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
——我的哲学启蒙老师、父亲张石渠先生
“无穷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这是父亲青少年时期亲自书写在自己书桌上的诗句。悠悠岁月，人生苦短。父亲已逝去半个多世纪，我也届耄耋之年，虽有诗书伴我终生，先哲抚我心灵，然学而无成，唯叹惜时光之流逝，愧对精神之永恒。
我于1921年5月生于武汉市北郊东西湖区的柏泉乡，距汉口（当时称为“汉口特别市”）50余里。新中国成立前，柏泉乡是一个小岛，四周环水，难与外界相通，我从小就听父亲说，这块地方是“世外桃源”。在旧社会里，“世外桃源”就是乐土的别称。据我家族谱记载：相传大禹植柏于大别山巅，其根穿入柏泉乡，泉水喷涌，故名。我小时经常听父亲教育我：生长在“柏泉”这块土地上，就要像松柏一样有岁寒后凋的精神。“柏泉”对我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一处秉坚凝之质、可供人“独游泉石”的“仙境”。“飘零还柏酒，衰病只藜床”（杜甫：《元日示宗武》），我一生在外飘游，至今还时兴“归去来兮”、再饮柏泉之想，就像我的哲学足迹，虽然遍历中西古今，最终还是向往少年时期所迷恋的老庄家园一样。
我母亲是乡下妇女，聪慧，为人忠厚。祖父是乡下裁缝，无半亩薄田。父亲在私塾念书时，据说还要靠借债才能交得起一点书本费，但父亲立志向学，曾在自己的书桌上贴了一张纸条，写下上述的诗句以自勉。一位从城里回乡的官人、族长“四老爷”偶尔看到了父亲写的诗句，大为赞赏，便愿意资助父亲到城里念书，父亲由此而在武汉市念完中学，最终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教育系。
父亲从武昌高师毕业后，一直在武汉市中小学任教，主要教国文（即今日之语文课程）和历史。我九岁前在乡间私塾念书，父亲于寒暑假回乡，教我背诵《论语》、《孟子》和《古文观止》，特别是陶渊明的诗文，《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五柳先生传》，是我背诵得最熟的名篇。父亲在我面前经常称道陶渊明“不慕荣利”，“不为五斗米折腰”，说这是老庄的道家精神。父亲在我幼稚的心灵打上了老庄哲学的烙印。我九岁时随父亲到汉口市念小学，从四年级念起。大概就在那一年，父亲给我讲解《论语》上的“子曰：盍各言尔志”，顺便要我作一首言志的诗，我写了这么四句：“清晨荆扉开，儿童移树栽。待到十年后，儿树两成材。”父亲看了看，似乎高兴地笑了笑说：“够得上打油诗的了，还算有点志气。”在念小学和初中期间，几乎每天晚间，父亲都要教我一些古文，每一个月都要我利用星期天写一篇文言文。我用白话写文章，只是1941年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以后的事。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一直铭记在心：“身为一个中国的读书人，中文写不好，乃可耻之事。”他认为只有多读多背，才能出口成章，写好文章。我喜爱孟子、韩愈和梁启超的文字，爱写说理文。小学五年级时，我参加汉口市全市小学国文学科年级比赛，获第一名。父亲越发鼓励我读古文，写好文章。在他脑子里，中小学生的重点之重点课程是国文。
初中时期，除了《古文观止》外，父亲还教我读《史记》和《庄子》。在讲解《史记》时，父亲特别赞赏司马迁不甘做随声附和的帮闲文人和御用文人的气节，并联系“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教我一些“做人要有骨气”的道理。我喜爱“不食嗟来之食”的品格，不能不说是受了父亲的遗传。1997年，我看当时正在上演的电视剧《司马迁》，深有感触，联想起初中时父亲教我《史记》时的教导，便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就叫作《“嗟来食”》，收入拙著《北窗呓语》（东方出版社，1998）。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升华为邻里称道的民族气节。1938年武汉沦陷，父亲辞去市区小学教席，蛰居乡间，务农维生。日伪维持会派人预送薪金，请父亲出任伪职“维持会教育局局长”，父亲坚拒不就。他租地自耕，以维持一家九口人的生计，并在乡间的一所小学里从事爱国主义教育事业，常常一手扶着犁梢，一手持着诗书，嘴里还念念不忘子曰诗云，邻里称他为“柏泉的圣人”。过路人不免安慰他一两句：“石渠先生，歇歇吧，别太累了。”他笑着说：“我这是犁尽世间不平地呀！”从父亲的身上，可以窥见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
初中时期，父亲在为我讲《庄子》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告诉我：“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附带还有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我当时对《庄子》上讲的内容，几乎都是“恍兮惚兮”，只有这两句话一直留在我脑海里：“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但我绝不是一个远离红尘、不问现实的人。我痛恨当时的官场和社会上不平等的现象。汉口市的大街上经常有警察棍打人力车夫的现象，我在路旁经过时，辄怒目以视，或上前理论。当时的汉口市市长吴国桢曾到我念书的汉口市一中讲演，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他那副官僚面目和气焰触怒了我，我在那天的体育课上借故高唱岳飞的《满江红》以泄愤。次日，教导主任把我叫到他面前训斥了一大顿，我那年的操行成绩被列为丙等。据说这还是由于国文老师宁彻澄先生为我求情，从轻发落，否则，就是操行不及格，受到留级处分。宁老师是老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很欣赏我的作文，曾推荐我参加全市中学国文年级比赛，我得了第一名。比赛的作文题是《论时间》。宁老师说我的文章“颇有哲理”。可我当时并不理解哲理是什么意思，还请他讲解了半天。我念初中时，每学期终了，父亲总要仔细检查我的成绩单，稍有不佳，就要训斥，可是这次他知道了我得“操行丙等”的缘由后，却莞尔曰：“不要太露，淡然一点的好。”还为我讲了韩信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并用朱笔在书上写了眉批：“小不忍，则乱大谋。”可是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开始想到将来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曾幻想做政治家，改造社会，甚至幻想过要做哥伦布，发现一个更新的大陆。稀奇古怪的各种想法一时涌上心头，似乎未来的一切可能性都属于我。我虽然为此翻阅过一些名人传记，但实际上最终仍然屈服于父亲的严厉管教，终日埋头书本，想做学问中人。
我家兄弟姐妹六人，加上父母亲和祖母，是九口之家，都靠父亲一人任中小学教员维持生活，家境贫寒。父亲总是单身一人住在学校，从未把家眷从乡下搬到城里。他无力同时让兄弟姐妹六人都受到教育，便把希望寄托在我一个人身上，倾全力精心培养我。我小时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他的管教，我最怕他，也最爱他，他对我的教育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哲学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