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最初答应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同意为他们的系列丛书撰写一本介绍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学术思想的著作，主要是考虑到可以借此机会逼迫一下自己，把以前在不同时期写下的阅读笔记重新整理一下，也算是对于过去几年私下里偏好的社会理论研读做一个交代。但是在真的签约之后，我却发现，这绝非一件很容易完成的工作，所以稿子也就一拖再拖，还好编辑一直耐心等待。面对一部写成的书稿，自己总是有无限的伤感，觉得现在写东西的时间，经常会被各种不得不去应付的事情切割成碎片，因此人的思路也往往是四分五裂的，不大容易粘连起来，即便粘连起来，也总是不那么顺畅。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去下些苦功夫，自己认真地去做一下，哪怕这段时间都耗费在这一件事情上，只要能够做成，那就是很有价值的一件事。这部研究吉登斯社会理论思想的书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影响下写成的，前后也有五六年的光景了。
追随补课的指示
再细想想，之所以有如上的这些想法，是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我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其晚年所一直提醒我们这些学生辈的要去“补课”的“指示”。老先生不仅对别人这么说，还身体力行，九十几岁仍从头开始读书写作，去请人借来英文原著耐着性子阅读，然后再一段一段地亲自写成可以发表的文字。记得这些文字先是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同仁之间传阅，这些打印稿有个统称——“存稿”，指九十岁以后写下的文字，一年一份，比如《九十存稿》《九一存稿》之类。在我自己的书柜中还留存着当年费先生手写下来变成打印文字的那些单册印本，这也算是一份激励自己时时去问学求索的励志之源。而他晚年把这些文字结集出版成的《师承·补课·治学》[1]一书，应该可以算是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读书与补课”这项要求的一个具体实践和实践成果。我想当时应该有很多人是受到费先生的这种召唤或者指示而去用心读书和写作的，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尽管那时还算是年轻一辈，对社会学也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可以肯定地说，费先生这份对于学术追求本身的热情，一直激励着我后来的教学和研究。如果没有这一份激励，我真不知自己会迷失到哪一个空间中去。因为有这样的机缘，几年下来，我还能够在许多事并不那么顺畅的境遇下坚持去读一些书，补一些课，写下一些文字，尽可能多地用自己的笔去记录这个世界和自己的心灵交互辉映时那些偶然闪现的感受和观念。而这部原本类似命题作文的作品，现在似乎就可以看成是延续了费孝通在其学术历程晚年所提倡的“补课”精神而修来的果报。
阅读吉登斯教授
再来看我要研究的这位现在已经被英国皇家封了爵的安东尼·吉登斯教授。他自己有那么多的著作，前后出版过30几本书，还有那么多看都看不完的文章。面对这些文字性的东西，虽然过去也有一些对他的文字进行中文翻译的体验，但我心理上一直都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觉得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应该直接去读原文而不是翻译，这至少可以减少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所带来的误解，不然真弄不清究竟是译者误解了作者，还是读译者作品的读者误解了原作者。我想这类扯不清的笔墨官司本身毫无乐趣可言，不论对于法庭上的原告还是被告而言，都似乎是一件颜面尽失，里外都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还不如自己硬着头皮，耐心地去读原著，这样也许会更加放心一些。而且读原著一方面学习了英文，另一方面又能直接体会作者的本意，一举两得，确是一件快乐之事。不好之处大概就是要多花费时间，但是我想，时间的花费总是会有回报的，只有耐心读进去才能真正体验到这种回报。我后来甚至觉得，不仅我需要这样读，就连我的学生们也应该这样读，如此才能够真正实现无语言障碍的彼此之间的理解。记得有一年冬天，我带着自己的学生们一起读吉登斯那些难懂的论著，其中就包括《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2]这本书。
我有个习惯，自从有了学生之后，不管到哪儿教学，都愿意拉几个人一起搞个读书会。记得在农大教书时，我也曾经有个和学生一起搞的读书会，要求学生们定期聚会，差不多是每周一次，读一本指定的书，由一个人主讲，大家集体讨论。这个读书会的名字借用了费先生给我当年的博士论文题写的标题中的“公正”两字，称为“公正读书小组”，我甚至还为这个读书会每期印刷了少量的用来进行内部交流的通讯录，觉得那真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于吉登斯本人的作品，我在阅读他的文字时就发觉，很多人都在引述他1979年出版的《社会理论的核心问题》这本文集。2005年秋天来农大参加我所主持的“乡土中国研究的新视野”研讨会的美国著名女人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资深教授奥特纳（Sherry Ortner），在其论文[3]中就频频引用此文集，这就更加引起了我去细致阅读此书的兴趣。实际上，这本文集在1979年出版后便在当时的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那时也可以说正是吉登斯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虽然才40岁出头，但已经声名鹊起，在世界社会理论界的地位也是无法撼动的了。
