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国研究学术史的考察
虽然20世纪80年代就出现了对帝国、文化、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但美国学界对美国特性与帝国问题的关注应该说是在上世纪90年代“新美国研究学派”（New Americanists）那里得到发扬光大的。学者们将后殖民研究的论题应用于美国研究领域，将传统的美国研究问题领域置于跨民族的语境下（Dirlik，2007），这种研究虽然不成体系，但由于方法的多样化、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这一类研究蔚成风气。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跨民族美国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领域，出现了新视野、新观察、新方法和新问题，如，“帝国主义诗学”（Chey.tz,1997）关注“美国帝国主义的文化生产”（Kaplan and Pease,1994，Pease,2002，Rowe,2002）；“文学生产与帝国主义”致力于文学发生学的研究，把美国文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追溯到18世纪末美国革命至20世纪40年代（Rowe,2000）这一时期；“后民族主义时代的美国研究”修正冷战以来在美国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民族主义和美国特性的研究模式，以跨民族的、地缘政治的视角重新考量该领域的问题，质疑美国民族叙事中的帝国话语和边疆神话（Rowe,2000）。近几年，出现了较为宏观的、细化的研究，如关于亚太的“帝国想象”（Eperjesi,2005）、美国文化构成中的“帝国的无政府”（Kaplan,2005）、“美国研究关键词”（Pease,2007）、美国文化、文学和美国研究（Fluck,2009）、“新美国例外论”（Pease,2009）；属下政治、现代性和全球殖民文化语境下的“跨民族性”（Saldívar,2011）。美国研究领域的“跨民族转向”和“后民族主义视域”导致美国文学研究领域学术资源的重新整合（Pease,2011,Rowe,2010），也对传统美国研究方法论、历史分期、研究视域和地理分布等提出了质疑（Fluck，Pease，Rowe,2011）。如今，跨民族已经成为过去十年间重大学术会议、学术刊物和系列学术专著的主要议题。跨民族研究成为美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历史性转向，改变了研究对象、学科规范、学者构成和学科结构本身。
相比之下，无论是在美国文学史研究还是在作家个案研究方面，国内对民族主义和帝国话语的讨论都很少。本书旨在在跨民族语境下探讨美国文学中的国民性、疆土意识、边疆神话、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等相关问题领域，致力于文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本书尝试从美国文学中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之间的张力切入，考察自1832年至1919年间美国文学中主要作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库柏、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覆盖了整个19世纪至20世纪初影响美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事件，如门罗宣言、天定命运、宪政共和时期、西进运动、19世纪联邦政府印第安立法史、20世纪初美国社会发展史等，涉及美国人的边疆情结、帝国想象、民族叙事、民族共同体、集体记忆、民族身份、历史与记忆、历史书写等理论问题。
上文提到，本书的论题与近期美国研究学界的方法论变化（包括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分期、机构化、学科化等方面）有着某种契合。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新的研究旨趣在学界内部并非顺理成章，而是要面对学术传统和研究范式的压力。在深入这个论题之前，关于美国国民性的讨论和对美国研究学术史的发生学的考察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方面，我们大体上可以勾勒出两条相对清晰的主线，即学院派或传统派和新派美国研究学派。学院派美国研究的视域可追溯到对清教起源的发生学考察，在这方面，佩里·米勒（Perry Miller）和萨克凡·博科维奇（Sacvan Bercovitch）的著作成为经典甚至具有某种范式效应，对后来的美国研究学者产生了持续的影响。这一传统主要从文化思想史的历史渊源探寻美国特性的衍生、发展、形成和变异。这一传统后来分化为各种各样的学说，但最有影响的当属“美国例外论”。这一研究范式在整理和规范核心价值观和民族认同方面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一学术传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学术积淀，它同时具有学科奠基性和方法论意义。为人所熟知的美国学界早期的著名学者无一不是安于此道、以此起家并确立起学术地位和影响的。“美国例外论”作为一种根深蒂固于美国文化中的普遍信念，将美国视为与众不同的国家共同体。这种思想观念自北美大陆殖民时代就初见端倪，后来经过独立革命、宗教改革等一系列的社会运动,逐渐成为美国人自我认知和文化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一学说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美国学界、民间，甚至美国政治和外交领域，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理念，并积累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这些价值和信仰可以追溯到美国早期殖民地定居时期的清教思想渊源。美国在殖民地时期最早的主流意识形态为在新英格兰垦殖的清教徒所信仰的契约论、特选子民等新教教义。清教徒领袖约翰·温斯洛普将此理念表述于山巅之城的修辞隐喻中，即新英格兰的清教徒社会须成为世上其他国家之模范社区，这一隐喻被广为接受并流传。新英格兰地区的清教徒式世界观在后期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但清教教义所形成的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性的建构，其价值观绵延至今。新教传统在美国独立革命前后又与共和主义发生了历史性的融合，美国革命期间带有欧洲大陆影响痕迹而衍生的民主、自由、平等等启蒙运动的原则理想也随之被引述为美国例外主义发展史里程碑的事件。革命中的知识分子们（如托马斯·潘恩）和政治领袖（如杰弗逊、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等）首次表述美国并非欧洲之延伸，而是一个新天地，是一个有着巨大潜能和发展机遇的国家。
