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开始睁眼看世界
晚清内外交困的局面可称得上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势必使“开眼看世界”者越来越多。造成变局的原因之一是科技方面的技不如人，应对变局的策略之一则是科技方面的师夷长技。魏源、徐继畬等人的观点和主张引发了学术风气的变化，已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科技转型第二波奠定思想基础。“师夷长技以制夷”所蕴含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等问题，在冯桂芬那里得到具体化和系统化。此外，睁眼看世界的过程是艰难的，它与“开眼看世界”相互伴随，预示着科技转型过程的复杂曲折和巨大跨度。
1.科技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的签订，于英国人而言却包含着追求平等自由贸易的目的。“英政府要求签订条约只具有一般性的目的，即废除纳贡制结构。”[1]与此相反，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却试图将英国人继续归入“纳贡制结构”之中。两百年前，满族人的祖先以外族身份从东北入主北京，接受了汉族人所建明王朝的基本制度和文化。而这次的外族人不仅从万里之外而来，而且凭借坚船利炮不断强迫中国人按他们的规则行事，迥异于明清之际的朝代更替。在技不如人和饱受屈辱的境况下，晚清的中国人才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就科技转型而言，科技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有密切关系。科技方面的技不如人是构成巨变的直接原因之一，科技方面的师夷长技又是应对变局的主要策略之一。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说法，来自李鸿章1872年（同治十一年）所上《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2]首先应当注意该折所上的时间，距《南京条约》签订已有30年，距李鸿章领兵上海也有10年。这么多年以来，举国上下仍未对变局及如何应对变局形成共识，制造轮船是否裁撤的争议就是一例。“九万里之遥”的“欧洲诸国”，居然越洋而来要与中国直接“互市”。如果说古代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也涉及中西方“互市”，那么“立约通商”则是前无古人，更何况“立约通商”背后的屈辱是李鸿章在奏折中避而不谈的。
类似于此的说法还有不少，多为强调在“变局”中“求变”。王韬的《变法》曾言：“天开泰西诸国之人心，而畀之以聪明智慧，器艺技巧，百出不穷，航海东来，聚之于一中国之中。此固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3]他认为变局的形成是因为西方人拥有“器艺技巧”，从而能“航海东来”。至于西方人何以拥有“器艺技巧”，则是因为“天开人心”，是上天给西方人“聪明智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三书》（1895年）中也说：“方今当数十国之觊觎，值四千年之变局。”[4]他的变局是“四千年之变局”，比李鸿章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更为夸张。至于康有为为什么要强调“四千年之变局”，显然是为了“求变”，是为了推行维新变法运动。
王韬所说的“器艺技巧”，可以归为科学技术。李鸿章所谓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是强调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的挑战。他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接着说：“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5]之所以三千余年都从未有过，是因为西方人有着“枪炮轮船之精利”，致使中国受制于人。不仅驱逐西方人是不可能的，而且就连保全自身也非常困难。与西方人相比，如果不能弥补中国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那么就是“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
既然巨变在很大程度上因技不如人而起，那么西方人的科学技术究竟如何呢？还是要从科学技术史当中寻找答案。到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所处的19世纪，西方科学的发展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这里将特征归结为两点：其一是科学的技术化，其二是科学的社会化。首先是科学的技术化，它促使人们将19世纪称为科学的时代或科学的世纪。“除了偶然发现所带来的发明之外，需要常在发明之先。但在19世纪里，我们就看见为了追求纯粹的知识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开始走在世纪的应用和发明的前面，并且启发了实际的应用和发明。发明出现之后，又为科学研究与工业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6]一直以来，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遵循着各自不同、相互独立的路径。但是到了19世纪，科学为技术进步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动力，科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技术层面的应用，科学与技术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其次是科学的社会化，科学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科学在这个世纪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知识被大大普及，理论科学的伟大创新正转变成为技术科学的无比威力。