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道德和其他意识形式
一、阶级的意识形态和道德
专制制度的惟一思想就是轻视人，使人非人化，而这一思想比其他许多思想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也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低贱。这些人在他眼前沉沦下去而且是为了他而沉沦于庸碌生活的泥沼中，可他们还像癞蛤蟆那样，又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假如甚至那些胸怀大志的人——拿破仑在其王朝狂发作之前就是这样——也产生了这种见解，那么一个十足平庸的国王在这样一种现实环境中又怎能成为理想主义者呢？
——《马克思致阿尔诺德·卢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2004年版），58~59页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218页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33~35页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51~52页
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各种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566~567页
资产阶级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相近之处，都要多于它和它身边的工人的相近之处。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方言，有不同的思想和观念，不同的习俗和道德原则，不同的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同，好像他们属于不同的种族。在大陆上，至今我们还只知道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但是，恰恰是由无产者组成的另一种人显然对英国的未来最为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工人比资产者仁慈得多。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乞丐通常几乎只向工人乞讨，工人在帮助穷人方面总是比资产阶级做得多……
……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他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能同情那些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者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因为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而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神的价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拜金者”。因为，对金钱没有这种敬畏感的工人，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对事实看得清楚得多，不是戴着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437~439页
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工人除了为改善自己的整个生活状况而进行反抗，再也没有任何其他表现自己的人的尊严的余地，那么工人自然就一定会在这种反抗中显示出自己最动人、最高贵、最合乎人性的特点。我们将看到，工人的全部力量、全部活动都倾注于这一方面，甚至他们为了要获得普通教育而作的一切努力也都是与此有直接联系的。固然，我们不得不报道一些粗暴行为，甚至是野蛮行为，但是永远不要忘记，英国正进行着公开的社会战争；如果说，资产阶级所关心的是伪善地打着和平甚至博爱的幌子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只有揭露事实的真相，只有撕破这个伪善的假面具，才能对工人有利；所以，甚至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所采取的最强悍的敌对行动，也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暗地里阴险地对付工人的种种手段的公开的、毫不掩饰的表现而已。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449页
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2009年版），599~600页
显然，整个问题在于两种社会组织形式的更替：占有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奴的剩余劳动的制度，树立了农奴主的道德；“为别人”、为货币持有者做工的“自由劳动”的制度，则树立了资产阶级的道德，以取代前一种道德。
——列宁：《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见《列宁全集》第1卷（1984年版），345~346页
如果某种学说要求每个社会活动家要以严峻的客观态度分析现实以及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各阶级间的关系，那怎么能够由此作出结论，说社会活动家不应当同情这个或那个阶级，说他“不应该”这样做呢？在这里谈应该不应该，简直是可笑的，因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既然他已经了解它们的相互关系），能够不为这个或那个阶级的胜利而高兴，为其失败而悲伤，能够不对敌视这个阶级的人和散布落后观点来妨碍这个阶级发展的人表示愤怒，等等，等等。
——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见《列宁全集》第2卷（1984年版），422页
小业主为了抵制大农户的这种优势，必然要勤勤恳恳、省吃俭用（在生存竞争中，他们没有别的武器），因此，小农具有这些品质不是偶然的，而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必然具备的特征。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和在其他所有问题上追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现代“批评家”）却把这种情形誉为节俭、吃苦耐劳的美德等等（参看黑希特和布尔加柯夫的著作），并把这一切归功于农民。社会党人却把这种情形叫作过度劳动（Ueberarbeit）和消费不足（Unterkonsumption），把这一切归咎于资本主义，并且尽力擦亮农民的眼睛，让他们识破那些把低下的社会地位誉为美德，力图使它万古长存的马尼洛夫式的言语。
——列宁：《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见《列宁全集》第5卷（1986年版），184页
被压迫阶级对自己所受压迫认识得愈差，他们向压迫者提出的要求愈低，有产阶级中乐善好施的人也就愈多，而同农民的贫困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当地地主对这种善行的反抗比较说来也就愈小。如果注意到这个无可怀疑的事实，那就可以看出，地主反抗的加强，说庄稼人“道德堕落”的叫嚣的变本加厉，以及“充满”这种精神的政府采取纯军事措施反对饥民和慈善家，——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证明了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宗法式的、世世代代奉为神圣的和似乎不可动摇的农村生活方式已在彻底衰退和解体，而那些最激烈的斯拉夫主义者，最自觉的反动派和最幼稚的老辈“民粹派”却对这种农村生活赞美不已。
——列宁：《内政评论》，见《列宁全集》第5卷（1986年版），288页