由此，我便专门找来这本书与学生们逐字逐句地读，逐段逐段地讲，直到弄明白吉登斯究竟是怎么想的为止。主持并参加这个读书会的活动于我自己而言确实是很有收获的，这样的安排逼着我每天都会抽出一点时间去阅读，每天又都会专门记录一些零散的笔记。日久天长，在方便储存与编排的电脑的帮助下也凑成了一些看起来有系统的东西，至少对于吉登斯最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的真正含义有了许多自认为心领神会的理解。可以说，我在撰写这本书时，这本文集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现在我的很多文字和叙述都脱不开那本书的风格，这至少可以从本书的行文中看出来。
如果再往回追溯上去，我最初接触到吉登斯的作品大约是在1997年的早春。那时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的王铭铭教授正在着手组织翻译吉登斯的三本著作，其中有一本就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最初是由方文教授独自承担这本书的翻译，后来因为出版合同时间紧迫等原因，他便来约我一起做这件事。以前，我虽有一些翻译的练习，但是很难成什么气候。在接下这个合作翻译的任务之后，我几乎一整天都会泡在现在已经被拆掉的北大西门外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二层小楼的机房里，一边看着英文原稿，一边在电脑键盘上敲打着汉字，困了就倒卧在办公桌或椅子上休息一下，这样坚持了差不多三个多月才宣告完成。到了2000年，时任北大社会学系系主任的马戎教授又专门委托我来主持翻译吉登斯所撰写的有着广泛读者的《社会学》教科书第三版。后来因为各种杂事的烦扰，这份大家集体的翻译工作同样是一拖再拖，结果新的英文第四版又出来了，只能再遵照出版社编辑的意思按照第四版去重新核校，那几乎可以看成是一次全新的翻译。这个故事在2012年翻译吉登斯那本《社会学》第六版时再次重复，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第六版的初稿翻译出来，但是出版社告诉我，吉登斯英文版的第七版在2013年又出版了，结果又只能一切重来，依照这新的第七版重新翻译，直到2015年5月完成译稿，10月才正式出了中文翻译版。不过，在这耗费漫长时间的翻译校对历程中，我也渐渐揣摩出一些吉登斯所真正想要表达的那种社会学的要义，这对我后来在大学里讲授“社会学概论”这门本科生课程大有裨益。
结识吉登斯
我很荣幸有过两次机会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记得第一次是在北京三联书店韬奋图书中心二楼的会议室里。那时吉登斯陪同布莱尔首相访华，他在自己的行程中顺便抽出一点时间来和他的著作的汉语翻译者进行座谈。那大约是在1999年的冬天，由于是隔着圆桌的远距离的对谈，也就没有得到多少机会去单独请教，这种感受多少有些像徐志摩描写“康桥”的那份思绪，真的是“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恰巧吉登斯自己还是徐志摩的校友，都属于与剑桥这个地方有缘分的人，只是吉登斯显然少了徐志摩那份诗性的浪漫。另外一次见面则是我于2002年到2003年之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做“英国科学院王宽诚学术奖”访问学者的时候。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楼狭窄的大厅里，我不仅见到了鬓发染霜的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教授——几年前刚刚故去的英国最伟大的女人类学家之一，而且还见到了刚刚主持完我参加的这一场演讲的吉登斯教授。那个时候感觉吉登斯教授特别繁忙，他跑出演讲大厅，站在那里，似乎也只是为了换换空气，休息一下之后，接着还要去参加下一场演讲或之类的活动。因此，那时见到吉登斯教授本人，也不过只是与其打了个照面，寒暄了几句，没有再多去叨扰。中间我因为《社会学》第四版的序言撰写曾经写邮件去咨询过他，他也曾经答应为此书的中文版写个简短的序言，但后来也因为事情多而搁浅了，至于后来也就再也没有联系了。这中间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他说不必那么规矩地叫他Anthony Giddens，只要叫他Tony Giddens或者Tony就可以了，这种称谓着实让人觉得亲近和蔼，毫无世界知名大学者的架子。再后来，在翻译吉登斯的《社会学》第七版的时候，我就书中的一些问题与他有过一些邮件往来，这些陈年往事都在我给这本书中的中译本所写的后记中一一交代了，在这里无须赘言。[4]
研究吉登斯
尽管跟吉登斯没有太多的谋面，我心里对他却一直很是崇拜。凡是他出的书，不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见到了总要买上一册，留在案头，有时间便去翻阅，今天想来这也是一件极为愉快的事情。多年下来，他的书我还是认认真真看了几本的。
