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说到经济学的起源，在西方学者编写的经济学词典中，都是从色诺芬等古希腊思想家的著作开始的，我国的不少论著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也是言必称希腊。其实，首先从社会和国家范围内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其中最早也是最杰出的代表，当推与色诺芬同时期的我国春秋时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他在《管子》一书中，以增加诸侯国赋税来源为宗旨，对古代农业社会经济发展和政府经济政策问题提出了一套相当系统的理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墨、农等思想派别，都有比较丰富的经济思想。此外，从《汉书》开始，我国政府修订的正史中专辟《食货志》对赋税、货币、田制、土地、人口、国用、贸易与经济等制度创立和发展演进思想进行专门的记载和评述。可以说，《食货志》是我国两千多年连续的经济史和经济制度史，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1]这些成果曾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例如，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对中国古代以所谓“自然法”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极为推崇，作了系统阐述。他说道：“中华帝国不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而得以年代绵长、疆域辽阔、繁荣不息吗？那些靠人的意志来统治并不得不靠武器来征服人的民族，难道不会被人数众多的中华民族完全有根据地看做是野蛮民族吗？”[2]法国重农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尔哥，对中国文化的重视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代表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从问题的提出到对问题的分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源泉。五千年的中华文化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丰富内涵；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其中既有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也有衰乱之世社会动荡不安的深刻教训。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挖掘和阐发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给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植入中国元素和文化底色。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
（1）关于大同和小康的思想。中国古代重要的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这样写道：
这段为人们千古传诵的论述，集中表达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理想社会观。大同社会消灭了私有制和阶级差别，体现了原始共产主义的价值追求；小康社会则在出现私有制和利益差别的条件下，实现了社会的和谐。从一定意义上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可以从上述论述中找到历史的渊源。
（2）关于惠民富民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们认为，治国应以保民、惠民、富民为先，并以德驭财，以义为利。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子提出“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分配法则，他提出：“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总之，惠民富民、贫富有度的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这一思想在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也是很有价值的。
（3）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我们的先人们早就认识到了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意思是不用大网打鱼，不射夜宿之鸟。荀子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吕氏春秋》中说：“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这些关于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的思想，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注释
[1] 参见林光彬：《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5（4）。
[2]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45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3] 参见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6-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