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研究的内容

目前有关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实分析、对策研究、国际比较三个方面。解释工具主要有两类：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式，较多地强调国际主义义务；②利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社会理论等研究范式，后者越来越成为主流。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取向的有关研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内容：①阶段划分；②政策取向的内容；③政策取向的成因。

2.1.1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阶段划分

在国外的研究中，对中国援助的阶段划分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三阶段划分法，另一种是两阶段划分法。

戴维·希恩和彼得·克拉格兰德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和目的将中国对非援助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中国的目的在于支持独立运动、降低苏联影响和与中国台湾分裂势力做斗争；第二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战略调整，以量力而行为原则，对非援助减少；第三时期，“冷战”结束后，中国从意识形态转变为资源、商业和政治等方面的现实需求。

第二种分法把中国援助由单方援助转变为互惠合作作为划分的标志，将第一种划分中的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合并在一起。

在国内的研究中，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阶段划分相对比较多元。国内主要有三种划分：

（1）三阶段划分，这种划分比较常见，但划分标准不一。有三种分法：①第一阶段到改革开放前后，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1994年，1995年后是第三阶段; ②周弘这样划分，第一阶段与其他划分没有变化，第二时期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第三阶段始于21世纪初; ③贺文萍这样划分，第一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第二阶段为整个20世纪80年代，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后）。

（2）两阶段划分，分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和80年代以来两个阶段。

（3）四阶段划分，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第二阶段为1979—1994年，第三阶段为1995—2004年，第四阶段为2004年至今。

2.1.2 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内容

政策特征内容的研究又分为现象分析和理念分析，在方法上分为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历史阶段比较和中西方比较两种。

1．政策特征内容的现象分析

历史考察、动态归纳，这是当前国内进行中国对外政策分析常用的方式。这种研究方式更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对政策特征内容的现象分析层面上。当前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大多数研究属于这种研究。

在有关“中国对外援助”学位论文方面，总体上都采用了上述常用的研究方法，把政策特征作为一个现象归纳，作为进一步政策分析的手段。其中比较典型的有：张郁慧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这是目前搜索到的唯一一篇专门研究中国对外援助的博士学位论文。该论文归纳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六个特点，指导思想上更加强调国家利益因素，内容上重视经济技术和人道主义援助，目的上由突出政治安全到突出经济发展，方式上由双边转变为双边为主、兼有多边等。与之类似的分析还有同期的一些硕士学位论文，如吴天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分析》，王红明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目标分析》，张彩霞的《试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援助》，朱慧博的《从国际主义到大国责任——新中国对外援助形式内容的历史考察》，张开林的《中国对老挝的援助分析》，田福敏的《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研究》，陈思贤的《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分析》等。

徐济明认为，在20世纪60年的中国对外援助过程中，中国的国家利益经历了安全利益（50年代初）——政治利益（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经济利益（80年代）——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重（90年代以来）的变化过程。李安山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完成了意识形态的由强到弱，领域的从单一到多元，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赢。罗建波、刘鸿武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特点是尊重主权、平等待人、优先受援国发展、服务中国发展议程。王蔚、朱慧博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指导思想主要有国家利益、国际主义和大国责任三个基本成分。黛博拉·布劳蒂甘为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所做的研究《中国的对非援助》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受作为中国外交基本准则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影响，其中“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是影响当前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核心。弗格斯·汉森通过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援助政策的分析，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缺乏一个一贯的战略，更多倾向于追求短期目标，并且具有较强的商业性质。世界银行的一个课题组的研究报告《架设桥梁：中国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不断增大的基础设施资金援助者的作用》，就中国21世纪以来在非洲援助的基础设施建设趋向，从分布领域、地区与其他援助方的比较等做了研究，认为这种援助弥补了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基础设施赤字，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中国在非洲的经济活动，起到了双赢的作用。贺文萍在《中国对外关系：回顾与思考（1949—2009）》中认为，在中国对外援助中，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是政治利益压倒一切，80年代是经济利益占据重点，“冷战”后是全方位合作，并加强了机制化建设。贺文萍认为，中国对非援助存在以下三个特征：不附加条件、更加重视双边援助、援助重点是基础设施等“硬件”。熊文驰认为，中国援助政策模式的特点：摒弃任何附加条件、突出经济的商业合作、重点领域放在发展问题上。马克斯·洛博尔认为，中国不仅重视自然资源，还重视西方忽视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制造业，重视互利双赢。沙伯力、严海蓉通过对中国与西方在非洲活动进行对比，一方面指明中国在非洲将石油交易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打包的方式，使援助过程中的腐败更加不方便；另一方面指出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反映了西方精英的国家利益观、道德优越感以及与中国的战略竞争。

