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性弊病的反应，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和资本主义文明的继承者。就其本质而言，它属于后资本主义的范畴，是试图用社会调节和社会控制的办法克服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达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的一种思想、运动和社会制度。

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度以来，制度性的不公正现象就一直存在着。同样地，反对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也始终存在着。在古代的西方，它体现在古希腊人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中，体现在原始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信仰中，也体现在柏拉图的不朽名著《理想国》中。而在古代的东方，则有士大夫阶层传诵千古的“大同”理想以及劳动群众世代相继的对“太平”世界的追求。但是，在小生产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反应及其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只是为近代社会主义提供了某些思想启示和历史依据。严格说来，它们不过是社会主义的史前史。社会主义史的开端是早期资本主义时期。

14—15世纪，西欧社会进入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开始出现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手工工场。到16—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迅猛地发展起来。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到19世纪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已基本上在西欧确立起来。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及其发展，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它创造了空前巨大的生产力，积累了空前的社会物质财富；它开辟了世界市场，不断把世界上各个孤立地区的人群从相互隔绝状态中解放出来，逐步融为一体；它创造的政治文明改变了世界的政治面貌，使得民主共和制度为一切文明民族所认同；它所创造的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政治规范则被证明是颇具效果的社会管理方式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得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使得民主、平等、自由等成了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理想与信念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它创造了空前灿烂的文化，促进了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文化素质与社会价值观念。

但是，资本主义所取得的空前巨大的成就又是以空前巨大的社会代价换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扩展的过程，是一个充满着血与火的过程。在它的早期，这一过程更是带有更大的野蛮性与残酷性。在欧洲社会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有所谓“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有血腥的贩卖黑奴与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有战争和瘟疫，有贫富两极分化和成千上万的失业大军，有贫民窟、环境污染，有人性的压抑与异化以及道德的堕落与信仰的崩溃，还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持续不断的政治动荡，如此等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曾经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热情地鼓呼。他们曾经预言一个理性王国的到来：随着这个理性王国的出现，过去时代所存在的一切“迷信、非正义、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永恒的正义、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取代”^[1]。然而，当资本主义制度真的在人间出现时，人们才发现，“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2]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3]。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的历史进步，是以对内的残酷剥夺和对外的野蛮掠夺为代价的，这段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高扬个性与自由经济的面目出现的，因此，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往往被视为个人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产物。相应地，资本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也就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个人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恶性膨胀的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大量涌现的社会问题必须由社会自身来解决，而不可能依靠少数人道主义者的慈善事业。于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否定形式，社会主义思潮便应运而生了。社会主义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的暴露而出现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时，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便随之出现了。同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每一步发展，也必然伴随着社会主义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19世纪中叶之前，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不充分，相应地，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只能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也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乌托邦”的社会主义阶段。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早期无产者的理论先声，它反映的是早期无产者群众对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抗议和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憧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加速了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两大社会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近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斗争中，广大雇佣工人、贫苦农民和其他劳动者阶层虽然追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但他们与资产阶级所追求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他们要求取得自己的阶级利益，甚至明确提出了消灭剥削、消灭压迫、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要求。因此，每一次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会爆发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如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及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等。但是，这些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还只是一个自在的、没有自觉的阶级意识的受压迫阶层，还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存在，即便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无产者队伍已有相当大的发展时仍是如此。在资本主义仍处于向上发展的时代，在客观上还不具备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的时代，现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们直接实现本阶级利益的尝试不可避免地会遭到失败。不过，正是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的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乌托邦式描写，在18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到19世纪初则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个伟大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及其比较系统的社会主义理论。

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经过300多年的发展，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内容不断充实，理论不断完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观察和批判也越来越深刻，对理想社会的猜测也不断摆脱文学化的色彩而日渐接近科学的形态。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便是一个逐渐洗却空想色彩的过程，一个不断增强现实主义精神的过程，一个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积累材料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就是完成了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扬弃与超越，促成了社会主义由乌托邦到科学的转变，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生形态。这是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第一次飞跃。

