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把《资本论》看作马克思最重要的代表作，研究者对此不会产生任何分歧，但如何理解《资本论》，不同的学者则有着不同的回答。
在以传统教科书为代表的研究思路中，《资本论》被看作以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析的结果，是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证明。在这一语境中，《资本论》中的哲学被简单地看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其关于商品、货币、资本的讨论则被置于经济学的话语中。这种解读，看似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伟大，实际上却使之肤浅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真正想要表达的哲学理念，却付之阙如。
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体现在《资本论》中的哲学思想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虽然恩格斯晚年曾对这一解读模式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但并没有改变当时已经流行的对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从哲学理念上来说，这种解释关注的是以费尔巴哈（尤其是狄慈根）为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将物质决定论的模式运用于历史唯物主义，使之成为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早在第二国际时代，这种解读模式就引起了理论上的混乱。伯恩施坦就认为，这种经济决定论与辩证法的斗争精神相结合，就会形成相对立的暴力论，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足之处，为了避免这一点，也为了应对组织化资本主义带来的新问题，他强调要以康德的道德哲学弥补这种决定论的不足。[1]在这种视野中，《资本论》只是经济决定论的注脚。
对于《资本论》的经济决定论式解读，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曾加以反思。在研究了黑格尔哲学之后，列宁指出：“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的字母），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2]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他才发出这样的感叹：“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在《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中，列宁直接提出《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对于列宁的这一思考，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列宁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重新理解了辩证法的真实意蕴。[4]
上述思想虽然是《哲学笔记》的重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方面在于，列宁的这个论断提出了《资本论》中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哲学这一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拘泥于列宁关于《资本论》第一章的提示，那么对《资本论》的研究就会真的完全回到黑格尔的逻辑中。[5]比如内田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与黑格尔的〈逻辑学〉》一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黑格尔《逻辑学》的关联从1840年开始就成为贯穿马克思的主题，那不是马克思写作《大纲》时偶然有机会重新阅读《逻辑学》才产生的主题，而是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就开始思索的主题。”[6]为了强调这两者之间的关联，内田弘认为两者之间表现出如下的对应关系：“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导言’相当于《逻辑学》的‘概念论’、‘货币章’对应于‘存在（有）论’，‘资本章’对应于‘本质论’。”[7]内田弘的研究就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在《新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阿瑟同样强调《资本论》第一章与《逻辑学》的内在关联。在他看来，从商品交换到价值的运动可以类比于黑格尔的“存在论”，货币和商品的双重化可以类比于“本质论”，作为在劳动和工业中得以现实化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具有黑格尔的“概念”的全部特征。阿瑟甚至列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形式价值辩证法”的对应关系，来展现《资本论》的新辩证法思想。[8]这些讨论无疑有助于展现《资本论》的哲学空间，但过分拘泥于第一章，以及过分拘泥于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关系，将会遮蔽《资本论》更为丰富的内容。
相比于《资本论》与《逻辑学》在形式上的关联，列宁更为关注的是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这一思想构成了《哲学笔记》的内核。非常遗憾的是，列宁没能在这个维度上重新解读《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而是沿着《资本论》的经济学逻辑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在列宁写作《哲学笔记》之后的几年，卢卡奇一反第二国际时代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无视与责难，重新回到了黑格尔传统，并力图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新的解释。在卢卡奇看来，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由经济决定论所体现出来的，而是由主体—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所体现出来的，这是一种具体的总体性理念。对于这一历史辩证法的解释，卢卡奇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去阐发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指出，“物化”的历史基础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主导地位的确立，社会存在本身被碎片化了，与之相应，人的意识与理性也被碎片化了，对总体性的无力触及与理性的碎片化，是德国古典哲学以来的二律背反产生的重要原因。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变化体现了哲学家总是力图把握社会的总体，但最终在新康德主义的二元论中，默认了解决二律背反问题的无力。在卢卡奇看来，只有无产阶级才有可能重新把握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状态，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处于不断边缘和异化的状态，这种间距才能为无产阶级提供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空间。另外，无产阶级也只有在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地将自己解放出来，才能使自己成为历史的主体。从这一视角出发，卢卡奇将历史唯物主义看作建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基础上的批判理论。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将理论的主题集中在对《资本论》的讨论上。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由于将“物化”看作与人的主体活动相对立的现象，卢卡奇也就无法在理论逻辑上去论证劳动的合理性，他所谓的工人在历史过程中实现解放的学说也就无法在社会存在论上得到证明。[9]这一问题后来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在这一著作中，卢卡奇认为：第一，劳动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人的主体性与自由的基础。在具体劳动过程中，劳动的本体性设定使之具有合目的性，但这种合目的性并不是与外部世界无关的合目的性，而是沉入外部世界中并对外部世界保持批判精神的合目的性。“从整个一部人类史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设定目的的意识对人的其他方面（首先是肉体）的支配，以及由此产生人的意识对人的自身的保持距离和进行批判的态度”[10]，这意味着，劳动不仅会改变外部世界的存在，也改变着人的本性，从而实现了自由与必然的统一。第二，与《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完全从否定方面来理解物化不同，卢卡奇此时认为，异化是劳动二重性的一种结果。劳动一方面体现为主体的自由与创造性过程，另一方面劳动的外化也产生了异化，“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具有一定高度的（大约从奴隶制时代就已开始的）劳动分工的全部人类史也是人类异化史”。[11]因此，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但劳动的合类性使人能够意识到异化，并展开对异化的斗争，使社会朝人的合类性方向发展。在新的视野中，劳动本体论是卢卡奇解读《资本论》的纽带。