近年来，对传统清教起源以及其他美国例外论研究范式的怀疑论导致了美国研究学界内部的分歧，或结构性断裂。随着美国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学科内部的分歧也开始形成，分化为两个有着相对明确分界的领域：关注殖民时期和共和时期的“早期美国研究学派”和主要关注1835年以后的民族国家发展时期的研究学派。研究领域的分化也导致了各自组织建制的分道扬镳，出现了各自的机构、学会、期刊和对话。两个学派各行其道，很少交流和对话。在早期和后期美国研究领域中，“帝国”都是一个核心概念。跨民族主义、比较主义方法和多语言论在研究早期和后期美国问题过程中都是重要的概念。然而，由于缺少持续不断的交流和对话，分布在两个领域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往往自说自话，缺少基本的交流与合作，在历史观念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于讨论美国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概念（民主与帝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民主和帝国是当下美国研究最重要的议题。因此，寻求早期与后期美国研究学派之间的某种持续的对话和交流是连接二者的有效途径，是有效探讨民主和帝国概念的演变并最终寻求一种超越或弥合派系之争的学术理路。
美国研究领域这种奇怪的分化某种程度上来自学术界关于清教起源论与整一性历史观怀疑论之间分歧的结果，当后期美国研究学者们在使用“历史”一词时，他们并不是不约而同地指向所谓“共识历史”。美国例外论的历史研究（如清教起源论）提供了一种关于美国民族发展的同一性的历史叙述。[1]这种大一统的历史为反对派研究的出现提供了背景。早期的“民族叙事”研究范式对历史采取了简约化的处理，忽略了对美国历史的当代反思。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主席谢丽·菲什金（Shelley Fischer Fishkin）教授在2004年美国研究学会年会（ASA Annual Conference）主旨演讲中曾特别指出这个问题，她批评至今在美国的中小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课中那种将美国历史进行消毒处理的研究范式，呼吁美国研究学者们关注“令人困惑的、暴力的区域”，和那些能够“打破唱赞歌式的民族叙事”传统的历史记忆。[2]事实上，所谓“唱赞歌式的民族叙事”在过去几十年间在美国学术界内部和外部都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在美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历史课程在过去几十年里始终是文化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充满了剑拔弩张的学术纷争。90年代初期，历史学家盖瑞·纳什（Gary Nash）就曾主持过政府基金资助的修正公立学校历史教学改革项目，使公立学校的历史教材、教学和课程与时下学术界多元化历史的共识相一致。公立学校的历史课教学经历了激烈的争论和改革。[3]
上文提到，在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兼容性和排他性原则、集体记忆与强制性忘却往往同时并存。在确立民族国家的民主共和历史叙述中，帝国的行径是必须被掩盖或忘却的。换言之，强制性忘却可以说是民族叙事的机理。在民族叙事这个巨大的历史工程下面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早期的美国政治家或民众并没有意识到或不愿意承认或断然否认美国的帝国性质，殖民历史中存在的种族暴力、土地掠夺、奴隶制等，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被升华为抵抗英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叙事而留存下来。托马斯·杰弗逊就是美国历史叙述中盲点的制造者。他是《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是奴隶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这种两面性早已渗透在美国政治和法律话语之中。例如，《独立宣言》只字未提美国的奴隶制问题，有关抗议和谴责英王强制性地在北美殖民地实施奴隶制和从非洲贩奴的文字并没有通过其他几位立国元老的审核，其中关于奴隶制问题的言辞激烈的文字被整体删除了，以至于在今天的《独立宣言》中根本见不到。直到墨西哥—美国战争，这种两面性及其所掩盖的道德虚伪一直困扰着美国的政治和法律话语。墨美战争后，破天荒地出现了指向美国帝国历史存在的政治话语。[4]直到19世纪90年代，美国兼并古巴和夏威夷、美西战争、美国在东南亚确立殖民地之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的批评话语。
归结起来，围绕美国特性的争执，美国研究可以概括为民主与帝国的兼容性问题。显然，这个问题需要发生学的考察。杰弗逊的“自由帝国”具有两面性，即向善的一面和向恶的潜在倾向。无论哪一种倾向，暴力都是绕不开的话题。民族国家的确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暴力手段来实现，而帝国的扩张和维护更需要暴力的国家机器，必要时需要诉诸战争和殖民，附带领土占有和资源掠夺。二者之间究竟在哪里划界是个棘手的问题。在《暴力帝国：美国民族身份的诞生》（This Violent Empire:The Birth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博格（Carroll Smith-Rosenberg）深入解析了美国社会中民主与帝国的悖论。罗森博格指出，对外部异质文化的压制和暴力来自帝国的内在需求。这种对外侵略和对内施暴的倾向形成于早期民族国家的形成阶段并延续下来，反映了美国根深蒂固、无法调和的矛盾和心理危机。这种暴力倾向形成于共和国的早期阶段，构成了美国民族性格和身份。