团公司领导批准，责令该公司与这家外协户终止了业务关系，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查处，对举报人给予了重奖。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一名质检员利用工作之便，多次向外协单位“借钱”，并私下收受贿赂，经查实后，被开除出厂。
故事五：对于众多的外来打工者而言，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老板”，拥有自己的一笔资产，自然是梦寐以求的。在正泰，最先使这一梦想变为现实的，是来自浦江县的寿国春。1996年，他在他担任经理的正泰集团一公司获得了10%的股份，成为股东，开了外来打工者做“老板”的先例。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正泰集团根据企业发展的需要和员工贡献的大小，在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有意识地吸纳部分能力强、业绩突出的外来打工者为股东，使他们成为企业的主人。正泰集团十五公司经理王友国，1998年初经集团公司领导批准，投入20万元，成为该公司一名主要股东。当时王友国因资金不够，面露难色，公司几位领导立刻私人拿出15万元为他垫付股金。几个月以后，王友国瞄准市场，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公司规模扩大了一倍，效益翻了一番。
吸纳打工者做股东、当“老板”，使他们从单纯的“经营者”变为“所有者”，看似小事一桩，实则意味着正泰由“人合”公司到“资合”公司、由家族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转变。
故事六：南存辉很忙，天南地北、行踪不定。但他却时刻将各项指令下达得淋漓酣畅。他的秘书常说的一句话是：“没关系，我跟董事长是联机的。”偶尔露面的南存辉也常拍拍那台只比一本杂志略宽的手提电脑对部门经理们说：“有什么事，请直接输入我的电脑。”
行踪不定的南存辉，办公室就“拎”在手上。
其实，留心一点儿便会发现，10年前还属典型家庭作坊的正泰，近两年来已悄悄起了变化：办公室环境变得舒适、典雅、文明，生产自动化、办公自动化已迅速渗入各个领域。先进的生产设备用电脑控制，设计开发、质量管理都采用电脑辅助操作，各个办公室间通过互联网可以任意交流。经过反复培训的数十位仅有中学文化的“老总”们，同样在互联网上“行走自如”，轻松办公。
在正泰，“办公自动化”像一缕缕春风，年轻人自然被吹得枝繁叶茂，年届五六旬者也一样春暖花开。62岁的财务部陈宣福经理参加两期办公自动化培训班后，已开始借助电脑处理账务；60岁的质控部季九如工程师不习惯五笔字型输入，配置了一台带有手写输入功能的电脑办公，照样得心应手……
关于正泰，关于南存辉，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在记者的脑子里堆积成这样的印象：南存辉不再是十几年前单纯追求个人财富的私企“老板”，而是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意识的民营企业家。记者还清晰地记得南存辉接受采访时的结束语：“打倒自己的，不是别人，正是你自己。改革应从改自己开始，应勇敢地拿起手术刀捅向自己！我常常思考的问题是，10年前的企业家为我们现在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我们将为下一代人留下什么？”
向炳伟：叫板皮尔·卡丹、金利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私营企业的普遍萎缩中，“伟志”却以其卓越的质量在三秦消费者中站稳了脚，以模范的纳税意识（向炳伟每年缴给国家的税收占汉中市800家私营企业上缴税收总额的1/10）赢得了政府的信赖和支持，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知名度由低变高。
（一）从泥瓦工到小裁缝
向炳伟注定属于那种大器晚成的成功者，在30岁以前的艰难生活中，他和如今那些提着砖刀在大街上转悠着找活干的民工没有两样，和那些支起一个缝纫摊等着顾客上门的小裁缝也无二致。即使在1987年，他靠着7个人、5000元贷款搞起作坊式的“汉中伟志西服厂”时，恐怕也没有想到他会成为年产50万套西服、销售收入达2个多亿的集团总裁，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因此被评为“陕西省十大杰出青年”。
命运就是这样说不清楚。
但当你完全走入向炳伟的世界，你又会发觉一个人的命运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汉中是一块被历史过分渲染的热土。刘邦在这里筑坛拜将、剑指三秦，终于“一战东归”，出现了汉人汉文化。这块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拱围的土地上，到处布满的历史陈迹曾滋养过许多伟大的灵魂，然而，这秦巴屏障又隔绝了多少升腾的希望。千百年来，人们就在这块由汉水冲积成的小盆地里劳作不息，北不过秦岭腹地，南不越巴山蜀道。历史在这里沉寂得太久太久……
1956年，向炳伟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贫穷菜农家庭。
应该说，向炳伟的身上多少还流淌着一些商人的血脉。父亲向氏年轻时曾希望摆脱贫困，翻过巴山西脉的米仓山搞过货运，也曾酿酒、开杂货店和油坊，但无论他怎样的辛苦卖力，命运的枷锁还是始终把他紧套在贫困上。向炳伟的两个弟弟就是因无力抚养而相继送人的。这种离乡背井、远离血亲的命运也差点落在小炳伟身上。只是他的乖巧、勤快和善解人意才使父母思量再三，没有舍得把他送出去。
1968年4月，向炳伟12岁，正读小学四年级。“文化大革命”的枪炮声彻底击碎了他的读书梦。当时学校所在的建国路正是两大造反派交火的焦点，学校被迫停课。一家人借以遮风避雨的破茅屋也在战火中被付之一炬，只好辗转逃奔于大河坎、铺镇、周家湾等地。
母亲周氏的一生咀嚼尽了生命的苦涩，耗尽心血孕育了7个儿女之后，在动乱中已是憔悴不堪，贫病交加。
向炳伟不会忘记，为了挣钱给妈妈治病，在热得出奇的夏天，他背着背篓，赤着脚在田间野外割猪草卖给生产队，只为每斤能换回5厘钱。
向炳伟也不会忘记，他忍受着白眼和屈辱，到城里的居民区去收泔水，只为能在他吃红苕、槐树叶、野菜根时，让病弱的母亲吃上2分5厘钱1斤的豆渣来“滋补”身子。