在卢卡奇关于《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思想的解释中，建立在劳动本体论上的人的主体性思想，构成了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对人的主体性的重视，对人的存在境遇的关注，随着1932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出版，成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一大热点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使人们看到了与经济决定论完全不一样的马克思，这是一个关心人的本质与存在境遇的“真正的马克思”，这样的思路也成为解释《资本论》的根本思路。弗洛姆就指出：过去对马克思的解释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马克思的目标就是社会主义，它是建立在他关于人的学说之上的”[12]。在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及其批判的思考中，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中介，而且“是人类生命的表现，通过劳动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此通过劳动人也改变着自己”。[13]在他看来，马克思关于人的本性、异化、能动性的思想，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一以贯之，其思想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14]费彻尔同样认为，虽然《资本论》的论证风格和理论重点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其“批判的出发点，即以更人性、更自由和更令人满意的社会为方向来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探求，始终未曾改变”。[15]这种观点在今天仍有较大的影响，在《重读〈资本论〉》中，詹姆逊就是在劳动的创造性这个维度上展开对《资本论》的解读的。[16]
与这种关于《资本论》的主体论解释相对立的，正是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与《读〈资本论〉》中所要表达出来的立场，即《资本论》从根本上来说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这里，主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被抛弃了，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多元决定意义上的历史理论。阿尔都塞认为，主体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建构的产物，把人建构为主体合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要求，古典经济学正是在这种人本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人本主义理论中，一方面存在着普遍的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存在孤立的个体，人本主义的逻辑正是主体的经验主义与本质的唯心主义的整合。“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理论结构直接建立在既定现象和意识形态人类学的同质空间上，这种人类学以人即有需要的主体（经济人的既定存在）的经济现象和空间为基础。”[17]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过程中，早期深受这种人本主义的影响，这一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但经过1845—1846年的“认识论断裂”，马克思实现了总问题的变革，从意识形态走向了历史科学，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了初步的体现，并在《资本论》中得以完成。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这一定位，与对《资本论》的人本主义解释形成了对立。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对于《资本论》的解释形成了四种不同的构架：一是历史唯物主义推广论，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模型。《资本论》被看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应用与证明。二是将《资本论》与《逻辑学》进行比较研究，从而陷入黑格尔的哲学逻辑中。三是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主体性解释构架，关注的是对人的异化的批判以及人的潜能的自由实现。四是与这种模式相对立的阿尔都塞的“断裂说”，强调《资本论》与早期人本主义著作之间的对立。这些解读模式展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论》的不同理解，揭示了《资本论》中的丰富内涵，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的解释模式也意味着，对《资本论》的理解并没有穷尽，重新阅读《资本论》，总能开启出马克思哲学解释的新空间。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论》再次成为学界的热点。但是这新一轮的解读，或者拘泥于纯粹经济学意义上的讨论，或者是从文献编纂角度讨论马克思文稿的修改情况以及恩格斯的编辑作用。从思想阐发的总体水平来看，并没有根本上的突破，可以说，对《资本论》的热度主要停留在一种情感上，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思的内在要求上，如何从《资本论》的文本出发，揭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哲学批判，并没有清晰地展示出来。《资本论》仍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挖掘的思想库。
（二）
国内学界关于《资本论》的讨论，基本上沿着三种思路展开：一是沿袭传统研究思路，将《资本论》看作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推广的产物。随着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兴起，形成了第二种解释思路，即强调实践主体性的思路。《资本论》中关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思路，在主体创造性层面得到了新的解释。这样一种主体性哲学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主体在市场中的沉沦与价值堕落问题也随之出现，人的生存状态也随之引起了哲学家们的关注。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产生了《资本论》研究的第三种模式，即存在论意义的哲学讨论。这种研究虽然在理论主题上与实践主体性思路不同，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理路来看，如果没有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的影响，存在论的思路也难以真正地展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对《资本论》的深度研究，需要我们重新面对实践唯物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实进展，都绕不开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与发展。