总之，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特征在内容上经历了从重视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到重视经济因素，从单方向援助向双向互利共赢，形势日趋多样化的总体转变，包括不附加政治条件，重视基础设施和生产性项目等（见表2.1）。同时，这种研究内容比较分散，没能抽象出几个核心要素，形成比较规范的框架。

2．政策特征内容的理念分析

黛博拉·布劳蒂甘重点分析了中国对非洲援助中的农业援助，认为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具有浓厚的中国特点，注重援助的效果，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对非援助的民生取向。刘乃亚从历史的角度，在批驳西方对中国新殖民主义指责的基础上，认为西方的错误在于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忽视，认为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理念。李安山认为，中国对非洲援助始终坚持的特征有三个：平等相待、尊重主权和共同发展。他认为平等是中西援助的根本区别，这种平等体现“自律”。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Congress Research Service）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外援助以“互利”“双赢”为标志的实用主义外交风格和“不干涉内政”的指导原则受到很多国家的赞赏。周弘在《中国对外关系转型30年》中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有深刻的国际主义价值原则，体现中国对于人类尤其是和中国人民经历相似人民的国际责任感；中国对外援助有很强的中国化取向，使中国的发展经验在国际社会得到了传播，不仅形成了一种“发展外交”，还形成了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建立了“以人为本”的国际发展理念和行为规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外援助模式。这是目前对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比较少见的一篇系统全面的文献。朱慧博的《从国际主义到大国责任——新中国对外援助形式内容的历史考察》认为，中国对外援助的内容经历了一个由改革开放前重视国际主义义务到改革开放后将国际主义义务和大国责任相结合的变化历程。张海冰指出，中国援外“不附加政治条件”的原则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原则、不干涉原则及经济发展的内在性要求。陆蓉通过将中美两国对非援助政策进行对比认为，冷战后中美两国基于对非洲不同的认识，以是否附加政治条件为区分标准分别形成了中国的合作型援助模式和美国的支配型援助模式。罗建波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外援政策在历史经验、外交观念和外交原则上存在根本区别，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没有政治诉求，中国与受援国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依附关系。胡美、刘鸿武认为，西方以意识形态为条件的“民主援助”脱离了援助国的实际需要，中国以经济优先的“民生援助”理性务实，给援助国带来了实利。克里斯蒂亚·加拉德尔、安妮·威尔斯特兰德认为，中国援外对当前的援助范式有四大挑战：援助方和受援方之间的平等关系；内容上的互利；针对援助条件的不干涉内政；与多边主义相对的双边方式为主。贺文萍通过分析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认为，中国强调“不附加条件”，反映了平等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上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礼数原则；中国重视双边援助；中国的援助更加偏向基础设施等硬件项目，而西方更加关注能力建设等软件项目，这反映了中西不同的发展观。她认为这种差异反映中国重“结果”而西方重“规范”“程序”的不同哲学及思维方式。这是中国当前见到的援助理念分析较深的一篇，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未充分展开。张忠祥则提出了中国的“不干涉内政”原则体现的国家主权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

在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理念分析上，逐步形成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具有平等、互利、合作以及重视效果和民生的实用主义等观点（见表2.2），并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层次尝试，但只是零星的，不够深入，未形成体系。

总的来说，在政策特征的内容上形成了现象和理念两个层次，对现象层次研究的较多、较为深入，归纳起来主要集中在“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或“不干涉内政”的政策原则、国家利益的变化和援助政策的方式和领域这三大方面；在理念上，研究的相对较少，观点比较分散，没有像内容研究那样形成体系，也没有能够抽象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2.1.3 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成因分析

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成因研究主要分为四个层面：“国家利益”说，主要以西方的研究者为主；“国家角色（或属性）”说，主要以国内的研究者为主；“经验”说；领导人思想转变说。

