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深刻回答了为什么要全面深化改革、怎样全面深化改革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创造性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化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在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实践“四个伟大”的时代背景下，深入研究和理解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6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历经40年的改革实践，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破除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1.解决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164】。正是因为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我国才逐步走出封闭僵化的老路，进而确立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0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65】。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就曾明确指出：“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166】习近平也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167】可见，改革并非应对困难的权宜之计，也非某一时期的特殊政策，而是一项长期的需要几代人持续推进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而且，随着改革向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会交织叠加、错综复杂，改革会面临愈发严峻的困难和挑战。
近些年来，我国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奇迹”的同时，发展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逐渐凸显，形成“中国式难题”。这些难题既有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也有在发展起来后出现的。比如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市场环境有待改善，经济发展面临下行压力并出现泡沫，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影响；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和法治建设有待加强，行政机关办事效率有待提高，党群关系和执政党的公信力有待提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收入差距在城乡、行业、地区间呈现扩大趋势，并呈现一定的“稳定性”，甚至有阶层和代际转移的现象，阶层间流动的空间逐步缩小，加剧了下层群众的不公平感，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和秩序；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重大挑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信仰缺失、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流失等现象；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和环境的过度开发、破坏，产生了资源约束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等等。【168】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事业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也是前所未有。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169】。
回首过去，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面对现在和未来，要破解发展面临的各种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和挑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走到今天，发展和改革高度融合，发展前进一步就需要改革前进一步，改革不断前进，也能为发展提供强劲动力。唯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激发党和国家的生机活力，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是解决中国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2.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强大动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蕴含着重大战略意义，相互之间紧密联系、有机统一，具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170】其中，“全面深化改革，着眼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171】。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既是重要内容、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由之路和强大动力。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达到小康水平”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作为“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所谓“达到小康水平”，是指在温饱的基础上，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为了“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三大确立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了通过改革实现小康的基本方略。经过10多年的努力，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了两番，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总体小康”的实现，表明“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科学性，也证明了改革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作用。
但小康不是经济发展的单一诉求，而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阶段性的社会理想，具有多维内涵及相应发展指标。在20世纪末，我国实现的“总体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对此，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大体用20年时间，全面建成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党的十八大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做了调整和深化，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布局提出了新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显著，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仍然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速度放缓、结构调整、动力优化的新特点，体制机制弊端和结构性矛盾对发展的制约更加突出，正处在攻坚克难、爬坡过坎的重要关口。而且，距离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间紧迫。因此，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阶段性历史课题，坚持用好改革这一法宝，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基础和条件。
发展是贯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始终的逻辑主线，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我们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深刻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把全面深化改革贯穿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过程。一方面，要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72】这既指明了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未来10年中要达到的新高度新水平，又揭示了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根本动力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依靠全面深化改革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点难点问题突破。当前中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正处于爬坡过坎、攻坚转型的紧要关口。改革要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聚焦，扭住关键精准发力，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根本途径，冲破各种禁锢障碍，越过各种险滩暗礁，打破各种利益藩篱，着力解决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是推动和促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力量。
