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一、托马斯·莫尔生平简介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亨利八世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托马斯·莫尔正式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时候，英国才刚刚迈进被称为“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的都铎王朝的门槛儿。
亨利七世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战，开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政治的统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封建农业开始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导致英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工业，使得英国的工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新贵族和新兴资产者的力量在战争中特别是战后的迅速增长，隐隐呈现即将上升为新建立的君主专制政体支柱的趋势。
亨利七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保护和扶持英国民族工业，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毛纺织业的突飞猛进，而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造成了羊毛价格的节节上扬，养羊业遂成一本万利的事业。贵族和乡绅为追求高额利润，把古老的公有“敞地”围起来，变成雇工放牧的草场，从而拉开了圈地运动的序幕。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带来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的变革。
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这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不过，真正发展成大规模血腥的圈地运动的，则以英国最为典型。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首先侵袭了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极为粗放的经营方式即牧场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扩张开来，使得地产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同时又通过耕作方式的改良造成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这种“解放”劳动力的过程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工业发展滞后无力吸收急剧增加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大量没有知识和技能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便造成了成千上万突然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的惨剧。加上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残酷惩办流浪者的血腥立法，失地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圈地运动一方面破坏了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土地日益集中到农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手里，而大批农民则同生产资料分离，沦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为随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说，在英国，在资本主义尚在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之时，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之时，资本主义在日后发展中所暴露的根本性的问题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虽然它还是那样的朦胧不清，那样的孱弱无力。正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中一样，这时的无产者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在那个封建专制王权尚无比强大的时代，在那个资产阶级的先祖们为自身发展尚托庇于专制王权的时代，近代无产者的先驱者在一切其他阶级眼里都仅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他们对自身苦难的控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只能由别人以曲折的方式来代言。
这个代言人就是托马斯·莫尔，一位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家。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2月7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家境殷实的律师家庭。他的童年时光是在生活优裕、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不满五岁时被送往圣安东尼学校学习拉丁文。12岁时又被送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家里做少年仆从。大主教莫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律师和建筑师，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在莫顿家的经历让小托马斯深受教益，莫顿对他的教育、关心和帮助令其终生难忘。1492年，根据大主教莫顿的建议，未满15岁的托马斯被送到牛津大学的坎特伯雷学院继续学习拉丁文和逻辑学。不过他的父亲老莫尔则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律师，因此他对儿子求学牛津并不热心。他急切想把儿子召回伦敦，送到法律学校去学习。迫于父亲的压力，莫尔最终于1494年离开牛津大学，回到伦敦。
通过父亲的关系，莫尔首先进了大法官厅的一个法律学校即新法学院接受法律预科教育。当时共有10所这类法律预科学校，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入四大律师学院即林肯法学院、格雷法学院、内殿法学院和中殿法学院进一步深造。莫尔在新法学院只待了两年。1496年2月，刚满十八岁的莫尔便进入了著名的林肯法学院，专攻英国法律。莫尔的学业非常顺利，一路升级，仅用六年时间就取得了律师资格。1502年，莫尔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由于处事公道，不徇私，不枉法，不贪，不吝，不畏权势，不弃贫弱，莫尔很快便成为一名广为人们敬重的知名律师。
就在莫尔离开牛津返回伦敦改攻法律之时，牛津大学已然成为英国人文思潮的中心。来自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英国大地上日渐传播开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莫尔得以再续前缘，重沐人文主义之风。16世纪最初十年，是莫尔如饥似渴地攻读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献的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的著名思想家的作品都是年轻的莫尔广泛涉猎的对象。与人文主义者的亲密交往，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广泛涉猎，使莫尔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信徒。到16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莫尔已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群星中的佼佼者。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后终其一生，莫尔始终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践行者、热诚传播者和坚定捍卫者。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继任王位。这时的莫尔，在法律界已有相当声望。1510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司法行政官。还在担任律师期间，莫尔就同伦敦金融中心区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出任副司法行政官让他同金融中心区有影响力的商业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莫尔为官清正、声誉甚佳，博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与爱戴，影响力不断上升。