在这个世纪，蒸汽动力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作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的加冕式’的铁路成了世界经济的大动脉，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宣告了电气时代的到来，巴斯德创立的微生物学则在工业和医学上立即发挥神奇的作用。”[7]凡此种种，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很快被投入实际应用，无不深深渗透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得益于科技的突飞猛进和广泛应用，西方人才能拥有“枪炮轮船之精利”，才能“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猛烈冲击中国古老而传统的社会。
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首要问题当然是如何应对变局，而应对变局的根本方法还是改变自身。结合李鸿章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求变”以实现“自强”的最终目标。然而，变局的剧烈是前所未有的，“求变”的过程也是艰难曲折的。从科学技术的视角来看，“求变”就是学习西方科技，谋求中国的科技转型，其过程同样艰难曲折。科学体制是社会体制的一部分，科技转型自然也从属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但是科技转型与社会转型的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无论如何，“开眼看世界”是科技转型的第一步，接下来将以魏源和冯桂芬的思想理论为例，说明19世纪40年代以来“开眼看世界”的弥足珍贵和睁眼过程的极其艰难。
2.魏源与《海国图志》
就年龄而言，1794年（乾隆五十九年）出生的魏源比1785年（乾隆五十年）出生的林则徐大约小十岁。林则徐与道光帝（1782年生）、琦善（1786年生）、穆彰阿（1782年生）等属于18世纪的“80后”，魏源则与龚自珍（1792年生）、徐继畬（1795年生）等属于18世纪的“90后”。代际的差异使得这批“90后”比“80后”在“开眼看世界”的事业上向前更进一步。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率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引领数十年洋务运动的口号，也是科技转型第二波根本宗旨“师夷长技”的由来。徐继畬的《瀛寰志略》虽然没有直接提出类似主张，但是其视野之开阔和观念之开放值得赞叹。在19世纪40—50年代，18世纪的“90后”们不仅率先“开眼看世界”，而且发出了“开眼学世界”的先声。
当然，无论是与林则徐还是和徐继畬相比，魏源均属仕途不顺，相对而言欠缺实践其思想的平台和机会。他于1822年（道光二年）考中举人，直至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方才考中进士，此时已年满50岁。即使中了进士当了官，也不过历任兴化知县、高邮知州等基层职位，1857年（咸丰七年）因病去世。1822—1844年，魏源曾先后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两江总督陶澍的幕僚。“善化贺耦庚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辑《皇朝经世文编》，遂留意经济之学。时巡抚为陶文毅公澍，亦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8]对政务的参与和与实干型官员的交往使他的观念受到一定影响，后来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在江苏时，魏源与先后任职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巡抚的林则徐熟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他曾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但随着裕谦战败殉国而止。林则徐被革职后，曾将《四洲志》赠予魏源并委托他编撰《海国图志》。友人的直接相托、对鸦片战争的亲历、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种种原因的结合最终促使魏源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先后撰成《圣武记》十四卷和《海国图志》五十卷。值得一提的是，《圣武记》主要关注清代历朝的“武功”，也提及鸦片战争，并已经认为：“以彼长技制彼长技，此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9]它构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另一种表述。
以《四洲志》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海国图志》更为明确地表述了魏源的主张，可见于最初五十卷本序：“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0]《海国图志》对全球地理和历史信息的收集就是为了实现掌握夷情和师夷长技，它甚至影响日本后来进行的明治维新。很快，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又增补《海国图志》为六十卷本，1852年（咸丰二年）扩至一百卷，还吸收了徐继畬的《瀛寰志略》的内容。至此，《海国图志》已经是广为涉及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军事等多领域的巨著。