就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实践唯物主义打破了传统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在传统思路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两大部分，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物质本体论为基础的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内容，历史唯物主义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的运用。这两大部分虽然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内容，但将这两大部分并列则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不能将一种公理与公理的运用置于同一个层次。在实践唯物主义之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基本上都受制于传统的思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说着同样的语言、表达着同样的逻辑、建构着同样的学术体系，如果说有不同，最多也只是体现在一些细节性的研究上。凡是不合乎这一理论体系和言说话语的，都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被当作敌对的东西加以排斥，从而造成了传统研究中的故步自封、理论思辨力低下。发端于实践标准大讨论的实践唯物主义的根本意义在于对传统研究思路的冲击，并试图寻求一种新的解释构架，或者说，它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独断论，实现了研究者的思想解放。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走出传统的解释思路和视野后，才能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实践的关系，打开理论视野，批判吸收当代学术成果。
第二，实践唯物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框架，打开了新的理论空间。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赞成以实践唯物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或者将实践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或者视实践为超越传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新基础，认为在这一新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比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传统研究主要是从时间优先性上来强调自然的客观性、先在性。实际上，这种优先性也是康德等人承认的，但提出过星云假说的康德又为什么强调真理的标准在于对象是否合乎主体的理性呢？对于那个时代的哲学来说，重要的是在人产生之后，如何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强调主体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为了回答文艺复兴之后西方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在历史的这一新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以人的主体实践为中介的关系，这既是为了确认上帝被罢黜之后人的地位，又体现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自信心。马克思继续了这一思想传统，他的哲学批判是在继承这一传统之后的批判，所以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的感性自然观时就指出：“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8]虽然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9]。可以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这是与传统研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思路。这是以人的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思路。
更为根本的是，传统研究基本上是依赖自然优先性来展开解释构架的，而实践唯物主义则从历史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发来建构解释思路。从简单类比的意义上来说，这有点类似于从18世纪的自然唯物主义到德国古典哲学的转变，人的实践成为哲学建构的新基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新返回到现实生活的人及其历史实践。这种解释框架的转变，不仅使在传统研究中遭到忽视的主体、人、价值等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话题，而且也使得被传统研究简单排斥的西方哲学及相关学科，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资源，而不是简单的否定对象。正是在这种框架转变和理论空间的拓展中，才可能出现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个性的解释框架。这些个性的研究成果，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话语体系，而且从不同层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为带有“学派”特征的研究模式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第三，实践唯物主义为本土学术话语的建构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并不是由中国发端的，苏联、东欧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在70年代重新研究马克思时，很多学者都以实践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基础。中国学者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应该说受到了这些研究的影响，但这一讨论本身却有着本土的历史与理论语境。
从理论语境来说，经过实践标准问题的讨论，国内学界开始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反思，并以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争论形式展开了新的探索，这些讨论使人与主体性问题、价值问题等传统思路没有容纳的主题呈现出来，并需要从理论根基上得到解释。实践唯物主义的提出，正是上述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从历史语境来看，这一理论要求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相一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已经展开；到90年代时，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改革开放的深入，迫切呼唤合乎时代要求的主体与主体性，实践唯物主义以及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既顺应了这个时代的要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本性。
从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来看，实践唯物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阶段，即从传统的教科书体系转向了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一些有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都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思路的另一种解释传统。因此，实践唯物主义并不是简单的理论移植，而是中国学者面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境创造性地解读马克思思想的理论成果。
可以说，实践唯物主义构成了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重要基础，并支撑了近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体框架。没有这一讨论，就不可能产生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学派特点的解释框架，更不可能取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当前成果。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下发展不得不面对这些成果，在继承中反思、在发展中超越。
（三）
回到理论建构层面，实践唯物主义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内容：在社会本体论的层面上，实践唯物主义以生产劳动为基础，并形成了实践本体论；在社会结构与运行层面，虽然实践唯物主义也强调科学的结构分析，但更为强调人的主体性。应该说，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特征。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诸多成果，都是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础的。对实践唯物主义的反思，最根本的是对这两大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反思。