作为给母亲看病的见证人，康大夫更不会忘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攥着几枚硬币，央求他把开好的药方压缩了再压缩，他的钱只够开出廉价的几味药。
而躺在寒风薄被中终日咳喘的母亲依然没能熬过那个寒冷的冬天，那一年12月，她带着对儿女无限的牵挂和深深的无奈，在病痛、饥饿、寒冷中撒手尘寰。
贫穷过早地将生活的重担压在了小炳伟身上，他来到生产队的修建队当了一名小工。别人干活，他搬砖送泥；别人休息，他就找来4.5公斤重的旧砖，练习砌墙，后来他又学会了盘抽风灶。那时，方圆百里，家家都知道有一个“灶盘得好的小明”（他的乳名），自己的口袋里也常常能揣上二三十元钱了。就在他为这一点生活的恩赐激动兴奋难抑时，过度的劳累终于酿出个悲剧：他累成了腰肌劳损，疼得直不起腰，挑不动担子……
再也不能干体力活了。向炳伟从16岁开始寻找的这个试图推翻贫穷的支点，忽然间灰飞烟灭。24岁的向炳伟再一次被命运抛弃在人生的荒漠之中，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恐怕在今天的服装界就不会有向炳伟的大名，也不会有多次荣获“陕西省名牌产品”称号的“伟志”西服了。1980年3月的一天，向炳伟家里来了两位客人，闲谈中得知他们在南郑湘水寺小镇上开了一个缝纫店。急于摆脱困境的向炳伟在忧闷彷徨和守候中抓住了这个拜师学艺的机会。
第一件事是变卖掉自己身上唯一可变卖的一块“蝴蝶”牌手表，到商店里左挑右选、用尽其所有的115元买了一台断了机架减价的“敦煌”牌脚踏缝纫机。第二件事是向工友们东拼西凑借了点钱，作为生活费留给父亲和妹妹。向炳伟背着断了腿的缝纫机告别了家乡，踏上了求生之路。
当向炳伟告别师门的时候，历史迈入了20世纪80年代。尽管皮尔·卡丹带着它的美女和华服率先闯进中国的首都，极力展示着前沿服装的风姿；尽管华人的“金利来”正在浩浩荡荡地攻入东南亚，且越战越勇；小裁缝向炳伟却以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勇气开始了他追逐时代的步伐。
汉中市建国路38号住着一对患重病的老夫妻，儿女在外工作，无人照顾。向炳伟找上门去，提出由他和妻子来照料两位老人的生活，作为交换，向炳伟用外面半间临街空房开始了他最初的独立营生。
他找好朋友朱家庆写了“裁剪缝纫，翻新补旧”的八字招牌放在门口，又写了一张价格低于市服装厂30%的来料加工价目表贴在墙上。
可有谁会相信一年前还是盘灶能手的他忽然摇身变成了裁缝呢？
十几天过去了，没有顾客。在焦虑与万般无奈之中，他把缝纫机从屋里搬到街边，开始承接打补丁来维持生计——补一个小洞5分钱，补一个大洞1毛钱……
那些并不遥远的故事，那些在艰难困苦中给他一线生机的故事，那些在冥冥之中为向炳伟带来“悟”的故事，向炳伟可谓记忆犹新。
1981年秋天，邻居一女孩拿着一块单价为18元多一米的进口涤纶华达呢料，要求做条喇叭裤。向炳伟从没有做过这种裤型，但他还是接了下来，因为这两块三毛钱的加工费是一笔破天荒的业务，更重要的是他急于想改变在人们心目中他只能打补丁、做童衣的形象。
然而他却迟迟没有落剪。这种带有“资产阶级遗风”的裤子，书上避而不谈，老师傅们不屑于此。于是他就走上街头，跟在时髦的小青年身后，全神贯注地观察他们身上喇叭裤不同于一般裤型的特点。
跟踪了3天，琢磨算计了3天，一条喇叭裤让向炳伟整整忙活了一个多星期，而且，他还向朋友借了22元钱，做好了赔偿布料的准备。
喇叭裤做得意外的成功。这条裤子和计算法给他带来了好运，带来了信心，也带来了许多启示。为了争取更多的顾客，他写了第二个招牌：“本店备有各种服装杂志、图片，可供顾客任意选择。”
他的牌子和门口摆放的杂志如同他做的喇叭裤一样传了出去，每当人们做衣服时总爱说：“新南门外有个姓向的裁缝，做衣服可以选样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选到哪儿做到哪儿……”
奋斗到27岁，向炳伟终于在吃了上顿之后不再为下顿犯愁了。
（二）西服之旅
1984年8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向炳伟开始了他缝纫生涯中意义非比寻常的西服之旅。
汉中市政府派人去上海定做西服，向炳伟抓住机会，自费随同前往。
在上海火车站露宿了一夜后，他在廉价的旅馆里找了一个廉价的架子床栖身，吃小巷里最便宜的面条。他随同市政府的人参观了西服厂、展销会，走遍了大街小巷的服装店。先进的设备、精细的工艺使得在汉中已是小有名气的向炳伟相形见绌。贫穷、闭塞、知识的贫乏在他内心激荡，他感受着上海的先进，也感受着上海人对来自秦巴山区的贫穷的他以及自己一言一行的蔑视和嘲弄。
他睁大眼睛，用自己独特的视角细心地观察着这个都市，上海穿西服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他花了70多块钱，买了一件“沪江”牌西服，晚上就坐在灯下仔细玩摩起来，西服深开的V形领口造型与必须系上风纪扣严格对称的中山装相比，显得更自由潇洒一些，而且领子驳头翻至胸下，穿衬衣、打领带，这样可以增加层次感和变化感……
向炳伟隐隐地感到，西服有可能取代目前最盛行的中山装和“军干服”，成为今后男士的主要服装。
让向炳伟下决定专事西服加工制作，并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的，是另外一件事。两个月后，汉中某公司进了一批日本产旧西服，以15元一件销售，买的人很多。有人拿它作样品，到市服装厂找老师傅做，可没人能做得出来，于是，这垃圾服就越传越神，越穿越自豪。
向炳伟被震惊了：中国人穿外国人扔弃的旧衣服还那么洋洋自得，真是有损国格和人格！自己作为一个裁缝却做不出那么好的西服，真是惭愧！
于是，他也买了两件，连同从上海带回的已被剖解的西服，一头扎进了西服工艺的钻研里。向炳伟从袖笼处把西服一肢解，进行测量剖析。他对旧西服外观造型的惊讶远远不如对里面做工的惊叹！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根本就看不见的里面的内衬做得非常精细、整洁，找不出一根线头，也看不到毛边，并且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而成，就是把外面的布料磨坏，里边也不会松散。这个细节对向炳伟的震动和影响可谓非常之大，看来，单有一腔民族热情是不够的，你不得不承认日本人的过人之处。心中有了数，向炳伟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决定对这种掐腰、瘦袖的古典式西服作一些改进，既保持西服原有的潇洒、挺拔的风格，又符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对舒适、宽松的需求。
经过一番苦斗，“向氏裁剪公式”中有关西服的数据出来了。按这个公式制作出的西服比古典的日本西服更显随和舒适。
