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漫谈自我

中国人、美国人

我最近买了套房子，我感觉这件事是照我的意愿决定的。但仔细回忆一下，其实我原本更倾向于租房子，是我妈一直想让我买房来着。我要是美国人的话，我现在一定仍在租房子住。但我是中国人（记者田利平，2002）。

美国人“不会通过别人的眼睛去观看一切，也不会通过书本的假象去认知一切”（美国诗人惠特曼）。

摇滚乐歌手崔健喊出了中国人的自我

现代西方世界起源于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之前有一场必要的精神革命：文艺复兴。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首先从承认自我、承认人性开始。崔健就起到了这样的启蒙作用。1986年崔健演唱的《一无所有》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诞生出“我”的概念并立即开始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激荡，因为在过去的歌曲和“红色经典”中，“我”的个人主体是被忽视的，“我”只是一个集体性的归属，而正是《一无所有》中的“问个不休”的“我”才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从而让一种淳朴自然的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当年那些歌迷来信几乎没有人把崔健当作一个偶像歌星来崇拜的，而是纷纷倾诉：他们从崔健的音乐中找到了自己。《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在这之前，中国的歌曲里只有“我们”，即使有“我”，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而崔健的第一张专辑里，一共有150多个“我”。“一无所有”这首歌不仅属于青年，也属于全民。（《南方周末》，2013-1-17）

《红高梁》电影

莫言思考过《红高梁》电影成功的原因，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经过长期压抑的人们内心深处有很多东西需要释放，而《红高梁》电影的主题正是强烈要求个性解放。影片中，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能够喝酒、敢说敢做敢爱的人，这种追求自由的精神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实际上，要求个性解放、追求自由的精神，也就是要求承认自我，进而追求自我崛起的精神。因为个性是我的个性，自由是我的自由。

姚明的自我

姚明退役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称，姚明影响力超体育，成为中西方交流使者。这真是一个恰当的评语。为什么是恰当的评语？从2011年7月25日姚明退役仪式暨表彰典礼上姚明的一句话就可以理解。在典礼上，来自山西的一名普通球迷给姚明送上一幅自己画的画，上面有三个人，都是姚明，分别在扣篮、盖帽和投篮，名称就是“中国长城”，姚明自然地感叹：“那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

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8）是心理学大家，心理分析学说的创始人，被世人认为是与达尔文和马克思齐名的19世纪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本我”（It），“自我”（I），与“超我”（Over-I）是弗洛伊德提出的心理分析的概念。“自我”一词在西方家喻户晓，因为几乎人人都在为“实现自我”而奋斗。姚明在美国拼搏多年，他知道美国文化是怎样的，他知道美国人是怎样的。面对球迷送来的三个姚明画像，姚明脱口而出，以“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我”共为一个“我”的西方语言，深刻而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叹，“那就是当年的我啊！”

屠呦呦勇敢为自我辩护

屠呦呦是首位中国大陆获得诺贝尔或医学奖的女科学家。美国《纽约时报》站2015年10月9日报道（《参考消息》，2015-10-11），记者与屠呦呦的问与答。

问：有人——包括你的一些前同事——批评说，你不应该被当作发现者，因为那是团队努力的结果。

答：过去我们都信奉集体主义。我只想做好工作。当然，没有我的团队，我什么也做不出来。外国人阅读了历史记录并选中了我。中国的奖励总是发给团队，但外国的奖项是不同的。这个荣誉属于我、我的团队和整个国家。

自我与教育

2015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了一部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育》，记录了5名中国教师到英国给50名13～14岁的中学生上课一个月的情形。纪录片显示，教师与学生彼此都不满意对方，人们认为这是文化差异造成的。

中国教师不满意英国学生在课堂上不守纪律，闲聊，做鬼脸，甚至打闹；英国学生不满意中国教师填鸭式的教法，一名学生说：“我像个机器人，不停地记笔记”，“在课堂上我发现自己没有发言权，只有老师说了算”；另一名学生说：“他们（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确实有效果，但我们并不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

人们分析、争议中国式教育方法为什么在英国行不通。

华人作家薜欣然指出了英国和中国学校存在的文化差异。他说：“在中国，学生一进教室，就得告诉他们，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你对国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责任。”他说，在英国，老师会问学生：“你未来想做什么？你想实现自己的什么目标？”英国记者西蒙詹金斯也强调了中英的文化差异，他说，“我们会教（学生）反叛、破坏和创造”而不强调死记硬背。事实上，中国的教育更像流水线工厂，每个人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思维，而英国小孩每个都不一样。比如，教学生做灯笼，在中国，学生会尽量做得跟老师的一模一样，但英国的学生做出来的灯笼形状各异、五颜六色。