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促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制度化、规范化，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和法治保障”【173】。两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这既体现在全面依法治国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又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和促进社会良法善治。所谓改革，本质上就是要变革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经验和成果最终要通过法律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巩固改革的成果，否则，改革的成果便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法制（法制属于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是改革的保障和规范，而良法则是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改革内容的体现和结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很多领域的改革都经历了改革、总结经验、法制确认改革成果的过程。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成果，总的来说，就是形成了以1982年宪法及其各项修正案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全面深化改革优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生态环境。法律是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但法治建设不仅依赖于法律文本规范的完善，更依赖于社会文明程度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法治需要较为发达的经济和较为文明的政治、社会来支撑，法治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全面深化改革则可以通过调整一系列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社会关系，提升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从而为全面依法治国创造更为有利的氛围、土壤。
全面依法治国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依法治国是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改革、法治建设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后做出的重大抉择。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废除旧法统、旧法制的同时，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但后来，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遭遇了严重曲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决策后，党把民主和法制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74】之后，邓小平还提出“搞法制靠得住”，“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等社会主义改革思想。可见，邓小平一开始就是把法制建设作为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提出来的。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法制”开始转向“法治”。从“法制”到“法治”虽一字之差，但彰显的是我们党改革理念的深化。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180多项全面依法治国的任务，这些任务同时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举措，需要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施工图和总台账，一体部署和落实。
第三，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途径。
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要求，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无论是“全面”，还是“从严”，全面从严治党都离不开党内法规制度的建设，也离不开整个国家制度体系的建设。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主要途径。
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尤其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任务的提出。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矛盾叠加，风险隐患集聚；同时，在党面临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环境“四大考验”的同时，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四大危险”也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因此，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提升党治国理政能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习近平指出：“我们要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就必须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使我们党能够团结带领人民有力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175】“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有坚强的制度作保证。”【176】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风险，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这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以及深入实践提出了客观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为党的制度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有力保障。加强执政党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不能仅仅立足于执政党自身，更要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尤其是包括执政党制度在内的整个国家制度体系，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待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因此，不仅需要加强执政党内部建设，也要处理好一系列与执政党相关的国家制度、体制。比如，要处理好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处理好党内民主、党际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等。只有廓清、明晰这些基本问题，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更好地落实、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制度建设和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途径。“打铁还需自身硬”，制度治党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之道。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和“从严”是两大关键，核心是“治”，但靠什么“治”，“严”到什么程度，需要以党章、党规等制度作为标准和尺度，也就是说要靠制度管党治党，要突出制度管党治党的根本地位。习近平指出：“最根本的是严格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进行制度建设，不断增强党内生活和党的建设制度的严密性和科学性，既要有实体性制度又要有程序性制度，既要明确规定应该怎么办又要明确违反规定怎么处理，减少制度执行的自由裁量空间，推进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177】通过全面深化党的建设制度（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和党内生活制度）改革，完善党的建设制度的顶层设计，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检查惩处结合起来，突出权力运行这个重点，全方位编密扎紧制度的笼子，用制度治党治权治吏、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并强化制度的执行，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也就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基本遵循。
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内在要求。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到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1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的重要战略安排，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时间节点和方法路径。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内涵、本质
“国家治理”的概念侧重于“治理”，而非惯常使用的“统治”。“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不同。“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178】“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变革的重要特征。
通过对“治理”的概念和含义进行分析，我们会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用“国家治理”的表述形成更加深刻的认识。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和文字游戏，而是观念、理念的变化。治理与统治有多方面的区别：一是权力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二是权力的性质不同，统治是强制性的；治理可以是强制的，但更多是协商的。三是权力的来源不同，统治的来源就是强制性的国家法律；治理的来源除了法律外，还包括各种非国家强制的契约。四是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统治的权力运行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权力运行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五是所及的范围不同，统治所及的范围以政府权力所及领域为边界；治理所及的范围以公共领域为边界，后者比前者要宽广得多。【179】可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表明党对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