鉴于其地位、声望和学识，莫尔逐渐成了伦敦市民阶层的代言人。1515年5月，伦敦商人向英王建议委派莫尔出任赴法兰德斯使团成员，前往调解英国与荷兰之间因羊毛和呢绒贸易条约引起的纠纷。在伦敦商人的一再敦促下，英王终于同意委派莫尔以国王使节身份出使法兰德斯，前往欧陆的布鲁日参加谈判。令其声名大噪的《乌托邦》一书便与这次出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518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成为国王御前会议成员。莫尔离开了服务十年的伦敦市府，正式成为英王亨利八世的臣仆。1521年5月，莫尔受任为副财政大臣并受封爵士。1523年4月，亨利八世召开国会。莫尔当选下院议长。1525年，莫尔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以及剑桥大学总务长。此前一年，莫尔已经被委任为牛津大学的总务长。不过莫尔虽然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四年多，却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作为随侍国王左右的近臣。1529年10月，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跃升为王室重臣、政府最高长官。莫尔的政治生涯至此也达到了顶点。
这时，亨利八世因为与王后的离婚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矛盾，并以此为借口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宣布英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莫尔对亨利八世处理与王后的婚姻问题以及与罗马教延的关系问题持不同看法，对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掠夺教会财产和地产的做法更是极为反感。莫尔无力改变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也无法让莫尔低头。1532年5月，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其政治生涯至此终结。1534年，莫尔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7月6日，莫尔被送上断头台，从容就义，终年57岁。莫尔最终成了专制王权的牺牲品，也成了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的殉道者。
二、近代乌托邦思想的诞生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乌托邦》。但在此期间只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的大部分，回到英国后才又补写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语。《乌托邦》于1516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官托马斯·莫尔著》。
莫尔撰写《乌托邦》使用的是当时欧洲学术界通行的拉丁语，但其中的人名、地名以及其他专名大都是作者的杜撰。拉丁文“乌托邦”（Vtopia）这个词本身就是根据古希腊语虚造的。一般认为，“乌托邦”即
，它由两个希腊词即
（意为“无”，not，）和
（意为“地方”，place，）合成，
意即“乌有之乡”（Nowhere），现代英文Utopia即由此而来。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不过，这一解释并不完全符合莫尔创造该词的原意。因为莫尔在书中所描述的名为“乌托邦”的岛，不仅仅是一个现实中不存在的地方，它还是一个象征着作者理想的地方。所以，莫尔在创造这个词时应该就已经埋伏着它的另一个词源，即Eutopia，意为“福地乐土”（happy land，the garden of Eden），即一个至善至美的理想王国。1518年3月的巴塞尔版《乌托邦》序文部分假借书中主人公侄子之手所写的六行短诗中明确使用了Eutopia一词：
当年这里一片蛮荒
乌托邦被称为乌有之乡
而今它已超越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氏的梦想在此已变成人间天堂
人们完全应该改变称呼
乌托邦实乃幸福之邦[1]
也就是说，现代英语中的Utopia（乌托邦）一词本身应该有两个词源，即Outopia和Eutopia，因而其本身也应该有双重含意，即它既指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也是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幸福之邦”[2]。
《乌托邦》一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一译《共和国》）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莫尔就对柏拉图的对话体名著《理想国》爱不释手。莫尔撰写《乌托邦》时，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而且在内容上也随处可见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不过，虽然从思想渊源上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莫尔《乌托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毕竟是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绘的是理想的奴隶制国家，而莫尔的《乌托邦》所勾勒的则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蓝图。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3]，而莫尔的乌托邦却是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柏拉图及其《理想国》相当于莫尔《乌托邦》的思想教父的话，那么地理大发现则可以看成是莫尔《乌托邦》诞生的温床。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正值欧洲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亦即欧洲人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时代。当时到过美洲新大陆和亚洲、非洲等地的一些水手和冒险家纷纷将美洲等地的见闻介绍给欧洲人。其中就有大量关于尚处于原始公有制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景的报道。例如，1507年，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的书信集问世，1511年，彼得·马丁的《论新大陆》出版。莫尔对这两部书非常熟悉，并在撰写《乌托邦》时加以参考，他甚至把《乌托邦》一书的主人公希斯拉德说成是维斯普契最后三次航行的参加者之一。在希斯拉德讲述有关乌托邦的故事时，就引用了维斯普契所描述的1503年最后一次航行时的情节。可以说，正是地理大发现时期大量关于世界其他地方未开垦处女地的游记、传闻和报道，使莫尔找到了灵感，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合适的形式。
