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2016年中国总供给的自然形势展望
李波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展望2016年，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可能略显扩张。改革红利和结构红利的释放依然会促进总供给的扩张。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低位运行（下降幅度有限）也将继续对总供给产生正向刺激。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和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等问题的进一步显现将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成本，对总供给扩张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
一、扩张供给的因素
（一）能源价格走低
我国作为全球能源进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国际能源价格下跌有助于降低制造业成本，2016年原油、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走势对总供给的影响明显。
判断未来能源价格走势仍然需要从供求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供给层面看，预计美国原油库存持续增加，供给过剩持续；OPEC也将提高产量上限，全球原油供给将进一步过剩。然而，尽管美国页岩油（气）产量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使得美国目前有能力实现石油自给，但对某些常规区块开发、产量等有所限制，美国石油钻井数已降至逾5年低位，页岩油产量连续下滑可能缓解部分的原油供给过剩。同时，一些OPEC成员的石油出口仍有利润，“不减产”仍可持续，但中东局势的复杂化也将为油价走向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需求层面看，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很难实现明显复苏。除美国外，欧洲和新兴经济体的2015年经济表现令人失望。欧盟注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加上难民和恐怖活动对欧盟经济的负向冲击，预计2016年该地区原油需求仍然下降。同时，中国、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能源需求也将疲软。此外，国际油价还与美元指数负相关。2015年12月17日的美联储加息推高了美元升值预期，增加了原油等商品降价的压力。总体来看，2016年国际原油价格将继续低位徘徊，油价走低可能成为新常态。
低油价将继续降低国内企业成本，对总供给形成良性的冲击。由于目前油价仍然处在低位水平，2016年油价下行幅度将明显低于2015年，因此，由原油等大宗能源商品价格下跌产生的总供给良性冲击幅度将明显减弱。我们对2016年原油价格下跌对总生产成本、GDP增速和价格水平上涨率的影响分别进行了定量预测。2016年油价下跌对总成本的影响的测算仍然使用国民收入恒等式和宏观数据，结果发现，如果2016年国际原油价格下降幅度为8%[1]，总生产成本将下降0.2个百分点[2]
。我们基于总供给和总需求框架，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对2016年国际油价下跌对GDP增长率和价格水平上涨率的影响进行了定量预测。结果显示，2015年国际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仍然形成良性的冲击，油价下跌促使国内通货膨胀率下降，GDP增长率上升。如果2016年国际油价下跌8%，将促使CPI上涨率下跌约0.1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增加约0.05个百分点。相比较于2015年，2016年由于油价下跌产生的供给扩张程度将显著减小。
（二）结构红利
2016年影响总供给的另一个促进因素为结构红利。随着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要素的有效流动推动着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生产要素从低技术进步率的行业向高技术进步率的行业流动，使得经济结构升级，实现行业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率的增长。经济结构优化伴随着生产率的增长，将从供给侧对经济产生良性的冲击。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目前经济结构的优化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速度的提升。鉴于传统的两个支柱产业（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面临去产能化和去库存化，2016年，一些新的支柱产业的迅速上升将从供给端给放缓的中国经济注入新的动力。生产性服务业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重要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正在逐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此外，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这些以创新为动力的相关产业比重的提升也将对总供给产生良性的冲击。由此可见，伴随新支柱性产业获得崛起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2016年结构红利继续释放将刺激总供给扩张，对经济增长具有良性的推动作用。
（三）改革红利
经济体制改革将继续释放增长的活力，对总供给继续产生良性冲击，推动经济增长。预计2016年，改革红利的释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激励“双创”、实施结构性减税和价格、财税改革等配套措施的改革效果显现。该方面的改革红利释放不仅直接地降低微观企业的成本、激发企业活力、继续刺激供给端的扩张，也有助于经济结构的升级，进而间接地促进结构红利的释放，对总供给产生双重的良性冲击。另一方面，政府体制改革、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等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压缩资源配置寻租空间，降低隐性交易成本，调动经济建设中各要素的活力，助推总供给良性扩张，继续推动经济增长。
二、抑制供给的因素
（一）劳动力成本