1986年冬，尽管每件西服的加工费已收到18元，但活还是多得赶不出来。小店里的工人已扩充到7人，房子也被4台缝纫机、1张剪裁案和熙熙攘攘的顾客塞得满满实实。
喜欢趋同从众的中国人对西服所表现出的这种比西方人更高的热情，使向炳伟咂舌。为了缓解目前这种做衣、买衣难的状况，也为了让更多像他一样曾为求生而挣扎的人相互扶助，共同致富，他办工厂、建立一个和睦群体的想法也越来越强烈了。
1987年春节刚过完，恰巧汉中公路段慕名前来订做50多套拷花呢大衣，并预付了5000元定金。这真是雪中送炭。向炳伟立即拿着这“第一桶金”，毫不犹豫地敲定了设立东大街门市部的街面房，取出3100元付房租，剩下的钱购置了一些桌椅柜台等。他又托关系，找熟人，三番五次地跑到农业银行汉中支行，苦口婆心地诉说自己办厂的愿望、困难和信心。他的执着终于感化了银行负责人，在一张抵押房屋贷款5000元的契约上，向炳伟郑重地盖上了自己的章子，同时也写下了挑战命运的宣言。
1987年4月7日，饱含着向炳伟一腔心血与宏愿、融进了近20名追随者无限希望的“汉中市伟志西服厂”，在建国路2号这幢作为抵押的房子里成立了。
创业伊始，向炳伟的眼光就锁定在“质量”二字上。他不善言谈，道理却比一般人想得长、想得透：自己一不是官商，二不是公商，三不是奸商，只能老老实实把顾客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把质量看作唯一的靠山。这个重情重义的小伙子，只有在质量上是铁脸冷心，甚至有些残忍。
那时工人工资只有80元，却有一人因线头没拣净，被罚17元；1987年，厂里生产了一批高尔夫面料西服，完工后发现有拔缝现象，向炳伟咬着牙全部捐给福利院，一件都没流入市场；1988年，雨多地潮，100多条定做的裤子口袋出现霉点，向炳伟看到后，只吐出一句话：“裤兜全换！”……1989年，向炳伟东渡日本考察，日本人竟指着他穿的“伟志”西装问：“皮尔·卡丹？”他摇摇头说：“自己生产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私营企业普遍萎缩，“伟志”却以其卓越的质量在三秦消费者中站稳了脚，以模范的纳税意识（向炳伟每年缴给国家的税收占汉中市800家私营企业上缴税收总额的1/10）赢得了政府的信赖支持，企业规模由小变大，知名度由低变高，1990年，“伟志西服厂”从狭小的汉中市建国路搬到了与拜将台毗邻的一个占地4500余平方米的院子。在那幢仿古式的二层办公楼里，他组建了6个正规职能科室，扩展了3个销售部；在楼旁敞亮的大车间里，他引进了国外西服生产线，机器换成电动的，熨斗换成了吊瓶式蒸汽的，裁剪也换上了电刀。“伟志”从此告别了作坊式的小生产、小经营，逐渐向企业的规模靠拢。
向炳伟的另一个高招是对消费者“不满意便退钱”的庄严承诺，这样的承诺在今天的商界已是见惯不惊了，但向炳伟早在1992年就提了出来，并把它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伟志”永恒不变的服务准则。
决策当初，遇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阻力，大家普遍对当时的国民素质和没有限制的恶意退换货表示担忧。向炳伟断言：“恶意退货的人将超不过3%，我们就拿出10万元来准备吃这个亏。但它的正面影响带来的将是信誉、声誉。一个企业有了信誉，就像给顾客的口袋里放进了存款单，他们会不定期地来这儿增加存款。”尽管在实施“不满意便退钱”的服务过程中，伟志在当年9—12月就因此损失了30多万元，但在被广大的消费者翻来覆去印证了几年之后，这个服务承诺放射的强大磁力是有目共睹的。
1996年，“伟志”以超常规的发展跨上了时代的快车。向炳伟接受了一个老教授“刘邦不出汉中何以成帝业，你不出汉中何以求发展”的建议，将集团总部举迁西安，并在西安组建年产20万套西服的伟志西安西服生产厂，与刚刚搬进占地1.47公顷新厂房的伟志汉中西服生产厂遥相呼应，拉开了将蓝图绘写成现实的帷幕。
（三）营造精神家园
1997年1月21日，向炳伟在《伟志报》上写道：“要建立全员的‘我要比向炳伟做得更好’的思想，以更真实的人生态度、更渊博的知识、更宽阔的胸怀、更高的思想境界、更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博爱的心超越向炳伟。”
已入不惑之年的向炳伟深深地意识到，要构架伟志集团的骨脉，必须建立起独特的企业文化，创造稳固的价值体系和精神支柱来支撑企业，而不是依靠某一个人。这种文化必须符合国家利益、大众利益、个人利益，必须适应不同区域、不同国度、不同时期，使之做到推进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之做到任何一代企业领导人更迭之际，企业均能持续稳定地发展，最终达到“永续经营”。
一位《陕西日报》的记者在采访“伟志”以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记者在伟志公司采访的第一天，恰好碰到三件颇觉新鲜的事：
第一件：员工过生日。中午12点刚过，在一曲优美的音乐之后，记者听到公司喇叭里传来女播音员甜甜的嗓音：“时装开发部的戴旭辉员工，今天是您的21岁生日。总裁向炳伟和全体员工向您表示衷心的祝福，祝您生日快乐、永远幸福。现为您播放一首生日歌曲……”记者由此得知，“伟志”的每一位员工，在自己生日的这一天，都能收到总裁派人送来的贺卡和礼品，这是公司已经执行了3年的制度。
第二件：工间音乐。下午3点左右，生产车间飘出一曲曲熟悉的流行歌曲，正在紧张工作的员工手不停活，脸上则露出轻松的微笑。才从日本进修回来不久的生产科长裴芳告诉记者，这是车间播放的工间音乐，每天上、下午各一次，每次半小时左右，用以调节员工紧张的神经。
第三件：员工舞会。在公司大门内的墙上，记者看到一张舞会通知。记者疑惑地问秘书小姐，你们私营企业也常办舞会？她告诉记者，公司每个月至少办一次。与此相联系，记者发现这里的员工有免费午餐、免费夜餐（管理人员除外），设有免费澡堂，有只象征性收费的公司理发馆，住方面有每月只花几元钱的集体包租宿舍，看病有只交医药成本费的定点医院，公司每年用于员工吃、住、洗理、就医方面的福利补贴都在几百万元。企业文化部一位小伙子告诉记者，他们的免费早餐又要开始了，且不得低于2.5元/人的标准，这是向总的命令。仅此一项，公司每年的花费就达140多万元。
其实，早在1992年，伟志西服厂搬迁至拜将坛时，向炳伟环视着这个崭新的环境，看着三三两两准备上班的员工，就曾陷入沉思：“难道我所提供给他们的只是一个就业的位置和每月200块钱的工资吗？”向炳伟暗自下决心，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辟一片“净土”，要营造一个积极的、和睦的、家园式的企业。