《乌托邦》一书采用游记对话的文学体裁写成，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而莫尔撰写此书时又采用了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语，无疑更增加了该书的严肃性。在《乌托邦》中，莫尔精心安排了一个跟随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维斯普契三次航海到南美洲探险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作为对话的中心人物，详细记述了这个刚刚远洋航行归来的旅行家与莫尔关于乌托邦岛的谈话，借希斯拉德之口批判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莫尔在书中以在场者的身份叙述说：他奉国王之命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到访安特卫普，结识了彼得·贾尔斯，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贾尔斯同一个海员模样的人同行。此人便是曾随阿美利哥·维斯普契远航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在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第四次航行时，希斯拉德也曾随行前往，并且是阿美利哥留在新大陆一个要塞上的二十四人之中的一个。可是希斯拉德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具有文化很高的特别完备的制度，乌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在乌托邦住了五年。为了把乌托邦的范例介绍给欧洲，他离开了那里。在到达印度时，他遇到了一艘葡萄牙船，于是便搭乘它回国了。莫尔对于这位曾经远航的人非常感兴趣，于是便邀请他和贾尔斯一起到自己家里畅谈。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所见所闻惟妙惟肖的讲解，经莫尔的生花妙笔记述，便是《乌托邦》一书的由来。随着《乌托邦》一书的出版，近代乌托邦思想诞生了。
《乌托邦》一书的问世，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河，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从人文主义批判到社会主义批判
莫尔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巨擘。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人文主义作品。这些作品高扬人文主义大旗，反对蒙昧、歌颂理性，谴责暴政、呼唤良治，批判专制、畅言理想，代表了英国人文主义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人文情怀加上得天独厚的个人条件和英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共同推动莫尔由人文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使他成为欧洲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开创者。他的《乌托邦》一书既是声讨圈地运动的檄文，也是擘画理想社会的长歌。
（一）对天主教会和专制暴政的批判
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对于教会制度的弊病和教士阶层的愚昧无知、贪婪无度、腐化堕落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和犀利的批判。这在其相关书信、拉丁文讽刺短诗及《乌托邦》中都有反映。
在《乌托邦》第一部分，莫尔借主人公之口，讲述了在红衣主教府的一次宴会上一名清客与一位托钵僧的对话，三言两语间便把修道士的昏庸、懒惰和贪欲刻画得入木三分、惟妙惟肖。在《献给某位下流而贪婪的主教》一诗中，那位主教极其富有，他腰缠万贯，家仆成群，还出租土地，甚至拥有一些大城市，但他仍贪得无厌，进一步迫使穷人破产。诗中写道：“我找他是有事求他办，他见我却是因为把我那点儿可怜的家产挂念。”
莫尔所倡导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对天主教会的犀利批判，实际上隐含着某种反教权主义倾向，促使人们去怀疑天主教会权威所阐明的传统思想。在这方面，莫尔的一首讽刺短诗颇具代表性，它生动地刻画了教民在宗教忏悔时的滑稽可笑而又发人深省的情景：神父在查问教民的罪过时问他，“你不相信……可恶的渎神恶魔吗？”教民回答说：“哎哟，神父，我连上帝都快不信了，还信什么恶魔呀！”有学者在谈到莫尔的人文主义著作中潜在的反教权主义倾时曾指出，在莫尔的《乌托邦》中，“不仅天主教，甚至连一般的基督教痕迹都很少见到。”“如果读者对《乌托邦》的作者不甚了解的话，很难想象他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
莫尔反对暴政，认为一个国王如果与人民为敌，那么人民放逐国王也是正当的，但放逐的目的并不是不要君主制度，而是要用一个比较圣明的君主继承其王位。
莫尔在《乌托邦》中尖锐地批判了封建专制王权的为所欲为和专横暴虐，认为在欧洲各君主国，所谓正义，要么不过是广大老百姓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高尚行为，要么是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正义：一种是老百姓的正义，它低三下四，一钱不值，为各种枷锁所困；一种是国王的正义，它好像要比老百姓的正义要高尚得多，而且还比老百姓的正义自由得多，因为只要它高兴就可以为所欲为。《乌托邦》对封建王权的穷兵黩武也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认为对外奉行侵略政策是导致一个国家衰败的重要原因。莫尔指出，国王考虑的不应该是如何去攫取新的土地，而应该是如何把现有的疆域治理好；不应该用连年的征战让生灵涂炭，而应该更关心臣民的福祉，因为国王的荣誉和安全与其说要靠他的私人金库，倒不如说要靠人民的安居乐业，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其职责是要把羊喂好，而不是只管自己吃饱。《乌托邦》在批判暴政时，字里行间隐含着对都铎王朝内政外交政策的谴责，尤其是它的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法律和繁重的苛捐杂税及其扩张性的对外政策和战争政策。
（二）“羊吃人”：莫尔笔下的英国原始积累
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事业。新贵族和新兴的资产者通过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强占农民份地及公有地，剥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限制或取消原有的共同耕地权和畜牧权，把强占的土地圈占起来，变成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大批农民被迫出卖土地，或远走他乡，或到处流浪，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这就是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
“圈地运动”只是当时英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典型现象，它实际上是欧洲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之初即原始积累时期的一个缩影。在这一时期，传统封建制度在加速解体，旧贵族日渐没落，教会经济走向衰败，新贵族迅速崛起，新兴的资产阶级正在形成。由于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中比在工业中更早发展起来，所以，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比工业资本的胚胎更为显著。这主要得益于英国羊毛品质的优良，使羊毛成为毛制品手工工场争相求购的原料。农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农村封建生产方式的瓦解，在当时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后果。
莫尔在《乌托邦》等著作中对社会剧烈变革给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造成的苦难后果给予了高度关注，表达了深深的同情，对造成这一苦难后果的原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乌托邦》详细描述了16世纪的英国农业经营方式发生的非常重要的变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在教的封建领主都已不再满足于收些传统的地租了，他们开始抛弃需要劳动力较多而收入较少的那种土地经营方式转而经营大规模的牧羊业。这就引起了大规模的针对农村居民的掠夺。被迫放弃土地的农民变得无以为生，漂泊四方。莫尔对农民遭受的苦难痛心疾首：
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赶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做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4]
在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就有7.2万名大小盗贼被处死。
莫尔在《乌托邦》中对圈地者的残酷无情痛加挞伐，认为那些贪图暴利的圈地者要对人民的贫困和苦难负责：
你们的绵羊本来是那么驯顺温良，那么容易喂饱，可是我听说，现在却变得极其贪婪，并且极其凶猛，甚至会吃人。田地、房屋、城镇，一切的一切都被他们吃掉了。更确切地说，全国各地，凡是出产最精致贵重的羊毛的地方，贵族豪绅以及一些自诩为圣人的主教，他们不再满足于祖传地产上的那点儿岁租年金，也不再满足于过去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觉得这种生活不仅对社会无益，甚至还是一种负担。于是他们把田地圈起来改为牧场，推倒房屋，毁掉城镇，只留下教堂做羊圈。仿佛他们的鸟囿兽园还不够大，这帮家伙还要把用于居住和耕种的每个角落都变成荒地。[5]