要理解生产劳动与主体性在马克思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离不开对马克思思想的再辨识。
实践唯物主义虽然与传统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但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并没有彻底打破传统的理论框架。实践唯物主义是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提炼，许多学者直接将之等同于被重新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即作为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于历史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本体论，是生产劳动，我称之为生产逻辑。
这一逻辑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个文本中确立的。第一，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思想观念出发的做法，马克思指出：这些看似独立的思想观念有其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20]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第二，在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产生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形成了人类社会。在一定的方式下进行活动的一定的个人，相互发生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都同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相关联。从生产劳动出发，是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基础。第三，人的生产劳动体现了人的生命与本质，也正是生产劳动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命，他们自己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1]可以说，生产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也只有在生产劳动中，人才能对象化自己的主体性及其本质力量。第四，生产劳动在现实生活中的异化造成了人的存在状态的异化，未来社会就是要扬弃这种异化，实现劳动的自由和人的自由。马克思讨论了现实生存条件下人的异化状态，指出应该以人的自主活动取代人的异化劳动，以利于自由人格的形成与人的全面发展。
在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这些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内容。这些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着何种地位呢？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逻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确立了生产逻辑，并形成了面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传统研究一般都认为，马克思此时已经完成了哲学变革，《资本论》只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果。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体过程来看，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正如我在后面章节中将要论证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资本逻辑在统摄生产逻辑，一般意义上的劳动生产过程，只有在资本逻辑中才能得到理解。可以说，生产逻辑虽然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要内容，但并不能就认为它体现了马克思哲学最深层的思想。相对于生产逻辑而言，资本逻辑才是马克思《资本论》中想要表达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是不能简单地从生产逻辑的基础上推演出来的。[22]
下面我们来看看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中的主体及主体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主体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确认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主体性原则，并将这一原则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以便从哲学上实现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理性自觉与理性审视，并形成了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理论。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个时期，市场的发展已经展示了自身的困境，造成了人的生存处境的危机和人的存在感的消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主体性维度让位于人的存在论反思。在我看来，存在论研究是对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反思，正是主体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迷失与沉沦，才会使人重新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这种追问也反衬出社会存在本身的变更。如果说在弘扬主体性的时代，资本更多体现为突破僵化的格局以寻求发展的话，那么在存在论反思的时代，资本越来越体现为一种刚性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扩张的结构，它越来越体现出自身的稳定性和层级性，主体也日益成为资本结构化中的要素与资本扩张的工具。在西方发达国家，从主体性向存在论的逻辑转换，经过了非常长的时期，并与社会存在的转变相一致，即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转变相一致，在中国，则只经过了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说，国内学界关于主体性与存在论问题的讨论，不是像一些短见的批评者所做的那样，简单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嫁接起来，而是中国学者在面对社会变化时的理性审视，并力求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尝试。[23]
但这种主体性的维度，在资本逻辑中消隐了。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逻辑的主旨是不断地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资本逻辑不断地将生产资料与工人纳入再生产过程，使自身展现为不断扩大的螺旋形圆圈。可以说，资本逻辑表现出一种不断地结构化的特征。在这个结构化的进程中，实践唯物主义所依赖和确立的主体消失了。
在资本逻辑中，物变成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人变成了资本逻辑的承担者。“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后者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物只是资本的现实载体，“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或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24]。与物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一样，资本家只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而资本家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作为资本的承担者执行职能——会在与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过程中，从直接生产者即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是资本未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并且按它的本质来说，总是强制劳动，尽管它看起来非常像是自由协商议定的结果”[25]。