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主义

一

究竟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争论不休。南斯拉夫哲学家弗兰尼茨基把这个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必须回答的最重要问题：“究竟是存在一种本来如此的马克思主义呢，还是马克思的思想也遭到了任何伟大思想相同的命运：各个时代都结合本身的问题和形势看到这一思想的不同方面，更有甚者，个别人不仅用它来说明时代的反映，而且用它来说明自身的能力。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至少应当回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尽可能作出说明。”[71]

美国的赖特·米尔斯早就作出了回答，但是非常错误的回答。他认为根本不存在客观的马克思主义，而存在的只是各人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者》这部书中说：“马克思在1883年去世时留下的著作是比较芜杂的，他没有在任何地方完整地和系统地总结过自己的思想。而且，马克思的不少著作都是同别人进行论战的文字，其中有许多今天只剩下了一点点历史意义。正如大多数复杂的思想家一样，马克思并没有得到人们的统一认识。我们根据他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写出的书籍、小册子、论文和书信对他的著述作出什么样的说明，要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利益观点，因此，这些说明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人们对马克思的确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每一个研究者都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认识马克思。”[72]

还有些学者抱怨现在的马克思主义是被歪曲了的马克思主义。例如在弗洛姆看来，在一切著名的思想家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这样完全被后代所曲解。他在《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这本小册子中，既赞扬马克思又推崇弗洛伊德，甚至把马克思放在弗洛伊德之上，但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持否定态度。他说：“马克思是一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物，就这点而言，弗洛伊德是不能与马克思相提并论的。关于这个事实，我们无需再作任何解释。然而，令人深感遗憾的是，在几乎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上传播的是一种被歪曲了和被贬低了的‘马克思主义’。”[73]

一些西方学者声称，他们要研究的是真正的马克思，是马克思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罗·塔克尔就明确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的思想。我们研究的对象是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74]

各人有自己的马克思，这种多元马克思来自两个马克思，而两个马克思则来自围绕《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争论。1932年当《手稿》刚刚全文公布时，亨·德曼把这部著作称为“新发现的马克思”，并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问题。他说：“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必须彻底修正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和布哈林的马克思主义；要么就是这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属于马克思主义，这样就会有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可以用它来反对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75]

这样，整个马克思主义史似乎呈现出由一到二、由二到多的图景：一个马克思主义两个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多元马克思（各人有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其实，这只是浮现在深流表面的泡沫，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实质。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从理论到运动，从运动到制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流派，成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并突破了西欧地区性的界限，传播全世界。而上述状况，只是总的前进过程中的局部曲折。

两个马克思神话的出现具有时代的特征。弗洛姆就强调，尼采说过上帝死了，1914年以后所发生的一切情况表明：人死了。人道主义传统崩溃了。只有甘地、爱因斯坦、斯威夫特等少数几个人继承了人道主义的传统精神。他特别批判斯大林，说在俄国，“斯大林创立了一个恐怖的制度，其野蛮残酷性比纳粹分子有过之无不及”[76]。

胡克同弗洛姆持有同样的看法，而且更加直接明确地把批评矛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假如他（马克思）今天还活着的话，看到他的社会理想在一些自命为‘人民民主’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国家里成为荒唐可怕的漫画，他无疑把自己称为另一种人。他要这样做不仅为了抗议语义上的凌辱，也是要在他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与目前的共产主义的实际之间划一道极其明显的界线。”[77]

谁也不会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的某个时期，由于阶级斗争环境的特殊和法制尚不健全，特别是主观估计的错误，有可能发生不适当的过火的行为。但这是局部的、暂时的，一经发现能够很快得到纠正。正如一个人的错误会使他更老练一样，社会主义国家的痛苦经历并不根本改变它的制度本质，而是使它更完善更成熟。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它所蕴含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是任何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所无法比拟的。两个马克思神话的出现是一石二鸟：既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又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企图用青年马克思、真正的马克思，或者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来融解和钝化马克思主义，并丑化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以《手稿》为据创造两个马克思，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手稿》写于1844年，它具有马克思主义形成时期的特点。《手稿》处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交叉点上：它既是从《莱茵报》时期开始的两个转变的基本完成，又是马克思进一步创立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科学体系的开端。比起《莱茵报》、《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它向前推进了一步，它以经济学为中介，开始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并进一步推进了某些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是比起《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后的著作来又不完全成熟。在《手稿》中主题与论证、哲学论证和经济学论证还未形成有机统一整体。所谓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是片面地夸大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残余而制造的虚假形象。