国家治理包括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两大维度，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一个有机整体，集中体现的是国家的制度体系和制度执行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180】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依托，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的和结果，两者不仅密切相关，而且呈现出积极的正向关系。健全完善的治理体系能够带来强大稳定的治理能力，而虚弱低效的治理能力则往往与龃龉失衡的治理体系相伴随。要想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建立健全一套完整、合法、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了科学完备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孕育和发展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因此，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本质上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价值指向。习近平强调：“我们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往什么方向走呢？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必须回答好。”【181】“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82】“这里面有一个前一句和后一句的关系问题。前一句，规定了根本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后一句，规定了在根本方向指引下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指向。两句话都讲，才是完整的。只讲第二句，不讲第一句，那是不完整、不全面的。”【183】也就是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而非追求西方制度模式下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目的和归宿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说是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它坚持和贯彻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的根本要求，汲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治国理政的有益精神，扬弃性地吸收了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中关于管理方式的有益要素；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皇权统治者的“治国理政”，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和管理理论中倾向于政府分权、实现社会多中心治理和社会自治的治理理念，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向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语境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的改革意义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科学、民主、依法和有效地治国理政。【184】
2.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中央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实践探索和经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党治国理政的重大转型，也是党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各种严峻挑战实现长期执政的必然选择。
首先，从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创新来看，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适合国情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进行了全面改革和创新。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明显，政府从大包大揽的全能型政府逐渐转变为以“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有限政府”；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逐步实现有机统一，国家机关组织结构和政府职能不断优化，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国逐步推进包括社会事业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在内的方方面面的改革。【185】这些改革都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社会结构、价值取向和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多样化，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道路，从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内涵，健全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基层群众也积极开展地方和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实践中形成的思路经验也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思想添入了宝贵的养分。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起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对社会主义改革、建设经验的总体概括和提升，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必然。
其次，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创新执政治国理论的情况看，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发展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党越发意识到创新执政、治理理论在新时期的重要意义，逐渐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无论是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全面深化改革，还是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到后来的“四位一体”“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或是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到后来提出政治文明、生态文明，无不体现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理政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进入21世纪以来，党逐步重视和加强社会建设，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党首次将“社会管理”上升到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构想，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制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党执政、治国理论适应历史条件和时代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发展的必然结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打破了以往对改革板块的认识，是理论积累创新基础上更加系统性的改革发展战略。这表明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重要创新，也是党治国方略的深刻转型。
此外，从我国新时期新阶段面临各种严峻挑战的现实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应对治理危机的必然选择。
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社会中不同的利益群体开始形成，各种利益冲突日益明显，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突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社会道德信念出现滑坡，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加，维稳代价不堪重负，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流失，现存的许多体制机制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等等。不可否认，这些现象是社会改革和转轨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阵痛”，但也深刻反映了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正在遭遇严重挑战，这给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能力和社会期望之间的落差，导致社会和民众积累了太多的不满，同时，新的社会阶层和职业群体有强烈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诉求，并且具备政治参与的能力，给现有制度容量提出严峻考验。面对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冲击，“如果不采取突破性的改革举措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紧迫问题，那么目前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有可能转变为全面的统治危机和执政危机”【186】。化解治理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187】面对社会转型面临的危机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治理危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成熟的重要标志。