向炳伟鲜明地提出了他终生信奉的“幸福观”：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也最幸福。
在外国八家新闻机构的驻京记者采访团对伟志西服厂进行采访时，有位记者尖锐地问道：“在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里，企业主和工人是一种什么关系？”
向炳伟说：“我们是一种平等互助、相互依赖的关系。建立良好的劳资关系，享受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和快乐，从人性上说是一种需要，从经济角度上说，这是有利于企业获得利润和生存空间的。”
另一位记者尖刻地问：“你怎样看待剩余价值？”向炳伟说：“我认为如果有剩余价值的话，这些价值是用于抵御我和员工的风险的。我们的利润除上缴国家外，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大家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我本人一直是以工资形式维持生活。”
因此，在向炳伟39岁生日时，为了表达对总经理的敬爱之情，总公司生产车间员工自愿凑齐300元，在汉中电视台为向炳伟点播生日歌曲；129名员工在送给向炳伟的生日贺卡上集体签名祝福；宝鸡分公司经理深夜两点多驱车赶回汉中，与向炳伟紧紧拥抱，晚会现场长达半小时鸦雀无声……
向炳伟办公室的3位秘书，用许许多多他们亲身经历过的小故事，向记者讲述他们的总经理是怎样在生活和办企业中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曾在汉中市南湖公园，把一张50元钞票送给一位正在风雨中捡易拉罐的老人；曾在大雪天翻越秦岭的途中命令司机倒回去数十里山路，寻找那位被司机拒绝捎路的陌生人；曾亲自驾车将因加班而回家太晚的员工一个个送回家去；曾为一位患肝病而去世的员工连看病带办丧事，共计花费4000多元……
从某种角度讲，向炳伟办企业并不是在经营资本，而是在经营一种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他处理老板与员工、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企业、企业与政府等各种关系的基石。
（四）伟志的产品是人才
“伟志”到底有多大的实力来赶超中国和世界上那些同行业的知名品牌？向炳伟心中是有数的。他知道他所具有的敲开中国和世界大门的实力是两只手：一只手是富于活力与凝聚力的优秀企业文化，另一只手是具有相同价值取向和追求的优秀人才。
1996年初，刚刚在西安市安营扎寨的向炳伟，就将深邃的目光投向招贤纳士，他做出以10万和5万元年薪公开招聘副总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以此创建集团化、现代化、科学化的管理体系。有人担心地提出：如果工薪支出过高，甚至大幅度地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那公司的实力是否将不堪支撑？向炳伟的回答是：“即使1996年我们一分钱不赚，也要先留住人才！有了人才，就能创造一切。”
在向炳伟看来，用人也是一种经营。
这次招聘，实质是对“伟志”企业形象和社会感召力的一次公开检验。数千名应聘者慕名前往，数十家新闻单位争相报道，各方公众议论纷纷。“伟志”收获的不仅仅是数十名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更有企业形象轰动性的社会“定格”。来自大专院校研究所、“三资”企业、大中型国企单位的几百名博士、硕士、大学生加入了“伟志”大家庭。“伟志”的智力结构，特别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智力结构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善。
与此同时，西安一批著名的经济学专家、教授，例如何炼成、樊光鼎、王忠民等几乎同时成为伟志集团经营发展方面的高参。
“外聘”“内培”，向炳伟双管齐下，在他看来，两方面的人才都不可或缺。伟志人把培养内部员工成才之路称为“经理生产流水线”，正所谓“当他会做裤子时，让他去做西装；当他会做西装时，再给他高档毛料。让他永远生活在希望中”。这便是对这条流水线的最好注解。记者曾先后接触过“伟志”10多名管理层人员，发现许多要害部门的领导都像是一件高质量的产品一样，经过多道工序“加工”才完成的。经营部女经理王霞，进厂时只是个普通的钉扣工，凭着自己的聪明、干练，经过在车间主任、门市部主任这些岗位上的磨炼，才走上今天的岗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员工们告诉记者，“伟志”用人不迷信文凭、不迷信资历，只要你有真才实学，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发光的位置。“伟志”下属一位已被免职的分公司经理，在送给向总的生日贺卡上写道：“伟志仍是创业者的摇篮。”这话对“伟志”的“经理生产流水线”做出了客观的评价。
几年来，从“伟志”走出去自办企业的不下数十家，仅在陕南小有名气的西服厂就有10多家。有人不理解伟志人为何要拱手把自己培养出的人才让给社会，向炳伟说：“市场经济已经形成了这种社会资源大流通的趋势，与其让人才破堤而流，不如顺势修渠放水，或许有朝一日他会倒流回来。”事实是，在“伟志”的骨干员工中，每年都有10多个人是这种“倒流”回来的人才。
在“伟志”，选派技术骨干到日本深造已经成了他们的惯例，自1993年起，已先后有4批打工妹“留洋”学习，成为全国私营企业中并不多见的景观。这些打工妹通过为期2年的学习研修，给集团公司带回来的是新工艺、新技艺、新方法。留洋归国的人员已成为集团公司的骨干之骨干。集团公司“打工妹”出国留洋几度成为社会评论的焦点，从本质上来讲，这也是“伟志”壮大的“秘密”武器。
陆汉振：飞驰的金轮
1986年，陆汉振获得一条极为重要的信息：用作轮胎骨架材料的锦纶帘子线、帘子布，全国当时的生产量仅占市场需要的60%，国家每年得花费大量外汇进口。而且，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个缺口将越来越大！
（一）引子
20世纪90年代，以车代步已成世纪之风，神州大地上奔跑着无以计数的车辆，飞驰的轮胎摩擦着各式各样的路面，闪现出金色耀眼的光芒。而这些助人一日千里、纵横驰骋的轮胎是以一种名叫锦纶帘子布的化学纤维做骨架的。
锦纶帘子布已和我们飞速发展的生活密不可分。
让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制造这些轮胎骨架——锦纶帘子布的“故乡”金轮集团吧。