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只要具备这些品质，就能保证有一种比“民主制”更重要的东西，即革命者之间的充分的同志信任。而这种更重要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我们俄国是根本不可能用普遍的民主监督来代替它的。如果以为无法实行真正“民主的”监督，就会使革命组织的成员成为不受监督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没有时间去考虑民主制（一些完全相互信任的同志们所构成的狭小的核心内部的民主制）的儿戏形式，但他们非常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责任，并且他们从经验中知道，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而且我们还拥有在俄国（以及国际）革命队伍中由来已久的相当普遍的舆论，这种舆论对于一切偏离同志关系（要知道，“民主制”，真正的、不是儿戏式的民主制，正是同志关系这个总的概念的一部分！）的义务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厉的谴责。你们要是注意到这一切，那就会知道，这些关于“反民主倾向”的论调和决议散发出来的那种在国外玩弄领袖儿戏的气味，该是多么腐臭啊！
——列宁：《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6卷（1986年版），134页
解放主义作为俄国第一个具有广泛政治形式、群众政治形式和人民形式的资产阶级口号，它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就在于鼓励相信奇迹，鼓励撒谎。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需要这种谎言，对它说来这不是谎言，而是最大的真理，是它的阶级利益的真理，是资产阶级自由的真理，是资本主义平等的真理，是生意人交情中神圣而又神圣的东西。
这就是它的（资产阶级的）真理，因为它需要的不是人民胜利，不是群众登上山峰，而是群众陷入泥潭，是大亨们和财主们骑在老百姓头上，不是战胜敌人，而是同敌人勾结、妥协，也就是投靠敌人。
——列宁：《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见《列宁全集》第11卷（1987年版），330页
我们要坚决痛斥讹诈者。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让觉悟的工人、自己的党来审判，弄清每一个最细微的疑点。我们相信党，我们把党看作我们时代的智慧、荣誉和良心。
——列宁：《政治讹诈》，见《列宁全集》第32卷（1985年版），89页
奴才的地位使奴才必须把一点点爱人民的行为同百般听从主子和维护主子利益的行为结合起来，这就必然造成奴才这类社会典型所特有的虚伪性。这里问题正在于社会典型，而不在于个人的特性。奴才可能是最诚实的人，是家庭里的模范，是优秀的公民，但他必然表现出虚伪，因为他的职业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把他“必须”“忠心耿耿”为之效劳的主子的利益与提供仆役的那个阶层的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如果用政治家的眼光看问题，即从千百万人及其相互关系看问题，就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奴才这类社会典型的主要特性就是虚伪和怯懦。奴仆的职业所培养的正是这些特性。从任何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奴隶和全体劳动群众的观点来看，这些特性是最本质的特性。
——列宁：《在下房里》，见《列宁全集》第37卷（1986年版），132~133页
二、道德和法
追究思想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究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是制造分裂的法律，不是促进统一的法律，而一切制造分裂的法律都是反动的；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一些人有权干另一些人无权干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后者缺乏什么客观品质（像小孩子不会缔结条约那样），不，不是这样，而是因为他们的善良意图，他们的思想遭到了怀疑。即使公民起来反对国家机构，反对政府，道德的国家还是认为他们具有国家的思想。可是，在某个机关自诩为国家理性和国家道德的举世无双的独占者的社会中，在同人民根本对立因而认为自己那一套反国家的思想就是普遍而标准的思想的政府中，当政集团的龌龊的良心却臆造了一套追究倾向的法律，报复的法律，来惩罚思想，其实它不过是政府官员的思想。追究思想的法律是以无思想和不道德而追求实利的国家观为基础的。这些法律就是龌龊的良心的不自觉叫喊。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版），121~122页
在黑格尔法哲学中，扬弃了的私法＝道德，扬弃了的道德＝家庭，扬弃了的家庭＝市民社会，扬弃了的市民社会等于国家，扬弃了的国家＝世界历史。在现实中，私法、道德、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依然存在着，它们只是变成环节，变成人的存在和存在方式，这些存在方式不能孤立地发挥作用，而是互相消融，互相产生等等。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214~215页
在现实的历史中，那些认为权力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和那些认为意志是法的基础的理论家是直接对立的，这种对立，也是圣桑乔可以认为是唯实主义（儿童、古代人、黑人）和唯心主义（青年、近代人、蒙古人）之间的对立。如果像霍布斯等人那样，承认权力是法的基础，那末法、法律等等只不过是其他关系（它们是国家权力的基础）的一种征兆，一种表现。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是利己的），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法中成为必要，不过，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而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不是对于他们，而只是“对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伸张才算作是自我舍弃）。对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也是如此，法律和国家是否存在，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此外，当关系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实现这个意志以前，这个“意志”的产生也只是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当关系发展到足以实现这种意志的时候，思想家就会认为这种意志纯粹是随心所欲的，因而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情况下都是可能的东西。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377~379页
因此，归根结底，圣桑乔所得出的结论仍是一个无力的道德诫条，即每个人应为自己找求满足并由自己来执行刑罚。他相信堂吉诃德的话，他认为通过简单的道德诫条他就能把由于分工而产生的物质力量毫不费力地变为个人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395~396页
违法行为通常是由不以立法者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但是，正如实施少年犯处治法所证明的，判定某些违犯由官方制定的法律的行为是犯罪还是过失，在一定程度上则取决于官方。这种名词上的区别远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决定着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也决定着社会的道德面貌。法律本身不仅能够惩治罪行，而且也能捏造罪行，尤其是在职业律师的手中，法律更加具有这方面的作用。例如，像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所正确指出的，在中世纪，天主教僧侣由于对人的本性有阴暗的看法，就依靠自己的影响把这种观点搬到刑事立法中去了，因而他们制造的罪行比他们宽恕的过错还要多。
——马克思：《人口、犯罪率和赤贫现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1962年版），552页