3.科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为了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六个紧紧围绕”：“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188】。“六个紧紧围绕”为全面深化改革，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出重大的战略部署。党的十九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要求，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谋划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了一大批力度更大、要求更高、举措更实的改革任务。坚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还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
一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解决好制度模式的选择问题，避免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赖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尤其是健全和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但制度体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往什么方向走，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习近平指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89】“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90】“牢牢把握改革正确方向，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在大是大非面前，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191】“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不是其他什么道路。也就是我经常说的，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9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制度是我们几十年艰辛探索的结果，来之不易。实践证明，它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适应中国具体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成功的绝对保障。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的信念。
二是在吸收和借鉴他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有益经验的同时，有主张、有定力。不可否认，西方发达国家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有很多可资参考的方面，对此，我们要有世界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但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政治坚定性，绝不能陷入西方意识形态陷阱，放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习近平指出：改革“始终坚持以我为主，应该改又能够改的坚决改，不应改的坚决守住”【193】。“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如果不顾国情照抄照搬别人的制度模式，就会画虎不成反类犬，不仅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而且还会因水土不服造成严重后果。”【194】“社会上很多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但也有些意见和建议偏于极端。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也在那里摇旗呐喊、制造舆论、混淆视听，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对此，我们要洞若观火，保持政治坚定性，明确政治定位。”【195】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当然，“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196】，既要防止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又要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
三是把握国家治理的价值维度，解决好价值体系的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解决“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构建什么样的治理机制以及发挥该治理机制效能的问题。在不同社会意识形态和制度模式下，治理机制的价值维度包含不同的内涵，甚至有根本性的区别。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寻求解决“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思路。因此，“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197】。在价值观方面，历来有不同社会形态价值观的冲突和斗争，一些西方国家把他们演绎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鼓吹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推销、渗透。实际上，没有抽象的一成不变的“绝对真理”，所有价值观都有具体的社会政治内容，都会随着社会条件变化而变化，所谓的“普世价值”只是在“普遍”的形式掩盖下的资产阶级“特殊”的阶级诉求，也是西方国家在世界上谋求话语霸权的工具。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要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点、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构建强大而具有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努力抢占意识形态领域的制高点。
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并多次强调“获得感”。在2015年2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首次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此后更将“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上升为评价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并对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提出指导性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再次强调，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思想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目标所向，也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最佳注解。
1.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导向和标尺
第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体现了我们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准则。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源泉，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全面深化改革不可能取得成功。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8】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把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自己工作的根本立场和行动准则。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也因此成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也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唯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才能发挥出来。2012年，习近平在刚刚当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时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99】2015年，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他说：“推出一批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处理好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关系，突破‘中梗阻’，防止不作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0】在2016年以来召开的历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又多次强调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他说：“把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201】“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通过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获得感。”【202】“只要有利于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就坚决地破、坚决地改”【203】，“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204】。从内涵上看，“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与“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两句话有相通之意，都是新时期我们党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表现，生动形象地指明了我们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