事实上，到1998年，金轮集团已由生产锦纶帘子布的单元经济发展成了以锦纶帘子布为龙头，以摩托车为支柱，集工贸科教和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多元化经济。它拥有20亿元资产，30多家成员企业，13500多名员工，下属骨干企业宁波锦纶股份有限公司的帘子布产量居亚洲第二、世界第二。而这个庞大的工业巨人10年前还只是一个只有十几个人、几间破房，以废旧物加工再生塑料的手工作坊。这是个奇迹。
创造这个奇迹的前提是超前的思维和超常的胆略。而这个奇迹的缔造者陆汉振，只是浙江慈溪宗汉镇庙山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从手工作坊到工业巨城，这中间的跨度和由此产生的奇妙现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二）20世纪的中国风
漫步金轮工业城，在我们的目光里，出现最多的是金轮企业的象征物“风火金轮”。红色的火焰中穿行着一个飞驰的金轮，和神话传说中哪吒脚下神迅无比的风火轮相像。实际上金轮集团就是锦纶帘子布生产领域里的一名神童，当国内某些企业已是锦纶帘子布生产的龙头老大时，它甚至连个影子都还找不到，可今天，小毛弟已取代了所有生产锦纶帘子布的企业，坐上了锦轮帘子布生产的第一把交椅，难怪锦纶人如此钟爱风火轮了。金轮人是这样解释“风火金轮”的：风，流动的空气，指像风一样快捷，有国风、世纪风之意。火，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蕴含“烈火铸金轮”之意。轮，物质运动形式的基本体现，是金轮集团最简洁、最深刻、最具民族特色的具象与凝练。“风火金轮”象征吉祥平安，快速高效，激发能量，是金轮人追求和平、正义、幸福的象征。
“风火金轮”中所说的中国风和世纪之风就是被经济界人士称为“汉振现象”的高速度、高效益的资本发展和利润滚动。
翻开金轮集团的发展史，我们看到的是一连串令人惊叹而又迷人的数据：
1987年：以6个月称绝的速度开发2000吨再生帘子布生产项目，创建慈溪锦纶厂，跻身国家大产业，并为国家填补一项技术空白。
1990年：帘子布第二期工程竣工投产，第三期工程连续投入，年产值超亿元，“一厂带十厂，十厂带百厂”的发展战略使企业不断拓宽产业领域，生产、加工、服务配套成龙，赢得了最大之竞争优势。
1992年：当“东方风来满眼春”时，“金轮”已是一片盎然新天地，产值超4亿元，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一年一变，三年大变”，金轮人在希望的土地上构筑了一个占地面积80多公顷的现代化金轮工业城。
1993年：集团产值超过8亿元，成为产量居全球第二的锦纶帘子布生产基地。
1994年：集团公司荣获“全国十大优秀企业”（金马奖）称号，产值超过13亿元，实现利税1.3亿元，成为国家大型一档企业。
1995年：“金轮”摩托车作为集团又一主导产品，迅速占领市场，年产能力10万辆，成为全国摩托行业的一枝新秀，集团创产值23亿元，利税1.62亿元。
1996年：帘子布产量达5.5万吨，摩托车产量超20万辆，发动机18万台，集团产值超35亿元，利税达3亿元。“金轮”摩托车被评为“中国名车”，锦纶帘子布、休闲西服、铝型材等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
“金轮速度”与“金轮效益”几近于一种商海神话，在经济领域里引起了震动。
人们怀着对成功者的敬慕和向往，给陆汉振增添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其中最典型的是传说当年陆汉振不得志时，突然交了好运，似乎一夜之间时来运转、青云直上。照人们的传说来看，陆汉振能迅速地拥有了今天的一切，全是上天给他安排好了的，他只需按部就班地把它做出来。如果说真有时运的话，这就是陆汉振个人素质积养与社会大环境，以及市场经济如鱼得水般的融合和相得益彰。机会和利益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通过自己的思索和努力去实现。陆汉振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但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从一名淳厚朴实的农村青年到一位业绩显赫的企业家，其间他经历的一切与常人无二。
（三）贫穷距财富只一步之遥
陆汉振祖辈生活的庙山村还有一个名字：坠贫村。
庙山村的女人每天祈祷的就是有人办喜事。这样她们就可以在盛宴上递茶端水，为新娘牵裾引路，借机填饱空空如也的肚子。
男人则肩挑货担，靠替人修修补补、敲敲打打聊以糊口。
贫穷总是激发人们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
一位参加过农村工作组的干部说，当年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庙山村的“尾巴”始终割不尽，农民们甚至饿着肚子自己出钱修路。当年庙山村的机耕路是整个宗汉镇修得最好的。这给少年的陆汉振是一种无形的启发。
少年的陆汉振认为填饱肚子远比书本更重要，面包有了，一切才会有。读中学时，他一边打草包一边学习。所有的功课中，他最喜欢数学。计算的繁复有趣，还有思维严密的逻辑推导，带给他一份实实在在的成功和快乐。他想生命是需要计算的，但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又是无法计算的，因为它不可逆转。父亲给他取名汉振，就是希望他做一个像马宗汉那样有胆识的男人，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当年，马宗汉与辛亥革命志士徐锡麟一起策动了著名的“安庆起义”，幻想、幼稚、冲动，注定这是一次不成功的革命，脆弱的主义连同失败的呐喊被一起写进了中华民族历史中。生命连声叹息也来不及就消逝了。革命除了暴动和流血似乎应该有更好的选择。但这选择是什么呢？当陆汉振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庄严的主席台上手捧国家级企业最高奖——“金马奖”奖杯时，这个从少年时期就一直困扰着他的问题找到了最圆满的答案，那就是发展经济。有了经济的高度繁荣，才会有思想的高度自由，才会有国家的昌盛和强大。
不停地编织草包把陆汉振的手磨砺得粗糙坚硬，以至于拿起笔时竟有了几分僵直和生涩。