在社会发展的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随着法律的产生，就必然产生出以维护法律为职责的机关——公共权力，即国家。随着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法律进一步发展为或多或少广泛的立法。这种立法越复杂，它的表现方式也就越远离社会日常经济生活条件所借以表现的方式。立法就显得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因素，这个因素似乎不是从经济关系中，而是从自身的内在根据中，可以说，从“意志概念”中，获得它存在的理由和继续发展的根据。人们忘记他们的法起源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正如他们忘记他们自己起源于动物界一样。随着立法进一步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家阶层形成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法学在其进一步发展中把各民族和各时代的法的体系互相加以比较，不是把它们视为相应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是把它们视为自身包含自我根据的体系。比较是以共同点为前提的：法学家把所有这些法的体系中的多少相同的东西统称为自然法，这样便有了共同点。而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于是，从此以后，在法学家和盲目相信他们的人们眼中，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而这个公平则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的神圣化的表现。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公平认为奴隶制度是公平的；1789年资产者的公平要求废除封建制度，因为据说它不公平。在普鲁士的容克看来，甚至可怜的专区法也是对永恒公平的破坏。所以，关于永恒公平的观念不仅因时因地而变，甚至也因人而异，这种东西正如米尔柏格正确说过的那样，“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加以判断的各种情况很简单，公正、不公正、公平、法理感这一类说法甚至应用于社会事物也不致引起什么误会，可是在经济关系方面的科学研究中，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说法却会造成一种不可救药的混乱，就好像在现代化学中试图保留燃素说的术语会引起混乱一样。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2009年版），322~323页
宣布二乘二等于四，鸟有喙，或诸如此类的东西为永恒真理的，只是这样的人，他企图从永恒真理的存在得出结论：在人类历史的领域内也存在着永恒真理、永恒道德、永恒正义等等，它们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应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这时，我们可以准确地预料，这位人类的朋友一有机会就向我们声明：一切以往的永恒真理的制造者或多或少都是蠢驴和骗子，全都陷入谬误，犯了错误；但是他们的谬误和他们的错误的存在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并且证明真理和合乎实际的东西掌握在他手里；而他这个现在刚出现的预言家在提包里带着已经准备好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永恒道德和永恒正义。这一切已经出现过成百上千次，如果现在还有人竟如此轻率地认为，别人做不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做到，那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95页
三、道德和政治
“使命、职责、任务、理想”或者是
（1）关于物质条件所决定的某一被压迫阶级的革命任务的观念；或者是
（2）对于通过分工而分到各种不同行业中去的那些个人的活动方式的简单的唯心的解释或相应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
（3）对个人、阶级、民族随时都必须通过某种完全确定的活动去巩固自己地位的这种必要性的有意识的表达；或者是
（4）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受以前的生产发展所限制的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的意识中把它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里像通常一样，关于这些思想家应当指出，他们必然会把事物本末倒置，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创造力和目的，其实他们的思想只是这些社会关系的表现和征兆。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491~492页
官僚主义就是使事业的利益服从于向上爬的需要，就是一味追求地位而忽视工作……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见《列宁全集》第8卷（1986年版），363页
马克思主义者是主张阶级斗争的，而不是主张社会和平的。在尖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就会径直发展成为国内战争，即两部分人之间的武装斗争。在这样的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坚持国内战争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对国内战争作任何道义上的谴责，都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列宁：《游击战争》，见《列宁全集》第14卷（1988年版），8页
在托尔斯泰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农民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弱点、它的威力和局限性。他对国家、对警方官办教会的那种强烈的、激愤的而且常常是尖锐无情的抗议，表达了原始的农民民主运动的情绪，在这种原始的农民民主运动中，积聚了由于几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压迫，官吏的专横和掠夺，以及教会的伪善、欺骗和诡诈而迸发出来的极大的愤怒和仇恨。他对土地私有制的坚决反对，表达了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的农民群众的心理状态，在这个历史时期里，旧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官家的“份地”占有制，完全变成了不可忍受的、阻挡俄国今后发展的障碍，这种旧的土地占有制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最剧烈的、无情的破坏。他满怀最深沉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的不断的揭露，充分表现了宗法制农民的恐惧，因为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和不可理解的新敌人，这个敌人不知来自什么城市或者什么外国，它破坏了农村生活的一切“基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破产、贫困、野蛮、卖淫、梅毒以及死于饥饿的惨境这些“原始积累时代”的一切灾难，而这一切灾难又由于库庞先生所创造的最新的掠夺方法被移植到俄国土地上而百倍地加重了。
但是，这位强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同时也在自己的作品里暴露了他不理解产生俄国所面临的危机的原因和摆脱这个危机的方法，这种不理解只是天真的宗法制农民的特性，而不该是一个受过欧洲式教育的作家的特性。反对农奴制的和警察的国家的斗争，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在他那里竟变成了对政治的否定，形成了“对邪恶不抵抗”的学说，结果完全避开了1905—1907年的群众革命斗争。一方面反对官办的教会，另一方面却鼓吹净化了的新宗教，即用一种净化了的精制的新毒药来麻醉被压迫群众。否定土地私有制，结果却不去集中全力反对真正的敌人，反对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它的政权工具即君主制度，而只是发出幻想的、含糊的、无力的叹息。一方面揭露资本主义以及它给群众带来的苦难，另一方面却对国际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所领导的全世界解放斗争抱着极其冷漠的态度。
托尔斯泰的观点中的矛盾，不是仅仅他个人思想上的矛盾，而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这些东西决定了改革后和革命前这一时期俄国社会各个阶级和各个阶层的心理。