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随之产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成为抑制总供给的主要因素。生产要素成本变化由两个因素决定：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要素的边际生产率。劳动力成本=劳动力价格/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的上升不能完全说明劳动力成本提高，需要结合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来判断。如果工资水平的上升幅度小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幅度，那么劳动力成本并未上升，反而下降了。在工资没有出现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如果生产效率的提高幅度低于工资的上涨幅度，会导致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使我国长期以来所依靠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
由于我国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增速缓慢，结合工资增速存在一定程度的刚性，劳动力成本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如图4—1所示，从2008年开始，随着平均工资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增加。预计2016年劳动力成本将继续保持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将保持上升的态势，这将增加企业成本，不利于供给端推动经济增长。
我们对单位劳动力成本上涨对总生产成本的影响进行了测算。由于劳动力成本是总生产成本的一部分，对于劳动力成本对总生产成本影响的测算采用的是结合国民收入恒等式和宏观数据的估算方法。测算结果显示，2015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幅约为0.6%，导致总生产成本增加0.4个百分点。预计2016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幅度可能为0.2%，最终将致使总成本上升0.1个百分点。
图4—1 劳动力成本和平均工资走势
（二）要素价格体系改革
目前中国要素价格仍未完全实现市场化。长期以来国内要素价格偏低，不能真实反映市场供求程度，包括土地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价格等均没有真正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定价。偏低的要素价格导致要素使用效率较低，产能过剩严重，经济结构失衡。为了缓解经济结构失衡，削减过剩的产能，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将成为2016年政府改革的重点。
从历史的低要素价格和要素供求现状来看，取消要素价格管制将导致要素价格上行，要素价格上涨迫使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将面临短期的痛苦调整。随着要素价格管制的放开，要素价格由内外统一的市场决定。根据一价定律，国内要素价格与国际价格将趋于一致，短期内国内要素价格将会出现快速的上升态势，将导致企业要素成本高企。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背景下，高企的企业成本将在原本就已经下滑的营业收入中继续压缩利润，从而降低企业扩大生产和资本支出的根本动力，导致微观主体的活力进一步下降。
由此可见，尽管要素价格体系改革长期内会迫使企业节约要素使用，提高生产率，促使整个经济体系实现更为健康的发展，但在短期内，要素价格体系改革导致要素价格的明显上升，这将打压企业扩大产出的积极性，抑制总供给扩张，从供给端对经济产生负向冲击。
（三）环境治理力度加大
随着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环境标准的提高导致企业治污成本上升。长期以来我国资源使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鉴于此，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环境政策，提出如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等约束性指标，环境标准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当前空气质量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治理雾霾的环境标准提升将通过增加企业治污成本的途径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钢铁、水泥、焦炭等行业会遭受很大的冲击。环境标准的提高要求能源使用效率增加，能源使用效率的增加将通过两种途径显著地抬高企业生产成本，一是使用较高价格的优质能源，二是增加技术资金投入或者替换高成本的设备，这些都将间接地加重企业的要素成本负担，迫使企业缩减产能，抑制供给扩张。
三、总体判断
总体而言，2016年总供给仍然会产生良性的扩张，但扩张幅度明显小于2015年，呈现略显扩张的态势。尽管结构和改革红利的释放将继续正向刺激总供给，但这种正向刺激的效果很可能被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价格体系改革以及环境治理成本增加等负向冲击对冲。更为重要的是，2016年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幅度的明显缩小，将压缩由生产成本下降所产生的供给扩张空间，导致总供给扩张的幅度较为有限，或将出现中性偏扩张的态势。
注释
[1]我们2016年对国际原油价格走势的判断参考了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15》，以及近期各机构对国际原油价格走势的预测。
[2]测算方法与第1章中研究供给扩张所使用的方法相同。2016年数据为预测值。预计国内原油现货（大庆）年均价格约为43美元/桶，WIT原油现货年均价格约为45美元/桶。预计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6.9（见第5章第二节“货币金融自然走势”），原油对外依存度与2015年相同，为60%，表观消费量同比增长率为5.5%。我们假定，非能源成本同比增长率近似等于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并设定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率预测值为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