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
列宁曾经指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一元的，但理论来源是多元的，概括起来有三个部分：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内容。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的经济理论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滋养。其中如何正确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关键问题。
应当看到，西方经济学中包含着合理性和有用性。主要表现在：西方经济学的知识，如关于价格、货币、市场、竞争、贸易、汇率、产业、企业、增长和宏观经济等方面的理论，或多或少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计量方法、实验方法、博弈论等，或多或少反映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成就；西方经济学的流派，如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等，或多或少体现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当时经济生活的认识和思考。因此，对于西方经济学我们不能采取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必须认真学习并加以借鉴。
但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绝不能照抄照搬，盲目崇拜，更不能把它奉为圭臬。而必须批判性地加以借鉴，有条件地加以运用，吸收其合理的因素，摒弃其意识形态的错误因素。为什么必须这样做？
首先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既包含不少科学知识，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但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特别是它的基本理论，如经济人假设、生产要素价值论、自发秩序论、私有制高效论、自由至上论等，旗帜鲜明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赤裸裸地宣扬个人主义世界观，由此形成了西方经济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对政府调节，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显然，这样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不入，又怎么可能对中国经济作出正确解释呢？
其次是理论范式的原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重逻辑轻历史，重形式轻内容，否认不同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人们行为的差异，排除技术、制度、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经济生活的影响，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当做考虑所有问题的出发点，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当做人类永恒不变的经济形式，把抽象的数理逻辑当做判断经济学是否科学的主要标准。这样一种理论范式，形式上似乎很完美，但与现实相去甚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不仅在转型过程和制度选择中用处很小，即使在解释发达市场经济方面也存在根本的局限。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也曾说道：“宏观经济学在过去30多年的研究成果，说得好听点是毫无用处的，说得难听点甚至是有害的。”[2]
最后是理论适用性问题。西方经济学中一些被认为是比较正确的理论，也往往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以及时空条件为前提的，并不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真理。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曾指出：“这些（西方）经济学术语是从西方世界的生活方式、生活水平、态度、制度和文化中抽象出来的，它们用于分析西方世界可能有意义，并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是在欠发达国家这样做显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3]比如，自由贸易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无论英国、德国、法国还是美国，在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的时候，都毫无例外地实行过保护关税制度。
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西方经济学反映的是成熟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作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以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才能取得成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一方面，我们知道，共性以个性为基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现代西方经济学从它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方面看，具有共性或普遍性，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认真研究和借鉴的。另一方面，抛开西方经济学存在的局限和缺陷不谈，即使是正确的理论，在解释中国改革发展经验时，也必须结合中国实际，而不能削足适履、照抄照搬。只有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找到符合国情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之路，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经济的实质和内在逻辑。
注释
[1] 《列宁选集》，3版修订版，第2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 赵准：《危机后的“效率市场假说”之争——经济学家如何反思及捍卫金融市场的内在稳定性》，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2）。
[3] 冈纳·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南亚国家贫困问题研究》，9页，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