所以，只有从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才能对托尔斯泰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无产阶级在第一次解决这些矛盾的时候，在革命的时候，已经以自己的政治作用和自己的斗争，证明它适合于担当争取人民自由和争取把群众从剥削制度下解放出来的斗争的领袖，证明它是忘我地忠诚于民主事业的，而且是能够同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包括农民民主派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进行斗争的。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20~24页
再看一看自由派的报纸对托尔斯泰的评价。它们用一些官方自由主义的、陈腐不堪的教授式的空话来支吾搪塞，说什么“文明人类的呼声”、“世界一致的反响”、“真和善的观念”等等；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空话，托尔斯泰才痛斥了（而且公正地痛斥了）资产阶级的科学。这些报纸所以不能直接而明确地评价托尔斯泰对国家、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看法，并不是因为书报检查机关妨碍它们这样做，恰恰相反，正是书报检查机关在帮助它们摆脱困境！这是因为托尔斯泰的每一个批评意见，都是给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记耳光；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无畏地、公开地、尖锐无情地提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最该死的问题，光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给了我国自由派（以及自由主义民粹派）政论界千篇一律的空话、陈腐的谬论以及闪烁其词的“文明的”谎言以当头一棒。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24~25页
自由派强调的是：托尔斯泰是“伟大的良心”。这难道不是《新时报》这类报纸重复过千百遍的废话吗？这难道不是回避托尔斯泰所提出的那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具体问题吗？这难道不是强调那种表现托尔斯泰的偏见而不表现他的理智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的属于过去而不属于未来的东西吗？不是强调他对政治的否定和关于道德上的自我修身的说教而忽略他对一切阶级统治的激烈抗议吗？
——列宁：《列·尼·托尔斯泰》，见《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25页
但这样的人民英雄是有的。这就是像巴布什金那样的人。这种人在革命前不是一两年，而是整整十年把自己完全献给了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这种人不搞单枪匹马的无益的恐怖活动，而是坚忍不拔、始终不懈地在无产阶级群众中进行活动，帮助提高他们的觉悟，发展他们的组织，发扬他们的革命主动性。这种人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在革命爆发的时候，在千百万人投入运动的时候，就成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群众性武装斗争的领导者。从沙皇专制制度那里赢得的一切东西，完全是由像巴布什金这样的人所领导的群众斗争夺取来的。
没有这样的人，俄国人民就会永远做奴隶，当奴仆。有了这样的人，俄国人民就能摆脱一切剥削而得到彻底的解放。
——列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见《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82页
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
——列宁：《论战性的短评》，见《列宁全集》第20卷（1989年版），211页
社会党人一向谴责各民族之间的战争，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和残暴的行为。但是我们对战争的态度，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和平的拥护者和鼓吹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有原则的区别。我们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不同的是，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必要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既不同于和平主义者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是，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别地研究每次战争。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任何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却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由于帮助破坏了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如专制制度或农奴制），破坏了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土耳其的和俄国的）而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对目前这场战争，必须研究它的历史特点。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版），510页
社会党人所说的“防御性”战争，向来就是指这个意义上的“正义的”战争（威·李卜克内西有一次就用过这个用语）。社会党人过去和现在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保卫祖国”或“防御性”战争是合理的、进步的和正义的。譬如说，假如明天摩洛哥向法国宣战，印度向英国宣战，波斯或中国向俄国宣战等等，这些战争就都是“正义的”、“防御性的”战争，而不管是谁首先发动进攻。任何一个社会党人都会希望被压迫的、附属的、主权不完整的国家战胜压迫者、奴隶主和掠夺者的“大”国。
但是假定说，一个拥有100个奴隶的奴隶主，为了更“公平地”重分奴隶，而和一个拥有200个奴隶的奴隶主开战。显然，在这种场合使用“防御性”战争或“保卫祖国”的概念，从历史上说是一种伪造，实际上不过是狡猾的奴隶主对平民百姓、小市民和愚昧无知的人的欺骗。现在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当前这场奴隶主之间为巩固和加强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中，就是这样利用“民族”观念和保卫祖国的概念来欺骗人民的。
——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见《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版），511~512页
所谓政治上的真诚，并不是要克伦斯基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证明他们个人是真诚的。这一点我们是乐意承认的，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政治上的真诚，也就是不是涉及个别人而是涉及千百万人的人们相互关系方面的真诚，是完全可以检验的言行一致。
——列宁：《你们嘲笑谁？嘲笑你们自己！》，见《列宁全集》第30卷（1985年版），230页
无产阶级永远不会采用诽谤手段。……无产阶级采取行动，将不是靠诽谤，而是靠讲真话。
——列宁：《感谢格·叶·李沃夫公爵》，见《列宁全集》第32卷（1985年版），16页
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873年）批评得很对，说他们声明“决不妥协！”是可笑的。他说这是空话，因为各种情况往往不可避免地迫使进行斗争的政党采取妥协手段，绝对拒绝“分期偿付的债款”是荒谬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不可能绝对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如果妥协不可避免）始终忠于自己的原则、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业。
——列宁：《论妥协》，见《列宁全集》第32卷（1985年版），130页
在考察主张立刻进行革命战争的各种理由时，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理由是，单独媾和目前在客观上就是同德国帝国主义者妥协，是“帝国主义的交易”等等，因此这种和约是完全违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的。
