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奠基
1956年中国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中心工作转向发展社会生产力。一贯注重理论思考和理论建设的毛泽东，把大量的精力用于思考经济发展问题，形成了很多经济著作，包括《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等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1958年毛泽东三次研读并批注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年11月9日至10日就该书进行谈话，1959年1月10日至1960年2月9日又研读了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读谈这两本书的记录，已由邓力群整理、编辑成《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于1998年1月出版了清样本。仔细品读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可以体会到他当时对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急迫心情。这些谈话和批注是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一次宝贵的探索，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力群回顾说：毛泽东的这些批注和谈话“饱含着毛主席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1959年至1960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和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和现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1]。吴易风教授对毛泽东批注和谈话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他说：“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独特见解……这些批注和谈话，为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留下了十分丰富而又珍贵的思想财富和理论遗产。”[2]
说毛泽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不仅基于毛泽东上述探索的基本事实，更重要的是基于以下理由：
第一，毛泽东提出了撰写中国自己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任务。在谈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毛泽东指出：“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3]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提到了“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的问题。[4]可见，毛泽东在读斯大林的著作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已经在思考结合中国实际撰写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问题。
第二，毛泽东探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任何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5]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毛泽东多次谈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6]，这就突破了斯大林的局限性。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生产关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当然沿袭斯大林的说法，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大多沿用这种提法。毛泽东认为，这种规定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狭窄化了，提出了“主要是生产关系”和两个“联系研究”的思路。当然，毛泽东也注意到了研究对象泛化的问题：“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7]毛泽东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既避免了静止地、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的问题，又拓展了研究的视野和范围，为我们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基础性的思路。
第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在思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就给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条主线。毛泽东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和不平衡是绝对的。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8]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纲”：“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9]
第四，毛泽东论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哲学头脑对于经济学研究的极端重要性，他以马克思和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贡献来说明这个道理：“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10]他在肯定苏联“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11]的同时，又针对性地指出，这本书的问题主要是缺少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指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12]毛泽东还指出苏联教科书总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的毛病，在他看来这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行为：“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3]这就明确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论原则——历史分析的原则。这既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锐利思想武器。毛泽东还指出了“从经济事实出发”的重要性，强调政治经济学必须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14]
第五，毛泽东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观点。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高度评价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贡献，指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15]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述包括：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和历史性的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论断，社会主义经济波浪式发展的论断，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论断，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过分悬殊的论断，中央和地方合理分权的论断，依靠群众管理经济的论断，科学技术革命的论断，物质利益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论断，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探索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毛泽东已经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虽然实行计划经济，但在我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6]。他反对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明确指出：“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从古就有”[17]。我们不难发现，邓小平后来的有关论述与这些论述一脉相承。
注释
[1] 邓力群：《邓力群自述（1915—1974）》，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 吴易风：《毛泽东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1）。
[3] 毛泽东：《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7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2000。
[4] 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 《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 《毛泽东文集》，第8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 同上书，130~131页。
[10] 同上书，140页。
[11] 同上书，139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106~1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 同上书，139页。
[14] 同上书，139~140页。
[15] 《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人民日报》，2015-11-25。
[16] 《毛泽东文集》，第8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4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