第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和要求。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实现自己利益、创造美好生活的共同事业，也是人民群众广泛参与的创造性事业。人民群众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力量、实践主体，理应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成果的享有者，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逻辑。另一方面，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坚持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205】“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从“加强对重大改革问题的调研，尽可能多听一听基层和一线的声音”，到“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从“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到“老百姓关心什么、期盼什么，改革就要抓住什么、推进什么”，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始终有一条清晰的“人心标准”，这条“人心标准”就是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第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检验标准。一方面，一切为了人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人民群众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有多少获得感，直接决定着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能否实现；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党的正确领导，更有赖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改革中有更多获得感，让更多的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使人民的切身利益与改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凝聚起改革的最大共识，汇聚起改革的群众伟力。因此，能否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检验和评判改革成败好坏的试金石。“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要是笑，就说明政策好。要是有人哭，我们就要注意，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206】改革和发展要让人民群众具有获得感，而不是失去感，更不是被剥夺感、被掠夺感。习近平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207】“要抓改革成效，把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改革成效的评价标准。”【208】坚持好增进人民福祉、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一检验标准，全面深化改革就会在正确的道路上迈进。
2.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含义与具体表现
“获得感”原本表示获取某种利益后所产生的满足感。它是一个汉语色彩非常强的“中国概念”，国外不存在与之直接对接的概念（国外与之相近的概念是“幸福感”）。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观点，自此，“获得感”成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形象表述，成为党表达重视人民诉求、尊重人民利益的政治术语，并一度成为“热词”。当前我国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经济高速发展与各种社会矛盾并存，一些群众没能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心中“失落感”强烈，甚至还出现“被剥夺感”，人民群众热切渴望“获得感”。正是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使得一个使用频率本来不是很高的词汇，迅速成为“热词”。
“获得感”含义很丰富，就字面含义来讲，“获得感”是建立在“客观获得”基础上的主观感觉。首先，从“客观获得”来说，“获得感”要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物质、经济利益为基础，这体现在收入增长、享有充分的社会保障、良好的公共服务等方面。但“客观获得”并不局限于物质利益与经济利益上的“获得”，还包括获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政治权利，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成果以及伟大祖国的尊严和荣誉，还体现为人民群众能够获得实现自我价值、参与到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机会。其次，就“主观感觉”来说，“获得感”不能脱离其“客观获得”的基础而存在。一般认为，同样是主观感受，“获得感”和“幸福感”有很多共通之处，但“幸福感”往往更强调个体心理感受、更主观，因此也更容易流于空泛，“获得感”则更强调“实惠”，更具体也更有实际意义。同时，“获得感”不仅是对“绝对获得”的感觉，还由“相对获得感”所决定：发展不均衡、改革红利分配不公、弱势群体不断被边缘化所导致的“失去感”、“失落感”以及“相对剥夺感”会极大地降低甚至消解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209】
总体来讲，人民群众获得感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的，一是精神层面的，其中既有看得见摸得到的，也有看不见只能感受的。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包括人们在吃穿住行等人类基本需求方面的满足，对工作、教育、医疗、就业、休息等方面的满足，对公共交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的满足等。物质层面的获得感在当前我国人民群众获得感中占据主要部分，现实中一些群众缺乏获得感或者有失落感，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获得感缺乏导致的。因此，实现人民群众物质层面的获得感是首要任务。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包括有梦想有追求，或者活得有尊严够体面，或者能享受到公平公正的政治经济权利等。精神层面的获得感也很重要，它更能反映一个国家人民群众获得感的层次和水准。需要指出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往往还与比较有关联，包括纵向的比较和横向的比较。纵向的比较，比如自己比以前过得好，这是一种获得感；横向的比较即自己与他人、自家与他家、自己国家与他国的比较，通过比较，人也会产生获得感，而且，在中国社会关系中，横向比较对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影响很大，正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为了减小横向比较对获得感的影响，我们需要在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上有所作为。
3.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实现思路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总体上看可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面入手。生产力层面就是要发展经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现阶段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生产关系层面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体制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体到当前中国情况来说，有三个方面的思路尤其重要。
首先，人民群众获得感以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第一要务就是发展。早在20世纪90年代，邓小平就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是为了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为了发展。只有发展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优势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才能根本实现；反之，忽视发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就无从谈起。但发展并不一定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忽视社会公平正义的发展，如果造成了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全面，反而会降低人民群众获得感。因此，发展必须以“共享”理念为导向，在发展中坚持公平正义，坚持“包容性发展”，让全体人民特别是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未能充分享有发展成果的人群共享发展成果、发展机遇。一方面，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度安排、法律规范、政策支持，着力解决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的现象。这样讲，并不是说就等着经济发展起来了再去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指出：“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问题，发展水平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高的问题，发展水平不高的社会有发展水平不高的问题。‘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蛋糕’分好。”“我们要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努力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210】
其次，民生对人民群众获得感有非常直接和重要的影响，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需要重点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民生即民之生计，主要是指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也包括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文化，以及“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具体来说，民生问题包括就业、教育、医疗、分配、稳定、社会保障、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等。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际国内环境和要求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和矛盾，正是发展的难题和瓶颈，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受到老百姓和全社会的极大关注，集聚着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所需。解决民生问题，一方面，要分条分类地制定相应政策，哪项民生存在什么问题就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思路；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习近平指出，关键是要抓住以下四点：一是抓重点，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二是抓实在，绝不能开空头支票；三是抓持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长期任务来抓；四是抓组织。【211】“为政之道，民生为本。”搞好了民生问题，人民群众获得感会有大幅度提升。