[5]美国革命后，美国人面临重新整合新兴民族国家统一体的重任，打造新的民族身份，抵御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同时还要面对国家治理与种族危机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导致美国文化对待任何威胁其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平衡的异质文化都充满戒备心理，在对待诸如女性、土著人以及包括非裔在内的少数族群方面，在社会秩序和身份构成方面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罗森博格追溯了美国清除印第安人的暴力历史，特别提及了宗教与美国国民性格之间的复杂关系。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明确使命观”虽然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后，但在美国革命前就已经成为美国民族性的一部分。美国历史中最深刻的矛盾在于其无法调和它在普遍相信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时却在实际行动上进行帝国侵略与扩张，这一民主与帝国的悖论反映在建国前后对奴隶制问题的处理党政，如《独立宣言》在奴隶制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措辞和解决方案，以及南北方各州在立法问题上所作出的妥协，都反映了这种矛盾。帝国的刚性需求反过来又强化了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价值观，使其侵略、武力和扩张的行径进一步合法化，成为其对内殖民、对外扩张的理论依据。身份建构过程中所隐含的暴力倾向有助于解释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姻缘”与矛盾。
罗森博格虽然追溯了美国革命以来的暴力历史，但他并没有找出美国悖论形成的原因，而是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描述了民主与暴政相互渗透、互为前提、相互依存的现象。这样一种现象的描述本身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不是答案的答案：自由帝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共同体的形成需要两类相互矛盾的要素。这样的理解的确开启了我们在开始提出的理解美国悖论的另一个思路。这个思路在理查德·克鲁格（Richard Kluger）的《掌控命运：美国东西海岸扩张始末》（Seizing Destiny:How America Grew from Sea to Shining Sea）一书中可见端倪。克鲁格指出，美国西部边疆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也成为美国殖民最强大的动力。定居者对土地的贪欲导致了史无前例的西进拓荒运动。[6]1630年，温斯洛普带领横渡大西洋来到北美殖民地的定居者们承载着庄严的使命，“我们将会发现，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以一当十，上帝将赐予我们荣耀，我们要将周边的种植园变为像英格兰一样的土地。我们将要成为山巅之城，所有的人民都将拭目以待。”[7]在美国历史上，这种使命感释放了强烈的扩张主义的能量。
在美国历史上，领土扩张是进步与发展的核心动力。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都有土地勘探经历，马里兰州、新泽西州和罗德岛这样的小州无时不在觊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弗吉尼亚州的丰饶土地。他们甚至将独立战争视为一场争夺土地的战争，而不是为了捍卫人权而发动的战争。殖民地与英国的谈判也是集中在独立后的美国所能够获得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土地占有面积上。而在《邦联法案》的最后几年和新宪法实施的头几年，在许多州与州之间的政治争议中，土地纷争占据了主要部分。从1803年的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购地案开始到55年之后的Gadsden Purchase收购土地案，构成了美国大陆扩张的历史。从杰弗逊和麦迪逊总统开始的机会主义者周旋于西班牙和法国之间，欺压美国印第安人，扫除印第安人对美国进步的障碍。后来的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更是有过而之无不及，他对印第安人恨之入骨，更是将墨西哥人妖魔化。杰克逊残酷的“移除印第安人”政策推进了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西进运动，也加速了帝国的进程。
要理解美国悖论，需要沿着帝国的理路去寻找答案。在2000年以来的美国研究学界，“帝国”这一概念又重新备受青睐，反映了当代国际秩序的一个新动向。我们首先需要对当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流行的“帝国”概念及其来龙去脉进行辨析。“帝国”一词，按时下流行的用法，与马克思所理解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概念并不相同。其实，在许多学者看来，“帝国”这一概念并不是处理当代国际关系问题的最佳概念。帝国泛指领土广阔、拥有强大统治和主导地位、拥有极大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帝国”一词并没有准确的科学定义，使用十分混乱。根据使用的场合与习惯该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狭义的“帝国”一般仅指领土辽阔，统治民族众多，拥有持续传统的强大君主制政体国家，“帝国”称号的使用一般需要国际上普遍的认同。帝国君主通常为世袭，但也有通过选举和指定产生的，如罗马帝国的皇帝。这些国家常称为“帝国”，或把“帝国”一词写入正式的国号（如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限于这一概念对领土规模、政体和国际影响力的要求，几乎所有狭义的“帝国”都出现在亚欧大陆。广义上的“帝国”的范围宽泛很多，只要是统治或支配的地域广阔，在国际上或某一地区强盛一时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通常这些国家只需达到狭义上帝国的标准中的一点（领土广阔）或几点，而不论其政体是否为君主制。这些国家本身一般并不称自己为帝国，而是自称王国、共和国、联邦、联盟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如Robert Gilpin,Kenneth Waltz,and Robert Keohane）认为霸权（hegemony）更合适于描述当今世界上的所谓的帝国。