《乌托邦》也叙述了手工艺人由于商人垄断羊毛所遭受的痛苦：“由于生羊毛的价格急剧高涨，从事毛织业的穷人，已经无力购买羊毛。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变得无事可做，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失业。”[6]
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基础的狭窄性以及手工工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且数量太少，因此无法安置由于圈地而造成的大量游民。一方面是城市无力接收大量的农村流民，另一方面农村大规模向养羊业过渡导致耕地面积大幅度缩减，农村也无力养活昨天的全部农民，迫使他们陷入贫困和流浪。结果便是原始积累条件下广大群众的普遍性贫困化的加剧。
莫尔在指出政府残酷迫害破产农民的不道德行为时强调，这些可怜的人们被抛到大街上忍饥挨饿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也不是他们不愿意工作，但他们却被视为流浪汉，被抓捕，被鞭打，被投入牢狱，甚至被处死。莫尔指出，
这种处理盗窃犯的方法不仅本身不够公正，而且对社会也不利。作为一种处罚，它过于严苛，而作为一种威慑手段，它又是无效的。因为小偷小摸本来就够不上死罪，而如果他们只有盗窃才能活命，否则就会饿死的话，那死刑也是不足以制止盗窃的……最好的办法不是对盗窃者施以严刑峻法，而应该是为每个人提供谋生之道，这样才不会有那么多人沦落到始而盗窃继而被处死的悲惨境地。[7]
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先是纵民为盗，然后以盗窃为口实去惩罚他们，而应该
用法律规定，凡破坏农庄和乡村者必须亲手予以恢复，否则就将其出让给愿意恢复的人们。禁止富人囤积居奇和垄断市场，少养活些好吃懒做的人。振兴农业和织布业，使其成为光荣的职业，把手艺传授给那些闲人，让他们从事有益的工作。因为贫穷，他们或者去盗窃，或者四处流浪，或者沦为帮闲，而无论是流浪还是帮闲，最终还是难免沦为盗匪。倘若不能够从根本上医治这些弊病，只是夸口严办盗窃犯，那都是徒劳的。这样的执法，表面上冠冕堂皇，实则不公平，也不会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8]
（三）对私有制的批判：近代社会主义的先声
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莫尔是站在他同时代人的前列的，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莫尔已远远超出了他的同时代人。
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莫尔不仅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而且对英国血腥的原始积累过程进行了无情的鞭挞。马克思曾把英国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称为“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9]，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而“羊吃人”则是莫尔对这一时期英国社会既真实又形象的概括，是他作为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代言人对原始积累所造成的罪恶的第一声控诉。莫尔的这一概括，因其简洁明快而又鞭辟入里，成了描绘资本主义的先祖们血腥发迹史的不朽名言。莫尔对英国圈地运动及其后果所做的详细描述和全面分析，达到了他的时代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为后人分析英国原始积累提供了完全可信的文献资料。
不过，如果只是停留在人道主义批判而止步，那莫尔也就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相较于他的同时代人，莫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从人道主义批判又向前跨出了一步，从英国现实入手，深入到了经济分析的层面。他没有局限于分析批判产生社会灾难的部分原因，而是试图找出产生社会问题的总根源。莫尔认为，造成“一方面穷困不堪，而另一方面又奢侈无度”的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就在于私有制的存在。他认识到在私有制下全部物质财富必不可能掌握在生产这些财富的人手中，而是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寄生者手里，这些人对社会毫无益处且寡廉鲜耻，是社会最坏的部分。对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进行如此尖锐而深刻的批判，证明莫尔已克服了很大一部分人道主义者身上所固有的个人主义，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任何地方只要存在私有制，只要金钱仍是衡量一切的标准，那里就不可能有公正和繁荣。除非你认为最坏的人过着最好的生活是正义，极少数人瓜分所有财富是繁荣。其实当多数人穷苦不堪，过着凄惨的生活的时候，这些少数人也未必会有幸福感。[10]
既然两极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制的存在，那么，要消除这种不公正现象，就必须彻底废除私有制：
柏拉图……认识到，通往全社会普遍幸福的唯一道路就在于财富的共同享有。在我看来，这在财产私有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倘若每个人都尽其所能把财物攫为己有，那么，不管财富多么丰裕，仍然只能是少数人富有，其余多数人贫困。这极少数的富人贪婪、虚伪、懒惰，对社会毫无用处，而广大贫民却勤俭、朴实，终日辛勤劳作，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自身利益，可结果却是广大平民百姓生活拮据，甚至穷困潦倒，而极少数富人却纸醉金迷，穷奢极欲，这哪里有公平可言呢？因此，我确信，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就不可能公平分配，全体人民的幸福也不可能得到实现。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人，将会始终在贫穷和困苦的重压之下苟延残喘。当然，也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缓和这种情况，但是绝不可能根除。[11]
莫尔在谴责封建统治阶级的同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产阶级的先祖们，即已经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自于旧的贵族绅士阵营，而另一些人则是正在崛起的“新贵”，即垄断商人和粮食、羊毛、牲畜的投机倒把分子。由于他们的贪得无厌，使得过去给英国带来昌盛的东西现在却变成了致命的灾难。他把善于投机钻营的新贵族和商人划进了剥削别人劳动的寄生虫一类，指责他们不仅搞个人欺骗，还借助国家的法律每天都从穷人日薪中勒索出一份，并借助法律占有并保护他们用形形色色的欺诈伎俩攫取的财富。金钱拜物教是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莫尔敏锐地注意到这一初露端倪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
事情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一个不知廉耻为何物、头脑比傻瓜聪明不了多少的蠢货，只因为手中握有大量的金币，就可以奴役许多聪明和善良的人们。[12]
但是，倘若情况发生变化，
这些金币从主人的手里转到他家仆人中一个最受歧视的懒汉手中，这时主人竟然会像金钱的附属品一样反过来去侍候自己的奴隶。[13]
莫尔不仅对广大劳动者寄予深深的同情，而且对他们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
那些做零工的、赶货车的、卖手艺的、出苦力的、耕田的等等，他们终年胼手胝足，千辛万苦。他们的劳动是社会所必需的，假如没有他们的劳动，任何社会都难以维持。但他们的生活却极其悲惨，可谓牛马不如。[14]
他们用自己的劳动造福社会，在自己年轻力壮时遭受剥削，而“到老病交加时却遭忘恩负义的国家所丢弃，在凄凉的处境中悲惨地死去，这就是他们造福社会所得到的报酬！”不过，莫尔虽然同情广大劳动群众的遭遇，但却对他们的武力反抗持否定态度。所以，莫尔没有能够找到改变不合理社会制度的社会力量。
对广大人民的同情，对劳动者利益的维护，对统治者的谴责，对私有制的分析和批判，所有这些都表明，莫尔已经不单单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即早期资产阶级启蒙的代表者，而且在事实上充当了他所处时代的、近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情绪和愿望的代言人。
四、擘画理想社会的蓝图
莫尔在《乌托邦》中向世人描绘了近代乌托邦思想史上第一幅理想社会的蓝图。他把它叫作乌托邦共和国。按照《乌托邦》的描述，乌托邦岛原名阿布拉克萨，传说在十几个世纪之前，一位名叫乌托普的国王征服并改造了该岛，建立起了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于是该岛便按照这位统治者的名字改成了乌托邦。