1．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成因研究的“国家利益”说

这里面有两类：①将国家利益作为一种解释因素，即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重视国家利益与国际道义的平衡；②将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援助政策的唯一目标，正如很多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只顾自己国家利益，不顾国际道义，这可以称为“唯国家利益”说。

克拉格兰德把国外对中国援非的研究归纳为三种主要观点：①将中国的援助性质定义为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②中国的援助出于国家利益目的，而非无私；③中国援助确实比其他国际援助无私真诚。

1）一般国家利益说

20世纪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整体的历史研究，如沃尔夫冈·佰克的《中国的对外援助》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引用率较高的两本著作，后一本书是前一本书的升级版。两本书在提供比较翔实的数据上都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作者认为中国在各个时期对外援助中，国家利益的侧重点不同，如20世纪50年代侧重在周边国家建立良好印象，60年代服务于在第三世界建立领导地位等，并分析了这与国内政治的联系。肖宗志、张德荣认为，1979年前的中国对外援助更多的与政治斗争和革命事业联系。袁晓峰、杨阳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塑造自己所设想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努力的一部分，并将中国对外援助按照效益的不同分为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纯发展类三类。张清敏提出，对外援助政策应该脱离政策惯性，更好地将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平衡，尤其是应该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伊恩·泰勒指出，中国对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既为巩固“第三世界”代言人的地位以维护国际大国地位服务，也为与西方国家的各种摩擦中提供政治支持。美国国会的研究报告《中国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的对外援助活动》认为，在非洲，中国的援助关注点有两个：一是在外交上重视与“不结盟国家”的友谊和与台湾争夺外交承认；二是服务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在拉美重视获得资源、农产品和孤立台湾。在东南亚则更多地关注于战略利益。伊万·厄里斯认为，中国扩大与拉丁美洲的各种关系，包括援助的主要目的，是获得初级产品、扩展市场、孤立台湾、与美国竞争、增强自身领导力，其实质是国家利益。丁韶彬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目标是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从性质上分为两个层次：出于国家安全和战略动机对重点国家的援助；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对一般国家的援助。这些研究主要在于分析中国在对外援助中追求国家利益的目的性及其内容。

2）“唯国家利益说”

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为标志，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对西方国家在非洲的影响力造成影响。这种观点从2006年左右开始兴起。西恩认为，中国只重视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关心环境和人权状况。他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是全球进攻主义。阿尔伯特·伯格森则称中国在非洲的援助行为是一种“外科手术式新殖民主义”（the new surgical colonialism）。米歇尔·克莱尔、丹尼尔·沃尔门、丹尼斯·图尔、塞诺·贝耶等人认为，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式援外是实用主义的政策，只是为了掠夺非洲的战略资源。伊恩·泰勒指出，在中国对非洲的石油外交中，中国的国家利益有两个，一是短期内确保石油需求，二是长期内使中国成为全球石油市场的参与者。他着重指出，中国“不干涉内政”政策使受援国“侵犯人权”和“不民主”行为合法化。在《中国在非洲》一书中，阿娜贝拉·莱莫斯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及其他行为会用中国式的帝国主义代替西方殖民主义；米歇尔·陈—菲谢尔阿里·阿斯库日认为中国企业与西方一样带来了环境破坏和逆城镇化等问题，并以此为证据提出了中国是敌是友的问题。总之，这本书代表了非洲存在的对中国援助行为的疑惑。克里斯·艾登、丹·拉芝、理查德·奥利维特认为，中国的目的在于非洲的市场、资源和中国的国际政治影响力。乌切·欧福迪勒把对中国对非援助的批评归纳为：对人权状况的漠视；变相支持独裁政权；破坏单边或多边人权倡议；反对与人权等条件挂钩。总之，这种观点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不干涉内政”对非援助政策的目的，是只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不关心非洲的利益，更不顾国际社会道义，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2．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研究的“国家属性”说

在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分析上，一是源于中国政策官方论述的“国家性质”范式，这是当前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中经常采用的视角；二是源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身份”范式，随着建构主义在中国的兴起，这种研究视角也逐渐被广泛采用。

1）“国家性质”范式

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论述中，体现的是这种逻辑：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采取这样的援助政策，体现这样的政策特征。在当前的对外援助政策中，主要采用的是“发展中国家”这种属性。王新影在比较中国和欧盟对非洲的援助政策时也强调了这一属性。