同样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土地也人格化了”[26]，因此，不管是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还是工人，都只是资本逻辑的工具和载体。当资本吸纳了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时，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就体现为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是一台汲取剩余劳动的永久的抽水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土地是一块永久的磁石，它会把资本所汲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吸引过来；最后，劳动则是一个不断更新的条件和不断更新的手段。”[27]近代以来的哲学所颂扬的主体不见了，或者说，近代以来所确立的主体，刚好成为资本逻辑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的主体性与劳动本体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根据。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异化劳动”来批判私有制，强调劳动的对象化所展示的人的类本质层面。他认为，黑格尔虽然认识到劳动的社会历史意义，但没有意识到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区分，忽视了劳动的负面影响，因此，需要将劳动的对象化与异化区分开来，将对象化的劳动看作人的自由自觉的类本质的展现过程，也是人的类本质的确证过程。“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28]“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就是说是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看做自己的本质，或者说把自身看做类存在物。”[29]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劳动本体论的意义更为明显。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意识到，简单地区分对象化和异化是不可能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个过程完全交织在一起，但劳动本体论以及建立在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性维度，构成了马克思从哲学上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提和重要根据。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合而为一并受资本逻辑的统摄，就决定了现实的劳动过程既体现为社会存在的基础，又体现为资本增殖过程。“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因此，劳动是社会存在的根据，没有劳动，就无法解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如果将劳动从资本中剥离出来，单就劳动本身而言，这种被设定为不受资本制约的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30]。因此，“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31]。虽然对劳动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样，劳动是人的主体性的确证，是人的能力的展现，这种本体论的确证与主体性的维度被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
正如我们在上面论证过的，从人类存在的一般层面来看，劳动与主体性的确构成了社会存在的本体及其主要维度，但这种本体论及相关的主体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改变，即在资本逻辑的统摄下，劳动已经不再能够充当讨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体了，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本体是不断结构化的资本逻辑，在这一逻辑中，主体只是资本增殖的工具。这样一种区分，马克思实际上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中讨论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时才清晰起来。马克思意识到，不能笼统地讨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压榨问题，必须将劳动与劳动力区分开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说到底是对劳动力的吸纳和剥削过程，如果从主体意蕴的劳动本体论出发，根本无法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中。可以说，这个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马克思意识到资本逻辑与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生产逻辑的重大差异，生产逻辑根本不能说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及其特征。当劳动力进入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中时，资本逻辑的结构化过程就体现得非常明显。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并不是要对人类的历史做出抽象的说明，他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特点，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将这一问题真正凸显出来。我们甚至可以说，从劳动本体论及劳动主体性维度出发，这是资本主义所要确证的东西，或者用阿尔都塞的话说，劳动本体论及劳动主体性的维度，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以劳动本体论为基础的生产逻辑以及劳动本体论基础上的主体性构成了实践唯物主义构架的基础和内核，那么，这一理论主是建立在人类学意义的生产逻辑的基础上，它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无法深入资本逻辑中。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当他明确区分“劳动”与“劳动力”时，他实际上也就扬弃了劳动本体论，从生产逻辑明确进入资本逻辑。[32]在这个区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说，需要超越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构架，需要重新确立马克思哲学的新的解释构架。这是我们重新进入《资本论》时需要明确的理论语境，也是我们从本土理论逻辑出发，在更新的理论层面来阅读《资本论》的尝试。
（四）
从国内外的研究来看，如何超越劳动本体论，在新的基础上研究《资本论》，从而重新探索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构架，这不仅是当前发展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议题，也是从本土学术话语出发，重新讨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主题。
根据上面的讨论，自1845年之后，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发展在于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这个转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开始较为明显地呈现出来，并在《资本论》中完成。如果说在1845年马克思实现了哲学革命，即创立了以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那么从生产逻辑向资本逻辑的转变，更是一次重要的逻辑转换，对于这一逻辑转换的意义及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影响，过去的研究还没有将之作为主题加以探讨，更没有在新的逻辑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新的阐述。以资本逻辑为基础，重新探讨《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也就成为本书力图展现的问题。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的哲学聚焦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那么这种哲学首先是非本体论的，或者说，它不会去寻求一个永恒不变的本体，作为自身的根基。按照我的理解，本体论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流动的现代性社会的心理期待。从社会变迁的视角来说，摆脱宗教依赖的现代人，面对飘忽不定的现代空间和不断流失的现代时间，急需为自身寻求一个确定的点，以摆脱无家可归的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形而上学的奠基与本体论的追求，构成了现代人寻求确定性的幻觉。马克思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摆脱现代理性的这一主题，到了《资本论》之后，马克思放弃了这种本体论的幻觉，把资本看作一个不断结构化的过程，这是不断结构化、解结构化并重新结构化的向外扩张过程，在这个扩张中，资本逻辑又承受着内在的压力，从而有可能导致自身的瓦解。在资本逻辑结构化过程中，一切都是在这个结构与解构过程中形成、呈现与消失的。如果说资本是一辆高速奔驰的列车，那么本体论的追问类似于为这辆列车寻求一个永恒的固定点。而对于《资本论》之后的马克思而言，问题不再是确定一个永恒的点，而是跳进列车中来寻求列车解体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批判与资本逻辑批判，构成了一枚钱币的两面[33]。