两个马克思是神话，多元马克思更是谎言。应该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同我们认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在当代，有着各种旗号的马克思主义，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五花八门、名目繁多。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并不取决于人们的解释，而是取决于它自身固有的内容。科尔施在1950年写的《关于今天马克思主义的十个论点》中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个整体重新建立起来并且恢复它原来作为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理论的作用的一切企图，今天已证明是反动的乌托邦。”[78]这种说法，完全否定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相比之下，海尔布隆纳的看法要正确些。他承认存在着各种旗号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互相抵触的种种解释。有的把马克思的著作原封不动地加以捍卫，有的要把马克思的著作几乎全部加以改变；有的认为资本主义的情况基本上如马克思所云，有的认为《资本论》已过时；有的想突破禁区，涉足宗教和精神分析领域，有的认为这些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邪门歪道；有的骄傲地自诩为正统派，另外则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蜕化为意识形态。确实是歧见杂陈，众说纷纭。但是海尔布隆纳并没有因此否认存在一种客观的、本来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真正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说：“我确信马克思主义思想，或者说得更精确些，马克思的著述所激发的思想（我们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是有一个可以得到公认的共同点的。”[79]海尔布隆纳把这些共同点归结为四点：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唯物史观，依据马克思的社会分析而得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的总的看法，对社会主义的信奉。这些标准本身是可以争辩的，但海尔布隆纳强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有一个共同标准的看法是正确的。

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列宁说的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80]这个定义内涵非常深刻。它强调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当然也包括恩格斯）的观点和学说。尽管人们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解释，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看法、理解附会在马克思身上，但并不因此就能够制造出各种马克思。马克思只有一个，这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是虚构的马克思；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列宁的定义还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全部言论和著作的总和，而是他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主义表现在他的著作之中，但任何一本著作都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贯穿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中的根本观点和学说。特别重要的是，列宁还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中，它的世界观、方法论原则同它的基本经济理论之间以及它们同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和目的的全部结论之间，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相互渗透，相互促进，构成统一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从历史角度说，把马克思从其发展的某一阶段孤立出来；从逻辑角度说，把马克思主义某一学说甚至某一句话同整体割裂开来，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所谓两个马克思、多元马克思是哈哈镜中的马克思，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讽刺画。

二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的论调由来已久，但《手稿》的发现和出版，仿佛给这种陈旧的谎言以新的论据。朗兹胡特在重新出版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序言中强调，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对马克思的理解获得了崭新的意义”，“通过恩格斯、考茨基、伯恩施坦、卢森堡，最后通过列宁而固定下来的，不仅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对反马克思主义者都具有权威意义的马克思的全部观点，现在完全改观了”[81]。塔克尔把这种观点表述得更为明确、更为露骨。他把《手稿》称之为“马克思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又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那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区别”[82]。

按照西方某些“马克思学”代表人物的说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伪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发展有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继承青年马克思的路线，这是人本主义路线；另一条是恩格斯、考茨基、伯恩施坦、列宁的路线，这是机械决定论的路线。这两条路线的对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特别是作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作者的恩格斯同作为《手稿》作者的马克思的对立。

一些作者公开攻击恩格斯，说恩格斯在帮助马克思主义从最初的唯物史观发展成一种僵硬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甚至说恩格斯错误地把他自己那些不同于并且低劣于马克思的思想说成是马克思主义。