二

“乌托邦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是由“乌托邦（的）”与“社会主义”两个词联结而成。“乌托邦”（Utopia）是16世纪初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根据古希腊语杜撰的一个拉丁词，用以寄托自己对美好社会的憧憬。该词有双重含义，一是指现实中不存的“乌有之乡”，二是指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5]。莫尔时代，“社会主义”一词尚未出现。但后世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在讲述自身发展史时往往都会追溯到莫尔，把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视为近代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滥觞。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500年，也是从莫尔发表《乌托邦》算起的。“社会主义”一词源于古代拉丁文socialis，原意为“同伴”“善于社交”等。18世纪德、意等国出现该词时，它指的是人的社会性。在历史文献中，最早是1753年德国本笃派传教士安塞尔姆·德辛（1699—1772）在与别人争论时把承认人具有社会性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1803年，意大利传教士贾科莫·朱利安尼著《驳斥反社会主义》一书，使用了“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两个词，抨击当时盛行的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解释为由上帝安排好的传统的社会制度。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国的圣西门派和英国的欧文派开始把社会主义一词用来指称他们向往的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不同的一种新社会制度。到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逐渐成为一种思想潮流、一种社会运动，乃至一种社会时尚。

此后，欧洲社会主义大潮乍起。随着“社会主义”一词进入人们的视野，“乌托邦社会主义”概念也随之出现并风靡一时。最早使用该词的是法国经济学家热洛姆-阿道夫·布朗基（Jérôme-Adolphe Blanqui，1798—1854）。他在其1837年出版的《欧洲政治经济学通史》（Histoire de L'Economie Politique En Europe：Depuis Les Anciens Jusqu'a Nos Jours）一书中曾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一词来指称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社会主义者。这一称谓很快为当时的人们所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中明确使用了“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恩格斯后来把自己撰写的《反杜林论》中专门论述社会主义的章节抽出来另外出版的小册子，书名就叫《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法文版）或《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版）。这里乌托邦社会主义主要用来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但也有用以泛指资本主义萌芽以来从托马斯·莫尔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期间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的意思。后来，乌托邦社会主义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便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一种普遍称谓。

汉语“乌托邦”一词是我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翻译英文Utopia一词时根据音译和意译巧妙结合而创造的一个词。^[6]该词首见于严译《天演论》一书，后在严译《原富》中再次使用。严译《天演论》产生了巨大反响，尤其受知识分子的赞赏，其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乌托邦”等词风靡一时。这样，相关的著述或译著几乎不约而同采用了“乌托邦”一词。如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兰坪著《社会主义史》提到“穆亚的《乌托邦》”；同年出版的吴黎平的《社会主义史》第二章第一节用的是“摩尔及其《乌托邦》”；1933年上海黎明书局出版郑学稼译美国雷岱尔著《社会主义史》一书第四章也是用“摩耳的《乌托邦》”；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刘麟生译的首部汉译全译本《乌讬邦》，只是把“乌托邦”改成了“乌讬邦”。严译“乌托邦”逐渐成了约定俗成的汉字词，其含义也不断扩展，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

但西文中广泛使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进入汉语语境之后却发生了转化，最终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早在1907年9月，由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天义报》第6号上发表的《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就提到“马尔克斯所著书有《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由空想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发达》就是前述恩格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只是把作者误作马克思了。这里就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不过，1912年5—7月上海出版的《新世界》第1、3、5、6、8期上，连载了施仁荣译的恩格斯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一书的第一、二节和第三节的一部分，标题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和实行社会主义》，显然这里又把“乌托邦社会主义”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1920年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其中的“批判的、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节又翻译成了“批评的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随后的各版本《共产党宣言》基本上都沿袭了这一译法。此后出版的《反杜林论》或者《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发展》中，无论是吴黎平、柯柏年还是博古，只要是“乌托邦”一词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几乎都被翻译成了“空想”。虽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译著中使用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语，如1930年春明书店出版的刘下谷译日本人土田杏村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叶启芳译的德国毕尔（M.Beer）所著《社会斗争通史，第三卷：近代农民斗争及乌托邦社会主义》，1933年南京拔提书店出版的邓季雨、钟维明译的德国考茨基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之评判》等，但这一语汇在后来的博弈中未能占据主流。“空想社会主义”的译法一直因袭下来，直到现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凡提及“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地方无一例外地都变成了“空想社会主义”，使得中国人非常熟悉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而鲜有人再提及这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西文中“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汉语语境下的语义转换。虽然“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同样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但反过头来看，这一转换并不很成功。因为它丢掉了“乌托邦”一词最重要的一方面的含义。

