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道咸同光诸科班（1900年以前）
一、诸科班基本情况概述
为便于直观分析，笔者将见诸记载且目力所及的这一时期主要京剧科班制表如下：
表1.1.1 北京地区主要京、昆科班一览表（清道光——公元1900年）[1]
表中所列17个科班，除双庆、小金奎等基本资料比较缺乏的科班，其余科班基本情况如下：
1.嵩祝科班，系由在嵩祝大班学艺的“后生子弟”组成。嵩祝班是成立于道光初年的徽班，最早记载见成书于道光三年（1823）的《燕台集艳》。据《辛壬癸甲录》记载，嵩祝班在道光十一年（1831）进入了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寥落不能自存，部中人稍稍散去，其教师父老，乃复召集后生子弟别为一队，曰小嵩祝部。”由此可以得知，在“小嵩祝部”成立之前，嵩祝班已经有一部分童伶在此习艺。而在其成立之后，嵩祝班进入了一段相当长的以童伶日常演出为主的阶段，从而声誉复起，“座上客常满，有隔日预约，不得入座者。”[2]道光二十五年（1845）杨静亭《都门杂咏·词场门》中有“时兴嵩祝戏新鲜，都下传闻数十年”、“歌童粉旦妙娉婷，小戏多从嵩祝听”等句，也说明了嵩祝班此时以童伶为主的演出状态。
“咸丰年间，嵩祝班仍以学生为主体（姚增禄即其中之一员），外邀少数成年的名脚为主演……同治三年（1864）刘万仪（义）、徐宝成、龚宛香（翠兰）、周玉衡联合接办嵩祝班（见《清代乱弹戏在宫中发展的史料》），改变从前以童伶演出为主的状况。”[3]现有记载中并无咸丰朝以后某位演员在嵩祝坐科的记载，而坐科于此的姚增禄（1840—1917），“自幼坐科嵩祝，习昆小生。不久，嵩祝散，改从师兄薛姓习武生”[4]。按姚增禄9岁入科学艺计算，嵩祝科班解散的时间不会晚于咸丰初年[5]，由此可以推断，由道光初至咸丰初，嵩祝科班存在的时间为三十年左右。
2.小金奎科班。仅知谭鑫培、叶中兴在此坐科学艺，从谭鑫培还曾在咸丰中期成班的双奎班学艺来看，这个班存在的时间较短。
3.双奎科班，是张二奎、大奎官所组的双奎班附属的小班。双奎班最早的记载见咸丰五年（1855）双影盦生所作《法婴秘笈》，解散于咸丰十一年（1861，因咸丰帝驾崩国服而解散）。主要演员有张二奎、曹二官、王聚山、姬明亮、陆翠香、孙八、余玉升、王宝庆、方松林、朱三喜、王长桂、徐宝成、任七十、王长寿、张七、韩双盛、陶长林、周喜子等，其中的方松林、王长桂、徐宝成、任七十等，均为嵩祝科班培养的演员。著名武生杨隆寿在双奎科班坐科，从任七十等学艺，而王芷章更直言双奎科班“是接收了嵩祝的旧摊子而成，以武戏见长……至于俞菊笙、杨月楼，虽说为张氏忠恕堂弟子，但他们学习武戏，也必定在科班之中，随着群众练功夫，这样也自然能算作科班的学生了。若论班中的教师，如徐宝成、任七十、曹二官等，都在大班之内，无须外求。”
双奎班于咸丰十一年解散，则附带的科班解散的时间应与之同时，前后不超过十年。
4.小福胜科班。掌班朱廷贵原在双奎班为张二奎管衣箱，双奎班解散后自己征集股本成立科班，班址设在西柳树井赣州会馆。[6]本班于同治二年（1863）报庙成班，班名“秦腔小福胜班”，从报庙花名来看，系完全以在科学生为主要演员的科班。据科班学生范福泰[7]的自述，小福胜班“同治五年七月在某园正演《断后》一剧时，忽传某皇太妃死，即停演。又移平则门长玉轩说白清唱，不久即散。”[8]则这个科班存在的时间不超过五年。
5.胜春奎科班。成立在同治年间，初见记载于同治十一年（1872）《精忠庙花名册底簿》，因当年农历四月二十二日内务府“堂谕”，要各班花名底。遵令呈报花名的有胜春奎班在内。从报庙花名看，是一个以成年演员营业演出为主的大班[9]，其科班是附属于大班而立的。而在农历四月报班底花名后，五月即有同治皇帝上谕：
胜春奎由内务府太监黄三出资，附设的科班共招收学生两科。之所以骤然被御史参劾，据说是当时在科的学生陈彩林因得罪了袁承业（即前引谕旨中参劾太监的御史）所致。清袁祖志《海上吟》中有赠予陈彩林的诗，诗序中说：“陈彩林，上海金桂轩之伶人也，初隶京师胜春奎班。班为内某监所蓄，其时彩林尚在髫龄，因不赴某侍御之召，侍御衔之，飞章弹宦官不得私蓄梨园，上韪其言。该班散，而彩云遂来上海，登场四顾，倾倒一时。”[11]
