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思想的轨迹
1938年1月18日，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出生在伦敦北部埃德蒙顿的一个普通办事员的家里。在读大学之前，吉登斯也不过是在一所普通的中学里接受教育。1956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被成立于1928年的英国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录取，开始在那里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尽管这所大学在英国并非那么的著名，但在善于引导学生以及认真负责的老师的带动下，吉登斯的能力和兴趣也发挥得游刃有余，最后他以极为优异的成绩毕业。显然，这种初始的学科背景影响到了他未来的研究，因为他后来的研究明显地透露出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关怀，并由此而发展出他自己的一套能够体现这两个学科特点的独具匠心的社会分析法，即结构二重性的分析法。
初入大学之门的吉登斯，似乎并没有其他更高的奢望。也可能，他最初并没有想要在未来成为一名学者或者什么理论家，而是私下里想着要去子承父业，当一名行政部门里的公职人员。与此同时，在英国这样一个讲究出身和背景的国度里，他那并非书香门第的家庭，也自然使其远离了牛津和剑桥这样顶尖的名校，而在赫尔大学发展他的学术旨趣。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一开始，他本来是想要去学习哲学的，但是哲学没有学成，结果转去了心理系，而那个心理系也很特别，除了心理学之外，还有社会学，学生要兼通这两门学科。而恰恰是这样的大学背景，成就了吉登斯独具魅力的社会理论探索之路。
而且，更值得指出的是，那个时候，在赫尔大学传授社会学知识的那位教授是一位地地道道的以西方以外的异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家，他的名字叫彼得·沃斯利（Peter Worsley）。沃斯利本人从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人类学系毕业并拿到博士学位，是一位以研究澳大利亚土著民族著称的人类学家。他的博士论文《旺伊迪家瓦的社会结构变迁》尽管没有出版，但是从那本著作中，你可以看到这位人类学家对于法国传统的结构社会学的质疑和否定，他基于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田野研究对原始的图腾制度的社会学解释提出了挑战。[1]而他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便是以研究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而著称的《号角即将吹响——美拉尼西亚的“船货崇拜”研究》（1968）。但因为政治见解上的原因，他并没有能够留在英国最好的大学教书，而是转去他的母校赫尔大学，并以教授非自己本行的社会学为业，尽管他教授的社会学课程，可能比专业的社会学更加有吸引力。在吉登斯看来，沃斯利那时除了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之外，更是一位睿智的比较社会学家。他采用了各种方式来比较各种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来教授他自己所理解的社会学，这一点显然也影响到了吉登斯以后在理论表述中的那种社会与文化比较的视角和关怀。[2]
吉登斯大学毕业之后，在沃斯利的建议下，于1959年进入著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是研究19世纪英国伦敦的体育运动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据吉登斯说，那篇名为《体育运动与当代英国社会》的硕士论文，在篇幅上，差不多已经相当于一篇博士论文了。[3]
吉登斯那时所选择的这个研究主题，是在后来才引起社会学界关注的一个话题。至少在今天，有关体育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成为社会中一门很重要的学科了，但是，在吉登斯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期，这门学科还是不存在的。吉登斯在自己的论文里特别提到，所谓的现代体育运动，比如足球、英式橄榄球、曲棍球以及网球等，尽管各自都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但是，差不多都是在19世纪以及20世纪之初被社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在这一分析中，吉登斯借用了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概念，那就是，通过社会逐渐容忍给予各种形式的体育运动以固定的竞技场地，随之发展出来一些比较完备的竞技规则与章程，这样，体育运动就从最初粗陋的形式，变得愈加精致化，而这个过程，恰好符合韦伯所说的一种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的过程。[4]
1964年，在吉登斯硕士毕业之后，他申请到了英国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的职位。在那里，他结识了后来享誉欧洲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这位以撰述两卷本《文明的进程》[5]而声名远播的德国裔社会学家，那个时候还不为学界所熟知。不过，埃利亚斯在研究和教学上的大师风范，以及在逆境中依然坚持不懈地去探索的刚毅性格，一定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吉登斯，而埃利亚斯本人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对于吉登斯的影响，也在吉登斯后来的著述中有所体现。
在莱斯特大学教学期间，吉登斯曾经先后获得多次出国访学的机会。在1966—1969年的这段时间里，他曾经访问并任教于加拿大的西蒙·弗雷泽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些访问让他接触到了那个时期风靡北美的社会激进派的思潮，特别是1968—1969年在洛杉矶任教的那段时间，他亲眼目睹了各种频繁发生的政治对抗与社会运动。一些嬉皮士、行为怪异的人，当然还有一些离群索居的人，在那时似乎一下子都出现在了洛杉矶这座城市中，他着实为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所吸引，也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个思想自由的实验场所吸引，所有这些，都对其后来的社会学理论思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还是念念不忘美国洛杉矶的那些激进派的思想与行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还专门对此问题展开过比较严肃的学术讨论，并结集出版过一本如何超越有关左派和右派政治前途的著作，书名就叫《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1994）。[6]