但是，这个理由显然是不正确的。工人在罢工失败以后，同意不利于他们而有利于资本家的复工条件，这并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那些为了追求部分工人的利益而使资本家得到利益的人，才是背叛社会主义，只有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才是不能允许的。
——列宁：《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见《列宁选集》第3卷（2012年版），393页
“投降”一般说来是件坏事，但是这个值得重视的真理并不适用于每一个别情况，因为在显然不利的条件下放弃战斗也可以叫作投降，但是这样的投降却是严肃的革命者应该做的。……
——列宁：《错在哪里？》，见《列宁全集》第33卷（1985年版），389页
为了维护俄国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利益，我们利用了其他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是掠夺性质的相反利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俄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加强了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而削弱了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我们采用了在一切战争中都必须采用的最合理的手段——随机应变，迂回，退却，以便等待一些先进国家中迅速发展着的无产阶级革命完全成熟起来。
——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见《列宁选集》第3卷（2012年版），562页
社会主义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这是无可争辩的。而且社会主义一般是反对对人使用暴力的。但是，除了信基督教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以外，谁也没有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反对革命暴力。可见，笼统地谈论“暴力”，而不分析那些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或者简直是用诡辩来自欺欺人。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见《列宁选集》第3卷（2012年版），643页
苏维埃政权的成就、我们党的成就简直是了不起的！
这个成就向首都居民，并且也向整个共和国和全世界证明并清楚地指出，正是在无产阶级中间，正是在劳动群众的真正代表中间蕴藏着苏维埃政权强大和稳固的最可靠的源泉。在最困难最危险的时刻人们志愿申请入党，从这个成就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专政已实际地显示了为劳动解放事业的敌人深恶痛绝而为劳动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最为珍视的那一方面，即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从道义上（从这个词的最好意义上讲）影响群众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施加这种影响的方法。
掌握着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以身作则，在整整两年期间（在我国政治发展极快的情形下，这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给劳动群众树立了这样的榜样：他们对劳动者的利益十分忠诚，他们同劳动者的敌人（剥削者，特别是“私有者”和投机者）斗争时十分坚决，他们在艰苦的时刻十分坚定，他们在反击世界帝国主义强盗时奋不顾身，这都说明只有工人和农民对自己先锋队的同情所产生的力量才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奇迹，因为被饥饿、寒冷、破坏、破产折磨得无比痛苦的工人，不仅保持着蓬勃的朝气、对苏维埃政权的无限忠诚、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热情，而且不顾没有素养并缺乏经验，承担了驾驶国家航船的重担！而且这是在暴风雨最猛烈的时刻……
——列宁：《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37卷（1986年版），229页
工人作出了很大的牺牲，忍受了疾病的痛苦，他们的死亡率升高了，但是他们会证明：工人起来反对资本家不是为了复仇，而是决心要建立一个没有地主和资本家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为什么要作出这样大的牺牲的原因。先进的工人只是靠这种空前未有的、而且是自觉自愿的牺牲，靠这种用红军的纪律（红军从不使用旧的纪律手段）所保证的极其伟大的牺牲，才保持了自己的专政，赢得了全世界工人的尊敬。那些极力诽谤布尔什维克的人不应忘记，专政对实行专政的工人本身来说，就是要作出最大的牺牲，忍受最严重的饥饿。
——列宁：《在全俄矿工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8卷（1986年版），325页
沙皇的将军们说，我们的红军战士所忍受的艰难困苦是沙皇军队根本无法忍受的。这是因为每一个手握武器的工人和农民都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并且自觉地为正义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流血。
——列宁：《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工人、红军战士扩大代表会议上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39卷（1986年版），114页
人民采用这些非法的、越轨的、没有计划和没有系统的斗争手段，如夺取自由，建立没有人正式承认的新的革命政权，使用暴力对付人民的压迫者——这样做好不好呢？好，非常好。这是人民为自由而斗争的最高表现。这是俄国历来最优秀的人物对自由的幻想正在变成实践，变成人民群众自己的而不是个别英雄人物的实践的伟大时代。这同我们例子中的群众把斯皮里多诺娃从阿夫拉莫夫手中拯救出来，用暴力解除阿夫拉莫夫的武装，使他不能再为非作歹是一样的好。
正是在这里，我们触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隐情和焦虑的中心问题。立宪民主党人所以是小市民的思想家，就因为他们把庸人的观点用到政治上、用到全民解放的问题和革命的问题上来了。这种庸人要是遇上我们举例说到的阿夫拉莫夫拷打斯皮里多诺娃这种事，就会出来阻止群众，劝他们不要违犯法律，不要急于把受害者从代表合法政权行事的刽子手手中拯救出来。当然，从我们的例子来看，这样的庸人简直是道德上的畸形儿，但是就整个社会生活来说，小市民的道德上的畸形——我再说一遍——决不是个人的品性，而是一种社会的品性，它也许是由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庸俗法学的偏见造成的。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12卷（1987年版），290~291页
我们现在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主要根源是：在前线流血牺牲的红军战士和饱经苦难的工农，特别是这三年来大多遭受了比资本主义奴隶制初期更大苦难的产业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出了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和罕见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他们忍饥挨冻，饱经苦难，只是为了保住政权。
——列宁：《庆祝十月革命三周年的讲话》，见《列宁全集》第40卷（1986年版），4~5页
四、道德和科学
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而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编纂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做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抛弃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抛弃唯心主义方向，从而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正像它现在已经——尽管以异化的形式——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一样；说生活还有别的什么基础，科学还有别的什么基础——这根本就是谎言。//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