6.全福科班，是同治年间北京唯一的昆腔科班。出资者为恭亲王奕，报精忠庙时班名“全福班”，领班为杜步云。第一科学生以金字排名，同治十三年（1874）穆宗国服时一度停止营业演出，杜步云举家回乡，班务交由唐阿常主持，又收第二科学生，以迎字排名，未及满科即散班。推测前后办班时长六七年左右。
7.小和春科班于同治九年（1870）报精忠庙，当时只报了学生的名单，后又遵同治十一年（1872）内务府下谕上报戏班花名底册，这时的花名就以成年演员为主，附带学生若干名。该班解散时间不详，因未见同治十三年以后演出的相关记录，很可能在穆宗国服期间（1874—1876）散班。
8.四箴堂科班，是附属于三庆大班的小科班，故又名小三庆，名义上由程长庚养子程章圃主持，实际领导者是程长庚本人，以较之其他科班更为严格的教学方式著称。开办时间约至1880年程长庚去世止，持续了六七年，培养了两科学生[12]，其中不乏清末至民国期间活跃在舞台上的名演员。
9.小恩荣科班，是醇亲王奕譞出资开办的王府科班。据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载，该班：
可见该科班与王府之间有着非常高的依赖和从属关系，属于“家班”性质。奕譞于同治十一年（1872）晋封醇亲王，光绪帝登极后以皇帝生父身份被加封“世袭罔替”，则慈禧亲赐帑成立的小科班很可能成立在奕譞加封之后，由是推测小恩荣科班存在时间约16年。
10.小荣椿科班（及小天仙科班），系以演员杨隆寿为班主，集九名梨园同业股资合办。该班系光绪八年（1882）开办，至光绪十四年（1888）头科弟子满师之后始报庙成班，班名“小荣椿班”。成班的方式是以成年演员（含已出科的学生）为主，在科学生为底包的形式。开办十年后（1892）因财务紧张停办，杨隆寿又联合张玉贵等人续办小天仙科班，而小天仙的教学与经营方式和小荣椿完全一致，这两个科班实是前后一体承续的关系。小天仙科班约开办至1900年庚子之乱前，存在近8年时间。
11.小玉成科班由田际云组建，成立于1887年，是梆子、二簧“两下锅”的体制，在上海演出四年后回京组成玉成大班。据精忠庙花名册，玉成班在北京报庙成班的时间为清光绪十七年（1891），报庙名称为“新出秦腔玉成班”，所列花名以成年演员为主，还有“玉奎”、“玉楼”等小科班学生55人。科班本身一度在1900年的“庚子之乱”期间停止活动，1901年重组延续为“小吉祥”科班。小玉成班本身存在的时间为13年。
12.小洪奎科班于光绪十四年（1888）报庙成班，班名“小洪奎班”。报庙花名显示为以成年演员为主，附带学生演出的戏班。光绪十八年（1892）精忠庙档案有“复出洪奎班”，可见在此之前即散班，原班存在时间不长。
13.小丹桂科班于光绪十六年（1890）报庙成班，班名“小丹桂班”，系成年演员与学员共演的“大小班”，大班演员与小班学员的姓名分贴上报。该班解散时间不明。
14.小福寿科班由余玉琴创办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光绪二十二年（1896）余玉琴与陈德霖等合组福寿班，自此小班与大班共同演出。1900年“庚子之乱”期间大小班皆解散，余玉琴至江南一带避祸，1901年返京重组福寿班，但未见有小福寿班随之重组的记载，该班存在7年。
15.小鸿奎科班报庙成班时的花名状态，是以成年演员为主，学员演出为辅的班社。因为在成班后不见演出记载，可能持续时间很短。
二、关于这一时期诸科班的分析
从组建和运营方式上看，这个时期的科班分附属于已有戏班和独立组建两种，其区别在于大班和科班之间的关系：附属于已有戏班的科班，是在以成年演员为主的戏班业已存在的前提下成立，与“大班”之间是从属关系，如道光年间的嵩祝科班，咸丰年间的双奎科班，同治年间的四箴堂科班等，实际上就是齐如山所说的“大班带收徒弟”。而独立组建的科班如小荣椿科班等，其运营方式是先收徒教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学员具备了独立演出能力后，出于为学生创造舞台实践机会、维持科班运转、实现经济收益等多方面需求，再同约请加入的成年演员共同组成正式戏班[14]，作为科班的“小班”，与“大班”之间是共生关系。因此往往出现实际组建科班，与上报精忠庙，组成具有日常营业演出资格的戏班之间存在时间差的情况。