1969年，吉登斯结束访学之旅，回到了莱斯特大学。不过，之后很快地，他便接受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聘约，离开了莱斯特大学，在剑桥大学担任社会学讲师的教职。他在剑桥一待就是28年。这所老牌世界真正一流的大学，为吉登斯提供了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吉登斯奢侈地拥有着这份难得的时间上与资源上的餍足，他之前在社会理论上的长期积累和阅读，一下子得到了一个敞亮的空间来加以释放，那是一个在他学术生涯中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同时也为他后来所获得的社会学名声，奠定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学养基础。可以说，吉登斯自己的一些很有分量的社会学理论著作，就是在那个时期酝酿完成并得到出版的，其中就包括他的成名之作《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1971）[7]，另外还有《先进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以及《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1976），后面这两本书也是在此期间出版的。
不过，可想而知，这位并非由牛津、剑桥出身的社会学者在剑桥大学的遭遇也并非一帆风顺，不过他也在逆境中不断地磨砺着自己的理论锋芒。他自己从大师级的埃利亚斯那里所承继下来的欧洲大陆学者的那种坚忍不拔的学风，使他后来终于可以在剑桥声名鹊起。不过，他并没有很快拿到博士学位，而是延迟到1974年才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但在此前，他已经成为英语世界对古典社会理论加以阐释的极为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了。那本1971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足以让他在世界社会学理论家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此之后，他又经历了差不多14年的学术探索，在1985年，他正式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这是这个大学第二任社会学教授的职位。在此之后，他在剑桥大学开始了社会学新取向的创立，他首先在剑桥创建了一个新的学系，即社会与政治科学系，自任该系的系主任。这个全新的社会学系，让他可以施展自己的理想，将自己对于社会的理解融入到这个学系的发展中来。这些努力最终没有白费，每一步都显得极为扎实，这些作为也预示了他未来可能有的影响力。1987年，他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在社会学，特别是社会学理论这个领域的影响力。
对于吉登斯自身而言，1997年可能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年份，在那一年，就像当初离开莱斯特大学一样，他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在那里实现了自我学术价值理想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出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院长。而那一年的5月1日，英国工党赢得了大选，结束了18年反对党的身份，成为一个执政党。而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对这个政党的执政理念，也逐渐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他接受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这份聘约的初衷是要在这所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在世界上极为有影响的大学里，建立起一个学术对话与交流的平台，通过学术的争论，为当今世界的巨变提供一些新的制定全球政策的理论依据。很显然吉登斯的社会学是入世的，他从来没有真正脱离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且他的思考范围也绝非仅是英国本土，而是整个世界。并且他也从来不隐瞒自己对于政治的看法和态度，他所参与创立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学应处的位置的一种价值判断。
与此同时，这也许也是他早年未实现的从政理想的另外一种实现方式。不过，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在1997—2003年这6年中，吉登斯的名声已经远远超出了英国本土，迅速跻身世界级的有重大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的行列，他的声音，成为当时布莱尔政府制定政策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声音。同时，他的成就也得到了英国皇家的认可，在2004年5月，他被授予了“终身贵族”（a life peer）称号，这样，他的正式称谓就变成了“安东尼·吉登斯勋爵教授”（Professor Lord Anthony Giddens）。2007年1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还专门邀请画家迈克尔·诺克斯（Michael Noakes）为这位前任院长画了肖像，以此作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永久珍藏并悬挂在学院墙壁上。这既体现了英国大学学术的一个传统，同时也体现了一位学术领袖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被认可。
吉登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的职位上退下之后，成为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开始全身心地凭借自己敏锐的思想和理论思维，为世界的未来和发展不断贡献自己的智慧。可以说，在英国，吉登斯的成长之路，也是一种平民家庭教育的理想成长之路——一位平民英国人经过差不多半个世纪的努力，凭借个人的学术魅力，不仅得到了他所在社会的认可，而且影响到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思考方式，当然，首先是他生活在一个让他可以游刃有余地发展的社会之中。
不言而喻，对于任何一名成功的学者而言，勤奋应该是其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在这一点上，吉登斯当然也不例外。这可以从吉登斯著作等身的出版物中得到一些反映。在1971年到1997年这段时间中，吉登斯亲自撰写和主编的著作就多达32本，另外还包括200多篇论文、随笔以及评论性文章。正像吉登斯的研究者所评论的，吉登斯至少在三个方面确立起自己作为世界级社会理论家的地位：首先，他是社会学理论的经典传统及其继承者的主要阐述者；其次，他明确提出了一种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并通过自己的各种不同视角的著作，来使这种理论不断得到完善，并使之富有一种解释力；最后，作为后现代以及全球化的极力倡导者，他向世界政治的既有讨论框架提出了一种挑战，并明确提出了试图超越左派和右派这两种极端政治的第三条道路，即“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世界政治框架。[8]
如果有时间细致地阅读吉登斯的文章和著作，我们就会发现，吉登斯确实是一位善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思想的作家。在他诸多有影响力的著作中，特别值得指出的就是1988年他在加州大学的讲座，根据那次讲座结集出版的《现代性的后果》（1990）一书[9]，虽然短小，却不失精悍，对学术界极具影响力，吸引了很多社会科学学科研究者的注意。书中提出的诸多问题，都逐渐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关注，并且该书在实际的研究中，被作为新问题研究的初始文献来加以评价和引述。而他已经出到第七版的社会学导论的教材《社会学》（2013）也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翻译和使用。另外，很早就被翻译到汉语世界中来的《社会的构成》（1984）、《民族—国家与暴力》（1985）以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都属于吉登斯在主持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系这个时期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作品。[10]