为了省钱也为了挣钱，陆汉振中止学业，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经商——卖爆米花。这是一种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平常百姓中最原始的小零食制作：一个小炭炉，一发炮弹似的圆铁筒，孩子们只需从不多的米缸里舀出一小杯大米或玉米，再花上几分钱，便可以在一声如惊雷般的爆炸声中享受到微薄的物质带给他们的一丝快乐。
琢磨创新、提高效益，陆汉振脑子里旋转的就是这些。通过反复的琢磨和改造，陆汉振的爆米花筒是所有爆米花筒中最大的。他用这个硕大的超出常规的爆米花筒挣来的钱，让自己成了坠贫村第一个拥有自行车的人。当他兴奋地骑着自行车在村外的大道上兜来兜去时，他第一次发觉天是那么蓝，蓝得令人晕眩。
贫穷不再那么可怕。走街串巷的经历让陆汉振看到了许许多多狭窄贫穷的庙山村所不能给予他的东西，他心中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愿望在苏醒：“我要办企业。”
人们告诉陆汉振，办一个厂需要的钱少则几千，多则上万。上哪儿去弄这笔钱呢？借！仗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儿，陆汉振卖掉了自己心爱的自行车。他挨家挨户地上门向别人借钱，一遍又一遍地向人们描述他心中美丽的梦想。老实巴交的父亲急坏了，陆家世代虽穷，但从无向人借贷的历史。人穷志可不能短啊！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滑稽的情景：儿子在前边借，老子在后边还。父亲给穷怕了。
几经周折，陆汉振手里终于有了2500元钱。靠着这些钱，陆汉振集合了十几个农民，在一间摇摇欲坠的破房里实现了他要办企业的梦想。
没日没夜地苦干，披星戴月地奋斗，几经曲折，几经挣扎，1986年，陆汉振领导的“慈溪宗汉改性塑料厂”实现了产值150万元，利润30万元。
贫穷开始告别陆汉振，命运向陆汉振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四）只有未来，没有过去
拥有了自己企业的陆汉振原本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但如今他自觉地投入到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当人们在为自己拥有的第一笔财富欢欣鼓舞时，陆汉振却在想应该如何把企业做大，他要向市场进军，在它的腹地里扎下根来，建立起牢不可摧的大厦。他不愿再做那种小打小闹、游荡于市场之外的散兵游勇似的货郎。
陆汉振开始把目光投向慈溪以外的世界，怀揣憧憬踏上了找市场商机的路途。他支棱起敏锐的耳朵，跑遍了全国市场的角角落落。为了省钱，他每天以大饼充饥；为了节约时间，他只坐夜行列车。当“轰隆隆”的夜行列车载着陆汉振驶向远方的市场时，他在梦里笑了，在梦里，他又一次看见了那个奇异的爆米花筒，还有自行车上方那片令人眩晕的蓝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陆汉振四处奔波终于得到了这样一条信息：用作轮胎骨架的化纤产品锦纶帘子布在全国市场上紧缺，市场供货只有60%，其余40%靠进口，而且预测缺口将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难度很高，风险很大。要建厂房，要买机器，要请技术人员，还要培训工人，千头万绪都要从零开始。然而风险总是和机会并存，陆汉振宁愿冒险，也决不放弃这巨大的商机。他当机立断：投资250万元兴办一座年产200吨的锦纶帘子布线厂。陆汉振又开始重复四处借贷的历史，他坚信只要手里还有一分钱，厂房就会建起来。他已习惯了人们不理解的眼光和被拒于门外的尴尬，他把这一切看作是上苍给予他成功之前的磨炼，就像神话传说中的寻宝者，在获取宝石之前必得经过999次的考验，才能如愿以偿。他疯狂地工作，提着吊盐水的药瓶上工地察看，对即将诞生的锦纶帘子线一厂，他倾注了一个父亲对新生儿子般的热爱。
陆汉振有陆汉振的风格，他的成功就在于，他是一位胆大无比的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位勤勉努力的实干家。这两种尖端品质巧妙地糅合在一起，便显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地方。别人建厂是先设计后施工，而陆汉振却是一边施工一边设计。招工人安机器、通水电，他一步不落，同时上马，步步紧追，马不停蹄。当厂房结顶时，机器已“轰隆隆”转起来。产品从车间里装上运货车时，厂房还在进行外部装修。
“跨越坎坷、拨动时空”一直是金轮人引以为骄傲的经营理念。“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别人做不到的，陆汉振都做到了。投建半年的锦纶一厂，当年创产值1130.95万元，利润298.24万元。这时是1987年。
在灿烂的阳光中，提货的车辆从全国各地源源不断地奔向慈溪，明媚的蓝天下，高大崭新的厂房骄傲地向人们展示着陆汉振创造的奇迹。这一回总该喘口气了吧？
《圣经》里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上帝即将出门远游，临行前，他分别给了三个仆人五个、两个、一个金币。得五个金币的仆人用它做小买卖，又赚了五个；得两个的仆人亦同样赚了两个；得一个金币的仆人则把金币埋进土里，每天像只愚钝的狗一样睁大了眼睛盯在那儿。上帝回来后，询问三个仆人各自做了些什么，结果是得一个金币的仆人遭到了上帝的放逐，因为他的懒惰和无所作为。
陆汉振可不愿做这个愚钝懒惰的人，把财富埋在地里坐等上帝的旨意。
1988年，在锦纶一厂帘子线鉴定会的第二天，陆汉振宣布了投资2500万元筹建年产5000吨帘子线的锦纶二厂的决定。
陆汉振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人们震惊了：陆汉振，你不要命了？
——什么叫见好就收？
——你就喜欢大、大、大，你知道船小好掉头的道理吗？
——市场经济是孩子的脸，说变就变，你能把握住吗？
陆汉振把握住了，9个月后，锦纶二厂开始生产，丰厚的利润令人无话可说。
线有了，该织布了。1990年9月，锦纶三厂破土动工，11个月后投产。1997年7月，锦纶四厂又迅速上马，企业奇迹般地和全国生产帘子布的最大企业平起平坐了。
这时候的陆汉振已是绝对的权威，毫不夸张地说，倘若他做出上天揽月摘星的决定，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诧了。人们说你要到“金轮”来，首先得学会快节奏，不是跑，是飞。陆汉振的时间表里没有“休息”二字。你得要求自己以十倍，不，百倍的精力，跟着他马不停蹄地四处奔忙。因为你得像陆汉振一样思考、工作。他逼着你学习、进步、飞跃。