资本逻辑体现为一个抽象化、形式化与结构化的过程，从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化为一个不断更新的总体。对于马克思来说，他一方面需要揭示这一逻辑的展开环节，另一方面需要对这一逻辑的总体进程及其在各个环节上的表现进行批判。对于马克思哲学的新的探索，需要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展开，并在资本逻辑与生产逻辑的统一中进行历史性的分析。这要求我们，必须将《资本论》中的经济学范畴重新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成为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范畴，并通过这些范畴建构新的解释框架。这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一，资本逻辑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根据马克思的讨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相“断裂”的社会，发生这一断裂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获得了普遍化的统治地位。在传统社会中，也存在着商品及其交换，但这种简单的商品交换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34]。商品交换成为社会存在物质交换的基本形式，直接影响着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过程。这是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用卢卡奇的话说：“一个商品形式占支配地位、对所有生活形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社会和一个商品形式只是短暂出现的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一种质的区别。”[35]在对商品及其交换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揭示出社会存在的抽象化过程，即在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过程中，由量化的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构成了社会的“本体”，这决定了一切具有“质”的规定性的劳动必须简化为只有“量”的差别的劳动，产品的“质”被还原为“量”，一切有质性规定的东西都被数量化了，简化为一种抽象“形式”。“这种简化表现为一种抽象，然而这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每天都在进行的抽象。把一切商品化为劳动时间同把一切有机体化为气体相比，并不是更大的抽象，同时也不是更不现实的抽象。”[36]虽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商品的普遍化作为分析的基础，但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商品的普遍化实际是以资本的普遍化为前提的。这也意味着，这种抽象化、形式化，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特性。历史唯物主义需要对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形式化展开批判。
第二，资本逻辑视野中的商品、交换、货币、拜物教等的哲学分析与批判。商品、货币与交换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表现这些存在的概念，这就需要对这些存在进行哲学分析，揭示商品交换过程、货币存在方式的哲学意蕴，从而揭示商品普遍化时代的心理与意识结构，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的意义。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存在形式化、抽象化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对于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商品交换、货币的产生等问题的分析，具体地揭示了这个形式化的过程。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抽象”才是黑格尔哲学中抽象概念统治一切的历史基础，也是阿多诺后来批判同一性哲学的社会基础。商品交换与社会的货币化进程，对社会生活与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商品拜物教体现了商品普遍化社会的精神结构。
交换的普遍化只是资本逻辑的表层现象。表面看来，交换是为了获得剩余价值，但交换本身并不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来自于生产过程，所以资本逻辑批判需要揭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马克思与当时的庸俗经济学家的根本区别。在这个逻辑转换中，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马克思关于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分，才真正地走出了古典经济学以及近代以来的哲学的思想前提，从而形成了关于资本逻辑的独特分析。这是从资本的现象界进入资本的本质界的重要一步。
第三，资本逻辑与时空规划。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实现的，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主要通过提高生产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实现。相比较而言，前者直接体现为对时间的控制，后者更侧重于对空间的规划。资本主义社会的时间与空间规划就是以剩余价值生产为核心而展开的。这种规划不仅促进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时空规划的核心，体现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马克思结合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对时间的分析，实际上揭示了海德格尔后来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提出的时间理论的社会存在基础。海德格尔所说的敉平化的时间，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即只有在商品交换普遍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随着电子媒介技术的发展，空间规划日益取代时间规划，成为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的主导性策略，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人的现代空间理论，正是以《资本论》为基础，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变迁而提出来的。
第四，资本逻辑与技术问题。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涉及机器技术在资本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可以说，资本的本性要求发展技术，但资本的本性又必须压抑技术，并借助技术论证自身的合法性。因此，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需要对技术问题进行重新讨论。
在这一问题域中，特别是在卢卡奇之后，将会产生技术支配与控制的问题，这是自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再到当代都无法绕过的问题。与马克思时代相比，今天关于技术讨论的语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既体现了理论思维方式的变化，又体现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更需要我们深入讨论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从而审视当代思潮。