可以坦白地说，我自己并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理论的，我也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刻意装扮成一个理论家，那样看起来会更加不自然，多少像个小丑了，尽管我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曾经专门研究过西方心理学史上的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F.Skinner）的著作，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5]，那论文里甚至还有很大部分牵涉到了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可以这样说，在卡尼曼2002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十年的1992年春季或者更早一点，我实际上已经开始拿他的实验范式在中国的被试中间加以验证了，但在那时的学术背景下，身处畿辅之地，偏安一隅，无论如何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真正关注你的研究。后来有机会与社会心理学家方文谈起这件事，他也觉得这似乎是很值得去自我炫耀一番的。后来我还真一时晕了头，当时好一阵子沉浸于一种沾沾自喜的满足感之中，想来真是可笑。确实，后来冷静下来，再一思考，平心而论，那也只不过是一份闭门造车之下没有太多自己观点的一般性的验证而已，确实也不值得再去提及了。所以已经泛黄了的蜡板打印出来的文稿就丢在了书柜的角落之中，让它尽情地变旧了。不过先前的那些对于西方心理学史中各位大家的研究经历，确实使我对于人的行为解释的各种理论都充满好奇，从来也没有对此失去兴趣，不论是在之前的心理学研究中，还是在之后的社会学研究中，乃至到了现在所专注的人类学研究中，这种智识的追溯从来都没有真正停止过。
而自从由心理学这个行当转到社会学中去之后，我发现有许多社会学的解释都是一开始就把心理学排斥在外的。好像以前自己下功夫去阅读的心理学知识在社会学的广袤领地上一下子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是，在细细研读吉登斯的作品后，我有了一种能够重新找回心理学和社会学学科知识之间在阅读上的连续性的那种感受。换言之，在吉登斯写下的字里行间，我多了一份亲切感。可以说，在西方的社会科学中，尽管大家路数有所差别，但是一些基本问题在骨子里还是能够相通的。由于吉登斯教授自己有心理学的一些背景，因此他在谈论人的社会行为的时候，还是会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人的感受，也就是他后来所谓的人的“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发展。这实际上也是作为行动者的一种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之前在心理学中也曾经一度被抛弃，甚至被认为应该彻底铲除掉，否则就不会有后来的新、老行为主义在心理学中所占据的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之后，随着一些有关人的认知现象的再发现，认知的概念才又被重新捡拾回来，由此，心理学界被认为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认知革命。这种认知革命也自然会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学科，经济学首当其冲，博弈论的基本思路是隐含有这种革命的影子的，那位我早先曾经追踪过其研究的卡尼曼先生就是研究在人类的经济行为中，人的认知如何会发生一种误判，也就是非理性的决策如何在人的思考中发挥作用。[6]而吉登斯的思考应该是沿袭了这样一种认知革命的新思路，只是他更多地从社会学理论的唯理论路径上去想问题，因此他会考虑一种思维的结构如何可能在社会中被创造出来，而这种结构如何又会被固化下来，出现所谓的“结构的结构化”，然后又在什么社会条件下可能会发生一种新的改变，形成一种变迁之中的连续性的插曲。[7]这些不同于静态功能论和结构论社会学的考察，使吉登斯真正理解了一种社会行为的真谛，即一种变动性的存在，这多少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谓的“万物皆流，无物常在”的那种意思。[8]但是，在这一点上，吉登斯的表述更加社会学化，也就是他在考虑一个社会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延续性背后的运行机理问题。他认为在这个生产与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之中，真正体现出来的乃是一种他所谓的社会“控制的辩证法”。[9]
甚至这样一种结构化的基本理论还可以应用到对于现代世界发展的考察中去。因此，吉登斯会有意地去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谱系。在这个过程中，他考察了现代战争与军事力量如何伴随着国家监视能力的增长而不断得到加强。另外，吉登斯还注意到了“亲密关系”的转型[10]，人们把这种亲密关系尽其所能地建立在一种信任之上，但是殊不知，在这信任出现裂痕之处，便可能是风险来临之时。风险社会因此不仅是针对公共事件的，还涉及人们最为私密的私生活，诸如对于种种生殖新技术的自愿选择。