为什么Utopia到中国变成了“乌托邦”而“Utopia Socialism”却转化成了“空想社会主义”呢？这可能与当时这两个概念传入中国的不同路径有关，也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Utopia主要来自英语语境，而Utopia Socialism则与其他众多政治色彩很浓的词语一样大多转道来自日语，而当时很多来自日语词汇的汉语都是直接移植过来的日语中的汉字词，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等，“乌托邦社会主义”也是一样。最典型的可以以《宣言》中这一词的翻译为例，陈望道翻译《宣言》时是用英文版并借助日文版翻译的，其译文有不少地方都直接借用了日语中的汉字词，其中就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一语。陈译本《宣言》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很大，后来的成徐本、博古本、成译本、华岗本等都接受了这个概念。但陈瘦石译本则不同，因为陈瘦石的《宣言》直接译自英文文献，同时作为独立学者的陈瘦石翻译时也不受共产党人话语体系的约束，所以他把该词译成了“理想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共产党人翻译这一词汇时之所以更愿意接受日本的汉字词“空想”，显然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有贬抑之意，带有明显的扬“马”抑“乌”倾向。这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有着相当大的关系。

理想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其实都只是抓住了乌托邦一词的一个方面的含义，而丢掉了另一方面的含义，应该说都不够完整、准确。如果一定要在这二者中间选择一个的话，应该说理想社会主义比空想社会主义稍微要好一些，毕竟理想中既包含科学的、合理的因素，也会有幻想的、空想的成分，这比较容易理解，但如果我们说空想里面包含着科学的、合理的成分，听起来多少有些别扭。不过，如果从全面并且传神的角度，理想社会主义一词仍然不及乌托邦社会主义一词恰当、确切。既然“乌托邦”一词已经成为汉语中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明确含义的词汇，我们认为，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来表达与“科学社会主义”相对应的概念较之“空想社会主义”更为严谨。这也是本书书名采用“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初衷。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了把他们的学说同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相区别而使用的一个术语。19世纪40年代，他们最初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一样，也是在19世纪30年代在英、法等欧洲国家广为流行的新术语。只不过“共产主义”一词比“社会主义”出现得还要晚一些，是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的密谋团体中首先使用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国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布朗基、德萨米等人都使用了“共产主义”一词。“共产主义”一词源于古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共”，或“共有”。19世纪30年代法国工人密谋团体使用该词指称他们要努力争取的在废除资本主义之后实现的理想社会。当时“社会主义”主要在有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共产主义”则更多在工人当中盛行。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很自然地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理论的名称。^[7]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恩格斯也转而支持社会主义。但为了同其他各派社会主义相区别，他们自称“科学的社会主义”。从文献上看，至迟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们已经有了含义非常明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8]并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立才使用，因为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而不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知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9]。这时，在他们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二词已经通用，都用来指反对资本主义的思潮和派别，都用以指要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高于资本主义的公有制的新社会制度、新社会形态。

三

1516年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一书的出版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乌托邦社会主义从莫尔开始到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期间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乌托邦社会主义三个多世纪的发展史，从莫尔到欧文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历史地看，这三个阶段大致又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三个时期相对应。

16—17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是资产阶级开始形成的时期。与此相对应，出现了正在形成中的无产者反抗早期资产者的斗争，其理论表现形态便是以英国的莫尔、德国的闵采尔和意大利的康帕内拉为代表的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

14—15世纪开始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规模和深度不断扩展。到16—17世纪，由于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推广，西欧一些地区出现了采取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农场、牧场和手工作坊，这大大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而新航路的开辟与新大陆的发现则加速了世界市场的形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手工业者与农民这两大社会群体内部两极分化的进程也在加速，新的阶级即早期的资产者与无产者出现了。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新生的资产者巧取豪夺且贪婪成性，其行为不可避免地会遭到新生无产者的反抗。于是，在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封建斗争之初，城乡无产者便试图推动这一斗争走向彻底，即把它引向直接实现本阶级愿望的轨道。最初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潮便是与这种斗争相适应而产生的，莫尔、闵采尔和康帕内拉则是这一时期乌托邦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此外还有德国的安德里亚和法国的维拉斯等人，前者所著《基督城》一书，可与莫尔的《乌托邦》以及康帕内拉的《太阳城》相媲美，后者所著《塞瓦兰人的历史》则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著作。它们同属于恩格斯所称的16—17世纪对“理想社会制度的乌托邦的描写”这一类型。