陆汉振是属于那种只有未来、没有过去的人，他无暇顾及一路盛开的鲜花，在他的字典里没有“停顿”二字。
陆汉振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1990年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早晨，这位工作人员到厂里去值班，静悄悄的厂区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想：“恐怕我是今年第一个上班的人了。”可是当他走进办公大楼时，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陆汉振正站在窗前远眺。这位工作人员激动地跑上前说：“老总，您好，您真早！”陆汉振沉思了一会，意味深长地说：“起得早，空气好。但是大家都这么早，还好吗？”两天后，陆汉振做出了投资2个亿，企业再上规模、再上档次的决定。
真是“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1991年，陆汉振提出，1995年实现3个“6”目标：6亿元产值，6000万利税，6000名职工。有人曾在私下议论：陆汉振有“跃进”情结，这不是在放“卫星”吗？事实上，1993年“金轮”就实现了3个“8”：8.02亿元产值，816万元利润，8000名职工。陆汉振确确实实放了一颗卫星，他再一次令人瞠目结舌。
面对市场经济的日益强大，陆汉振不再是当年庙山村里那个一心只想把爆米花筒做大，一辆自行车就足以让他眩晕的少年。他在市场经济的摸爬滚打中已成长为一位羽翼渐丰的企业家，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他由此而创造的社会乃至个人的价值无可估量。人们不禁要问，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
（五）成功的秘诀
陆汉振的成功可用四个字来概括：德、情、才、义。
德，指科学有效的企业管理。
陆汉振常常教育手下的干部说，快速发展只能保证企业搞“最大的”，只有有效的管理才能保证企业“搞最好的”。
1992年，化工部橡胶工业研究所对金轮集团生产出来的帘子布进行测试，物理指标达到了国家一级品标准。金轮集团开发的近10种帘子布新产品，不仅技术含量高，质量也在各种评比中连连获奖，例如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星火计划”产品博览奖、国家科委“星火计划”产品二等奖等。
1996年，“金轮”摩托被评为全国名牌车。为使“金轮”摩托的质量再上档次，金轮摩托车有限公司同重庆大学、浙江大学联合建立了两大摩托车研究中心。公司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筹建了金轮摩托车研究所，根据市场的需求对“金轮”摩托的车型、性能、款式、品种进行进一步改进。从1994年起，金轮集团就出巨资承包了拥有多名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的重庆航天机电设计院所属的电脑传感技术公司。科学与企业的联姻，为金轮集团的高科技生产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参观锦纶帘子布厂时，你会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在本该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车间里，你看不到几个人影，震耳欲聋的马达轰鸣中，只看见工人们正在加紧调试经过技术革新改造后的工艺流程设备。
这是一个富于创造的企业，这个企业充满了活力。
情，指人与企业之间的感情。
陆汉振手下的人常说：“陆汉振喜欢琢磨，但他从不琢磨人。”陆汉振还有一个雅称，叫“心太软”。
除夕之夜，陆汉振慰问外地工人，姑娘们端起酒杯说：“总裁，我们不会喝酒，但我们每人抿一小口以表心意。干！”陆汉振二话不说，端起满满一大杯，仰头而尽。手下的人急了：“还有这么多人等着，你不喝成酒坛吗？”陆汉振却说：“冲这份情，我就是醉成烂泥也值。”有人唱起歌来：把心留下，把根留住……陆汉振猛然转头，两行热泪顺颊而下。这个高大沉默的汉子，内心竟是如此丰富细腻、脆弱敏感。
就是这个陆汉振，却一直不让他当农民的哥哥进厂。陆汉振有自己的理由：赚钱靠自己。直到现在，陆汉振的哥哥仍以宗汉镇上一家小小的旅店维持生计。
集团进行体制改革，要裁减一批“富余人员”下岗。陆汉振第一个提出某某妇联主席可以下。这位妇联主席不是别人，是陆汉振的夫人。妇联主席想不通了：当年刚建锦纶厂时，冒着风雨和陆汉振在工地上抢险的是谁？然而陆汉振一旦做出了决定，就不会再有更改。妇联主席的无奈就在于她是陆汉振的夫人。可是，妇联主席的幸福也是一般人所不能拥有的，因为她的丈夫是全国优秀企业家之一。
看似无情却有情。陆汉振的情是分了公私的。
才，指敬才、重才、育才。
陆汉振常常说：“真正的老总不是我，是黄彭年黄总。”陆汉振还常常叮嘱手下的人好好照顾这位年过花甲的金轮集团的总经济师：“他是我们企业的一笔财富啊！”就是这位黄总，企业一年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从他手里流过，他从不曾有一分半厘的差错；就是这位黄总，老伴瘫痪在病床上几年，儿女又不在身边，做饭洗衣、打针喂药，里里外外一人挑的情况下，他从未向企业叫过一声苦、请过一天假。有人出几万甚至几十万请他，他回答说：“我的根在金轮，我从嫁给它的那天起就没想过离开。”陆汉振是敬重人的，尤其是敬重人品好、才气高的人。
综观“金轮”，不少分厂厂长不是二十几岁就是三十岁出头。这些年轻人稚嫩的肩上已经挑起了领导几百人或者上千人的重担。他们为自己是一名金轮人感到莫大的荣幸。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金轮”为他们提供了鱼跃鸟飞的天地。
几年来，金轮集团把几百名中青年干部和技术骨干送到上海纺织大学、浙江大学、杭州大学等高等院校进行代培学习，或送到上海等地的大型企业进行实际培训。公司的职工学校开办了技工、电工、物化、高中文化等培训班。另外，公司还邀请了以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管理学家潘承烈教授为代表的一大批专家、学者前来传授市场经济体制、股份制和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少年时期那个物质与精神都极度匮乏的年代留给陆汉振的是更多的缺憾，也造成了陆汉振心中一个永不消逝的“学习情结”。