这种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实际是建立在了一种现代知识发现的不确定性上。今天的我们，也许并不像科学家那样乐观，即认为大凡我们所发现和掌握的知识越多，我们对于自然的控制能力就越强。实际上，在面对多种视角的不确定性知识的生产时，我们更多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所适从的焦虑。而摆脱这种焦虑的做法却又是不断去掌握某种专门的知识来使自己能够脱离开既有的以及其他的经验，使自身的经验得到一种隔离或者封存，远离自然的存在。当然，这也使得今天的自我认同变得越来越像一种孤芳自赏下的弥漫于社会之中的“自恋文化”。
今天的人，或者说吉登斯所谓的晚期现代性时代中的人，就像一个悬在空中、只靠手中的一根竹竿来尽可能使自己保持平衡的走钢丝的杂技演员，稍一走不好，就会在钢丝上左右摇摆，无所适从，如果再走得不好，就会有从钢丝上跌落谷底的危险。这种摇摆也隐喻了一种当下人的存在状态：一方面是无处容身的漂泊感，而另一方面又有着强烈的再融入的归属需求；一方面是以浪漫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的建立，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丧失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疏离感；一方面是到处都充斥着专家系统的抽象社会的压迫感，而另一方面是每个人都似乎必须为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琐事做出最后抉择的不知所措感；还有我们那种逆来顺受地接受既定的社会秩序的无奈感，以及为了生活政治、个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而开展不懈的社会抵制运动的抗争和维权意识之间的那种不断摇摆……总之，如此查找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翻检出很多这方面的“社会事实”，以此来发现一种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生活的那种悬在空中的摇摆的对立。
我们的问题
在我看来，这一点恰恰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能够给我们的最为重要的启示，就像照亮黑夜的一盏明灯，我们可以借着这盏明灯去查看在中国发生的种种社会变革究竟是在哪些地方体现出了这种摇摆性或风险性，而又是在哪些方面隐含着一种他所谓的“控制的辩证法”。这也许就是我们需要遵循费孝通先生的思路去补西方社会学理论这一课的根本原由所在。
现在，我们也许已经不会再缺少什么社会研究的题目，也不缺乏大量的研究资料了，各种调查机构以及大量学术机构里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各个领域所展开的实地调查构成了中国所谓“大数据”的基础，但是我们确实缺少切近本土社会思考而又放眼世界的那样一盏明灯，以此来照亮那些隐藏在暗处的种种不曾被人觉知的藏金之所。因此，我一直认为，特别是曾在自己讲授过的社会学理论的课上主张，理论从来就不是摆在房间里供人欣赏和玩味的漂亮花瓶，它必须有一种影响力，特别是一种社会的实际影响力，它也必须对我们的生活有所触动，至少要使其向更为适合人的善良特点的那个方向转化。这样的努力也许刚刚开始，我们需要有耐心地去一本本地阅读社会学理论大家的传世著作，当然也需要让这些理论大家为我们沉闷的生活开启一扇更加通透的窗户。这也许是我乐于花工夫写这本依据一个西方学人的社会思想而展开的书的初衷和归宿。也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共鸣。
研究是为了理解，而理解必然是一种自我的启蒙。对于一个处在变动和转型之中的社会而言，吉登斯的理论构建充满了一种适切性，因为他所提出的社会理论直接面对的就是一个成长之中的变动与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交织的社会世界。对今日中国而言，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使其自身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能够重新跻身世界民族之林，参与并融入到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中去，而摆脱历史上的“左”和右的极端主义道路、选择一条取乎其中的发展之路，将可能是未来中国在世界性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竞争中保持自身适恰姿态的必然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在变动不居之中把握行进方向的能力，这同时也是有着一种主动意识的行动者所必然要具备的一种认知能力。对于这种能力的要求既很实际也很急迫，我们必须从那种岌岌可危的对共时性传统的维护中逃离出来，看到其为现代制度所瓦解的碎片化倾向的动力来源，否则只能看着那些思路略显简单和急躁之人随意地将一种似是而非的“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但实际上，这种对立可能根本解决不了对于传统的保护问题，反过来却会使传统很容易地在所谓的“文化保护”之中逐渐冰消雪融。但社会也不会完全听任那种极端对立思想的发展，它会通过处于时间序列之中的种种事件去影响那些日显极端的制度和思维，这也恰是社会不大可能会彻底极端化的原因所在。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逐渐抛弃功能论社会学的解释之后，我们注意到了社会也并不一定是一个功能运转良好的有机体，它的内部因为种种变数而充斥着各种形式的内在冲突与矛盾，所有社会的变革与转型都必然因应着此种内部矛盾和冲突而发生，并因此产生某种结构上的新逆转。由此看来，社会必然是一种成长之中的自我不断结构化的存在。与此同时，基于文化价值转变的文化转型也必然会发生，并随着承载文化内涵的传媒、传输以及互动交流技术的新发展而有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的快速转变。[11]
