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孔子正名致思的双重结构
在“名”→“言”→“行”三者中，“名”是至为关键的一环，其本质内涵并非名言义，而是儒家所特别强调的伦理政治意义上的名分义。如果承认这一前提，那么“名”之一项即蕴含着“言”与“行”，“名正”即本然地包括可言而笃行。[1]于是，“名正”→“言顺”→“事成”→“礼乐兴”→“刑罚中”→“民有所错手足”这一推论致思中其实存在着一个嵌套。从外部看，整个“名正”“言顺”“事成”等可以看作一个“名”→“言”→“行”的格式，从内部看，“名正”里面也包括了一个“名”→“言”→“行”的格式。我们姑且将这种嵌套的现象称作正名致思的双重结构。
指出正名致思的这种双重结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以为，这种结构里面的一层主要是道德领域，外面的一层则涉及政治领域。孔子针对子路的提问当场随宜指出这段正名说的时候，或许没有有意在言语中布置这种结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提出一种为政之学时已经自然地在其言语中加入了政治与道德关系的考虑。正名说的这种双重致思结构正好对应于道德与政治，可以借此来探讨孔子对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处理。这种处理主要表现如下：
就道德与政治的关联来看，整个正名致思的双重结构表明在孔子的心中，政治与道德是同构的，其基本的致思格式都是“名”→“言”→“行”。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名”→“言”→“行”的致思格式从根本上是一种道德的格式，所以政治从形式上说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又由于“名”之一项的内涵主要是道德的，而“名”→“言”→“行”的格式在整体上又指向包含了“礼乐”“刑罚”与“民”的为政之“事”，所以道德的最终指向是政治的。因此，正名章实际上是包含了道德因素的政治学。
就道德与政治的差异来看，从正名的这种致思结构中还可以发现，政治虽说是道德的，但其与道德比较起来还有两个重大区别：其一，为政除了讲“德”之外，还必须讲“言”。简言之，“正名”有狭义和广义的分别，狭义特指正其身，广义则指正其位。这也就是正名分与正名位之别，正名分指伦理角色而言，正名位则指政治权位来说。讲正名分的时候只要正其身就可以了，“言”的作用在其次，甚至讲究的是不言而行或先行而后言；然而讲正名位的时候就必须有“言”，否则就“事不成”了，而为政者要有“言”，就要有“智”，有“果”，有“达”，有“艺”，等等。其二，为政的背后还须有强力的保障，道德教化讲究的是“礼乐”“礼让”“辞让”，而政治操作还须有“刑罚”“杀伐”“狱讼”等内容。孔子为政虽然主张“礼乐”治国，但并不排除以“刑罚”为其保障。
道德与政治的这种交融关系不仅表现在正名说的致思结构中，也完全体现在《论语》的思想中。应该说，正名说是孔子关于政治与道德的思想的一个经典表达。下面以孔子直接讨论为政问题的材料对此做一简单说明。
首先，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关联。有三段话可以说是孔子为政的基本主张：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孔子表达了一种有强烈道德色彩的政治思想，道德在这种为政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在三段材料中从不同的角度尽显无遗。“为政以德”一段可以看作一个总的表达，“北辰”之喻说明道德是政治之权柄，握之即可操控全局。“孝乎惟孝”一段侧重于指出“德”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孝道。“以礼让为国”一段则主要阐明“德”的根本内涵是“礼让”。
此外，还有大量材料不仅表明“为政以德”的重要，还从正其身的角度具体阐述了这种“德”，如：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
这些论述的中心意思是一致的，都强调为政首先要做的是正其身，执政者只有自己的行为端正了（“正其身”），凡事能发挥带头作用（“先之劳之”“先有司”），在自己的职位上勤敏无倦（“无倦”），才能使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地像自己一样为善（“民服”“民善”“正人”）。并且执政者不仅自己要以身作则，还要“举直错诸枉”“举贤才”，使居上位者都能做到其身正，这样才有效果。为此，孔子还用了一个“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比喻。孔子所理解的为政方式主要就是这种上行下效的方式，其致思格式正是“名”→“言”→“行”。此外，由这些材料还能看到为政的根本目的是使民归正、欲民为善，这也说明了政治从本质上说是道德的，而道德从其用意上说是指向政治的。
其次，关于政治与道德的区别。先要指出的是在政治活动中，“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如：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论语·子路》）“言”在治国中的作用甚大，甚至“一言而可以兴邦”，孔子虽然觉得这多少有点夸张，但也基本表示认同。实际上，“言”只是除了“德”之外为政所需众多才智的表现而已，这些才智的具体内容有很多方面：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
可见，为政除了要做到正其身以外，还有很多其他要求。譬如子路具备的“果”的品质、子贡具有的“达”的素质，以及冉求拥有的“艺”的本事，这说明政治充满了复杂性，有时候需要果敢的决断能力，有时候需要圆融的外交能力，有时候还需要出众的才艺。又如，若是出使四方，还要熟诵《诗》三百，能够“专对”，这就需要学诗、学礼、学乐，融会贯通。再如，为政还需要“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这些情况表明为政除了要有“德”，还要有“智”。为政所需的诸多能力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才能掌握，子夏曾将出仕与学习的关系概括为：“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说明为政是需要学习之后才能胜任的，即使已经出仕，也应当不断学习。孔子的一句话也透露出这种意思：“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所谓“患所以立”强调的也一定不单纯是道德。
此外，为政之道除了有与道德相关的礼乐之外，也有刑罚的内容，如：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
孔子的刑罚观念值得琢磨，由他对断案的态度可知他不反对为政需要听讼，但他设想的理想状态却是一种“无讼”的情形：人人都能礼让，自然无讼了。又，他也不反对征伐，只是认为征伐需要“自天子出”。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孔子对刑罚所持的看法应该是，认为它是政治的最终保障和底线。
注释
[1]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这种名实相依的思想可以表述为：若有一定的名，就应有一定的实；反过来，若有一定的实，也应有一定的名。所以，“名”若要得“正”，从根本上来讲，就一定意味着有“实”与之相符。而这个“实”主要是言、行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