仅从地理学来看，《海国图志》的意义在于中国人主动了解世界地理，接续上自晚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播而来的地理学。“自明末泰西人利玛窦、艾儒略撰《坤舆图说》、《职方外纪》，吾国人始谈西洋地理，其后南怀仁、蒋友仁复有《地球全图》之作。林文忠公在粤东，亦译《四洲志》，先生因之辑《海国图志》。虽近年来，晚出之书或益翔实，然创为之者之艰何如哉！”[11]晚明万历朝的《坤舆万国全图》、清初康熙朝的《皇舆全览图》、乾隆朝的《坤舆全图》都曾使中国了解世界，但是随着天主教东传和科技转型第一波的中断，地理学的西学东渐也中断了，以至于鸦片战争中的道光帝曾在谕旨中连连发问：“英吉利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吉利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12]殊不知他祖辈诸帝的许多世界地图都仍在宫内，此时距乾隆朝《坤舆全图》绘成亦不过80年左右。所以说，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弥补了地理学中断的困境。
不可否认的是，魏源的思想观念在开风气之先的同时，仍留有许多根深蒂固的传统成分。例如，《海国图志》卷七十四魏源亲自撰写《释五大洲》：“梵典分大地为四大洲，《西洋图说》得其二焉，而强割为五为四。”[13]他强行将西方地理学解释成他所坚持的佛教东神胜洲、南赡部洲、西牛货洲和北具卢洲的四洲说。再如，《海国图志》卷二十七还收录清初“历讼”主角杨光先的《辟邪论》，并对杨光先攻击天主教的观点表示基本赞同。[14]还有，魏源在《圣武记》中宣扬这样的观点：“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15]如果这里的造炮和造舟是指清朝原有的制造技术，那么尚且情有可原。如果他是坚持采购引进优于自主制造的路线，那么显然存在致命缺陷。此外，魏源的著作中有关经世致用者不多，仅有《海国图志》《圣武记》《皇朝经世文编》等。其他有关经学与诗学的著述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小学古经》和《大学发微》等等。
与魏源相比，徐继畬在仕途上走得更远，在观念上也呈现不同风格。1826年（道光六年）他便考中进士，并入选翰林院庶吉士，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已任福建汀漳龙道员，后历任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广西巡抚、福建巡抚等职。在闽期间，徐继畬不仅参与组织抗英斗争，而且战后负责处理厦门、福州开埠通商事宜。基于长期任职闽粤沿海和与西方人的直接交往经历，他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写成《瀛寰志略》。这是一部篇幅不大的十卷本著述而非汇编，虽然徐继畬没有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但是对西方文化和异域文明的开放包容十分难得。他对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不贪权柄坚持民主的称赞堪称经典：“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16]因此，《瀛寰志略》在某些方面已超过《海国图志》[17]，但是受到的评价却远远不如后者。
不管怎么说，魏源和徐继畬等小部分18世纪的“90后”们鉴于中国面临的变局，纷纷著书立说，或为“开眼看世界”，或为解决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至道、咸以来，变乱叠起，国渐贫弱。学者又好言经世，以图富强，厌弃考证，以为无用，此学风之三变也。其代表人物为魏默深先生。”[18]自清朝中期以来，原本擅长考据的乾嘉汉学占据绝对主流地位，此时也因时局的变化发生了学术风气的连锁反应，文化体制方面的缺口被打开。魏、徐等人的观点和主张引发了学术风气的变化，为科技转型第二波准备了思想观念。
3.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
到了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写成《校邠庐抗议》的时候，局势已与19世纪40—50年代不同。颇有趣的是，生于1809年（嘉庆十四年）的冯桂芬属于19世纪的“00后”，比魏源、徐继畬年轻十几岁。其著作也是如此，《校邠庐抗议》比《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同样晚了十几年。这里无意于探究是否为巧合，抑或是否为多种原因造成的必然结果。但在事实上，《校邠庐抗议》表达的思想确实比《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等早期著作有过人之处。“师夷长技以制夷”所意味着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等问题，在冯桂芬那里得到具体化和系统化。
就人生经历尤其是仕途来说，冯桂芬的轨迹呈现“高开低走”趋势。1832年（道光十二年）他考中举人，后受到林则徐的赏识，被认为是难得的可造之才。1840年（道光二十年）他赴考庚子恩科，高中榜眼，拥有非常不错的仕途起点。太平军攻占南京后，冯桂芬被派往苏南协助“剿匪”。后因军事失利避居上海，协助李鸿章创建淮军，成为重要幕僚。战后，他极少参与政事，大部分时间都在江南一带讲学著书，直至1874年（同治十三年）去世。《校邠庐抗议》著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冬，彼时李鸿章尚未率军抵沪，该书正是冯桂芬有感于国家内忧外患而抒发。