（一）乌托邦的社会政治制度
乌托邦的社会基层组织是家庭。家庭既是基本经济单位，也是基层管理单位。农村每户成员不少于40人，城市每户不多于16人，未成年儿童不限定人数。家长是德高望重的老年男女各一人分别担任管理工作。户与户之间人口不平衡，可以互相调剂。可见，乌托邦的家庭已经不同于中世纪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和手工业家庭，它已经突破了血缘关系的限制。
每30户居民选出一位专职行政官员，这名官员在古语中称摄护格朗特，在近代语言中叫飞拉哈。摄护格朗特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职责是监督每个人都能专注于自己的手艺，不得游手好闲，但同时又要防止人们起早贪黑地劳作，累得像牛马一样。虽然摄护格朗特依照法律规定可以不参加日常体力劳动，但实际上很少有人这样做，他们与其他公民一样积极参加劳动，通过自己的以身作则来带动其他人一同愉快地工作。全体摄护格朗特共200名。摄护格朗特需要轮流参加元老院会议，每天两名，以便了解一切社会事务。凡遇重大事件，他们都要向摄护格朗特大会报告，由摄护格朗特通知所辖各户家庭进行讨论，然后加以研究，并把自己的决定提交元老院。这样，人民便可以通过摄护格朗特对元老院的活动实施经常性的监督，从而把国家对共和国的日常管理置于全民的公开监督之下，切实保证国家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每十个摄护格朗特及其所辖各户选举一名更高一级官员，古语称特朗尼菩尔，近代语言称为首席飞拉哈。也就是说，每300户居民选出一位特朗尼菩尔或首席飞拉哈。特朗尼菩尔按规定每年选举一次，不过，如果没有特殊需要，乌托邦人并不随便更换他们。特朗尼菩尔的职责是及时制止在乌托邦极为罕见的各种私人间的纠纷。此外，特朗尼菩尔还经常同总督协商社会事宜。
乌托邦是由54个城市组成的联邦。每个城市都有一个行政长官，称为总督。总督由选举产生。乌托邦每个城市有四个区，每区提出一名总督候选人。200名摄护格朗特采取秘密投票的方式从这四名候选人中选出最适宜的人。总督终身任职，但如发现其有施行暴政，虐待人民的嫌疑，就有可能会被撤换。各城市的政府是议事会，由总督和二十名特朗尼菩尔组成。议事会每三天举行一次会议，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法律规定，任何涉及国家的公共事务必须经由议事会或民众大会充分讨论通过后才能决定。如果撇开议事会和民众大会，任何人都不能就任何公众事务做出任何决定，否则就会以死罪论处。该项法律旨在防止总督及特朗尼菩尔共谋对人民进行专制压迫，从而变更国家制度。因此，凡属重要的事务都要提交摄护格朗特会议，由摄护格朗特通知各人所辖的住户，开会讨论后将决定报告议事会。
乌托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元老院，设在首都亚马乌罗提，它由每个城市每年选派3名阅历丰富的长者组成，任期一年。它的最重要的职责是商讨全国性的事务。例如，元老院的具体职责之一便是调配各城市物资供应的过剩与不足。乌托邦的城市是生产的直接组织者，各城市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具体组织生产和分配，并调剂城乡之间的有无。一旦了解到哪个地区什么取得了丰收，哪个地区歉收了什么，元老院马上就会从丰收地区调拨多余的产品去支援歉收地区。与元老院并存的还有全岛民众大会。有时一些重大事务会交由全岛民众大会讨论决定。
在乌托邦，所有公职人员，包括各级官员、外交使节、专门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以及每个城市的十三名教士，一律采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乌托邦共和国是由哲学家和学者进行管理，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督本人都要从学者中选出。
乌托邦的社会政治制度保证了管理者与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公职人员公正廉洁，没有任何特权，他们自视为人民的公仆，没有居高自傲之心，也没有令人望而生畏之态，老百姓出于自愿尊他们为父母官，他们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包括总督本人也同普通民众没有什么两样，他唯一不同于普通老百姓的标志并非像别的国家的皇帝那样身上着袍、头上加冕，而是手上握有一束谷穗，就如同主教的标志是他前面有人拿着一支蜡烛一样。手握谷穗是本国人民富裕幸福的象征。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奔走运动谋求官职以及卖官鬻爵等现象都是不存在的。
乌托邦的国家职能，对内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管理人民生活，对外是巩固国防。由于国家职能的大大简化，乌托邦废除了监狱、警察等暴力机关。但这里仍然有保障人民利益的法律制度。不过，乌托邦的法律并不多，因为这种制度的国家不需要那些超越人们阅读能力的繁多的法律条文。这里的法律条文非常简要，解释明确，一目了然，每个公民都可以理解它。所以，在乌托邦也不需要律师这样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乌托邦生活着的是一众不受暴政压迫和复杂难懂的法律所欺骗的人民。
莫尔在《乌托邦》中对乌托邦政治制度的描述非常简洁，因为在一个没有私有制和特权阶层，没有压迫和剥削的社会里，社会的政治职能是非常简单和单一的，即组织生产和日常的社会管理。而对于那些享受着充分的民主权力而又酷爱自由的广大民众而言，社会的绝大多数事务都不过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管理是不需要赋予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的。这就是莫尔在《乌托邦》中要告诉他的同时代人也是后代人的一个极其简单却又异常深邃的道理。
（二）乌托邦的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生活
乌托邦不存在私有制。在那里，全部物质财富，包括土地、矿藏、房屋、生产工具、个人消费品等一切财产都归劳动者公共所有。任何地方都没有一样东西是私产。国家通过元老院统计和支配社会必需品。为了杜绝私有观念，他们甚至每隔十年要用抽签的办法调换一次住房。
乌托邦实行公有制不是因为其物质财富贫乏，它的公有制是建立在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的。在乌托邦，没有私有制下各色各类的社会寄生虫，每个人都要参加社会生产劳动，而且每个人都根据有益而适量的原则索取物品，所以，乌托邦的社会产品便非常充盈。由于人人参加劳动，所以，乌托邦人既不需要也不允许像其他各国工人那样从清晨工作到深夜，摄护格朗特的职责之一就是要防止有人披星戴月地超负荷工作。乌托邦人把一昼夜分成24个小时，其中只安排6小时的劳动：午前劳动3小时，然后进午膳；午后休息2小时，再劳动3小时，之后是晚餐。乌托邦人认为，六个小时的劳动不仅足够生产出整个社会所需求的产品，而且也有益于人们健康的需求和欢娱。在乌托邦，绝不会迫使公民去从事多余的劳动，不仅如此，当没有必要工作六个小时就可以创造出足够的社会财富时，国家还会进一步缩减工作时间。
乌托邦的生产部门分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基础是手工劳动，基本生产单位是家庭。农业家庭是属于全民所有的农庄，城市家庭实际上是属于全民所有的手工业作坊。乌托邦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全部根据国家统一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乌托邦非常重视生产劳动，除少数公职人员和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学者外，凡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如果有人到外地旅行，只要在别处停留一天以上，就必须参加当地的生产劳动。
乌托邦的城市手工业有毛织、麻纺、圬工、冶炼、木工等行业。每个乌托邦人必须学会一种手工艺。所有的人，不论是男人或是妇女，都要从事手工艺劳动。虽然妇女体力较弱，但她们可以干一些较轻的活，如织毛或纺麻等。每个城市家庭只从事一种手工业生产。如果一个人对本家庭所从事的行业不感兴趣，他可以离开自己的家庭，转到从事他所感兴趣的那个行业的家庭里去。如果有人在掌握一门技艺后又学会了另一门社会所需要的技艺，他可以自由选择其中一种作为自己的职业。
乌托邦没有农村，农业也不是乌托邦人的专门职业，所以，在乌托邦里并没有职业农民。在农业区主要是农庄和农场，城市手工业者同时也就是农民。乌托邦每个城市周边至少有12英里（1英里≈1.6公里）的土地供人们耕种。市民们轮流到毗邻的农业区从事农业劳动两年，期满后回到城市继续从事手工业劳动。如果有人喜欢农村生活的话可以在那里多住几年。不过，这并不表明乌托邦人不重视农业生产。在乌托邦，儿童在学校都要接受农业教育，还要到田野里从事实践活动。乌托邦人不论男女都必须掌握耕作技术，定期到农村从事不少于两年的农业生产，以解决全社会的粮食、燃料、肉类、蔬菜等食品供应。同时，农民也可以随时从城市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在乌托邦，城市居民不是统治农村的主人，他们本身就是农村这块土地上的农民。
