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迫切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但是，当时在中国流行的经济理论是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阐述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理论上的不足自然会在实践上反映出来，当时的经济体制也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做法。这种情况引起了毛主席的忧虑，他说，“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推动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为此，他写下了《论十大关系》、《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指导经济建设的重要文献，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系列独创性理论观点，如：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注意综合平衡；实行中央与地方并举，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设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等等。这些理论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
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给予了极大关注。他强调，“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3]。1958年到1961年期间，鉴于“大跃进”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和干部思想中存在的一些混乱认识，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干部建议，读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4]。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作了许多评论，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个月时间里，毛泽东与邓力群等同志一起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即社会主义部分进行了逐章逐节的认真研读，肯定了教科书中正确的方面，强调“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5]。同时指出，这本书存在严重错误。在研读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国的实际，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包括：
（1）坚持政治挂帅，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6]他批评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7]“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8]
（2）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9]他批评苏联教科书说，这本教科书一般不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而只讲二者的相互作用。在个别地方，虽然也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存在，也讲要克服这个矛盾，但是它不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更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3）走群众路线，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毛泽东认为，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提出：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他主张：“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10]。
（4）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苏联教科书，指出：“这本书很多地方一有机会就讲个人物质利益，好像总想用这个东西来引人入胜。钱能通神。”[11]毛泽东强调，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社会主义建设还必须把物质作用与精神作用统一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各方面利益要统筹兼顾，各得其所。[12]
（5）“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毛泽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号召“向科学进军”、“实行技术革命”、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13]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4]
（6）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在1955年写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同年10月，他又再次强调，“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15]。紧接着，他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讲共同富裕。他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也包括地主阶级。”[16]
（7）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工具。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得出结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17]。“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18]针对那种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他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19]
（8）社会主义经济是波浪式发展的。斯大林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但是，这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如何实现的呢？有计划是否消灭无政府，自觉性是否消灭自发性呢？对此，毛泽东表示怀疑，因为这不符合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20]毛泽东认为：“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21]
（9）农、轻、重协调发展，“两条腿走路”。毛泽东提出，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苏联的缺点是“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22]。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作了新的阐发，即“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几个同时并举；每一个并举中间，又有主导的方面”[23]。这里所说的同时并举又称作“两条腿走路”，包括实行中央和地方企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等。他提出必须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和农业服务，并把“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10）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他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24]针对苏联教科书提出的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存在和平经济竞赛的认识，毛泽东提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毛泽东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这两个经济体系之间，其实不只是竞赛，而且有激烈的、广泛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不是完全平等的。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上述看法，包含了许多真知灼见和深刻思想，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新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端。
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方法、起点、主线、体系构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无疑，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从总体上看，还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难免有其历史局限。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思想，如主张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要依靠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经济发展等，明显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以后出现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灾难性局面埋下了伏笔，这是需要我们深刻反思的。
在1960年初读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说道：
从毛泽东发表这一谈话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经历丰富多彩、复杂曲折、波澜起伏，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有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更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因而我们应当比前人进行更深入的探索，研究更多的问题，获得更多的认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积累在每一个具体历史阶段获得的并经过实践检验的认识，不断推进，不断深化，才可能越来越接近科学真理。[35]
注释
[1] 《毛泽东文集》，第8卷，1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3] 《毛泽东文集》，第8卷，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4卷，29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3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卷，2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下卷，2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第4卷，28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12]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3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5]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7册，3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6] 《毛泽东文集》，第6卷，4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8] 《毛泽东文集》，第8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9] 《毛泽东文集》，第7卷，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0] 《毛泽东文集》，第8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1] 同上书，121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7卷，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3] 《毛泽东文集》，第8卷，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 《毛泽东文集》，第7卷，3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5]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6] 同上书，130~131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3卷，8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8] 《毛泽东经济思想》，1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9] 《毛泽东文集》，第8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0] 《毛泽东文集》，第8卷，1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1] 《毛泽东文集》，第8卷，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2] 同上书，137页
[33] 同上书，137~138页。
[34] 同上书，137页。
[35] 参见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