人类学尽管一直标榜自身的异文化关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于现代世界的发展是置若罔闻的。甚至可以说，关注异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回望现代制度的种种根基如何离所谓的原始制度并没有太过遥远，或者不过是走向了原始制度的反面而已。在此意义上，今日世界秩序的构建更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秩序的构建，其核心也必然是在文化差异的世界秩序中重新组合一种文化的要素以及产品的输出与引进，这些必然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转型的前奏。在此种转型发生之时，个体也必然凭借一种自我反思性能力的增强而出现一种文化上的自觉。而对于这种文化自觉的理解，必然又会触及吉登斯所谓的结构二重性，更为重要的是还会触及在演进历程之中的道德化重塑，这些必然带动某一个社会新一轮的社会结构生产与再生产的出现。
在当代社会思想的形塑之中，曾经涌现出许多各执己见、彼此竞争的思想家，由此而丰富了我们后来人对于社会以及文化构成的种种认识。在这方面，吉登斯算是一个西方社会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在总结前人的社会思想之后提出了有自己特点的社会学思想，这一点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是最值得敬佩的。可以这样说，今日的研究者已很少有人可以发此宏愿：对人类有关社会本身的思想脉络做一详尽的梳理，而后成一家之言，运用于对实际社会的理解。在这方面，吉登斯不仅做到了，而且使之发扬光大，至少他对于自己所浸润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思想的传统，有着自己清晰的认识。他也在试图将西方社会思想中那些无助于理解当下世界的内容放到一个受到质疑乃至抛弃的行列之中去，而直接去面对一个正在发生种种转型的世界，为此他鼓动喉舌，发出声音。对于全球化、气候变暖、风险社会、亲密关系、政治与民族问题上的极端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他都会不惜笔墨，似刀似枪，痛陈其利弊，毫不留情，以实际行动去构造出社会世界中的一个事件、一种表达以及一种声音，实现对于世界转型发展走向的干预和影响，并且这种干预和影响所追求的是对于各种形式的过于极端化的主张的纠偏。就像在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中，政治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注意到国家要么借助“共意”的专制操控的极端主义，要么借助“市场幽灵”那种毫无方向性且恣意妄为的自由散漫的极端主义，他选择了在其中有着自己政治立场并捍卫自己政治权利的“第三种模式”的市民社会。[12]吉登斯在这方面也是一样，他从来都不否认他希望自己的那些思想表述可以成为一种真正有用于社会的思想，从而使得社会世界能够在一个更为良性的轨道上发展或延续。
在今天知识生产日益世俗化的时代里，我们可能并不缺少理论。就像机场免税店昂贵却易得的化妆品和烟酒一般，我们也在消费着同样是从那些地方转运出来的各种名目繁多的理论，但这些消费大量地体现在翻译之中，在课堂之中，或者是在各种形式有模有样的演讲和讨论之中，而并非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实践之中。在一个越来越由所谓自由资本所驱动的时代里，一切似乎都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被所谓“看不见的手”——经济杠杆搅动起来的一个看似自由但却无助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生存无意义的心灵状态，但他们却表达不出来。一种无意义生存状态的图景似乎已经浮现出来：人们无疑都在拼命地工作，但却不知为何而工作；人们也都在忙碌地生活，却也实在不知道究竟为何而生活。心灵无处安定下来的浮躁之感充斥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以及在那里的种种表述之中。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对这种存在状况保持了一种敏感，霍妮（Karen Horney）甚至为此专门写了书，书名即是《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直指问题的要害与核心。[13]理论在今天的时代中已经成为一种极为苍白的存在，很多人会认为读理论可能只是极少数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神经症般的现实应用的紧迫性，使得那些在思想上本来就排斥理论之人变得更加厌倦理论及其思想上的引领作用。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所作所为越是远离理论，越是看不到理论，心里就似乎越是舒坦。霍妮所说的现代人对于赞许和情爱的那种过度依赖的“神经症人格”在他们身上可谓表露无遗，由此他们宁愿使自己成为没有理论作为武装的世俗之人。但吉登斯却没有这样去想，更没有这样去做，他从行动的实践当中看到了理论本身的生命力所在，同时也将理论直接抛向了这个他所谓的“社会世界”之中，并不断地将其转化升腾，形成自己对于社会理解的一体性引导。而这恰是很多人喜欢阅读吉登斯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他可能在所有的社会领域都灌注了自己的理论智慧，或者可以从所有的领域中进一步拓展自己的思考和反省空间。
