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结构体系

通过前面的分析，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主要解释因素包括价值观、利益观、工具观和文化四个因素，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解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内容即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第二个层次是政策取向的四个影响因素：身份定位、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国际道义，第三个层次是解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生成机制即文化。在分析的过程中，用这四个因素全面探究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中稳定的中国特性。本书分析框架的基本思路是：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中常见的要素指导思想、目标和手段，体现其政策取向——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这些政策取向又体现中国的文化特征。同时，在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中的认知理论强调决策人认知对决策的影响，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文化观念对决策人认知的影响，这样本书就形成了政策取向要素的作用机制，即文化观念影响决策人认知，决策人的认知体系影响由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形成的政策取向理念体系，政策取向理念体系体现为政策取向的内容。具体来说，建构理论和认知理论，从两个方面对观念对决策者的作用形成了制约，一是决策者本人将通过学习得到的知识内化为决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观念通过外部环境制度化为社会规范制约决策者的决策行为。也就是说，这些信念不是基于对战略利益的理性计算，而是基于预期，这些预期很可能是文化、过去的做法、现有制度、组织常规之类的函数。这样通过认知理论和建构理论，本书就形成了如图3.9所示的这样一个观念的作用机制。这仅仅解释了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这些观念因素是如何通过影响决策人形成具体的政策取向，也就是说解释了观念因素的作用机制，但是这些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却没有得到解释。这可以说仅仅完成了一部分的说明解释，“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文化和价值观，认识文化价值观的特点，便握有理解他国的钥匙”，还需要对观念即文化特征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这才算是一个完整的框架。

图3.9 观念对决策人影响的机制图

文化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即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与经验的学习。一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该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这些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进一步影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国家自身的继承、发展和与外部国际社会的交往互动所获得的经验。文化直接影响国家领导人“信念体系”的形成并指导战略决策的制定。在分析制定政策时，领导人或决策者的“信念体系”指导其如何选择和分配从外界环境接收的信息，并赋予这些信息以文化和历史色彩。文化不是决定而是影响政策或者说战略的形成。经过长期的积累形成的那些不变的东西，或者说被称为民族精神或国家性格的东西，才是对国家形成真正长远影响的因素。“文化范式对个人形成制约，为他们提供了基本的设想以及观察和思考的工具，确定了他们的生活框架。文化决定制度的形式，决定将被发展的个性类型和被认可的行为类型。”这样就形成了如图3.9所示的观念（文化特征）形成机制逻辑图。“西方观察者不应低估这样一种可能性：中国有可能自觉地把西方更灵活、也更激烈的活力与自身保守的、稳定的传统文化熔为一炉。如果这种有意识、有节制地进行的恰当融合取得成功，其结果可能为文明的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图3.10 观念形成机制逻辑图

将这两个解释机制合并在一起，就形成了如图3.11所示的本书的完整分析框架。

图3.11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分析框架

总之，通过对国内外有关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分析，可以看出总体上存在研究框架和对中国特性的生成机制两个方面的不足，为本书提供了理论上工作的空间；从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已有的研究中可以归纳指导思想、国家利益和手段与方式三大方面，体现在观念层次上就是价值观、利益观和工具观三个因素。作为对外政策分析的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组成，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影响因素分析需要将四个分属不同的主要国际理论流派的核心要素——国际道义、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国家身份组合在一起，并塑造成一个逻辑上的整体，形成本书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在这些因素中，深层次诱因体现的是当代中国文化特征（也可以称为观念），这就抽象出了分析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三个层次八个解释因素的整体体系，价值观、利益观、工具观用于解释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国际道义、国家利益、国际制度、国家身份四个因素解释政策取向变化的影响因素，文化用于解释这些取向的生成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