更加荒谬的是，有的人根本不承认世界上存在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恩格斯伪造的，是恩格斯主义。例如法国的吕贝尔就是这种观点的鼓吹者。他在《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这篇文章中，不仅公然提议摈弃“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并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说成是“20世纪的神话”。他说：“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的思想方式的独特产物，而是由恩格斯的脑袋构思出来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包含有一种理论上可以理解的内容的话，那么责任不在马克思，而在恩格斯。”[83]

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人又是两个人。

从逻辑角度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人，因为他们是同一种理论的共同缔造者，是一种主义、一种理论。

从历史角度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个人。如果说马克思开始更多凭借德国古典哲学，而恩格斯则更多凭借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开始注意的是法国革命史，而恩格斯则关注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现实。马克思以毕生精力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创作《资本论》，恩格斯则在一段时期内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以军事辩证法的开创者载入史册。马克思不是恩格斯，恩格斯也不是马克思。他们是两个人，各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和风貌。

西方马克思学的某些人，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性差别夸大为理论上的对立。也就是说，在应该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一个人，即同一种理论的共同创造者的地方，他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成两个人，即两种理论，两种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所谓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伪造者，所谓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恩格斯主义之类指责，真正的目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恩格斯的“赝品”反对掉。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是两个马克思对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以《手稿》为据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正如以其为据虚构出两个马克思一样，它表达的是不是事实，而是作者的愿望。从这种对立中我们看到的不是真实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而是虚构者自己。我们以《手稿》同恩格斯两本重要著作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手稿》写于1844年，恩格斯与其相当的著作是发表于1844年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者对前者起了重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马克思自己明确地提到这一点。他在《手稿》的序言中，除了肯定先驱者们的思想启发作用外，还强调了同时代人的相互影响。他列举了三个人，其中就有恩格斯和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马克思非常赞赏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并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巴黎笔记》中保存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摘要》就是证明。马克思对恩格斯文章的主要论点做了极其扼要的摘录。

《手稿》明显受到《大纲》的影响。虽然《手稿》并没有包括《大纲》的全部经济学内容，也没有按大纲摘录要点的顺序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但在如何对待私有财产，如何评价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和由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中引出革命的结论等方面都是一致的。这说明《手稿》和《大纲》一样，都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进行批判的著作。

差别性当然存在。《手稿》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基本的理论和方法，从人的本质的异化与复归的视角考察私有财产及其扬弃，明显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不能因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在1845年他们在布鲁塞尔再度合作之前，各自通过独立的研究达到了相同的结论。和马克思不完全一样，恩格斯没有明显地经历从异化到异化劳动再从异化劳动上升到唯物史观的过程，但他们同样走过一条从黑格尔出发，经过费尔巴哈走向新世界观的道路。只要读一读恩格斯1844年初关于英国状况的一组文章，人们不难发现其中关于人的本质异化的思想，只是不如马克思那样强烈。好像两幅大体相同的画，一幅是浓墨重泼，另一幅是轻描淡写。

正如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也不是完全成熟的。而这个不成熟性，就其内容来说，与马克思相似。1871年恩格斯在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反对重新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现在把《德法年鉴》上我的那篇旧文章重新刊载在《人民国家报》上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这篇文章已经完全过时，而且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只会给读者造成混乱。加之它还完全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这种风格现在也根本不适用。这篇文章仅仅具有历史文件的意义。”[84]这不仅是严于责己的过谦之词，它反映了恩格斯对自己思想发展的看法。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在早期思想中都存在由其母腹中脱胎而来的“鳃弧”。所以从横断面考察，即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左右的思想考察，根本不存在什么对立的问题。

从纵向考察来说也是如此。西方马克思学指责恩格斯伪造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指《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并把它们同《手稿》截然对立起来。其实，《反杜林论》可以看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作品。马克思不仅亲自写了《〈批判史〉论述》这一章，而且听恩格斯朗读过全书。《自然辩证法》虽然在马恩生前未发表，但恩格斯在1873年5月30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概述了自己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构想，并取得马克思的完全同意。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发表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多处引用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批语，实际上是执行马克思的遗言，完成他未竟之业。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同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是一致的。可以说，恩格斯在马克思生前或逝世后出版的书中，找不出一本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恩格斯主义的著作。