在乌托邦，除了对外贸易领域，国内已经完全废除商品和货币。乌托邦内部不需要进行任何物品交换，一方面乌托邦的一切货品供应都很充足，另一方面乌托邦人也没有超出自己需要的贪欲。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各家庭都把自己生产的产品统一运到国库，并从国库领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也就是说，乌托邦实际上实行的是按需分配制度。不过，乌托邦的分配仍有明显的平均分配色彩，不仅产品要在全部居民中均匀分配，包括居民的服装也基本没有什么差别，除了男女之间、已婚和未婚之间存在区别之外，其他如样式、颜色都是统一的。此外，乌托邦还实行公共食堂制度，每三十户办一所食堂，集体用膳。不过，如果不愿意在食堂进餐的话，也可以从仓库领取自己所需的食品，在自己家里做饭。
（三）乌托邦的科学、文化和教育
乌托邦的人民一般都自由不拘，性情温和，聪明伶俐，生活从容，他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尽管他们的土地并不太肥沃，气候也不太好，但他们生活有节制，他们建立起了抵御恶劣气候的有效机制，他们通过精耕细作改善了土质。正是通过科学的方法，他们在一个原本并不丰饶的土地上创造了奇迹，把这里变成了世界上粮食最丰产、牲畜最兴旺，人民体格最健硕和疾病最少的国家。所有这些，都是乌托邦人重视教育和科学文化的结果。乌托邦的制度同愚昧无知是格格不入的，它的全体公民、不分男女均受到良好的义务教育。
乌托邦人非常重视学习。在乌托邦，人们从儿童时起都被引导阅读有益的书。大部分公民，无论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剩余的时间花在学习上。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足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即进行学术探讨。乌托邦人对专门从事学术工作的人非常尊重，他们的教士、特朗尼菩尔、外交使节，乃至总督，都是从有学问的人中间选出的。每个城市都有为数不多的这类人，他们从小就被发现具有特殊禀赋，聪明不凡并且本人又对学问确实感兴趣，这些人经过教士的推荐和摄护格朗特的秘密投票，可以被特许免除其余一切工作以便专门从事各科学术的研究。不过，如果任何从事学术研究的人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他就会失去豁免权，被重新调回去做工。相反，如果一个工人在业余时间刻苦钻研学问并且成绩卓著的话，则可以摆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被指定去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
乌托邦人通过本国语言学习各科知识。他们学习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文学、音乐、哲学、数学、医学、天文学和各种技艺。在希斯拉德一行造访乌托邦之前，乌托邦人并不知道希腊和拉丁文学，但他们在音乐、逻辑、算术、几何等方面的进步却不逊于任何古典作家。他们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海水的潮汐等也都有自己的研究，并且也完全可以同古典哲学家们相比肩。不仅如此，他们还能够把科学研究的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如他们能够根据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来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他们在耕种时非常注意对土壤的改良，等等。为此，乌托邦人非常注重教育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强调无论男女，从小就应参加实习活动，将学习的知识用到生产实践中去。例如，乌托邦人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上做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不是旁观者，而是每人都有体力劳动的机会，从事实际操作。也就是说，乌托邦人的教育并不局限于掌握理论，而是通过游戏和练习的形式与参加实际的耕种和手艺活动结合在一起的，他们鼓励勇于钻研和发明各种技术和工艺。
乌托邦人并不排斥外来优秀文化。在乌托邦人看来，善于接受他人的思想，并从他们那儿获取尽可能多的知识，是提高自身能力的最为便捷的途径，所以，凡是到乌托邦观光旅游的客人，如果才智出众或具有周游列国的丰富阅历，那他一定会受到最为热烈的欢迎。乌托邦人非常愿意倾听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来学习外国对自己有用的知识、技艺和各种发明。例如，当他们从希斯拉德那里听说有关希腊文化的描述后，便迫不及待地要学习希腊语，而且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被指派跟希斯拉德学习的人就精通了希腊语，能够毫不费力地阅读希腊文名家作品，并从中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乌托邦人还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希斯拉德赠送给他们的一大批古典文学作品，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荷马等，他们对此都爱不释手。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希斯拉德一行那里很快学会了造纸和印刷技术。
在乌托邦，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体力和脑力之间的对立，全体公民衣食无忧，生活幸福，每个人都享有可靠的物质福利，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拥有足够的闲暇时间，而且思想开放，所以，他们的求知兴趣非常广泛。经过不断地学习、充实知识和各科学问的训练，乌托邦人在各种技艺发明方面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乌托邦人生活的舒适与方便。
（四）乌托邦的社会生活
乌托邦自然风景优美，城乡规划合理，布局得体，生活方便。该岛状如新月，中部最宽，两头略尖，两角间的海峡展开一片汪洋，宛如一片微波荡漾的大湖。全岛散落着54座城市，城市之间远近适宜，交通便利。每座城市都环绕着至少12英里的农地。城内绿树掩映，街道宽阔，建筑整洁，就像一座大花园。市面繁华而不喧嚣，热闹而不嘈杂。与城市相比，农区则又是一派别样风光，农场住宅间隔适中，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广袤无垠的原野上，金黄的稻谷、翠绿的牧场、茂密的森林，加上田间欢歌笑语的农人，完全是一幅旖旎的田园诗景。
乌托邦的建筑并不奢华，但却非常舒适、宜居。房屋结实、美观，既考虑到了室内采光，又考虑了防火，还能够有效抵抗风暴的侵袭。每家房屋都是前门面向宽阔的大街，后门通往宁静的花园。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那里碧草茵茵，花朵艳丽，树木繁茂，天空湛蓝，加上挂满枝头的各种水果和沁人心脾的清新空气，确实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人们很大一部分闲暇时间都用来修葺花园，享受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般的和谐相处。
乌托邦人追求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他们给至善下的定义就是“符合自然的生活”。他们的衣着非常简朴，在工作时间里，他们就穿一件很朴素的粗皮服，这种衣服甚至可以穿7年。即使在公共场合，也只是在粗皮服外面披上外套而已，这种外套一般也可以用上两年。全岛人的服装颜色几乎都是羊毛的本色。他们的日常用具都是陶瓷和玻璃制品，物美而价廉。金银珠宝却被他们视如敝屣，如他们用金银制作公共厅馆和私人住宅的便桶溺器以及奴隶身上的镣铐，或者给罪犯戴上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和一顶金冠。珍珠、钻石等也都成了儿童的玩具。
不过，不要误以为乌托邦人都是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者，其实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要求非常高。这里的生活质量不是贪婪无度的欲望，而是精神的欢娱。乌托邦人衣着确实简单，但他们却把它——简朴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乌托邦，所有的衣服都是大家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其中凝聚着他们的信念、追求和幸福感。乌托邦没有城乡的对立，没有农民和市民的鸿沟，也没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隔膜。在这里，人们从事任何一种劳动都是一种享受，是一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其中充满着欢乐和满足。
