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编者导言

此译本根据1930年出版的德文版译成。

德文原著第一章的出版时间略早于本书其他的章节，刊载于《精神分析运动》期刊第一卷第四期（1929年11—12月）。第五章作为单篇刊载于同一杂志的下一期，即第二卷第一期（1930年1月）。1931年版本增加了两三个脚注，全书的最后一句也是新加的。先前出现的英译本都没有包括这些增加的部分。

弗洛伊德于1927年秋写完了《一种幻想的未来》（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在此后的两年中，弗洛伊德著述极少，这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他生病的缘故。但是从1929年夏天开始，他又着手写另一本有关社会学主题的书。本书的初稿于7月底完成，11月初送交印刷，尽管该书的扉页上写着“1930年”，实际上1929年年底以前此书就已经出版了。（琼斯，1957，第157—158页）

弗洛伊德为本书最初选定的书名是“Das Unglück in der Kultur”（文明中的不幸），但是“Unglück”（不幸）一词后来被改为“Unbehagen”（不适）——在英语中很难找到这个词的对应译文，不过法语中“malaise”（不适）一词的意思与它比较接近。弗洛伊德在给他的译者利维尔夫人（Mrs. Riviere）的信中给出了有关英文书名的建议：“Man's Discomfort in Civilization”（人类在文明中的不适），但正是利维尔夫人本人圆满地解决了书名翻译的难题，并且此书名最终得到了采用。

本书的主题是本能的要求与文明的限制之间不可挽回的对抗。这一主题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一些最早期的心理学著作。例如，1897年5月31日，他在给弗利斯（Fliess）的信中写道：“乱伦是反社会的，而文明则存在于对乱伦渐进的弃绝过程之中。”（1950a，草稿N）一年以后，在一篇论及“精神病病源学中的性爱因素”（1898a）的论文中，他写道：“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的文明应该对神经衰弱症的传播负责任。”然而，在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中，他似乎没有认为压抑完全是由外部的社会影响造成的。尽管他在《性学三论》（1905d）一书中谈及了“文明与性爱的自由发展之间的逆向关系”（标准版，第7卷，第242页），但是在这本书的其他地方，他又给出了如下评论，谈及了性潜伏期出现的阻碍性本能的屏障：“人们从文明社会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屏障的建构是教育的结果，而且毫无疑问，教育与此极为有关。但是，事实上，这种发展在器质方面是由遗传所决定和固定下来的，而且间或它也能在毫不借助于教育的情况下发生。”（同上，第177—178页）

“有机体压抑”（organic repression）为文明铺设了道路，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同样早的阶段；在第四章开头和结尾两个很长的注释中，这种思想得到了展开的论述。在1897年11月14日给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说他曾经常产生这样的怀疑，即“某种器质因素在压抑中发挥了作用”（1950a，第75封信）。他完全保持了上述脚注中体现的思想，继续写道：“采用直立姿势和用视觉取代嗅觉作为主要感官等因素在压抑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早在1897年1月11日的信中（同上，第55封信）就提出了这种思想。在弗洛伊德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此前提出这一思想的唯一地方出现在对“鼠人”（“Rat Man”,1909d，标准版，第10卷，第247—248页）分析中的一个短小段落里，以及在第二篇论及爱情心理学（psychology of love）的文章中更为短小的段落里（1912d，标准版，第11卷，第189页）。尤其是，在迄今为止弗洛伊德对这个题目最长的早期论述中，即在《“文明的”性道德和现代精神病》（“ ‘Civilized' Sexual Morality and Modern Nervous Illness”, 1908d）中，人们无法找到关于文明的更深刻、更内在的起源的分析。这篇文章让人产生的印象是文明的限制是由外部强加的。

弗洛伊德对自我心理的研究，使他提出了关于超我的假设和关于超我来源于个人最早的对象—关系的假设。在此之前，他不可能明确地评价内部和外部影响在这些限制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有鉴于此，在目前的这部书中，有如此大的篇幅（尤其在第七、八两章）被用来进一步探寻和澄清负罪感的本质，而且弗洛伊德宣称他的“意图在于表明，负罪感是文明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这一点也就为本书所讨论的第二个主要附带问题（虽然事实上这两者都不是附带问题）——破坏性本能——提供了依据。