最后，人民群众获得感以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为保障，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制度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创新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政治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制度建设也逐步取得进展。但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复杂问题的不断涌现，我国人民政治权利制度建设仍然存在很大问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民群众现实利益的实现，这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人民群众理应享受的改革开放成果无法完全兑现，导致一部分群众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处于利益被忽视的处境；二是人民群众一些正常合法的现实利益被侵犯而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机制。这些情况都会加剧社会不公正现象，从而降低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以工会制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明确规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但现实情况是，无论在公有制单位还是在非公有制单位，工会组织都无法切实维护单位职工的合法权益，要么沦为可有可无只是发发劳保用品、组织一些联欢活动的组织，要么沦为单位组织所有者利益的维护者，而后者在非公有制组织单位尤为明显。由于工会组织和制度建设滞后，单位职工缺乏正常的利益表达通道，合法利益很有可能被不法分子侵害。习近平强调：“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212】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包括民众利益保障机制、民众利益表达机制、民众参与机制等，使人民政治权利从文本层面落到实处。
实现共享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的三个不同层面但又紧密相关的途径，其中发展是前提，改善民生是主要内容，而实现公民政治权利是人民群众获得感落实的保障。
四、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加强顶层设计，就是要立足全局，注重总体规划，增强各项工作的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做到统筹考虑、全面论证、科学决策。“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213】必须注重基层实践，积极开展试点工作，认真倾听一线声音，努力回应人民需求，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14】基层实践要在政策指导下进行，注重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协调性、可行性，同时要把基层改革创新中发现的问题、解决的方法、蕴含的规律及时形成理性认识，推动面上的制度创新【215】，保证改革措施既高屋建瓴，又切实有效。
1.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本是一句歇后语：“摸着石头过河——稳稳当当”，意在没有桥和船的情况下，顺着河底的石头一步一步地过河。因为是摸着石头过河，完全可以根据水的深浅决定走法，而不是瞎撞乱跑，过河也就不再危险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摆脱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搞社会主义建设，缺乏既有经验支持，只能去试着闯，先搞试点改革再决定下一步改革，一步一步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这一处境与无桥无船情况下过河的情境非常相似，因此，摸着石头过河成为邓小平和陈云所强调的改革方法和工作思路。邓小平解释说：“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216】
改革开放初期，在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改革方法指导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显著。从经济上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城乡人民群众收入、外汇储备等数据都有了大幅度提升，尤其是生活和生产物资摆脱了几十年的短缺历史，铁路、公路、桥梁、水网、电网、核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提升，我国从温饱不足逐步向小康迈进。从政治和文化上看，我国不断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发展道路，在社会主义民主机制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果。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一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领域的伟大革命。而且，虽然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左和右的争论，但在重大改革问题上还是达成了共识，实现了不同群体都能在改革中获益的“帕累托改进”，极大地实现了改革效益的最大化。也正因为如此，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重要经验，并被继承和坚持下来。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再次对其加以肯定。习近平总结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217】这实际上指出，摸着石头过河不是改革初期的权宜之计，也不是一时一地的策略，而是贯穿改革始终的基本方法。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思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取得成功有其内在原因。一方面，它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基本原则。谈论“摸着石头过河”，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摸”与“石头”“河”的理解，而应该把它上升到对“认识”与“实践”、“认识”与“自然”“客观”的理解，而且，它与我们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以及党的思想路线中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真理”也有着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它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现实情况。在当时，僵化传统的意识形态和固有体制的藩篱对中国人的思维影响很深，设想通过全方位的改革一步到位完全没有可能，能够勇敢地走出改革第一步已经难能可贵。可以说，“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增量改革是当时的最佳选择。
需要指出的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也有局限和不足。改革往往以地方试点改革起步，改革成功后则由中央总结经验再向全国推广，如果地方改革失败则由地方承担改革失败的成本。地方改革成功的收益将被中央分享、地方改革失败的成本却由自己承担，这种中央和地方在改革收益和成本问题上的不对等性会造成地方对改革试验的动力不足。而且，总体来看，摸着石头过河式改革虽非一时之策，但也有其“战术性”“局部性”“短期性”，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它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优势会逐步弱化。
2.加强顶层设计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顶层设计”原是一个工程学术语，即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或设计的具体化。“顶层设计”作为一个政治术语，最早出现在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2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思想时也多次提到“顶层设计”。于是，顶层设计就如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作为一种改革理念和战略思想为大家所熟知。
作为改革新理念的顶层设计，其落脚点是解决摸着石头过河所无法兼顾的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问题。2012年，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所谓顶层设计，就是要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作出统筹设计，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219】这好比把改革看作就医的患者，对改革问题进行“辩证施治”，既要养血润燥、化瘀行血，又要固本培元、壮筋续骨。2013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阐述顶层设计的改革理念，他说：“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强对各项改革关联性的研判，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体制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有机衔接起来。”【220】