无论是附属于已有戏班还是独立组建，这段时期内的科班，对于“大班”的依赖程度都是非常高的。方问溪在其《梨园话》“科班”一条中说：
可见科班的前期投入，以及维持日常教学都需要相当的成本，再加上教学功能之外，往往还要带有营利的目的；而作为以学员为主要阵容的科班，不论在艺术水准还是在社会声誉方面都有所不足，因此不管是演出实践上还是经济收入上，绝大多数科班都需要依附于大班。只有少数投资人实力极为雄厚且可能营利目的并不很强的科班，如恭亲王奕投资开办的全福科班，才能在组班时完全以在科学生作为主要演出阵容，而这样的情况实属特例。
如以光绪初年《观剧日志》[16]所载的一些演出情况为例：
其中标注演出者为“小”的，都是科班学生所演的戏，穿插在成年演员所演剧目之间。科班剧目既有唱昆腔的（如《赏荷》、《折柳》、《游园》等），也有唱皮簧的（如《金龟》、《黄鹤楼》等），既有以“三小”（小生、小旦、小丑）为主的折子文戏，也有人数较多的热闹武戏（如《清风寨》、《火云洞》等）。像这样科班学生所演之戏，穿插在大班剧目之间作为开场戏或戏间调剂的情况，无论在日常茶园、戏园营业演出，还是在堂会场合中都是极为常见的。又如成立于1893年的小福寿班，其演出模式是：
附属于大班的科班，艺术上需要大班成年演员或外请教师教授，经济上需要大班提供资金维持，舞台实践上需要随同大班共演；独立组建的科班，在组成正式戏班前，同样需要借用大班提供的演出机会（包括堂会），组成正式戏班后，需要依靠大班的叫座能力带来更多经济收入，这种科班严密依存于大班的情况，直到20世纪初还较为普遍地存在着。
从人才培养的规模和结构上看，科班的学员人数较多，规模较大，少则五六十人[20]，多如小荣椿科班者，同时在班学艺人数超过百人。[21]而分析其构成，则生、旦、净、丑等各行当，以至文武场面、箱杂各行无所不包，而各行学员比例基本平衡，可见是以一个完整的戏班为基准，以全面培养各方面京剧人才为目的的。
从人才培养方法上来看，科班教学比较重视基本功训练的扎实和严格，如四箴堂科班，要求学员晨起练功、吊嗓，武功教师崇富贵对学员的要求极为严厉，以打人出名，人送外号“崇剥皮”[22]。班主程长庚在每晚十点钟后，众学生集合结队参拜祖师完毕，“长庚必于每一行中选择三人，至其面前，令将日间所学诸剧一一背诵之，如有错误，则为教正。凡三次如再有误，必责罚之，责毕，仍令复习，迨精熟后，长庚始挥手令去。”[23]
此外，科班将众多习学不同行当的学员集中一处教授，有利于学员接触不同行当的艺术，增广见闻，在当时具有比较长远教育眼光的科班主持人如程长庚者，着意强调某一部分学员“过排”时（学戏完成后的内部联排，带有向班主汇报性质），其他所有学员必须在旁观看，目的是“三庆班的学生出了科，要改唱别的行当，不用从头学起。”[24]同时科班因为行当齐全、人数众多，有条件排出完整的、具有一定规模的大戏。而且一方面学员坐科六七年间生活、学艺、演出都在一处，利于艺术上的磨合，使得科班演出配合较为严密；另一方面，由于科班一般长期随同大班演出，观摩和舞台实践的机会都较多，和大班的衔接也比较紧密，因此科班培养的人才“技术都极优美，次者的技术，亦够水准”，“小班中徒弟的技术，则大多数都站得住。”[25]