第五，资本逻辑与人的解放。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体现为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体现为全人类的自由发展。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出发，马克思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历史合理性，即它为人类解放提供了所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揭示资本逻辑的物化特征，这决定了人的解放必须要冲破这一牢笼，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成为人类解放的现实力量。对资本逻辑内在矛盾的分析固然为人的解放提供了依据，但只从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出发，并不能自发地培养出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自觉意识，如何对这一问题展开思考，正是马克思提到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的课题。《资本论》第三卷以“阶级”作为结尾，但如何理解“阶级”的自我意识，马克思并没有展开。在这个维度上，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建构，必须要重新讨论资本逻辑与主体问题。这个讨论与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的主体性讨论相关，但又有着根本不同的维度。那时的讨论，关注的是生产逻辑意义上的主体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根本的问题恰恰是资本逻辑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只有在这一讨论中，我们才能真实地讨论无产阶级的解放与人的解放问题。
（五）
对《资本论》的这一重新解释，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新理解，需要我们在方法论上实现一种变革，即真正地将原来学科结构中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这些学科的整合中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
马克思的思想来源和理论内容非常丰富，列宁曾从主要层面将之概括为三大来源与三大组成部分。根据这一描述，后来者将它们划分为三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学科划分虽然有助于人们从某一方面了解马克思的思想，但也带来了严重的缺陷，即人们无法从这些思想来源的内在关系中理解马克思。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变革，离不开他的经济学研究，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又都与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始终处于一种内在互动之中。我们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变革实际上是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同时变革，这是一种思想的总体转型与重建。如果我们不能从总体上把握这种内在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根本含义。
如传统的研究认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变革，在其后来的思想发展中，只是将已经变革了的哲学思想运用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从而得出剩余价值学说。而对其哲学思想的变革又只是从哲学这条线索来理解。但如果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及其所遭遇的问题来看，传统的这种单线索式的阅读就是有问题的。按照我的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只是完成了以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种一般物质生产逻辑还不足以将他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区别开来。在《伦敦笔记》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通过批判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才真正地意识到上述问题，从而形成了以剩余价值论为核心的资本逻辑，这时他才能从哲学上透视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者的基础，并提出独特的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存在着双重逻辑，即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与面对特定社会的资本逻辑，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对生产逻辑具有统摄地位。马克思思想的这一发展过程，是无法从单一线索来把握的。
这意味着，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首先就需要将马克思思想的这些来源当作一个无法分割的整体，我们在阅读中需要将这些要素整合起来，探索它们之间的理论基础与内在关系。如果做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的人不去理解其经济学思想，就只能陷入一些哲学概念的玄思中。只研究其经济学思想而不能从哲学上反思经济学的前提，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如果不能将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思想与其科学社会主义的主题结合为一个整体，就无法理解哲学—经济学批判的理论意义。这种总体性原则给研究者提出了更高和更难的要求。
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都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史的逻辑延伸，真正的思想从来都是历史的；即使思想家运用的是一些看似超历史的、形而上的语言，他所要直面的问题也都有其历史的定位。真正的学术从来都是面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比如黑格尔，他的著作在直接层面表现为一种思想的逻辑，其晦涩的论述要解决的是思想史上的难题。但如果透过这些形而上的沉思，我们就能看到黑格尔直面的恰是德国当时的历史难题。面对已经发展的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尚处于封建城邦林立时期的德国该如何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黑格尔对英国经验论与大陆唯理论的批判、在《法哲学原理》中对“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对国家理性的探讨，按照我的理解，无不是以形而上的语言探讨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他对“绝对观念”以及这种“绝对观念”的现实表现形式即国家理性的强调，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体现了他对德国现实发展道路的思考。如果不能将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把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作一个整体，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思想史逻辑中的黑格尔，看到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黑格尔，但却不能真正地激活他的思想，体会其思想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同样需要遵循这种总体性原则。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反思的，他的青年时期的理性批判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要求。当他意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性时，他开始想做的是实现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激情的融合，并因此来到了巴黎。在巴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状态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一方面他认识到政治问题的基础是经济的现实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他抛弃了原先想象中的“法国”与“英国”，开始认识真实存在的法国、英国，并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工人运动，并从中透视现有理论的缺陷和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以及在理论与历史情境的整合中，马克思才能突破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反思当时的历史生活。