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冯友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本着“修辞立其诚”的态度和“海阔天空我自飞”的精神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综观《三松堂全集》600余万字，冯友兰对自己创建的“新理学”体系的定位不断变化和发展着，从最初的高度肯定，到全面否定，再到《新编》第七册的理性复归，这种转变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同时也表明了冯友兰的一种理性思考。从理气关系到道势问题，冯友兰将“极高明道中庸”的思想贯穿始终。如果“极高明”无法“道中庸”，那么理和道便不会在气中、在势中；若仅仅局限于中庸，必然会随时代的不同风向旋转，因此还须保留“极高明”。所以，理气与道势之间核心的精神正是如此。行笔至此，我们不再纠结某一思想问题或任何政治环境因素，而是更多聚焦在冯友兰到底为后人留下了什么精神遗产？“三史”与“六书”也许终将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冯友兰立足时代接续传统对“极”—“高明”—“道”—“中庸”所做的阐释及引发出的问题却是令人深思的。极高明的中庸之道不仅是形而上学、境界论、知识论、历史哲学、社会哲学乃至为人处世的人生哲学之主题，并且将上述不同主题的哲学论述统一为一体。作为哲学理论的“三史六书”和作为哲学事件“兴亡事里”的“道术变迁”都令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体悟”“言说”“践履”道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如此的言说并非是苛责先贤，恰恰相反是要在历史的境遇中对先贤持有同情的理解，并促使每一个以“哲人”“圣贤”为自我期许的现代人对自己的思想言述和实践践履持有批评的反思和内在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