从这一时期北京地区各科班存在的时间来看，多数不超过10年，培养学生超过两科的很少，开办时长受到众多因素的限制，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帝制极权社会中皇帝、皇太后、皇太妃等去世时的“国服”期间，统治者实行强制禁止娱乐的政策，造成急剧的城市戏剧市场运转停滞。其中皇帝驾崩造成的禁止娱乐时间最长，达二十七个月，缺乏收入的戏班一般会被迫解散，而运营成本极高，对“大班”依赖性又极强的科班也因此很少幸免。[26]但需要指出的是，“国服”既常是旧有科班的解散期，又往往是新科班的开办期，更是戏曲艺术由主要城市向其周边扩散的良机。清道光、咸丰、同治三位皇帝的“国服”期满之后，往往马上就有冠以“小xx班”名号的新建戏班活跃在戏曲市场中，可知这些科班早就在“国服”期间开始了教学甚至有限的演出活动；而“国服”期内诸多戏曲班社向城市周边乡间的转移，客观上也拉动了乡间小型科班的成立[27]，使得通过科班进行戏曲教育传承的形式，虽命运多舛，但始终不绝如缕。
除“国服”期间禁止娱乐的原因外，出资人或主要管理者情况的变动（如小恩荣科班出资人奕譞、四箴堂科班主办者程长庚的去世等），以及社会剧烈动荡导致的市场凋敝，也是导致科班解散的重要原因。总体来看，科班作为需要很高的前期投入和管理、运营成本的机构，在竞争极为激烈和常受到外来高压政策阻滞的特殊市场环境中，显得相当脆弱。尤其是科班多系私营，个人出资财力有限；更重要的是这个时期的多数科班出资人，往往并不重视戏曲教育本身，而看重开办科班带来的利润，因此每当市场转入凋敝，他们就要撤出资本，导致这个时期的多数科班缺乏长久的持续性；与之相对的，反而是一些对戏曲教育有高度自觉的（甚至是视为神圣的）伶人，如程长庚、杨隆寿、田际云等，在开办科班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百折不回。
注释
[1]本表系以《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6月）325~326页中“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主要京剧艺术教育机构表”（钮骠制表）的一部分为基础制成，笔者有所增删。
[2]张江裁辑：《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卷五，署“蕊珠旧史”（杨懋建，即杨掌生）《辛壬癸甲录》，北平邃雅斋，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铅印版。
[3]《中国京剧百科全书》“嵩祝班”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6月，741页文中所说的“接办”，是沿用嵩祝班名，将业已解散的嵩祝班重组，重新报精忠庙备案成班。
[4]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163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5]据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228页，“（王长寿）和徐宝成、任七十等在嵩祝班同台演唱。宣宗（道光）国服，戏班散”，则嵩祝班解散应在道光三十年。
[6]参见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下卷“朱廷贵”条，北京，中华印书局，1936。
[7]京剧老伶工、教师，幼入小福胜科班习花脸，光绪十一年选入升平署任民籍教习，历任小福寿等科班教师，系喜连成第一科教授，教武戏。
[8]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298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同书引同治二年精忠庙报庙花名册载小福胜班生行有崇福贵、茹福生等十一人；丑行：王福连等七人；旦行：许福英、彩福禄等九人；末行：冯福永等七人；净行：范福泰、许福雄等九人。武行四人，场面七人，箱杂四人。按王芷章所引花名册，属于《精忠庙事务衙门旧藏资料》中的一部分，据《中国京剧编年史》p301注解，“这一部分资料，由梅兰芳捐赠中国戏曲研究院，尚在整理之中”。目前花名册原件（缺一部分）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复抄件分别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齐如山后人处。这部分资料的复抄件，系因原收藏者齐如山因时局纷乱，恐其散失，于是交由周明泰（志辅）与王芷章各抄一份。其详细情形，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戴云老师的文章《戏班花名册的史料价值》介绍甚详，齐如山在其《国剧漫谈》等著作中也有所提及和引用。