在自序中，冯桂芬坦然承认《校邠庐抗议》付诸实施的可能性不大。“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19]该书的篇幅也并不大，共40多篇，包括：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省则例、易吏胥、折南漕、利淮鹾、改土贡、罢关征、节经费、筹国用、杜亏空、复陈诗、变科举、改会试、广取士、停武试、减兵额、严盗课、制洋器、善驭夷、采西学、重专对、变捐例、绘地图、兴水利、均赋税、稽旱潦、改河道、重酒酤、收贫民、劝树桑、壹权量、稽户口、崇节俭、复宗法、重儒官等等。通过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的“抗议”，冯桂芬试图提出一个较为全面的社会改革方案。
这40多篇“抗议”呈现两方面主要特征，一方面多为针砭时弊之言，另一方面是与科学技术相关者甚多。前者如《汰冗员议》：“国家多一冗员，不特多一糜廪禄之人，即多一浚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冗员多矣，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十百。”[20]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冗员的弊端，至今读来都发人深省。后者如《减兵额议》：“又如别议仿造洋船，计十八省最远之程，两月可达，援应既速，即人数可减……造船之后，宜令各弁兵轮流驾驶，报聘西洋各国。”[21]假如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就会使战时兵力调度更为迅速。这样一来原先处处布设重兵便无必要，从而可以达到削减常备军兵额的效果。
从科技的视角来看，冯桂芬继承“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并较早表露出“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采西学议》中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即除学习制作“轮船”和“火器”等，也要学习“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和“制器尚象之法”。并且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2]前面所述的各种西方科技均属于“诸国富强之术”，虽然有助于实现国家富强，但仍然需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冯桂芬的这种观点与后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冯桂芬的思想观点可以分别与魏源和李鸿章相比较，以突出其“开眼看世界”的特别之处。首先是与魏源相比，魏源是冯桂芬在书中直接提及的人物，且他对魏源既有批判也有继承。上文提到，魏源曾在《圣武记》中说：“造炮不如购炮，造舟不如购舟。”冯桂芬并不赞同，他认为购炮不是最终目的，可以造炮才是最终目的。“或曰：购船雇人何如？曰：不可。能造、能修、能用，则我之利器也；不能造、不能修、不能用，则仍人之利器也。”[23]他主张对科学技术的学习应坚持“能造、能修、能用”的目标。另外，冯桂芬也不赞成魏源“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的观点：“魏氏所见夷书、新闻纸不少，不宜为此说，盖其人生平学术喜自居于纵横家者流，故有此蔽，愚则以为不能自强，徒逞谲诡，适足取败而已，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24]他认为“以夷攻夷”和“以夷款夷”都不能实现自强，只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可取的，有助于实现自强。
其次是与李鸿章相比，冯桂芬的思想观点几乎完全与之一致。“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和“能造、能修、能用”也是他们的一贯主张。李鸿章于1864年的上疏中曾认为西方人制造火器者代代相传，且可以为显官。并举了日本学习西方的例子，提出应当在中国设立专门科目开科取士，以功名利禄促进利器的研发。[25]1861年的冯桂芬同样注意到了日本的动态，并先于李鸿章提出选拔科技人才的建议。“道在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宜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夷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工成于夷制无辨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廪其匠倍蓰，勿令他适。”[26]两人观点的高度一致性令人称奇，从时间先后顺序来看，甚至存在李鸿章受冯桂芬影响的可能。
就思想观点来说，冯桂芬的轨迹却呈现“低开高走”趋势。他在世时并未受到重视，这些思想主张也未得到重视或实施，他的“复宗法议”和“重儒官议”等也有些不可取。然而，《校邠庐抗议》的影响力在几十年后反而扩大。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王韬校印该书时曾为之作跋：“先生上下数千年，深明世故，洞烛物情，补偏救弊，能痛抉其症结所在。不泥于先法，不胶于成见，准古酌今，舍短取长。知西学之可行，不惜仿效；知中法之已敝，不惮变更。事事皆折衷至当，绝无虚憍之气。行其间、坐而言者可起而行。呜呼！此今时有用之书也。”[27]次年维新变法时，光绪皇帝曾下旨广为印刷《校邠庐抗议》，发放给北京各级官员收集签注意见，这是变法运动中的一桩大事。[28]后来有200多部签注本留存于故宫，近年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成《〈校邠庐抗议〉签议集》出版。冯桂芬肯定料想不到，自己“位卑言高”的“抗议”，居然有许多主张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实施，又在维新变法时成为考验官员政治态度和对西学认识的试金石。
4.艰难的睁眼过程