美国学者如阿兰·比诺思（Alain de Benoist）和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把“帝国”一词的含义限定在美国的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到威尔逊总统的世界主义，二者一直影响了当今美国的扩张主义政策。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与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于2002年合著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认为全球化之下形成的新世界秩序导致威斯特伐利亚帝国体系的消失。世界不再受控于国家政治体系，而是受制于单一的与现代欧洲国家完全不同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去中心、去领土化的政治体系，与族裔和传统民族价值体系无关，其核心价值在于其普适性的价值体系。正因为如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较为适合于描述当今世界新型的全球霸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不同于建立在国家之上的世界体系，原因在于功能方面的差异。帝国主权的目标既不是征服、吞并或对从属国家进行政治和领土占领，这些只是19世纪和20世纪国家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相反，新型的帝国霸权是通过政治机构和法律手段来实施的，以确保所谓的全球秩序，即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转前提下的世界和平。帝国起着世界警察的功能，必要的时候采取战争。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是对当代全球政治秩序的一种概念描述，有独特的含义。帝国是“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作为当代世界总体状况的“帝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这一概念假定了一种体制，包括了空间的整一性，或者说统治了整个文明世界。二是帝国是一个成功终止历史并因此永远固定正在存在的事态的秩序。三是帝国的规则操纵着所有延伸到群体世界每个层面的社会秩序。因此，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持有巨大的压迫和毁灭的力量。
在考察民主与帝国的悖论过程中，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帝国在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按照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帝国”是对今日全球权力关系的概括。哈特和奈格里认为，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世界秩序正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其标志性特征就是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帝国主权。帝国和帝国主义表明的是历史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统治形式。帝国主义正在衰落和消失，而帝国机器正以新的权力形式在全球运转。新的帝国主权同旧的帝国主义权力发生了断裂。实际上，资本主义在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寻求世界市场，全球化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扩张的一个新阶段，它并不意味着一个世界秩序的断裂。全球权力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而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帝国主义方式的一种完善，全球权力关系依旧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其他地区的宰制。帝国是对民族国家界线的超越，对民族国家主权的有限压制，帝国要变成一个权威机器，要确立整个世界秩序的规则，并将这个世界纳入到一个充满秩序的等级关系中来。帝国就是这样将整个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化结构。帝国横跨了所有社会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所有运动都只能在帝国制定的秩序之中找到它的意义。但是，帝国获得全球性的强大的宰制力量，能够制定规则。在解决既存冲突的国际共识之链时，帝国形成，干预才能在法律上获得合法性。帝国的首要任务就是通过扩大共识的区域来支持它的力量。帝国的干预就这样以国际共识为基础，并写上了正义的名字。帝国发起的旨在解决冲突的战争，就这样变成了正义战争。现代国家的政治在呼唤新的主权，现代国家的主权又必须维护和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主权就开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一架庞大机器。美国的现代性一开始就同殖民主义如影随形，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在其民族国家拓疆的历史进程中对土著居民的殖民，既是内在与外在的对立，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是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美国正式在持续不断的对立中确立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价值观，维持着既是西方人又是美国人的两难身份处境。从哈特和奈格里的定义看，当代的帝国定义及功能似乎又回到了当时杰弗逊总统对“自由帝国”所下的定义。
