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一边倒”的战略

4.1.1 “冷战封锁”的国际大环境

冷战作为新中国成立及发展中很长时间内一个大的国际背景，对新中国的对内、对外各项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考察这一时期新中国各项活动绕不开的因素。冷战的突出特征就是普遍存在的敌对、对抗的国际关系性质。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讲，宣扬“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秀的社会组织之形式”，“世界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隐藏了危机和战争的因子”，严厉指责资本主义是新的大战根源。3月5日丘吉尔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母校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宣称在欧洲大陆已经落下一道将欧洲分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铁幕”。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国情咨文，即后来的“杜鲁门主义”，将美苏代表的两种生活方式之争引申为自由与压制自由之争。如基辛格所说：“杜鲁门主义象征着一个分水岭，因为一旦美国打出道德大旗，斯大林熟谙的现实政治就永远终结，讨价还价争取互惠让步已经不复可能。”同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紧接着苏联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莫洛托夫计划”,1949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加速形成，一场以意识形态为主的世界范围的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爆发了。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敌我分明、势同水火的冷战环境中，新中国成立了。作为第二大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的成立被称为改变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大事件，可以说正是由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将冷战正式引入亚洲，使本来以民族独立运动为主体的亚洲，融入了共产主义运动的色彩。

冷战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抗。美苏对中国的认识不仅对两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反应。苏联对新中国的认识是复杂的，从安全战略考虑，苏联将中国视为其在远东的安全缓冲带。由于苏联自建立以来长期受到敌对势力的直接干涉和封锁，为了避免敌对势力再次直接兵临边境，苏联需要在周边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带。“二战”后期苏联不顾西方国家的强烈反对，在东欧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就是为了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苏联利用“雅尔塔协议”索取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也是为了完成这一战略在远东的实现。新中国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更是将苏联的远东安全边界大大向外推进。在意识形态上，苏联对新中国存在很深的猜疑。斯大林始终觉得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不纯正的，对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老大哥”的忠诚表示怀疑。中苏同盟虽然是中国对外关系的基石，但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中苏之间的相互猜疑一直贯穿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这也是造成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主要因素。

美国政府一直认为，中国是亚洲“共产主义扩张”的核心问题。1953年1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美国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NSC-166）代表了这一观点。这一文件认为，新中国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中国在亚洲从事共产主义扩张。由于新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出现改变了远东的力量平衡，使西方影响难以在中国大陆立足，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东亚问题。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最大敌人，为了确保实现美国在亚洲的目标，美国必须使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因此，美国在这一时期不仅在各种国际外交场合反对同中国达成妥协，而且不断在中国周边加剧紧张局势，以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在历史上，美国坚决地站在国民党一边；在现实中，美国是新中国最大的盟友苏联的敌人，并对新中国采取了敌对态度、在中国的周边采取了敌对行为，这些进一步使本来就对外部威胁极为敏感的新中国更加确信美国是中国的最大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这一威胁认知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左右中国重大决策的另一条主线。

“二战”后，伴随冷战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政治现象就是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亚洲兴起的民族独立运动在50年代开始向非洲发展，在亚非掀起了一个民族国家独立高潮，先后有一批殖民地国家展开了民族独立斗争并取得了独立，在亚洲以印度支那地区为代表，在非洲是以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地中海国家为代表。这些斗争的进展进一步鼓舞了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为牵制、改变既有国际格局的重要力量。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标志着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独立国家作为一个集体正式兴起，在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又出现了第三种声音。新中国同这些新独立的民族国家有共同的苦难经历，因而与这一新生国际力量有天然的亲近感和强烈的革命同情。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为新中国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国家和地区中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之外可供选择的战略新空间，这一空间在其后的阶段中一直成为新中国的对外战略生命线。

4.1.2 生存是新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

在这一阶段，新中国的核心任务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是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即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国内的建设是服从这一根本利益的。国家独立与安全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与巩固，国家建设则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新中国的建立只是完成了军事意义上的革命任务，要彻底完成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还需要完成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改造，这才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终确立。在此基础上，“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毛泽东指出，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上，新中国受“苏联模式”和经典《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的影响，选择的是按照“重轻农”次序实现工业化的道路，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全面接受了所谓的“莫斯科共识”。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的这一理论模式，“把它看作衡量一个国家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一个政党究竟坚持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标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模仿学习苏联的结果。因此，引进、模仿和采用“苏联模式”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公共政策取向的主流，甚至“大跃进”等都是受苏联赶超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的影响。到了50年代后期，苏联模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始暴露一些问题，中国才开始进行具有自己特色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另外，这一时期新中国在搞经济建设时还是习惯于采取革命战争的方式、方法，尤其是大规模动员群众是主要形式，“大跃进”就是这种表现。

4.1.3 “一边倒”的中国对外政策

这一时期冷战气氛比较浓厚，国内的一切工作都在严格的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革命”与“反革命”的二分法前提下展开。中国的对外政策始终围绕两大国三类国家关系，即美、苏两大国和帝国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类国家，按照毛泽东的敌我友逻辑展开。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这样描述如何处理这三类关系：“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一边倒”，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边倒”为主，是基础和核心，是处理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对外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确立起来，处于辅助地位，成为处理与民族国家关系的对外原则。

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以对美苏两大国的态度进行定位的。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被毛泽东确立为立国原则。他认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20世纪50年代，这一原则两次被相应的宪法性文件确定下来，还被其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文件反复强调，提高到国家基本利益的高度，可以说具有基本国策的性质。“一边倒”由于其对维护新中国生存的关键作用，被规定为中国的基本国家利益。可以说以美苏两大国划线的“一边倒”决定了新中国前10年对外政策的基本格局，即中国与苏联友好，反对美国，确定了新中国在这一时期冷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其他内政外交政策都是围绕这一政策展开的。中苏结盟，是中苏双方在意识形态和安全利益综合需求的结果。苏联在欧洲遭遇挫折后，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希望扩大在亚洲的安全范围。而新中国与美国在西方特权问题上矛盾加大，需要有一个大国作为战略依托，中国与苏联结盟保证了中国北部有一个安全的战略环境，同时标志冷战从欧洲向亚洲的扩展，使中国站在了亚洲冷战的前沿。当斯大林去世后，中国更是取代苏联站在了亚洲冷战的最前沿。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总体提出虽然比较晚，但它的精神内涵其实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开始出现在相关文件中。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1953年12月周恩来接见参加中印政府会谈的两国代表团时正式提出的。1954年4月在中印两国政府《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前言中写上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月的中印、中缅总理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倡议作为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周恩来在1957年的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谈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如何通过在与周边民族主义国家的交往中应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它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作为处理与民族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承担为新中国开拓外交新空间的重任。

从这一时期中国的内外政策可以看出新中国的两个意识：①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长时间遭受外国侵略的国家，新中国具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国对外部威胁的认识是对外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甚至决定因素，这一因素是国际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影响的主要体现。中国毅然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与美国对中国的敌视、苏联对中国的相对友好，以及由此造成的美国是主要外部威胁的认识有直接关系。正是这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在新中国前期的政策思维中，对外政策始终高于对内政策，占据主导地位。②革命意识。这种革命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安全意识的潜意识反应。这一时期新中国政策的显著特点是持续革命，在国内通过革命的手段打击反动势力，稳定国内形势，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国际上支持世界革命，推行国际主义政策，推动有利于新中国的革命形势发展。

表4.1 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