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文治政府和思想精英的领导

一个社会由何种精英领导永远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现代平等主义试图取消或淡化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区别，但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大众永远都需要精英的引领，现代社会事实上是由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引领的社会。

现代平等主义告诉我们，人人都具有天赋理性，人人都有为自己做主的自主性，如果你总需要其他人为你做主，那只意味着你没有勇气公开地运用你自己先天拥有的理性。所以，启蒙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公开地运用你的理性！经过启蒙，则人人都是自主的，没有谁再像中国古代的老百姓（小人）那样需要“大人”为他做主了。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由何种人当领导已不重要，建立和完善一套合理、中立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最重要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正是这样的制度。有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就有了中国古代圣贤一直热望的万世太平。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的社会中，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当然更无从谈二者之间的对立。因为每个人都通过代议制民主而在立法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的意志，所以，服从法律归根结底就是服从自己的意志。

其实，这种平等只是一种永远值得追求的理想。这种理想在现实中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在现代社会，事实上是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在领导着大众。首先，国家和政府的大政方针是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制定的，很多市民根本没有表达过对大政方针的看法。其次，大公司或其他大型组织的章程是由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制定的，大公司或大型组织的管理也是通过科层化的管理制度而实施的，即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高居于组织的上层，普通人只是服从领导和指挥而已。最后，连生活时尚也是由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引领的，如他们不断推出汽车、iPad、手机、电脑等产品的各种升级版，用铺天盖地的广告劝诱人们不断更新换代这些产品。甚至连服装时尚也是被商业精英所操纵的。

如果说在古代中国，存在出身和政治地位上的等级，如皇族、王侯与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别，那么现代社会仍存在财富占有方面的巨大差别，如亿万富翁与普通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就中国而言，由古代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在政治上就是由思想精英的领导逐渐过渡到由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的领导。这种转变带来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改善，但也导致了极为深重的危机。

现代平等主义包含着十分严重的错误：它把人的自主性当作一种天赋的本性，而不是把自主性看作由潜在到实现的过程，且看作可实现到不同程度的过程。人显然不是生来就具有自主性的，一个婴儿显然没有什么自主性。一个人是在成长、学习、生活过程中不断形成其自主性的，且不同个人在自己一生中所最终达到的自主性程度是不同的。我们可把自主性大致划分为三个层次：（1）平常生活的自主性；（2）政治自主性；（3）思想自主性。

大多数人都能在自己成长、学习、工作、生活的过程中达到平常生活的自主性，如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日常生活用品，能自主地求职、择偶，能规划自己的家庭生活，其基本能力是经济学家所预设的人的理性：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在通常的交易情境中，自然地用最少的付出获取最大的收益。

现代平等主义者最为看重的自主性是政治自主性，即康德所说的公开地运用自己的理性的勇气。这种自主性体现为对公共事务和政治的关心和责任心。中国正处于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民主法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这一历史时期，人的政治自主性就体现为对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关心、思考和对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之异同的清晰把握。

思想自主性则是最高水平的自主性，体现为对已有意识形态和宗教的独立反思。在信仰和思想上盲从的人们是不具有这种自主性的。人类中从来都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样的自主性，这极少数人就是历史上和生活中的所有思想家。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有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陆象山、王阳明等，欧洲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霍布斯、笛卡儿、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大卫·梭罗等。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都是具有思想自主性的人，但简单地信仰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人都不是具有思想自主性的人。一个人虽不是任何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创始人，但如果通晓各种典籍并对主流意识形态或宗教有独立思考，他也便具有思想自主性。简言之，有思想自主性者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语）。有思想自主性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才是对宇宙、人生有最深刻的理解和最深远的洞见的人。

古代物质生产力不发达，文化教育得不到普及，多数人不识字，普通劳动者没有文化。但社会各级官员是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领导没有文化的人是很自然的。远古时，部落领导人大约集各种精英的才华于一身，如黄帝、炎帝、尧、舜、禹等。孟子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可见舜是他所处时代的绝顶精英。

据钱穆先生看，由春秋到战国，古代政府全由贵族组织。那时的贵族自是有文化的人，在贵族中选出的政府官员，当属于思想精英。到战国晚期，始有游士参与政府，这是平民学者参政的先声。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56]，立郡县，当时有人说他，“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这便打破了贵族统治的积习。汉初的政府几乎是个军人政府，到汉武帝时，封建势力再次受到削弱，较为彻底地恢复了秦代郡县一统的局面。继此之后的又一大转变，便是平民学者公孙弘纯粹因学者资格而拜相，因拜相而封侯，打破汉初旧制。从此以后，军人政府渐变成士人政府。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一次伟大变革。钱穆先生称中国古代的治理天下的政府为“世界政府”，这当然不是今天世界主义者们所期待的那种治理全球的世界政府。钱穆先生认为，理想的世界政府绝不是周代的贵族政府，也不是汉初的军人政府，而应该是由一辈在平民中有知识有修养的贤人——士人——组织与领导的政府^[57]。

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规定五经博士教授弟子的新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有正式国立大学校的开始。博士弟子最快的只一年便毕业，毕业后国家并为指定出身。考试列甲等的，多数可充当皇帝的侍卫郎官。乙等以下的学生，主要依籍贯派充各地方政府的属吏。有了这样的制度，从前由皇室宗亲与军人贵族合组的政府，便逐渐变成由国家大学校教育及国家法定考选的人才来充任。因此我们可以说，到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文治政府”。这是中国人传统观念的“理想政府”的实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成功。由贵族政府和军人政府向文治政府的转变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文化意义的转变，经过这样的转变，中国社会更强化了思想精英的领导地位。由秦始皇到汉武帝，中国政府的演变就大体上呈现为由贵族政府向士人政府演变的趋势。

有西方哲学家说，中国古代只有一个人——皇帝——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是奴隶。此说形容中国古代皇权的独专。说者实则不懂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人凭一人之力即可治理天下。历代皇帝都离不开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队伍。据钱穆先生看，皇帝为政府最高领袖，象征着国家的统一，而非某家某族的一个代表。如此则王统已与古代（指秦以前）贵族观念分离，而只是政治上的一种需要。皇帝不经选举，只有世袭。但世袭未必皆贤，于是政治实权交于丞相。丞相才是政府的实际领袖与实际负责人。丞相不世袭，可以选贤任能。秦汉时代政府里的实际政务官，皆归丞相统率，而皇帝属下则仅有侍奉官。秦、汉初年，皇帝私人秘书——尚书郎——只有四人，可见政事并不直属皇帝，而丞相下面的曹掾，所分项目则超过十几门类。丞相的秘书处，其规模之大，较之皇帝的私人秘书室，不知要超过多少倍。由此可知，政府大权与实际责任，全在丞相而不在皇帝^[58]。

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是由思想精英领导的社会不能不提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历史学家基本公认中国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直至清末才被废止。科举制是通过文化考试选拔素质较高者任予官职的制度，它把文化知识水平作为选择行政官员的必要条件。儒家经学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汉代以经术取士，到南北朝时期孝廉科侧重考经学知识，秀才科侧重考文章辞华。唐宋两朝科举取士中有过经术与文学之争，唐代进士科主文学，明经科主经术，二者地位的轻重经历过一个升沉变易的演变过程，由于社会上看重进士科，经学相对被冷落。北宋学者或主张取士当先经术后辞采，或主张以诗赋为首要考试内容，争论平衡的结果，是将进士科一分为二，并立“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但从王安石改革科举考试经义之后，特别是明清科举考八股制义之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就占了主导地位^[59]。今人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褒贬不一，但科举取士是中国社会由思想精英领导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