感性（见费尔巴哈）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只有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这两种形式的感性出发，因而，科学只有从自然界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可见，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193~194页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有些党派可能为此痛哭流涕；另一些党派可能为了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还有一些党派可能以为工业上如此巨大的进步要以政治上同样巨大的倒退来补充。可是我们不会认错那个经常在这一切矛盾中出现的狡狯的精灵。我们知道，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工人也同机器本身一样，是现代的产物。
——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009年版），580页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山北坡得到精心保护的枞树林砍光用尽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就把本地区的高山畜牧业的根基毁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推广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在推广这种含粉块茎的同时也使瘰疬症传播开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从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造成的较远的自然后果。而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在自然方面的较远的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在社会方面的较远的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有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进了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作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发生革命，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尔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我们也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的灾祸提供了某种回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以生产和交换为取向的行为在社会方面所产生的直接预期的影响。这同以这种社会科学为其理论表现的社会组织是完全相适合的。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是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当一个厂主卖出他所制造的商品或者一个商人卖出他所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满意了，至于商品和买主以后会怎么样，他并不关心。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盈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和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取得上述成果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后果，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的过程就显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期间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559~563页
尽可不同意马克思，但是决不能否认，是马克思万分明确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从前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完全是新东西。新就新在从前的社会主义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认为只要指明群众在现代制度下受压迫的事实，只要指明使每个人都可获得自己生产成果的那种制度的优越性，只要指明这个理想制度适合“人的本性”、适合理性道德生活概念等等就足够了。马克思认为不能以这种社会主义为满足。他并不限于评论现代制度，评价和斥责这个制度，他还对这个制度作了科学的解释，把这个在欧洲和非欧洲各个国家表现得不同的现代制度归结为一个共同基础，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并对这个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作了客观分析（他指明这个制度下的剥削的必然性）。同样，他认为不能满足于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其渺小的模仿者即主观社会学家所说的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适合人的本性的断语。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选集》第1卷（2012年版），24~25页
不容置辩的事实是：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发展起来，工人运动也就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程度上展开和发展起来；社会主义学说正是在它抛弃了关于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条件的议论，而着手唯物主义地分析现代社会关系并说明现在剥削制度的必然性的时候取得成就的。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见《列宁选集》第1卷（2012年版），52页
因此我们谈到使用专家的时候，应当记住一年来苏维埃政策的教训；一年来我们打倒和战胜了剥削者，现在我们应当来解决使用资产阶级专家的任务。再说一遍，在这里，单靠暴力是行不通的。在暴力胜利以后，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除了暴力还要有组织，有纪律，有威望，使一切资产阶级专家服从自己并参加自己的工作！
有人会说，列宁不主张使用暴力，而主张使用精神影响！可是，有一种愚蠢的看法，以为单凭暴力就能解决共产主义社会建设事业中组织新的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这是胡说！我们，作为一个党，作为在一年来的苏维埃工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的人们，不会再这样愚蠢，并将告诫群众不要有这种愚蠢的想法。利用资产阶级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工作人员这样一个任务，不仅要求我们取得暴力的胜利，还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组织工作，建立纪律，即同志纪律，扩大无产阶级对其他所有的人的影响，造成新的群众环境，使资产阶级专家看到，他已别无出路，要回到旧社会已不可能，只有同共产党人一起才能进行工作，这些共产党人就在身旁，领导着群众，得到群众的绝对信任，并在努力使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的成果，几千年来文明发展的成果，不被一小撮人用来发迹致富，而为全体劳动者所普遍享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见《列宁全集》第36卷（1985年版），50页
五、道德和宗教