除学术研究之外，吉登斯还涉足出版行业，与同道的其他两人共同创办了政体出版社，因为这家出版社的创立，许多当代法国社会理论家的著作都借此而被翻译成了英文，他们的思想由此而远播英美。这种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同样出现在了汉语世界之中，上面所提及的吉登斯三本最有影响力的著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以及《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中国三联书店作为“学术前沿”的首批书目而出版发行的。现在，吉登斯所领导的这家出版社，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世界上最好的社会科学的出版社之一，许多世界级的社会科学家，包括埃利亚斯、布迪厄、贝克以及鲍西亚等都曾在这家出版社出版过他们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著作。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吉登斯集中精力研究在全球高度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之下，个人生活情感与自我认同的方方面面。他跟一位心理治疗专家的长期互动，使他注意到了社会中的个人生活的自我、认同、爱和性的表达，还有在这些表达背后所显露出来的社会结构的转变。在这期间，他出版了《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991）、《亲密关系的变革》（1992）等有影响力的书籍。
另外，正像前文所介绍的，吉登斯对于政治的话题从来都不予以回避。可以说，在吉登斯的思想脉络之中，政治体系与社会秩序的讨论，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他在剑桥大学创办社会与政治科学系的目的之一也是使他这一持之以恒的关怀得到有的放矢的体现。除关注现代性背景下的个人生活这样的私人生活领域的问题之外，他也不遗余力地探索在这种背景之下，政治权力在人的生活的不同层面上的表现。同时，他也敏锐地注意到，今天的世界已经转换为存在越来越多的风险的世界，这些风险不是由于所谓外在的危险而引发的，而是我们反过来自责对于外在世界的破坏，进而在寻求种种改进之策的过程中，由知识的多元呈现和多种解决途径之间的纷争而产生的。这就使得我们在今天必须去面对知识的生产以及这些被生产出来的知识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的影响。对于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可能越来越陷入到一种不断试错的盲目性之中。这问题也许最早发生在英国，比如，就在英国社会中，由于有疯牛病的存在，所以舆论对于人们该不该放心地吃牛肉，存在多种解释，尽管这些解释可能都来自某个可靠的科学研究与检验部门，但是这些来自不同部门的解释之间在观点上却可能存在相互矛盾乃至对立之处。对此，作为普通大众而非这方面专家的“我们”，该如何在其中做出一种选择？这可能成为今天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去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吉登斯称上述所有这些为“风险社会的政治”，也就是说在今天的被称为“风险社会”的世界中，政治也难辞其咎。在应对风险的挑战中，一种政治涉入其中，并得到了再创造。而对于多样性知识的无所适从之感，使得我们必须在多种观念或意识形态之间进行一种小心谨慎的抉择。还有很多的带有世界性的问题，在今天都可能一下子转变成一种政治的问题，比如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金融保险、艾滋病、身体健康与保健、男性不育以及种种形式的自然灾害等问题，所有这些都开始变成不是原因明确的自然存在的现象，而是可以有多种解释存在的一个意识形态的争论领域。这使得“风险社会”的概念，成为用来概括今天社会形态的一个非常有解释力的概念。[11]同样，今天的中国，面对的是奶粉、污染、疾病、生态环境以及物价等问题，这些都不再被看成是一种自然发生的社会现象，人们关注的是如何将之界定为一种社会问题，然后再为之寻求解决之路，这成为当下社会问题意识中一种占据主流意识的思潮，而由此所给出的答案，却又是多样性的。并且，最令人棘手的问题是，这些答案之间又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也可以说，这或许是一种“吉登斯的预言”在中国场域下的实现。结果，时至今日，未来我们该如何生存，人们相互之间该如何相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如何保持和谐发展，这些都成为大多数人必须真实面对、思考和反思的问题。
注释
[1] See Peter Worsley，The Changing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anindiljaugwa，Dissertation Presented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54.
[2] 参见[英]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6页，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
[3] 参见[英]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8页。
[4] 参见[英]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9页。
[5] [德]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德]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99。
[6] 参见[英]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7] 中译本参见[英]吉登斯：《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对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著作的分析》，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8] 参见[美]瑞泽尔主编：《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672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9] Anthony Giddens，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中译本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10] 参见王铭铭：《“安东尼·吉登斯现代社会论丛”译序》，见[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1～2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11] 参见[英]吉登斯：《风险社会的政治》，见[英]吉登斯、皮尔森：《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188～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