以上是对《参考消息》（2015-8-7）和《北京晚报》（2015-8-5）相关报道的综述。

现在让我们从自我的角度来看中英教育的差别。

西方人的自我是独立的自我，具有自由、理性与个性三大特征。学校从小就培养学生为“实现自我”（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培养注重自由（英国媒体称，你可以问任何一位处于教育研究前沿的专家，他们会告诉你，课堂乱一点并不总是坏事），注重理性（英国媒体称，我们的教育系统会鼓励学生跳出固有思维，勇于承担风险，质疑先入之见），注重个性（英国学校具有“以学生为中心进行教学的理念”）。然而，中国人的自我是互倚的自我，强调个人从属于家庭、集体，最终从属于国家。中国学生为父母学习，为国家学习（“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你对国家、民族和你家庭的责任”，北京大学现在的校训之一就是“为国求学”），因而固守自己的社会角色——学生，即学生就要听老师的话，听父母的话，没有勇气与老师平等地交流或质疑老师所讲的内容，也很少在课堂上提问。

没有自我，所以忙碌

在我们匆忙从办公室冲向健身房再去吃晚餐，并骄傲炫耀我们忙碌不堪的日程安排时，有必要回想一下，150年前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告诫：“在所有荒唐的事情中，我认为最荒唐的就是忙碌，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工作……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忙碌的家伙到底想干什么？”美国哲学家伊文思解释说，克尔凯郭尔认为，忙碌是将一个人的注意力从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转移开来的办法，比如你是谁以及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没有也不想意识到这一点，你没有自我，你不得不总是保持忙碌（《参考消息》，2016-4-25）。

孟非的忠告

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主持人孟非说：“我特别不同意听到一句话：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还是两个家庭的事情。这句话听上去貌似有理，其实想想没多大道理。结婚跟两个家庭有没有关系？它当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归根结底是你们两个人相爱之后，最后愿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的决定。我会把这句话告诉我的女儿：如果有一天，你找的那个人不管他是什么职业，受教育程度如何，他家庭背景如何，他有钱没钱，他帅不帅，都不管。当这个男的说，我要结婚这件事要回去听我爸妈的意见，他们的态度会影响到我的决定。我要说，这样的人你不能嫁给他，因为他连结婚这个事都要回家听他爹妈的，说明他还没有做好准备独立选择与他共同生活的人（2016-5）。

当今关于自我的口号

“自我”一词如今在书籍、报刊、广告、口号中经常出现，但人们使用的“自我”一词有各种不同的含义。有人把“自我”看作“自私”。例如房地产开发商潘石屹认为，在朝向真理的道路上，最重要的就是消除自我。影星陈宝国也教导自己的儿子要自信，但不要自我。有网民说，美国很霸道，很自我。自私是“自我”的一义，原本是传统中国哲学的主张，我们以后会讨论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女排连续夺取世界冠军，举国振奋。女排提出的“战胜自我”的口号传遍全国。2008年航天员景海鹏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克服了困难，战胜了自我。在这些说法中，自我不再带有自私自利的贬义，而是指自己原来的竞技水平或身心状态；广告词“纯粹的自我——×××服装”，“新自我——×××手机产品”。上海四川北路一家服装店干脆以“自我—Ego”命名（见图1.1），在这些场合，“自我”就是独特性的意思，因为自我表现已成为时尚。

图1.1

一位作者在《北京晚报》发表文章《北京街头感觉“我”》，他说，所谓在北京街头感觉“我”，就是在北京街头在脑里出现的关于自我的意念。在这里，“我”就是“自我”。据中国心理学家杨中芳考证，传统汉语里没有“自我”这个名词，它是受西方“self”这个名词的影响而组成的新名词。看来，中国人用“我”代表“自我”大概是“自我”在中国最通常的含义了。“自我批评”是过去几十年间中国人常常听到的说法，“自我批评”就是“我批评我”，“自我介绍”就是“我介绍我”，如此等等。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各种突出“我”，即突出自我的口号纷纷出现。例如，“我排队，我礼让，我快乐”“我行动，我健康，我快乐”，等等。目的是在实践这些口号的过程中，让北京市民以良好的姿态和心理、身体素质展现在世界各国朋友面前。在那以后，各种突出自我的口号又纷纷出现，例如，2010年上海世博会：“我探索，所以我快乐”；2010年人口普查：“人口普查我参与”，“入户调查我配合”；2011年反对被动吸烟：“被吸烟，我不干”；2016年提倡创业和创新的口号：“我创故我在”。其他的口号如，针对小学生的口号：“做最好的我”，“我努力，我真棒”；针对一般市民的口号：“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孝敬老人，从我做起”，等等。

突出自我是中国人精神上觉醒的表现

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人身心得到极大的自由，个人的主动性得到极大的发挥，以北京奥运会为契机，2008年前后突出自我的口号纷纷出现。

突出自我是中国顺应历史发展的表现。评论家苏文洋说，20世纪是国家民族崛起的世纪，21世纪是人的崛起时代。中国“在国家民族崛起之后，人的追求自我崛起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新目标”（苏文洋，《北京晚报》，2011-6-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