16—17世纪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总体特点是：（1）它们基本上是对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反应，是近代无产阶级的先驱者反对早期资本主义的最初呐喊。（2）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并改造了古希腊柏拉图的思想、早期基督教的平等思想以及当时正蓬勃兴起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3）它们在历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理想，开辟了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新时代。（4）它们对未来理想制度的主张都较为粗疏，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5）它们的理想社会都是建立在手工业和小农业生产基础上的，带有明显的小生产者思想的烙印。（6）它们普遍不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而把资本主义与封建制度及一切私有制度一起仅仅看成是一种罪恶的制度。

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英法两国先后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标志着资产阶级作为一支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这一时期，欧洲国家还相继开始了影响深远的产业革命。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无产阶级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城乡无产者对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深感失望，他们希望把革命继续引向深入，于是便有了以“英国革命时期的平等派”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为代表的“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发展程度不同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以及与这些运动相应的理论表现形态，即以18世纪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摩莱里和马布利为代表的“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10]。

正像德国农民战争涌现出闵采尔一样，英国的掘地派运动也产生了自己的领袖和思想家温斯坦莱。温斯坦莱是掘地派的著名领袖和代言人。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史上，温斯坦莱及其思想具有承先启后的性质。就纯粹时间顺序上，他处于法国维拉斯之前的时期。但他又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英国为其活动舞台的，并已开始用法律条文形式系统表述其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从而改变了早期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游记文学形式，增强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色彩。所以，我们把维拉斯视为第一阶段法国乌托邦思想的著名代表，而把温斯坦莱看成是第二阶段英国乌托邦运动的杰出领袖。梅叶、摩莱里和马布利属于18世纪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启蒙运动中的著名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其中尤以摩莱里和马布利最具代表性。他们从理论上论证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必然性，并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对自己的理想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著名的平等派革命家。

总的来看，17—18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具有如下一些主要特点：（1）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在新的时代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进行了许多新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从而把乌托邦社会主义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2）相对于16—17世纪莫尔等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摩莱里、马布利和巴贝夫等为主要代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基本上剥去了早期乌托邦思想家的神学外衣，也抛弃了纯粹幻想的文学手法，他们把社会主义建立在自然法学说与理性论基础之上，其现实感更强了。（3）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已带有明显的理论思辨与理论论证色彩，开始从理论上探讨和论证废除私有制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科学性更强了。（4）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法学色彩极为鲜明，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大都用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和教育制度乃至社会生活的诸多重大原则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或详细的论述。（5）这一时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特征。

18世纪中后期发轫于英国的产业革命发展迅猛。到19世纪前半叶，英法两国已基本完成了机器大工业代替手工业的社会变革。西欧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也纷纷继之而起。进入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及政治统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扩展。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问题的大量涌现与社会危机的空前加剧。资本主义飞速发展的另一个直接后果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空前激化。资产阶级开始成为无产阶级的直接敌人。于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越来越具有其阶级独立性，即越来越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社会“出现了三个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11]。

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主要代表的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乌托邦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一时期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比以往更加深刻，对未来社会的论证更加缜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也更加系统化了。这一时期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他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是在欧洲近代产业革命已基本完成、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统治已基本稳固确立的时期出现的，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成就。（2）三大思想家站在自己时代的高度，其理论基础基本上都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以及含有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因素的社会历史观，都倾向于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的、上升的和进步的过程，并试图以此证明资本主义被更完善的理想社会所代替的必然性。（3）三大思想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直接来源于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说，是在继承和改造启蒙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启蒙学者们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4）三大思想家都敏锐地看到了大工业发展的前景。与以往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完全把资本主义仅仅看成是一种罪恶的制度进行谴责，而是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大生产条件下分散经营与规模生产之间所存在的矛盾，并试图用大生产与协作制度相结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同时，与以往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没有把理想社会建立在小生产的水平上，而是以大工业为基础，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基础来构建未来的理想制度。也就是说，无论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的批判还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三大思想家都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本前提的。（5）三大思想家处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全面确立的时期，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弊病也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暴露出来。他们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基础，就其批判的深刻程度而言，他们远远超过了自莫尔以来的所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6）三大思想家对未来社会的若干重大原则做了较之先辈们更有价值的猜测，提出了许多“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的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创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材料。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称其为“第一批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创始人”。^[12]（7）三大思想家与以往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之处还在于，他们在生前就已拥有一批为数众多的信徒，形成了颇有影响的圣西门学派、傅立叶学派和欧文主义学派，这些追随者们积极宣传和阐释他们的思想，有些还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和创新。但是，这些学派后来相继衰落，逐渐堕落成一些保守乃至反动的宗派，最终走向瓦解。