但是，由于全球化的来临，民族国家开始衰落，殖民主义逐渐式微，预示了新的主权，即帝国主权的来临，哈特和奈格里所提及的关键性的统治秩序，即帝国主权同样是一部包容差异性机器，它同样是对现代主权两极对抗性的抛弃。帝国正在成为民族国家主权衰落之后的新的全球控制秩序，这也是今天全球化时代的权力秩序。这种帝国主权同现代民族国家主权相比而言，有什么新的特性呢？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主权最基本的特点是，它的空间永远是开放的，打破了内部与外部的分界线，这就是它与民族国家的根本区别。对民族国家而言，主权总是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实施，一般来说，对现代主权的构想是建立在一片(真实的或想象的)领土以及这片领土同外界的关系之上的。现代主权的所有这些界线以及内外之分，在新的帝国主权和在后现代社会中都开始消失、模糊，浮现所谓历史的终结，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外边界的划分方面实现了终结。帝国拆毁了这种封闭空间，让内外之分的界线趋于模糊。
从这个意义上看，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的帝国概念更为贴近我们前面所讨论的帝国。伊格纳季耶夫认为美国是一个新兴帝国，它秉承市场经济、人权和民主等一些基本理念，扮演着类似于奥托曼帝国和英法殖民帝国在过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如此看来，集主权、人权、民主、暴力于一体的现代帝国也是历史的产物，其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代民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在美国政治史上，70年代末、80年代初，尼克松和里根时代的极权政治反映了美国社会一个突出的问题，即民主制度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伊格纳季耶夫在论述“9·11”以后美国社会的矛盾时精辟地分析了民主社会的悖论:当国家利益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的维护就需要规制、秘密行动和诈欺，甚至侵犯特定人群的权利。在“大恶”（bigger evil）面前，为了国家利益（如反恐），“小恶”（lesser evil,指缺乏任何公义基础的权力或暴力）就会无限膨胀，损坏甚至摧毁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根基，一旦出现危机，极权主义对美国政治价值体系便会造成决定性冲击。对美国知识界来说，这个忧虑远远超过对美利坚帝国历史地位的考量。伊氏认为，在与恐怖主义这种绝对的罪恶较量时，更应该谨慎观察“小恶”是否会变得如脱缰之马一般无限膨胀，从而损坏美国民主政治的根基。“9·11”后民主社会最可怕的就是过度的政治恐惧：一旦发生相类似的恐怖攻击，美国人民会突然发现他们生活在一个所谓国家安全变得至高无上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封闭的疆界、经常性的身份证检查、永久性和不需理由地监禁恐怖分子或可疑分子会成为社会生活中的常态。“那时我们会生存下来，但我们会认不出我们自己。我们会变得坚强，却会失去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的自我认同。”[8]这场运动不过是“小恶政治”的一个契机，也是国家利益与公民社会之冲突的缩影，预示着独裁势力的猖獗和公民自由的潜在危机。在美国历史上，因国家利益与公民自由发生冲突而导致民主危机、濒临极权主义的情况并不鲜见：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尼克松主义、80年代的里根主义，以及“9·11”以后的反恐。美国人不得不在突如其来的恐惧之下采取前所未有的态度调整：允许政府在国家安全至上的考虑下限制甚至收回部分公民自由，采取一些逾越法律和宪法权利的强制手段，允许对弱势族群的歧视和仇恨心态成为某种社会和文化的常态，允许在保卫自由和西方价值的口号下突破政治规制的禁忌。这时的美国，公民自由和民主理念将受到重创，民主与帝国的极致便是二者同流合污，这才是美国真正的噩梦。
注释
[1] Anthony Molho and Gordon S.Wood,ed.Imagined Histories:American Historians Interpret the Past(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p.34.
[2] Shelley Fisher Fishkin,“Crossroads of Cultures: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Presidential Address to the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November12,2004,”American Quarterly57.1(March2005):17-57.
[3] Gary Nash,Charlotte Crabtree,and Ross Dunn,History on Trial:Culture Wars and the Teaching of the Past(New York:Vintage Books,2000).
[4] Philip S.Foner and Richard C.Winchester,eds.,The Anti-Imperialist Reader:A Documentary of Anti-Imper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Holmes and Meier,1984);Shelley Streeby,American Sensations:Class,Empire,and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
[5] Carroll Smith-Rosenberg,This Violent Empire:The Birth of a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12).
[6] Richard Kluger,Seizing Destiny:How America Grew from Sea to Shining Sea(New York:Vintage,2008).
[7] John Winthrop,“A Modell of Christian Charity(1630),”(Colle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istorical Society,1838),7:47.
[8] Michael Ignatieff，The Lesser Evil；Political Ethics in an Age of Terro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p.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