2）“国家身份”范式

瓦伦·维恩斯坦和托马斯·黑利森对中国的对非洲军事援助进行了分析，认为20世纪60～70年代中国的军事援助扮演了对西方和苏联军援破坏者的角色。张竞成通过建构主义“身份—利益—行为”这样一个理论框架，解释对外援助中“革命国家”和“正常国家”这两种身份的变化引起的国家利益变化和对外援助行为变化。陈金明认为，中国当前在国际上集发展中国家、和平崛起的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三重国家身份于一体，并从这种身份定位出发分析当前中国对外援助面临的五种关系问题。毛小菁则突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南南合作”性质和“新兴援助国”定位，并强调需要加强“新兴援助国”之间的合作，突出“南南合作”的共性，以提高“南南合作”的整体国际地位。周弘认为，中国对外援助具有“发展合作”的本质，发挥了社会主义国家调动资源的高效性，重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并体现了中国倡导的共同发展理念，在对外援助中形成了一个良性的梯形进程。尤其在与西方国家的比较时，中国援外具有“南南合作”的“穷帮穷”性质。恩格热·乌德斯认为，中国等经济合作组织之外的“新兴援助国”正在引起一场改变国际援助体系游戏规则的“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体现在新兴援助国对外援助的扩大更快、更能符合受援国的需要，造成了对现存体系的压力，弱化了多边援助机制。

这个视角虽然分别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等多个身份分析中国的援助政策特征，但缺乏对中国深层次传统国家身份影响的分析。

3．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经验”说

这种“经验”说有两个内容：中国近代史的经验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

1）中国近代史经验的影响

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中国近代史上和受援国的经历具有共同性，使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容易照顾受援国的感受，符合受援国的需要。

2）中国发展经验的影响

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是中国自己发展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中国对外援助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自己具有优势的领域，就是生动的说明。黛博拉·布罗蒂加姆在《龙的礼物》一书中梳理了中国的对非援助，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模式来自自己作为受援国的经历，在中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中充满了自己的发展经验，对非洲的发展是有效的。王蔚、朱慧博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重视农业的特征是与中国历史上以农为本的“重农主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国营农场建设有关。张海冰和周弘认为，中国是基于自身发展经验而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原则。

4．领导人思想转变说

王蔚、朱慧博认为，中国对外援助政策形式、内容的转变是与中国几代领导集体的外交战略思想的变化相联系的。这一观点在中国对外援助研究中比较普遍。

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分析和研究与中国分析研究的区别，或者说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的实质，说到底是在于其背后中国特有的与西方不同的观念。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研究在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理念上的分析都不够深入和成体系，尤其对国家利益的理念分析在深度上没有对“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原则和援助手段的分析深入，同时，更多地注重政策特征的历史演变，突出了其变化，而对政策特征一贯的不变成分研究得不够。在成因上，把国家利益、国家属性、经验和领导人思想的变化作为终极解释变量有一定缺陷，这些因素更多的是基于现象的解释，而没有把其背后的更深层次的理念层次的东西挖掘出来。在国家利益的影响研究方面，局限于国家利益内容重点排序的不同，而没有对中国整体国家利益的特征作出有力的解释分析。中国当前解释对外援助特征的一个主要立足点是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是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所处阶段上的定位，它是随着经济发展而改变的概念，给人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援助政策会变的感觉，当前中国的“新兴经济体”定位就对这一定位提出了挑战。而中国经验对援助政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对以前的经验产生的影响探究不足。对于领导人认识的变化在对外援助政策影响的方面集中于认识结果的分析，而对产生这种结果的逻辑思维层次解释不多。自身主流价值体系的清晰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基础，但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特征研究在观念研究上却严重不足，具体表现为：①观念没有形成体系；②对观念的形成机制没有一个论述。西方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研究陷入以西方观念解释中国问题乃至世界问题的迷思。而中国的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反应性研究，并没有源生性的解释体系。总体来说，当前中国对外援助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专题和个案上，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需要进一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援外理念，为中国做出更大国际贡献提供智力支持。也就是说，国内外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研究都未能全面挖掘中国文化观念对中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解释作用。无论是研究范式还是研究内容都缺乏上升到观念层次，特别是中国观念层次的研究，不能充分说明中国对外援助政策产生的合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