乌托邦每座城市都分为四个大小相同的区域，每个区的中心都有一个百货集散地。人们都把自己的劳动成果运送到这里，也从这里领取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它的旁边是食品储藏场，摆放着从各地运来的蔬菜、水果、面包、鱼肉等。但乌托邦人不允许在城内杀生，也不允许任何公民从事屠宰业，所有食用的禽鸟牲畜都必须在城外屠宰洗净后才能运进来，屠宰一事专由奴隶去做。其目的一是要让乌托邦人远离血腥，以呵护其善良和慈爱之心免遭伤害，二是避免病菌的传播和污染城市环境。乌托邦人非常重视学习医药知识，注重保护公共环境卫生，以防止空气污染、水污染和疾病传染。他们采取各种措施为居民提供清爽的空气、洁净的饮水和健康的食物。
由于非常注重卫生和健康，乌托邦人很少生病，即使不幸患病，也无需忧虑，因为病人可以在公共医院里接受免费治疗，并会得到特殊的照顾。乌托邦每个城市都设有四所宽敞的医院，设备完美，药物齐全，医生经验丰富，对病人照顾热情入微。四所医院分别设在四个不同的地方，这样做一是防止出现因病人拥挤而影响环境的舒适，二是减少传染病菌扩散的可能性。乌托邦人一旦患病都非常乐意到医院去接受治疗，一是因为那里的医护人员个个都和蔼可亲，对病人体贴入微，二是因为每个患者都不愿意给家人带来过多的麻烦。乌托邦人把死亡看成是一种解脱。当一个人患了不治之症且疼痛难当时，继续延长他的生命对他本人是一种折磨，对别人则是烦扰和惊吓，这时教士和官员就会对他提出劝告，要么自己了结生命以求解脱，要么愿意由别人代劳帮他解除痛苦。听取劝告的患者或者绝食而死，或者在睡眠中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这种死被认为是高尚的。但是，如果病人不愿意选择这条死路，他仍然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任何人都不能在病人不情愿的情况下夺去他的生命。同时，如果一个人未得到教士和官员的劝告就选择自杀，他就不配享受土葬或火葬，只能不体面地曝尸沼泽。
就餐也是乌托邦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飞拉哈所居住的厅馆就是大家共同进餐的公共餐厅。每位飞拉哈管理30户居民，为方便管理，他的左边和右边各住着15户。在规定的午餐和晚餐时间，铜喇叭就会准时吹响，全体30户居民就会到飞拉哈的厅馆聚齐，一同进餐。公共食堂饭菜精美丰盛，乌托邦人在这里同自己的家人、邻居、朋友一起用膳，其乐融融。为方便大家就餐，食堂还为老人、孩子、孕妇提供专门服务。午餐和晚餐前，乌托邦人总要指定一个人给大家先读一段书，劝人向善。长者会在进餐前的闲聊中观察青年的才华和性格，并给以适当的指点。整个就餐过程秩序井然而又轻松活泼，晚膳时间还会有旋律优美的音乐相伴。乌托邦人的进餐也成了一种休闲，一种享受，一种体验，一种生活方式。
乌托邦人的闲暇时间被用来读书，探讨学问，促膝谈心，或者参加各种文娱活动，如演奏音乐，或进行益智游戏。在乌托邦，没有酒馆和烈性饮料店，没有妓院，没有各种各样的腐化场所，没有藏污纳垢的暗洞，所以，这里没有花天酒地，没有纵情恣肆，没有懒散怠惰，没有投机取巧，也没有赌博之类的有害无益的游戏。人与人之间没有隔阂，没有猜忌，大家在彼此交流中互吐心声，取长补短，陶冶性情，共同成长。
外出旅行也是乌托邦人的一大生活乐趣。除了风俗习惯，乌托邦没有法定假日，只要自己乐意并得到相关许可，就可以外出旅行。乌托邦人的外出旅行分为城区观光和城际旅游。任何人只要完成当天的活计，在征得家长的允许和家人的赞同后，就可以随便到城郊观光。如果想到另一个城市走亲访友或观光旅游，需要得到飞拉哈及首席飞拉哈的许可，拿到相关证件。未经允许的出游者将会受到重罚。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都会获得批准。如果他们在别处逗留一天一上的话，他们就需要参与当地的劳动。旅行者全程什么都不用带，他们所到之处都像是到了自己家中一样，因为所有居民都是一家人，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公共财产。人在旅途，可以说他一无所有，也可以说他无所不有。不过，如果是走亲访友的话，他们则会带上精美的礼品，如自制的糕点、葡萄酒、羊毛衫、工艺品等，当然也可以选择到亲友居住的地方同他们一起劳作，共进晚餐或共度节日。因为物品丰富，衣食无忧，并且有足够的闲暇时间，乌托邦人常常结伴出游，或海边漫步，或山峦探险，尽享大自然的美景。
在乌托邦，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乌托邦的优良传统。婚姻是家庭的纽带。乌托邦人把择偶看成是非常严肃的事情，认为它不仅关系未来家庭的幸福，甚至关系着国家的安宁。所以，乌托邦人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传统习惯。婚前选择配偶时，女方不管是处女还是孀妇，都必须赤身祼体，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已婚老女人带到求婚的男子面前；同样，男方也必须一丝不挂，在一位德高望重的男子陪伴下来到女方面前。在他们看来，这是最为公平也最为坦诚的方式。乌托邦人实行一夫一妻制，对他们来说，配偶是自己一生的伴侣，结婚就意味着双方要在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分享生活的乐趣，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共同忍受生活的艰辛，因此，对婚姻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一旦结婚成家，所有的乌托邦人都会尽力守护自己温馨美好的家庭，从不轻言离婚。在乌托邦人那里，美好的爱情就像是一座山，其婚姻的稳固性在世界上是罕见的。当然，如果夫妻性情确实不够融洽，已经没有在一起生活的必要，而且双方又都有了渴望共同生活的意中人，如果双方愿意离异，开始各自的新生活，经过议事会批准，也是允许的。但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也不被鼓励。在乌托邦，淫乱和强奸都会受到严厉处罚。
乌托邦的家庭长幼有序，长者慈，幼者孝，夫妻相敬如宾，所有家庭成员都和睦相处，相互关爱。长者宽容而又不失威严，他们不专制，不顽固，从不动辄训人，对那些少不经事或任性的年轻人也总是能通过言传身教去诱导他们。儿女们则尽心尽力孝顺自己的父母，照顾年长的老人。
在乌托邦，男女是平等的。女子也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劳动，从事学术研究，老年寡妇甚至还可以被选做教士。
乌托邦的人口是纳入国家发展规划的，每一户每座城市的人口都有严格规定，一旦超出限额就会迁入人口不足的户和城市。
乌托邦人的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在乌托邦，不仅全岛，而且每个城市都有五花八门的宗教，有人崇拜太阳，有人崇拜月亮，也有人崇拜其他星辰，还有一些人把古圣先贤当作神来崇拜。乌托邦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有权信奉自己所选择的宗教，任何人都不能因为他的信仰而受到惩罚，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别人信奉某种宗教。也就是说，在乌托邦，宗教信仰是纯粹个人的事情。乌托邦的这一法律源于这个国家的创立者乌托普王。在他到来之前，岛上的居民由于信仰不一而争吵不休，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安定，而且教派的纷争也为他征服该岛提供了机会。乌托普由此认识到，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国家可能因宗教而兴盛，也可能因宗教而衰亡。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便制定了保护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这个法律代代相沿至今。据希斯拉德介绍，他们访问乌托邦岛期间，就曾遇到一个基督徒受到处罚的事情。原因是这名教徒在公开场所狂热地宣传基督教义，贬低侮辱其他宗教。虽经希斯拉德多次劝阻，他仍然一意孤行。最终他被捕受审，被判流放之刑。不过这名教徒之所以受到惩罚，并不是因为他的信仰，也不是因为他瞧不起别的宗教，而是因为他在群众中煽动滋事，挑起不和。乌托邦实行教会民主制度，教士一律由国民经秘密投票选举产生。乌托邦的教士人数很少，每个城市只有13人。教士负责主持礼拜、举行圣事和监察社会风尚。虽然他们只有训诫之权，因为惩处是各级官员的职责，但一个人如果被教士传唤和斥责是非常丢脸的事情。教士还负责教育青少年，他们不但要传授知识，还要陶冶他们的品德。
（五）乌托邦的对外关系
乌托邦虽然对外部的消极影响非常警惕，但它仍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同外部世界保持着正常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从政治方面看，他们有民选产生的派驻国外的使节，国内也驻有外国使节和外国侨民，乌托邦会为外国使节和外国侨民提供固定住所，并为他们提供专门的服务，居民对他们也非常尊敬。乌托邦人的美德赢得了不少国家的尊敬和钦羡，他们常常主动邀请乌托邦派官员到他们那里担任公职，任期或一年或五年不等。任期届满后再被恭送回国。乌托邦人虽然丰衣足食，但仍与国外保持着经济往来。他们会把剩余的新产品运销到别的国家，他们销售的货物有大宗谷物、蜂蜜、羊毛、亚麻、木材、染料、生皮、熟皮、黄蜡、油脂、牲口等。乌托邦人非常慷慨和善良，他们把这些产品的七分之一无偿送给相关国家的贫民，余下的则廉价出售，从而赢得了邻国的一致好评。乌托邦通过出售一定产品获得大量的金银，这些金银在国内毫无用处，主要是用于国际间的流通。一是用它们来购买一些国内缺乏的东西，如铁等；二是应付突发性事变，如国际间的纠纷或爆发战争时招募雇佣兵等。在文化方面，乌托邦人也不保守，他们很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
