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郭庆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不论称之为“中国模式” “中国制度”或是“中国道路”，其变革的内在理据、发展方式、客观效应，都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思考。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呈现为近年来逐渐增多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

回首21世纪，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像中国社会这样经历了如此快速的发展。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革，还是互联网及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都正由“大国”走向“强国”，在新闻传播领域中中国正由“表达”走向“建构”。在这个迅速变革的时代，新闻传播成为一个无比重要的领域，因为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新闻媒体来指明方向，即他们来自哪里、现在处于哪里、将来走向哪里。这样的导引，既存在于私人领域里的爱恨抉择，也发生于公共领域的一切混乱事件之中。而这种导引的实质是从社会变迁角度对于人类行为的梳理、评价和预测。由此来看，从新闻话语角度分析中国的奇迹般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中国引入话语分析理论不过30年，新闻传播学界运用话语分析理论解析中国媒体传播现象的时间更短。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很快发现：话语分析强调互动的特征，对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活动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虽然十分复杂，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媒体话语的情境本质，将媒体研究直接导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之中，更加深刻地阐发了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宰制。

处于变革之中，新闻媒体话语的多元化特征更加凸显，社会变迁中的冲突与矛盾也时时发生。在此背景下，高金萍教授经几年积累，完成了学术著作《 “明镜”与“明灯” ———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从媒体话语角度梳理胡温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探讨媒体话语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呈现与建构，在宏观视域与微观呈现的融合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中国社会变革的新维度。

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塑造和强化。在本书中，作者围绕中国主流媒体文本和话语实践，分析了新闻媒体话语的二重性，认为媒体话语的反映论与建构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地交织交融。媒体话语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中介和结果，在受制于社会实践的同时也创造了制约它的社会实践。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作者认为：媒体话语的二重性根源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二重性，媒体话语表达的领域受到社会实践的限制，社会实践和社会结构建构着媒体话语；同时，媒体话语也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构建着社会关系、影响着社会实践。

主流媒体话语如何通过建构社会主体和自我形式，影响社会实践？作者提出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表象———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影响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对主流媒体话语价值四维的阐发，显示了作者对于理论建构的追求和实践关切的回应，有助于研究者深入理解新闻传播的使命与责任。

新闻传播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具象化表现。呈现于新闻媒体中的话语交锋、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而且也是民族软实力喷涌的表征。当然，新闻媒体话语本身的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决定了主流媒体话语研究的艰难。主流媒体话语分析要避开“强制阐释”的陷阱，即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新闻特性，以前置立场和模式对话语文本作符合研究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用话语文本来证明研究者的已有结论或既有理论的正确性。本书作者的分析，基于严谨的文本选择（ “中国主流媒体十大流行语”、新华社年度十大新闻、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客观的研究立场、审慎的结论推理，让我们从多侧面多角度观察我们每日面对的主流媒体。

高金萍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担任她的班主任。博士毕业后的十多年来，我目睹了她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不懈努力，目睹她经历了青年学者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她的新著出版，一方面我为之作序以表祝贺，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的青年学者们和高金萍一道，继续坚持“文化自觉”，在西方传播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关注中国如何在日益开放中寻求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真实地理解中国的发展及面临的挑战。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