直面当下社会世界
显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社会已经并非纯粹的自然本身，我们更多地为社会的“第二性”或曰“次起性”所装扮而无可避免地要去选择吉登斯所谓的“自然的终结”。这些在吉登斯看来，都属于现代社会晚期现代性的集中体现。确实，我们每个人越来越多的不再是生活在一种实际发生的衣食住行之中，而是生活在股市、楼市的因为言论、数字以及种种突发的生活事件而发生的符号意义的起伏涨落之中。在中国内地还没有那么多的人进入股市，没有那么多的人为楼市所累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第一次去香港就注意到，那里的人在街头巷尾、茶余饭后最为乐于谈论的就是股市和楼市，报纸和电视报道也弥漫着这种气氛和消息，他们会不分阶层地为股市、楼市的起伏涨落而眉飞色舞或一脸愁苦。他们眼神中的幸福是因为股市、楼市，而不幸福也是只有这两个“市”中才会出现的“幽灵”所致。而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内地开始出现很多人有了自己的房产、自己的股票的局面之时，人们也开始过上十五六年前香港人的日子，他们一方面在制造着关于股市、楼市的种种言论，另一方面又在为受到种种言论刺激的股市、楼市走势按照自己的预测发展而欢呼雀跃或者为其与自己的预测相悖而捶胸顿足，换言之，在生活的每一天之中，利好或者利空的消息都在不时地影响着他们的思考和行为。
而社会的心态也使得人们不再可能生活在所谓的自然之中，而一定是生活在语言所制造出来的种种麻烦之中。每个人所面对和即将面对的是可以方便发布消息的种种自媒体，尽情的表达和发声充斥于人们灵活的指尖，使得这个社会世界中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但是越来越随意和方便说出的言行，可能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个人意见的表达，而是可以在一瞬间就让虚拟人群和朋友圈产生井喷式回应和反应的有着实际社会效应的网络言语行为。对于因为种种技术的加入而越来越复杂的社会而言，人们越来越不知道究竟是谁在背后操弄。总之，股市和楼市乃至一般的民意都会因为这些指尖上的言论而情绪性地高升或回落。因此，今天社会秩序最为根本的问题可能并非言论是否自由的问题，而是言论如何去真正影响社会，使其不会走到极端主义的道路上去的问题。随时可以获得的海量言论已经不再是人们在传统时代的街谈巷议、见面聊天，或者茶楼酒肆、勾栏瓦舍的插科打诨。在今天的一个所谓“互联网+”的时代里，人们可能在面对面时彼此漠视，却在一个巴掌大小的手机屏幕上表现出疯狂的吐槽、彼此的叫骂、围攻以及通宵达旦歌咏的狂欢场面。人们不再只为了交流而说话和应答，而是在制造着各种社会刺激，那个由各种形式的液晶屏幕连接在一起的虚拟世界着实也需要这些刺激来使之活跃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社会自身的热度，也使得社会更加远离了其应该有的一种自然状态，成为一种超乎一般人想象的过度社会化的状态。如果你在某个朋友圈中，你就要做出点赞或评论的回应。当然你还可以制造出各种刺激，以期待着来自朋友圈的拟似“熟人社会”的种种反应和回应。这些都可能是一念之间不假思索的刺激、反应或回应的即刻交汇和并置，但却不用负什么约束性的责任。大家一吐为快、一笑了之可能算是最好的借口，“谨言慎行”“讷于言而敏于行”以及“三思而后行”等似乎都已经成为被抛诸脑后的圣训。随意的发声、被迫的发声、言不由衷、词不达意、错字连篇、故意歪曲、搞笑吐槽、表情卖萌以及羞辱自己乐于羞辱的任何一个公众人物，种种语言的新游戏变换着花样在朋友圈、在互联网上被“晒”并散布开来，这种模式几乎成为今天年轻人生活的常态并难以抑制。
而所有这些，在吉登斯奋笔疾书的时代里可能并未完全出现，但他所预言的“一个失控的世界”似乎正在向每一个并不知未来深浅的人走来，这个未来便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因为一句话、一件事乃至一个举动而深陷网络的围攻之中，这个虚拟的世界所制造出来的负面刺激确实对少数人以及一些群体产生了一种缺少同情心的无端伤害。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一次发现了社会理论自身的价值所在，它应该对人类社会而言是一种实际的预测和修复，而非迂腐地去做一种归纳整理以及冷冰冰的数字或现在时髦的所谓“大数据”的堆砌与罗列工作。这个世界的变化之快，使我们着实感受到了在吉登斯写下《现代性的后果》《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以及《亲密关系的变革》等著作之后，我们便已经生活在了一个所谓后吉登斯的时代里。他的一些说法逐渐开始应验，但对于如何去应对新的社会境遇以及差异性的文化场景，他自己似乎也并没有过多地加以说明。当然这种说明也自然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那可能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需要由我们自己来加以应对和解决，需要我们直面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种种现象，避免走向极端的不理智的冲突和零和游戏，而以一种同理心去感受他人的存在，为自己也为他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找寻到一种合理的且不那么令人焦灼的行动方向以及生活意义。