新的书报检查令的正统精神还以其他方式同旧的书报检查法令的理性主义发生冲突。旧的法令把制止“损害道德和良好习俗的行为”也列为书报检查的一项任务。检查令则把这一处当作法令第2条的引文加以引用。但是，如果说检查令的解释在宗教方面作了某些补充，那么在道德方面这个解释却漏掉了某些东西。对道德和良好习俗的损害变成了对“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的破坏。我们可以看到，作为道德的道德，作为这个世界（它受自己的规律支配）的原则的道德正在消失，而代替本质的却是外表的现象、警察的尊严和传统的礼仪。谁该得到荣誉，就把荣誉给谁，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彻底性。道地的基督教立法者不可能承认道德是一种本身神圣的独立领域，因为他们把道德的内在的普遍本质说成是宗教的附属物。独立的道德要损害宗教的普遍原则，宗教的特殊概念是同道德相抵触的。道德只承认自己普遍的和合乎理性的宗教，宗教则只承认自己特殊的现实的道德。因此，根据这一检查令，书报检查应该排斥像康德、费希特和斯宾诺莎这样一些道德领域内的思想巨人，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并且要损害礼仪、习俗和外表礼貌。所有这些道德家都是从道德和宗教之间的根本矛盾出发的，因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书报检查制度所进行的令人讨厌的革新，一方面表现为它的道德良心的减弱，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它的宗教良心的大大强化；现在我们撇开这种讨厌的革新不谈，再来看看比较令人高兴的东西——让步。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版），119页
基督徒生活在制度各不相同的国家里：有的在共和政体的国家，有的在君主专制的国家，有的在君主立宪的国家。基督教并不能判定制度的好坏，因为它不懂得制度之间的差别，它像宗教应该教导人们那样教导说：你们要服从执掌权柄者，因为任何权柄都出于神。因此，你们就不应该根据基督教，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实质，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
——马克思：《〈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版），225~226页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4页
人把宗教从公法领域驱逐到私法领域中去，这样人就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宗教不再是国家的精神；因为在国家中，人——虽然是以有限的方式，以特殊的形式，在特殊的领域内——是作为类存在物和他人共同行动的；宗教成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精神。它已经不再是共同性的本质，而是差别的本质。它成了人同自己的共同体、同自身并同他人分离的表现——它最初就是这样的。它只不过是特殊的颠倒、私人的奇想和任意行为的抽象教义。例如，宗教在北美的不断分裂，使宗教在表面上具有纯粹个人事务的形式。它被推到许多私人利益中去，并且被逐出作为共同体的共同体。但是，我们不要对政治解放的限度产生错觉。人分为公人和私人，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阶段，这是它的完成；因此，政治解放并没有消除人的实际的宗教笃诚，也不力求消除这种宗教笃诚。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宗教信徒和公民，这种分解不是针对公民身份而制造的谎言，不是对政治解放的回避，这种分解是政治解放本身，是使自己从宗教中解放出来的政治方式。当然，在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的时期，在人的自我解放力求以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进行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做到废除宗教、根除宗教的。但是，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当政治生活感到特别自信的时候，它试图压制自己的前提——市民社会及其要素，使自己成为人的现实的、没有矛盾的类生活。但是，它只有同自己的生活条件发生暴力矛盾，只有宣布革命是不间断的，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正像战争以和平告终一样，政治剧必然要以宗教、私有财产和市民社会一切要素的恢复而告终。
的确，那种把基督教当做自己的基础、国教，因而对其他宗教抱排斥态度的所谓基督教国家，并不就是完成了的基督教国家，相反，无神论国家、民主制国家，即把宗教归为市民社会的其他要素的国家，才是这样的国家。那种仍旧持神学家观点、仍旧正式声明自己信奉基督教、仍旧不敢宣布自己成为国家的国家，在其作为国家这一现实性中，还没有做到以世俗的、人的形式来反映人的基础，而基督教是这种基础的过分的表现。所谓基督教国家只不过是非国家，因为通过现实的人的创作所实现的，并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只是基督教的人的背景。
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通过基督教来否定国家，而决不是通过国家来实现基督教。仍然以宗教形式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还不是以国家形式信奉基督教，因为它仍然从宗教的角度对待宗教，就是说，它不是宗教的人的基础的真正实现，因为它还诉诸非现实性，诉诸这种人的实质的虚构形象。所谓基督教国家，就是不完善的国家，而且基督教对它来说是它的不完善性的补充和神圣化。因此，宗教对基督教国家来说必然成为手段，基督教国家是伪善的国家。完成了的国家由于国家的一般本质所固有的缺陷而把宗教列入自己的前提，未完成的国家则由于自己作为有缺陷的国家的特殊存在所固有的缺陷而声称宗教是自己的基础，二者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在后一种情况下，宗教成了不完善的政治。在前一种情况下，甚至完成了的政治具有的那种不完善性也在宗教中显露出来。所谓基督教国家需要基督教，是为了充实自己而成为国家。民主制国家，真正的国家则不需要宗教从政治上充实自己。确切地说，它可以撇开宗教，因为它已经用世俗方式实现了宗教的人的基础。而所谓基督教国家则相反，既从政治的角度对待宗教，又从宗教的角度对待政治。当它把国家形式降为外观时，也就同样把宗教降为外观。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32~34页
当然，在政治国家作为政治国家通过暴力从市民社会内部产生的时期，在人的自我解放力求以政治自我解放的形式进行的时期，国家是能够而且必定会做到废除宗教、根除宗教的。但是，这只有通过废除私有财产、限定财产最高额、没收财产、实行累进税，通过消灭生命、通过断头台，才能做到。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33页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必要的时候，虽然装出几分怜悯的表情，也还可以为无产阶级遭受压迫进行辩解。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宣扬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它们对被压迫阶级只有一个虔诚的愿望，希望他们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恩典。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把国教顾问答应对一切已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的继续在地上存在进行辩护。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带有狡猾和假仁假义的烙印，而无产阶级却是革命的。
——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958年版），218页
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的形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333页