在“金轮”，甚至庙山村，如今你再不会为孩子的学费发愁，因为从中学到大学、公司都有几十元到上万元不等的补贴。学习已成了金轮人刻不容缓、引以为荣的头等大事。
义，指善良、同情与爱心。
成了名的陆汉振并没忘记自己是一位农民的儿子。农民总离不开土地的，这土地就是生他养他的人民。陆汉振对社会的回报数不胜数：为村庄安装自来水、电话、闭路电视，设立养老保险，5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月可领取60元养老金；集团公司捐资300万元新建、扩建1000多米长的马路；捐资100万元为慈溪中学建造图书馆和宿舍楼；捐资600万元在宗汉镇建造了一所中学；为浙江大学等3所大学资助办学奖金和设置奖学金……陆汉振把这一切当作企业社会效益的无形资产。因为他深深懂得鱼和水的关系。
一次在车站候车时，陆汉振看见了一群因水灾而乞讨的孩子，他掏空了自己所有的口袋，最后被孩子们围逼得躲进了洗手间。他说，他怕再看见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求和无助的眼睛。
陆汉振是一位企业家，更是一位兼具善良、同情和富有爱心的普通人。
（六）顺与不顺的话题
有人说陆汉振的经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句话：太顺了。太顺了就少了曲折，没了曲折就没了故事。要知道只有故事才吸引人，不像那些让人乏味的表示产值、利税的数据，令人昏昏欲睡。
陆汉振是很顺，纵观他的成长过程，似乎一直是一条波澜有序的直线。他的顺就是从创建到成功，他从未离开过“金轮”一步。他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一贯到底，他的精神、理念、人格魅力渗透到了“金轮”的方方面面。不像某些国有企业，这个指示，那个监管，横挑鼻子竖挑眼，几个婆婆坐在那儿指手画脚，让你左右为难，什么也做不成。陆汉振是一位剪掉了裹脚布的新生代的民营企业家，想好了就干。赢了是自己的，亏了也得自己担着。市场经济为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广阔天地。俗话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陆汉振敢于做大，是因为他敢于负债经营。
这需要胆识，更需要严格科学的管理。金轮集团在管理体制上自有一套，它在以投资中心、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为主导框架的经营机制上，各成员企业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在分配制度上实行“按效分配”；在劳动人事管理上，集团公司只负责成员企业副厂级以上的干部。理顺了集团与公司、公司与分厂的婆媳关系，让各分公司强化了风险意识、效益意识、竞争意识和发展意识。
1993年底，锦纶公司改组为锦纶股份有限公司，按规范化股份制企业的方式运作，集团以控股的方式实施管理。
股份制的引进使原来难以界定的产权关系明晰了，为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公司上下步调一致，减冗员，核分配，节约开支。企业出现了本、利、税、职工收入同步增长的丰收景象。
金轮集团有自己的信用社，这是它善于运用国家授予的资金融通权、项目审批权、自营进出口权等，逐步形成健全的现代化企业的可喜尝试。
（七）永无止境
1998年，是陆汉振率领金轮人完成第一次创业革命后的又一个春天。这一年，和煦的春风里夹杂着几分寒意，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和扩大，改革初期短缺经济下的供不应求变成了供需平衡或供大于求。面对丰富繁杂的市场，钱囊鼓鼓的人们不再盲目冲动，他们观望、对比，挑挑拣拣而迟迟不肯下手。企业不再拥有绝对的优势。“金轮”同所有步入市场经济就不再回头的企业一样，面临着的是更严峻和没有退路的考验。
陆汉振坐不住了，他召集起所有的金轮人，针对大环境下的新的市场形势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他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家说：“我们的企业是特定条件下的一场特定的农村经济革命的一分子，我们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和现实的高度来理解这场革命。沉湎于过去就意味着失败。”
面对深感紧迫感、危机感、使命感的金轮人，陆汉振提出了当前工作的方针：换脑子，转机制，抓三本，上水平。金轮人的奋斗目标是新一轮创业革命，它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的努力上：1.从外延扩张转移到内涵提高上来。树立忧患意识和紧迫感，及时转换工作思路，对各成员企业落实经济责任制，把各成员企业直接推向市场，以便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档次，提高生产效益，盘活资金存量，稳中求进，不断增强市场竞争力、狠抓企业管理。针对企业摊子大、分厂多、行业散的特点，积极探索成功的集团管理模式，正确处理好控制、监督、发展之关系，形成一个既统一又相对独立的企业组织结构，以保证集团获得良性发展。2.大力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层层落实成本核算制度，把好各个生产经营环节，提高效益，增强经济实力。把职工利益同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挂起钩来，树立金轮人的主人翁意识，以“诚实劳动”来“效忠企业”。研究改进营销策略，建立全市场信息网络，由原来的找市场转变为找准市场，以取得占领市场的主动权。3.抓好人才工程。陆汉振常说：“得人才者得市场，得人才者得优势。”职工的再教育，领导班子的再学习，人才的引进和大胆使用，都不能忽视。金轮人任重道远，永不敢言歇。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陆汉振深信毛主席说过的那句话：“世界上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会创造出来。”他更记得一位诗人说过的那句话：“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透过市场经济的云雾，他看到金轮人第二次革命的春阳已在远方破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