弗洛伊德论及进攻性本能或破坏性本能的观点的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在这里我只能笼统地概括一下。在他所有的早期著作中，他将这种本能作为重点来论述的语境是关于虐待狂的语境。他就这种本能最早的长篇论述出现在《性学三论》（1905d）中，这里破坏性本能似乎成为了性本能的“构成本能”（component instincts）之一。他在第一篇论文的第二部分（B）中写道：“因此，虐待狂就对应着性本能的进攻性成分，而进攻性成分已经独立并得到了夸大，而且它已经通过移置作用（displacement）篡夺了领导地位。”（标准版，第七卷，第158页）。但是，后来在第二篇论文的第四部分中，进攻性冲动的原始独立性又得到了承认：“我们可以认为，产生残酷冲动的根源实际上是独立于性爱的，但是它可以在早期与性爱相结合”（同上，第193页注释）。弗洛伊德所指的独立根源可以被追溯到自我保存的本能。这段文字在1915年版的著作中发生了变化，在这个版本中，“残酷冲动来源于控制本能（the instinct for mastery）”，而有关“独立于爱欲”的语句则被省去了。但是，在1909年弗洛伊德与阿德勒进行论战的过程中，他就已经更为全面地发表了他的见解。他在《“小汉斯”病例》（“Little Hans”Case history, 1909b）第三章的第二部分里写道：“我不能设想，特殊的进攻性本能可以与我们所熟悉的自我保存本能和性本能共存，也无法设想它们以平等的地位共处。”（同上，第10卷，第140页）不愿意接受独立于力比多（libido）的进攻性本能的观点得到了自恋（narcissism）假设的帮助。进攻性冲动和仇恨（hatred）冲动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自我保存本能，而且，因为进攻性冲动被包容进了力比多之中，所以就不再需要独立的进攻性本能。尽管对象—关系存在两极性（bipolarity），爱与恨经常交织在一起，而且仇恨本身也有复杂的起因，但上述事实依然存在（参见《本能及其变迁》[“Instincts and their Vicissitudes”]一文，1915c，标准版，第14卷，第138—139页）。直到弗洛伊德提出了“死亡本能”的假设之后，他才能在《超越快乐原则》（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1929g）中提出真正独立的进攻性本能（尤其参见第六章，同上，第18卷，第52—55页）。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此处以及弗洛伊德晚期的著作（例如《自我与本我》第四章）中，进攻性本能依然是次要的，它来源于首要的自我破坏性的死亡本能。目前这本书也是如此，即便这里的重点更多地在于论述死亡本能的向外表现；在《引论新讲》（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1933a）第三十二讲的后半部分中，弗洛伊德有关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论述也是如此，而在弗洛伊德去世后发表的《精神分析纲要》（Outline of Psycho-analysis,1940a[1938]）中，他也不止在一处地方论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必要引用弗洛伊德在1937年5月27日写给玛瑞·波拿巴公主的信中的几句话。在这封信中，他似乎暗示了外部破坏性具有更大的原始独立性：“进攻性本能发生朝内部的转向，这当然就对应着力比多朝外部的转向，这时力比多从自我转移到了对象。如果我们假设，在最初阶段，即在生命伊始之时，所有的力比多都指向内部，所有的进攻性都指向外部，我们还假设，这种情况在生命进程中逐渐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清楚的图示概括。但也许这种概括并不正确。”为公允起见，我还必须加入弗洛伊德所写的下一封信：“我恳求您不要对我关于破坏性本能的评论给予过高的评价。这些观点只是随意提出的，在发表之前必须仔细斟酌。另外，在这些观点中几乎没有什么新见解。”

因此，《文明及其不满》一书所涉及的内容显然超出了社会学的范围。

本书更早的译本（1930年）中有相当篇幅被收入了里克曼（Rickman）所编的《文明、战争与死亡：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三部著作选读》（1939年，第26—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