以上所有这些便可以算是活在当下互联网世界中的研究者对于社会理论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期许，这种期许难以凭空实现，而需要我们真正把中国的社会与文化置于世界之中来看待，这样才可能会有一种发现与体验上的汇集和融通。我们需要知识，更需要理解，没有理解的知识，只可能是缺少心灵沟通的知识，它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跌入到极端冷酷、残忍、过度理性、敏感以及放纵自我的地步，但实际上知识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之中是不应该有那样一种凌驾于人的生命和尊严之上的地位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研究社会理论，明白社会基本运行逻辑的意义所在。在这方面，文化不可或缺。
2016年3月9日上午写于京西南书房
注释
[1] 费孝通：《师承·补课·治学》，北京，三联书店，2002。
[2] Anthony Giddens，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Action，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 in Social Analysi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
[3] Sherry B.Ortner，“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Society for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1984，pp.126-166.
[4] [英]吉登斯、萨顿：《社会学》，7版，1101～110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 赵旭东：《对心理学上的两种阐释模式（行为模式与认知模式）的理论探讨和实验研究》，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教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2。
[6] See Daniel Kahneman & Amos Tversky，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Heuristics and Bias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7] 参见赵旭东：《连续的插曲与插曲的连续——吉登斯对一般功能论关于社会变迁看法的批判》，载《江海学刊》，2012（4）。
[8] 参见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第1卷，440～4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参见[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235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 参见[英]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1] 赵旭东：《从社会转型到文化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的特征及其转化》，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12] 泰勒对此曾有这样的带有总结性的表述：“市民社会在很大意义上并非一种外在于政治权力的领域，而是深深地贯穿于这种权力，使权力处于分立、分散状态的一种力量。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确实是‘两栖的’。”在同一页，泰勒接下来说道：“我认为，较之于前两种模式，我无力掩饰我对第三种模式的偏好。我希望第一种模式现在已被放弃，却又担心第二种模式会因第一种模式的废弃而独当其道。如果是这样的话，市民社会的概念将被置于次要地位，其力量将被消解。它所具有的对抗官僚权力的作用也将被消除。并且，我们政治传统中一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即政治自由的理想，也将会衰竭。”[加]泰勒：《市民社会的模式》，见邓正来、[英]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3～3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3] 美国的女心理学家卡伦·霍妮在书中提出了现代人的五种神经症人格特征，分别为：对于他人的赞许或情爱的过分依赖，内在的一种不安全感，对于自己观念和行为的过分肯定，对于他人的过分反对、攻击、贬低和侵犯，对于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以及对性行为的抑制性作用的种种怪癖的同时存在。参见[美]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20～2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