其实，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都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为适应改革新形势而探索的一种改革路径，目的都是通过改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前改革新阶段，摸着石头过河仍有其现实价值，但改革的新情况新变化又要求我们不能囿于摸着石头过河，顶层设计的改革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从当前改革的客观情况来看，其一，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这就需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进改革纵向深入进行。其二，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的协同配合中推进。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改革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其三，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改革政策的选择、取舍、变化都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因此，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尤为必要。从主观上看，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改革和建设的内在规律形成了一些理性认识，这些经验和理性认识为加强顶层设计提供了重要思想支撑。结合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对这些经验和认识进一步总结和升华，通过顶层设计，使之具体到总体改革方案和每一项改革举措中，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现在改革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推进改革的复杂程度、敏感程度、艰巨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几十年前。有的牵涉复杂的部门利益，有的在思想认识上难以统一，有的要触动一些人的“奶酪”，有的需要多方面配合、多举措并行，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是牵一发需要动全身。为了保障改革的顺利进行，要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也是中央在2013年底成立以习近平为组长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重要原因。
3.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实现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加强顶层设计的改革理念的提出，反映了党关于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深化，标志着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到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但与此同时，在思想界产生了一些错误认识，或者认为党提出顶层设计，说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已经过时了，再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就是在阻碍改革，或者认为改革已进入系统联动阶段，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会顾此失彼。这些认识实际上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割裂、僵化了，不利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二者关系，正是全面深化改革所需要的。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大区别。从改革的推动进程看，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地协调各种关系，突出中央和高层的作用；摸着石头过河是自下而上地开展改革探索，强调地方和基层改革探索的意义。从改革的具体方法看，顶层设计是战略思维和宏观设计，其特征是：系统性，以系统工程的方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改革；整体性，从整体上把握改革开放进程；协同性，注重制度、政策的配套和衔接，防止各自为战、相互脱节、相互冲突。【221】摸着石头过河是战术思维和微观设计，其特征是：实践性，从实践中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渐进性，按照先易后难的策略推进改革；探索性，通过探索获得真知、认识规律、创新理论。另外，改革是一个上下互动、互为补充的过程，坚持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并不矛盾，两者相互关联、互为补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222】。我们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第二，全面深化改革时期仍然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扫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因此，任何改革，都要落实到实践中来，都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去推进。实践优先，在实践中探索、摸索规律，是改革的应有之义。“摸着石头过河，是对脚踏实地、尊重实践、从实践中摸经验摸规律，努力做到实事求是的一种形象说法，也是推进改革健康有序发展的一种重要改革方法。这个方法，不仅在改革之初行之有效，而且在整个改革进程中都是行之有效的。”【223】
毫无疑问，当前中国改革面临的形势比过去更加复杂和困难，这要求我们更不能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中国改革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没有先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详细阐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从实践中寻找规律和经验。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是先试验、后总结、再推广这样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是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习近平指出：“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224】
第三，把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落实到制度建设上。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是通过革命或改革，以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落后的社会制度或是在一社会制度内部进行调整变革。从制度演进的角度看，即表现为制度创新，改革虽然有时候体现为观念变化、政策调整，但改革的最高形式却是制度创新。习近平指出：“我们提出进行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发展。……社会基本矛盾总是不断发展的，所以调整生产关系、完善上层建筑需要相应地不断进行下去。”【225】因此，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要立足制度创新，实现各个领域的“制度成长”，解决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适应的问题。
先要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这就要求加强顶层设计，既要深入研究各领域制度的关联性和体制改革举措的耦合性，又要深入研究同一领域内制度的系统性，实现基本制度改革和具体制度改革、制度改革和体制机制改革的统一和同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也要加强顶层设计，以顶层设计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党内法规体系同步发展。同时，在遵循中央制度建设顶层设计的基础上，还要重视制度改革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的作用，充分发挥地方、基层和一线摸着石头过河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既要取势，又要取实。我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改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积累经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要观大势、议大事、抓大事，履职尽责，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中央和地方改革。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26】要善于将地方改革的经验、做法等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这方面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要用好摸着石头过河在制度创新尤其是基层制度创新方面的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协调和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更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审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因此，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问题至关重要。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这是全面深化改革最根本的方法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关系到改革的方向、道路的选择、制度的性质，如果背离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向，所有改革都将失去意义。坚持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是坚持人民立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必然要求，改革背离人民诉求，或者不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改革的受益者，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将难以推行。同时，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要积极探索适应中国改革实际的具体方法和思路。除了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外，还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的主动权，避免在涉及道路、理论、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发生颠覆性错误，又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找到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地减少全面深化改革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