从“存之以质同志”到维新变法的签注本，冯桂芬《校邠庐抗议》的历史遭遇恰恰说明长期以来睁眼不容易；魏源《海国图志》亦是如此，反而成了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思想助力；写完《瀛寰志略》的徐继畬曾在咸丰年间失意去职，直到同治年间才重返官场，参与到洋务运动当中。上述其人其书的经历都表明他们的思想主张并未在当时（主要是19世纪40—50年代）当地（中国）受到重视或贯彻，反映出“开眼看世界”伴随着艰难的睁眼过程。这是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第二波的困难和复杂之处，也表明转型过程将充满曲折和坎坷，并预示转型前后的跨度会相当大。
后来者对魏源的评价就可分为多种。从地理学和“开眼看世界”来说，魏源就是开风气之先。“其时徐继畬之《瀛寰志略》尚始出书，夏燮之《中西纪事》亦未行世，而源生于山乡，神游九域……王先谦为《五洲地志》、《泰西通鉴》、《日本源流考》，王树枏为《希腊春秋》、《欧洲列国纪事本末》，黄遵宪为《日本国志》，傅云龙为《日本图经考》，其所始莫先斯志，此其有功于外事也。”[29]这之后关注外国地理的相关著作层出不穷。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魏源的经世致用学风仍属于另类。梁启超就把魏源和龚自珍视为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新崛起的经世致用学派。“这派学风，在嘉道间不过一枝‘别动队’。学界的大势力仍在‘考证学正统派’手中，这枝别动队的成绩，也幼稚得很。”[30]以乾嘉汉学为代表的“考证学正统派”依旧是学术风气的主流，“西学中源”等观点也依旧大行其道。
睁眼过程的艰难不仅体现在学术风气方面，而且反映于当时中国人尤其是士人的观念之中。尽管《海国图志》（1842）和《瀛寰志略》（1848）都写于19世纪40年代，《校邠庐抗议》（1861）写于19世纪60年代初，但是它们对士人观念的影响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开眼看世界”者寥寥，有的人即使“看世界”也不一定能“开眼”，这之后的外交领域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1866年（同治五年）旗人斌椿受命率领第一个中国使团“游历”西方。1867年（同治六年）美国人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被任命为中国使节，率第一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访问欧美。他们经历了许多至今看来匪夷所思的事件，中国使臣们的记录也显示出传统观念转型的不易，中国外交领域的初始发展正是艰难睁眼过程的一个侧面。
首先来看斌椿使团。在人选方面，其主要成员共五人，且均为旗人。使团成员张德彝的《航海述奇》载：“经总理衙门奏派，前任山西襄陵县知县、副护军参领衔、三品顶戴、内务府正白旗汉军斌椿（友松），其子内务府笔帖式、六品顶戴广英（叔含），暨同文馆英馆八品官、六品顶戴、正黄旗蒙古凤仪夔九，英馆八品官、六品顶戴、镶黄旗汉军德明（在初），法馆学生、七品顶戴、镶黄旗汉军彦慧（智轩）等，前往泰西各国游历。”[31]其中包括的信息至少如下：一是派遣使团成员级别均不高，可见是低调处理的，也降低了在外交过程中的可能风险；二是出使由总理衙门奏派，又有许多成员来自同文馆，两者都是洋务运动中新组建的机构，表明一定程度上是希望推进改革的；三是成员均是旗人，说明清政府主导改革仍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优先。
斌椿之行的目的，在其《乘槎笔记》中就有记载，是为了考察西方。“斌椿奉命往泰西游历，饬将所过之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详细记载，绘图贴说，带回中国，以资印证。”[32]从《乘槎笔记》中斌椿的记载可以看出，他确实只关注了山川形势和风土人情，对于西方与中国的差异以及差异的根源都没有提及。在法国里昂时：“二十一日，阴。至各织机处，能织人物、各国君主大臣像，皆织成出售。嗣观用火轮织绸缎，更精捷。”在英国伦敦时：“十九日，辰刻往五拉车（城南二十五里）戈军门令兄所司军器局，遍观制造军械。小饮官舍楼上，即席成五律二章。”[33]戈军门就是曾任常胜军指挥官的戈登。对于斌椿来说，蒸汽机织布的特点仅仅在于其“精捷”，先进武器制造可以激发他写诗成律。无论是参观法国的纺织业，还是参观英国的军事制造业，都与寻常的游山玩水并无差别。
再来看蒲安臣使团，更是新旧冲突的特殊产物。西方列强一直试图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例如1858年（咸丰八年）《天津条约》第二款规定中英双方：“可任意交派秉权大员，分诣大清、大英两国京师。”第三款则规定礼节：“英国自主之邦与中国平等，大英钦差大臣作为代国秉权大员，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第六款也说：“今兹约定，以上所开应有大清优待各节，日后特派大臣秉权出使前来大英，亦允优待，视此均同。”[34]但是遵循朝贡体制的清王朝以天朝自居，讲究万国来朝、外邦臣服。统治者担心外国使节一旦不行跪拜之礼，会对统治权威造成严重威胁。仓皇出逃、病死承德的咸丰皇帝，年幼继位、未能亲政的同治皇帝，都曾回避过召见西方使节。这个问题的解决直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同治皇帝亲政以后才实现。
首个正式的中国外交使团出访就发生于1858—1873年的转折时期，偏偏让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担任中国的“代国秉权大员”，大约出自以下的考虑：与外国修约的实际需要，对朝贡体制和皇权权威的坚持，中国人没有正式使节出访的经验，蒲安臣本人的意愿，在华西方人的从中协调，等等。所幸蒲安臣最终不辱使命，甚至献身于使命。他为了中国的利益与欧美诸国竭力交涉，还与美国签订《蒲安臣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1868—1870年访问多个国家后，蒲安臣积劳成疾，1870年初在俄国访问时因病去世。从正面来看，蒲安臣称得上是一位白求恩式的人物。但是也应该认清基本事实，把一些重要的国家利益寄托于外国人身上，与拒绝睁眼的鸵鸟政策区别并不大。