乌托邦把请求乌托邦人派遣行政官员的国家叫盟邦，把自己给予过好处的那些国家称为友邦。但乌托邦人不同别的国家签订条约，因为在他们看来，人们不应当把任何未加害于自己的人看成敌人，天然产生的伙伴关系比条约更可靠，能够更好地把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是善意而不是协定，是彼此间的依赖而不是一纸空文。
乌托邦人酷爱和平，痛恨战争。在乌托邦人看来，战争是唯一适宜于野兽的活动，但任何野兽也不像人那样频繁地进行战争。不过，乌托邦人并不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的目的是反对侵略、保家卫国，或将暴政之下的人民解放出来，或者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邻邦复仇，进行战争都是合理的。所以，虽然乌托邦人不轻言战争，但也经常整军经武，时刻保持着对旧世界的高度警惕。一旦本国受到入侵，则地不分海陆，人不论勇懦，所有的人都必须走上前线。在同胞和亲人面前畏葸不前或临阵脱逃在乌托邦人眼里都是极其可耻的行为。在战争中，乌托邦人绝不滥杀无辜，也不愿杀害降卒，更不劫掠平民。在他们看来，战争的目的在于惩治祸首元凶，而不在于屠戮生灵。
五、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
莫尔的乌托邦思想里蕴含着许多进步的、引导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东西。这些被称为“刚刚萌生的共产主义思想”[15]的思想或思想萌芽，既是后来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也是人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1）关于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的思想。莫尔通过乌托邦设计未来社会的时候，提出了废除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建立一个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新社会的主张。随着私有制的废除，阶级和剥削的消灭，国家的职能也大大简化了，乌托邦废除了监狱、警察等暴力机关，国家的主要职能是对内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管理，对外巩固国防。在乌托邦里，人人参加劳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劳动不再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一种本能和需要；劳动没有贵贱之分，无论什么工作，都同样会受到尊敬。这样，劳动与享受的同一性在这里得到了完全的实现，劳动也因而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成为一种享受。在乌托邦里，由于劳动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劳动的效率大大提高了，人们每天只需劳动很少的时间（每天工作六个小时）便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其余的时间则被用来安排学习或娱乐。
（2）关于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思想。莫尔注意到了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因此，在设计乌托邦的社会生产模式时强调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希望借此克服生产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人力、物力的浪费，以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生产，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除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生产之外，他同时还设想妥善地组织社会生活，实现社会生活的社会化、计划化。不仅如此，《乌托邦》还提出了规划人口发展，实现人口平衡，实行社会人口的有计划流动的思想。
（3）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用新型分工代替旧式分工，建立和谐完美社会的思想。在乌托邦里，由于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由于社会有计划地组织着生产劳动，由于不再有贫富差别，人人都受到同样的教育和处于同样的生活环境，因此人人都是与旧世界的人完全不同的新人，人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他们拥有新思想、新感情、新精神、新道德、新习惯、新语言和新的行为方式，人人都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康乐。在乌托邦里，无论男女，每个人从小都要接受教育。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掌握多种工艺，在劳动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乌托邦非常强调科学、文化的重要性，很重视培养人的各方面技能以及人的优良品德，这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发展的基础。由于每个人都是全面发展的人，旧式的社会分工被消灭了，取而代之的是自由选择工种、自由调换工种和短时工作制，雇佣劳动、强迫劳动、痛苦劳动被自由的、自觉的、欢乐的劳动所取代，残酷的自由竞争也被愉快的劳动竞赛所取代。在这里，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兴趣进行工作的。只要他对某一工作感兴趣，他随时都可以自由地进行流动。乌托邦已经在试图消灭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乌托邦所呈现给人们的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这里不再有残酷的竞争，不再有尔虞我诈，不再有贪婪、争讼、掠夺等一切罪恶与祸害，而有的只是和谐与完美：不仅有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和谐和睦的家庭关系、和谐美满的两性关系、和谐平等的城乡关系，而且还有和谐完善的天人关系。
（4）关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思想。在乌托邦，除奴隶之外，每个公民都享有充分的自由权利，也都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虽然存在不同等级的官员，但官民之间并无贵贱之分，不同职业之间也不存在隔阂和鸿沟，男女之间在受教育、劳动、担任公职等方面也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在乌托邦里，人人精通法律，人人遵守法律。乌托邦颁布一切法律都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利益和民主权利，它的法律条文简约、解释明确，让人一目了然，也更简便易行。
不过，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中也保留着一些消极的成分，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深深的印记。例如，乌托邦里还保留着奴隶与奴隶劳动，在乌托邦，每个家庭有两名奴隶，其他一些部门也有奴隶劳动。乌托邦奴隶的来源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本国的罪犯罚令充当奴隶。第二类是廉价买来或不花钱要来的别国判处死刑的犯人；第三类是别国的苦工，自愿到乌托邦过奴隶生活的人。但乌托邦的奴隶都有改变身份的可能。又如，乌托邦还保留着殖民地。莫尔关于人口发展规划的思想是颇有见地的，但在解决人口过量与人口不足问题时，他的思路并不都是可取的。在乌托邦，如果全岛人口超过规定的数量，他们就到邻近大陆无人的荒地上建立殖民地。如果当地人愿意与他们一起生活就与之联合；而对不遵守乌托邦法律的当地人，乌托邦人就从为自己圈定的土地上将他们逐出。如果他们反抗，乌托邦就出兵讨伐。如果某个民族听任自己的土地荒废而不去利用，又不让按照自然规律应当依靠这片土地为生的其他民族使用，那么乌托邦人便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绝好理由。反过来，假如乌托邦城市因某种灾祸而人口减少，又不能从岛上其他地区取得补充的话，他们就从殖民地调回公民来充实它。乌托邦人宁愿让殖民地消失，也不愿看到自己岛上的任何城市被削弱。再如，在乌托邦，总督虽然是经公民秘密投票产生的，但除非他涉嫌虐待人民、施行暴政，一般是终身任职，也就是说，乌托邦还保留着最高领导人的职务终身制。对于莫尔乌托邦思想中所包含的这些消极的、落后的甚至某些糟粕性的东西，应该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