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三大思想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日趋衰落而科学社会主义尚未诞生的间隙，法、德两国产生了以布朗基、卡贝、德萨米和魏特林等为代表的乌托邦共产主义。1830年七月革命后，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831年和1834年的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是工人阶级的第一次独立行动。布朗基等人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就是在这种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出现的。他们为了同当时的圣西门派、傅立叶派和欧文派划清界限，把自己的学说称为“共产主义”。

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学说虽然没有三大思想家那样系统、完整，总体上也没有超出三大思想家的水平，但他们在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某些方面各自有所突破，有所前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处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夜，时间非常短暂，虽然不像前三个阶段那样构成一个完整的、完全独立的历史阶段，但也因其自身特点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特点主要是：（1）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直接产物，其代表人物大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或骨干分子。他们大多数人直接继承了巴贝夫主义的思想遗产，同时也吸收了三大思想家的优点。他们是行动的共产主义者，能够用比较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社会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2）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在社会历史观方面带有更多的科学成分。例如，他们大多数人是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确认私有制是一切社会祸害的根源，并认识到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们已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正日益形成无产者和资产者两大对立的阶级，并认识到这两大阶级的尖锐对立将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他们肯定机器大工业对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认为机器大工业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基础；他们多数人不太注重对未来社会的详细描绘，而是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了如何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上，等等。（3）在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问题上，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已认识到革命胜利后不可能立即实现公有制，并从现实出发，系统、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除卡贝外，他们都反对单纯依靠宣传、教育和典型试验的和平方法，而是主张采取人民武装革命、夺取资产阶级政权和实行革命专政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手段。（4）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不再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统治者和上层人物的同情、支持和恩赐上，而是比较能够相信人民群众尤其是无产阶级和贫苦劳动人民的力量，初步意识到无产阶级不仅是受苦的阶级，而且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从而主张并亲自建立革命组织，公开号召无产者和其他的劳动群众起来斗争。（5）这一时期的乌托邦共产主义者处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前夜，他们的革命活动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革命活动都有交叉，虽然他们最终都没能完成从乌托邦社会主义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但他们对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和帮助，他们的一些思想观点直接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继承，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的重要思想来源。

四

在乌托邦社会主义史上，乌托邦社会主义自16世纪产生以来，大致存在两种基本类型：其一是莫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其二是闵采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它们在思想形成方式、表现形式及社会功能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一般而言，莫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群众运动的间接产物，而闵采尔式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则是这一运动的直接产物；后者常常表现为伴随着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所爆发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独立运动，而前者则往往是与这种独立运动相应的理论表现。前者从理论上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后者则希望直接实现早期无产者的利益和要求。

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各自时代一批思想激进的社会中上层分子，他们大多是出于对贫苦劳动大众的同情而转向社会主义的；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则主要是各自时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群众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们对社会的苦难往往有着亲身的体验，他们更多是从感性认识上转向社会主义的。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长于理论探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理性、更深刻，也比较喜欢描绘和设计形形色色的理想社会方案；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则长于实际斗争，他们是在领导革命运动中批判旧世界、构造新世界的，他们的理论相对比较粗疏，但他们具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大多不喜欢暴烈的社会变革手段，而是希望通过和平的途径来改造旧世界，有不少人还把社会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社会的上层甚至统治者的身上；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者多数主张用革命暴力推翻现存社会制度，并且不少人还亲身参与或领导了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运动。莫尔式的社会主义大多表现为社会思潮，而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则更多表现为社会运动，前者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比较大，而后者对群众运动的影响比较大。