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应当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局限于抽象的思想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目的在于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阶层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以及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进步派、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传播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主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制，面对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的资本主义（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带来的灾难和折磨多一千倍）捉摸不定的力量，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本的捉摸不定的力量的恐惧，而这种力量确实是捉摸不定的，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的捉摸不定的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么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见《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版），250~251页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即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对待反宗教斗争问题，他们进行这一斗争不应当立足于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而应当具体地、立足于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入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入小资产者或自由派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像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对上帝的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是打小算盘：不得罪人，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见《列宁选集》第2卷（2012年版），252~253页
六、道德和艺术
作者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
贝朗瑞唱道：
“我活着只是为了编歌，
呵，大人，如果您剥夺了我的工作，
那我就编歌来维持生活”，
在这种威胁中隐含着嘲讽的自白：诗一旦变成诗人的手段，诗人就不成其为诗人了。
作者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者本人还是对其他人来说，作品都绝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宗教的传教士也是一样，只是方式不同，他也遵循一个原则：“多服从上帝，少服从人们。”这些人们中也包括具有人的要求和愿望的他自己。相反，如果我向一个裁缝定做的是巴黎式燕尾服，而他却给我送来一件罗马式的长袍，因为他认为这种长袍更符合美的永恒规律，那该怎么办呵！
——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版），192~193页
一方面，随着对象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对人来说到处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成为人的现实，因而成为人自己的本质力量的现实，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这就是说，对象成为他自身。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另一方面，即从主体方面来看：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此，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2009年版），190~191页
一本书能被称为民间故事书，称为德国民间故事书，这难道不是对它的高度赞扬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权对这类书寄予更大的希望；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书就应当满足一切合理的要求并且在各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尽善尽美的。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一天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恢复精神，得到欢娱，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玫瑰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饱受折磨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但是民间故事书还有一个使命，这就是同圣经一样使他们有明确的道德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权利和自己的自由，激发他们的勇气并唤起他们对祖国的热爱。
因此，一般说来，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如果我们着重考察一下目前的状况，考察一下争取自由的，并使自由具有各种表现形式的斗争，即正在发展的立宪主义，对贵族压迫的反抗，人们同虔诚主义的思想斗争，乐观精神同阴郁的禁欲主义残余的斗争，那么，我就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该要求民间故事书也面向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向他们说明这样做的实情和合理性，当然，即使不采取直接推论的方式，也决不能纵容阿谀奉承，不能鼓励对贵族卑躬屈膝，姑息虔诚主义。
——恩格斯：《德国民间故事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2005年版），84~85页
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与资产阶级的习气相反，与资产阶级企业主的即商人的报刊相反，与资产阶级写作上的名位主义和个人主义、“老爷式的无政府主义”和唯利是图相反，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
党的出版物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这不只是说，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见《列宁选集》第1卷（2012年版），663页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当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作家先生，你能离开你的资产阶级出版家而自由吗？你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作诲淫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而自由吗？要知道这种绝对自由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话（因为无政府主义作为世界观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我们社会主义者揭露这种伪善行为，摘掉这种假招牌，不是为了要有非阶级的文学和艺术（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才有可能），而是为了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
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
——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见《列宁选集》第1卷（2012年版），666~6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