当然，《反杜林论》不同于《手稿》，这种情况另当别论。它表明的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对立，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差异。

《反杜林论》无疑比《手稿》成熟。《手稿》是对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阐述。它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异化劳动理论，它并没有创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而只是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开端。《反杜林论》则不同，它不再借助于人的本质异化和复归的理论，而是把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论述，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从而真正使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体系。

《反杜林论》在宏观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在微观上对每一部分的主要观点做了连贯的、有内在联系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史上，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正是恩格斯，这是他的特殊功绩。把系统化说成是伪造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颠功为罪。

三

《手稿》全文公布如巨石投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它不仅提出了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且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推到人们的面前。究竟是根据《手稿》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激烈的争论。

某些西方学者鼓吹以《手稿》为据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解释。例如马尔库塞就说：“这部手稿可能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甚至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和最初含义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85]，明确提出要根据《手稿》来“审查对后来完成的批判所作的流行的解释，而不是相反，从后来的阶段出发去解释这一批判的最初形式”[86]。弗洛姆也主张根据整个马克思和他的人本主义哲学对马克思做重新解释。

我们并不否认，在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个原理或论断，可以进行再认识、再理解、再解释。但重新解释论者指的并不是这个。他们针对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以传统叛逆者的姿态出现，力图打碎所谓被伪造的僵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体系。他们或者用抽象的人道主义理论、异化理论、道德原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甚至用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与其说他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解释他们自己。他们名为解释，实际上按照一定的政治利益和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新构建。

我们反对以《手稿》为据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正如巴黎大学教授埃·博蒂热利正确指出的：“1844年马克思的思想与它的最终形式相差还很远，《手稿》不是已经完成了的思想的体现，而是弄清那些在许多方面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思想的见证。”[87]以《手稿》为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成熟形态拉回到1844年。这不是前进，而是倒退。

作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而是如何结合实际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手稿》发表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对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工人阶级结构，以及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剥削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重大影响；社会主义国家，也正在进行改革，各自在寻求适合本国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甚嚣尘上。例如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打着“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的烙印”；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第二次浪潮，即工业革命的产物，今天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正如同在电子显微镜时代仍然使用放大镜一样落后。宾克莱的看法也不例外。他说：“自从马克思去世以后，历史进程本身已经表明他所预言的革命并没有发生。社会润滑剂，如社会保险、失业补助、缩短工时、改善劳动环境等，已经使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摩擦减少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世界，通过投票箱甚至通过诉诸正义、公平这些资产阶级的价值而逐步进化，一般人的命运已在逐渐得到改善。”他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已经降低到只能引起历史兴趣的被人遗忘的地步”[88]。

其实，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理论，最有生命力的并不是基于当时条件对某些国家前景的预言，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的分析。迄今为止，尽管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一些新的特点，但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已经过时。海尔布隆纳比较公正地指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我就不相信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宣布他（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内在本性的分析有任何错误。”[89]

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没有任何一种学说，包括马克思主义自己在内是由“终极”真理构成的。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客观真理的认识，总是不断创造，不断前进。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生命力在于它的创造性。它永远注视现实、关心和研究自己时代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总结新经验，作出新的回答，不断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

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前者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它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实际相结合，沿着马克思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后者是企图通过重新解释来根本摒弃马克思主义。

埃·博蒂热利说：“《手稿》无疑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社会主义已经变成现实的时候，可以对它进行多方面的研究。”[90]这个意见是对的。我们反对用《手稿》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但我们可以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研究《手稿》。重要的不是解释、更不是用各种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来附会马克思的观点，而是通过对《手稿》的深入研究发现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规律性，并发掘其中被遗漏被疏忽的重要思想。尽管《手稿》像被挖过无数个洞的矿山，但仍有待深入开采。我们深信：全面地、客观地、认真地研究《手稿》，有助于廓清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马克思学散布的马克思主义的迷雾。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