从社会主义思想史和学说史的角度，一般把莫尔式的社会主义视为主流，而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闵采尔式的社会主义显然要略胜一筹。前者的代表人物从莫尔以降有康帕内拉、安德里亚、维拉斯、梅叶、摩莱里、马布利、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后者的代表人物从闵采尔以降有温斯坦莱、巴贝夫、布朗基、卡贝、德萨米、魏特林等。前者常常被称乌托邦社会主义，而后者则大多被称乌托邦共产主义。不过，在严格的意义上，共产主义是“以财产公有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活动”^[13]，因此，只有那些主张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才能称为“共产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像欧文这样的人又可算是“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而非“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了。

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上述两种类型，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前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大致状况。这两种类型的分离和对立，实质上反映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分离和对立，在社会主义史上影响深远。这种分离和对立，直到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后才被克服。恩格斯指出：“1848年1月出现的《共产主义宣言》标志着两个派别的融合，这个融合是在革命熔炉中完成和巩固起来的，在这革命的熔炉中，他们所有的人，不论工人还是过去的哲学家，都经受住了考验。”^[14]

不过，这两种类型的乌托邦社会主义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和奋斗目的就其实质而言是基本一致的，它们所反映的都是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是“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15]，都是无产阶级先驱者的运动。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共产主义（者）”这两个概念并没有做过原则区分，只是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分别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或“乌托邦共产主义（者）”。本书在叙述过程中，也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使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和“乌托邦共产主义（者）”。

五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欧洲主要国家确立，机器大工业有了长足发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政治力量也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爆发的三大工人运动中初步显示了实力。这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开始上升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矛盾。为了更有成效地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却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他们失去了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必然被历史发展所抛弃。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积极参加工人运动、投身革命实践活动并从事科学研究，几乎同时完成了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转变。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指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性质、进程、条件和一般目的，把社会主义理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社会主义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

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花费大量精力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进行了系统梳理。19世纪40年代初期，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曾仔细研读了傅立叶、卡贝、勒鲁、孔西德朗等法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在此期间也对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卡贝、魏特林等人以及其他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进行潜心研究。对各家各派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系统、深入的研究，是科学社会主义完成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继承、批判和超越的前提和基础。科学社会主义继承了乌托邦社会主义中的科学因素，批判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唯心史观和各种不切实际的空想方案，抛弃了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思想糟粕，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科学理论。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社会主义发展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自此，一种思想理论转变成了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社会主义由最初极少数先哲的思想火花最终生成磅礴的社会运动，从欧洲一隅的点点星火到燎原全球，从涓涓细流激荡为洪波巨浪。

“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做科学来对待。”^[16]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首先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7]社会主义的科学化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在不断丰富、发展自己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科学社会主义之为科学，还在于它从不把自己的学说凝固于一时一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开放的和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断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予以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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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6、52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822页。

[5] 有关“乌托邦”一词的词源梳理参见本书第一章“近代乌托邦思想的诞生”部分的详细解释。

[6] 严复在1896年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首先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严译《天演论》第八篇的标题即“乌托邦”，文中描述了一个众善皆备、富强平等的理想国图案：“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参见[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需要说明的是，严复所译的赫胥黎原文中并无“乌托邦”一词，而是用的“人间天堂”“伊甸园”。严复所翻译的那句原文是：Thus the administrator might look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earthly paradise，a true garden of Eden，in which all things should work together toward the well-being of the gardeners.参见Thomas H.Huxley，Evolution&Ethics，and other essays，Macmillan and Co.，Limited，London，1911，p19。这说明严复不仅读过莫尔的《乌托邦》一书，而且深谙该词的功能和意义，所以才在译文中借用了这个词。1902年，严复翻译亚当·斯密所著的《原富》时再次使用了“乌托邦”一词：“以吾英今日之民智国俗，望其一日商政之大通，去障塞，捐烦苛，俾民自由而远近若一，此其虚愿殆无异于望吾国之为乌托邦。”在这里，严复插入译者注：“乌托邦，说部名。明正德十年（一五一五）英相摩而妥玛所著，以富民主之制，郅治之隆。乌托邦，岛国名，犹言无此国矣。此后人言有甚高之论，而不可施行，难以企至者，皆曰此乌托邦制也。”参见[英]亚当·斯密：《原富》，严复译，386页、387页注1，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07页。这里的“空想社会主义”原文为“乌托邦社会主义”。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41、5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4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2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