强调睁眼过程的艰难并非为了否定“开眼看世界”，而是为了说明两者是相互伴随的，转型过程是复杂曲折的。举例来说，主持撰写《瀛寰志略》的开明人士徐继畬，曾为斌椿的《乘槎笔记》作序：“我圣朝德威远播，泰西各国皆喁喁慕义，通使币于天家。如英吉利、法郎西、俄罗斯、美利驾诸大国，咸遣使臣驻京师，办中外交涉事务，欲得中国重臣游历西土，以联合中外之情志。”[35]这些言语不是徐继畬的真实想法，可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套话。然而即使是套话，其背后反映出的主流观念和意识形态仍然是非常自大甚至有些自欺欺人。仅仅依靠魏源、徐继畬、冯桂芬等普通士人显然不可能实现转型，接下来将关注高高在上的握有实权者，试图阐述上层是如何聚焦于科技转型的。
[1]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05.
[2]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5：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107.
[3]郑振铎.晚清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17.
[4]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69.
[5]顾廷龙，戴逸.李鸿章全集：5：奏议五.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107.
[6]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张今，校.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75.
[7]吴国盛.科学的历程.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90.
[8]魏耆.邵阳魏府君事略.李瑚，笺释//魏源.魏源全集：第二十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620.
[9]魏源.圣武记：卷十四.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545.
[10]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1.
[11]姚永朴.魏默深先生传//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二十四.转引自：周骏富.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五.台北：明文书局，1985:495。
[12]宣宗实录：卷三六九//清实录：第三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646.
[13]魏源.海国图志：卷七十四//魏源全集：第七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1819.
[14]魏源按语为：“福音书中耶稣自称为上帝之子，而称上帝为神父，未尝谓耶稣即上帝也。此所论稍未中肯，其余大概得之。”（魏源.海国图志：卷二十七//魏源全集：第五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813）
[15]魏源.圣武记：卷十四.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544.
[16]徐继畬.瀛寰志略：卷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277.
[17]关于徐继畬《瀛寰志略》和魏源《海国图志》在学术价值和思想内容等方面的对比，详见：章鸣九.《瀛寰志略》和《海国图志》比较研究.近代史研究，1992（1）:68-81。
[18]齐思和.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39）:177.
[1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3.
[20]同[19]，3.
[21]同[19]，45.
[22]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6-57.
[23]同[22]，51.
[24]同[22]，49.
[25]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8.
[2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0.
[27]同[26]，88.
[28]李侃，龚书铎.戊戌变法时期对《校邠庐抗议》的一次评论——介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校邠庐抗议》签注本.文物，1978（7）:53-59.
[29]李肖聃.邵阳学略第十：魏默深先生源//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长沙：岳麓书社，1985:160-161.
[30]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校本.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31.
[31]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
[32]斌椿.乘槎笔记.谷及世，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
[33]同[32]，18-25.
[34]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132-133.
[35]斌椿.乘槎笔记.谷及世，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