[9]花名见《中国京剧编年史》，364页，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
[10]《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三百三十三，同治十一年五月丙戌。
[11]袁祖志：《海上吟》，上海，上海藏经史馆，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本。
[12]据《中国京剧百科全书》740页“四箴堂科班”条载，该科班招收学生60余名。
[13]周明泰：《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公元一八八八年光绪十四年”条。周明泰言本年醇亲王卒，实则奕譞薨于光绪十六年，周氏记载有误。又：关于“高阳土班”何以能演昆弋，齐如山在其《国剧漫谈·谈吾高阳县之昆弋班》一文中论之甚详，与周明泰之论有出入，因无关本文主旨，仅引周文为明小恩荣科班的终结原因。
[14]戏曲界俗称“太子班”。
[15]方问溪：《梨园话》，54页，北京，中华印书局，1931。
[16]王芷章《中国京剧编年史》410页注解说：“（《观剧日志》）原书系稿本，现藏中国戏曲研究院，里边没有载列著者姓名，后归铁竹馆所有，给它加了一个书名，叫《五十年前观剧日志》。书中所记，为每天看了哪个戏班的什么戏……戏目旁边，写着演员的姓名、或外号、或小名，字迹潦草，颇难辨认。年代从光绪二年起，到光绪九年止。因为所记实属光绪初年之事，所以我称它为光绪初年戏剧日志了。”
[17]系光绪二年丙子（1876），其时同治皇帝国服周年已过，准许彩唱，但日常营业演出尚不能回复旧观，因此出现了各班共演的合作性演出，所以各戏演员，分属不同戏班。
[18]系光绪四年（1878）农历九月十三日总部胡同某宅举办的堂会，演员以三庆班为主，共演三场。
[19]《立言画刊》载《老伶工访问记—范宝亭》，原刊1942年4月18日第186期第7版。
[20]参见前列表格及前述各班概况。
[21]参见见王芷章：《清代伶官传》下卷“杨隆寿”条，北京，中华印书局，1936。
[22]见《中国京剧百科全书》740页“四箴堂科班”条。按，举出崇富贵“打人”为例，仅是为了说明科班教学的严格程度，仅就以“打”教学而言，在旧时戏曲科班中不能不承认带有普遍性，但对这种教学手段的采用，在科班教师之中也因人而异。比如崇富贵坐科的小福胜科班（在科名崇福贵），班主杜步云就因性格和蔼，从不打人著称；后来的喜（富）连成科班中，如萧长华、韩乐卿等教师，据弟子们的回忆，也从不以“打”教学。
[23]载1938年3月22日北平《实报》。
[24]钱宝森口述、潘侠风整理：《京剧艺术杂谈》，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64。
[25]齐如山：《国剧漫谈·百余年来平剧的盛衰及其人才》，《齐如山文论》，26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
[26]目前笔者掌握资料中唯一的特例是四箴堂科班，因为在同治皇帝去世后，三庆班虽不能正常营业，但由于积累深厚，加之班主程长庚出于很强的道义感勉力维持，并未解散，因此附设的科班也得以维持下去。
[27]参见齐如山：《国剧漫谈·谈吾高阳县昆弋班》，《齐如山文论》，311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