因此，马克思思想研究不仅要关注他自身的个人传记，而且要研究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将之与马克思的思想融为一体，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在我看来，只有在这种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历史性地理解思想史。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方法，也是马克思面对思想史时的一个基本理念。他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时指出：从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向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理论逻辑的提升，而且体现了这种理论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解与抽象。从理论逻辑上来说，这体现了从特殊劳动向一般劳动的提升；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来说，这表明工业劳动已经普遍化，或者表现出一种普遍化的趋势。只有当工业劳动普遍化时，这种劳动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才能将之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原型。在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史的逻辑进程，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进程，也看到了这种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
因此，将思想与历史当作一个总体，不仅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从马克思思想出发面对当代思想与历史的重要原则。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种总体关联出发去理解思想时，我们才能建构透视历史的理论构架，这种理论构架才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联系实际，而是能够从总体上透视历史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为历史发展提供思想的支撑力。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现代解释学已经揭示出，任何研究都无法完全摆脱源自于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视域，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当下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这表明，对前人思想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深入考察，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相互关联。也只有通过当代历史与思想的深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他既从逻辑上来理解思想进程，又将这种逻辑置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揭示两者的内在关系。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才能既摆脱简单的经验主义，又摆脱思想中心论，使思想变成一个开放的过程。按照这一理念，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就不能不研究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以及产生于这一历史中的思想的变化过程，从中揭示马克思思想走向当代的途径。比如卢卡奇关于物化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就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思考，而这种新的历史情境是马克思没有遇到的。在马克思时代，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生产，但这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工业化程度并不高，以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时以“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来加以描述。相比于工场手工业而言，技术的应用体现出巨大的解放作用。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技术对人的支配与控制越来越明显，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身体的物理层面，而且深入人的心灵中，这才有卢卡奇针对泰勒提出的“物化”批判理论，以之作为马克思批判理论在当代的应用与发展。这种“物化”理论不仅承袭了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思想，同时也受到了韦伯、席美尔等思想家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不到这种历史与思想的变化，简单地以马克思的思想来批判卢卡奇，说他背离了马克思，在学理上可以说是正确的，但在面对历史情境时，可能却难以把握历史的变化与思想的变化，难以把握新的历史阶段所出现的问题。如果将马克思的思想研究与对当代历史与思想的研究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就更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意义，同时也能看到其进一步发展的方向，从而真正地找到从马克思走向当代历史与文化的内在逻辑。
我接受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分期理论，即将之划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组织化资本主义（列宁称之为帝国主义）与后组织化资本主义（或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马克思面对的主要是第一个阶段；列宁、卢森堡、卢卡奇、葛兰西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等早期代表人物，面对的是第二个阶段；后马克思主义对应的是第三个阶段。今天的马克思思想研究需要清晰地理解这一历史与思想发展过程，澄清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此同时，还需要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与每一阶段其他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一种总体性的研究，真正地理解当时社会的历史变化，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思想文化变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当代发展这一理论目标，并从马克思思想出发来面对当代历史与文化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入思想的力量。
[1] 经济决定论式的解读强调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传统，忽视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比如伯恩施坦就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最大的欺人之处在于，它从来不是完全错误的。它偷看真理，正像鬼火偷看亮光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而作出的，而是由于不管它才作出的。”（［德］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6—87页）
[2] 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2、375页。
[3] 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00页。
[4] 有的学者从这里引申出两个列宁的看法，如莱文的《辩证法内部的对话》（张翼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就认为，《哲学笔记》中的列宁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的列宁是对立的。
[5] 列宁指出：“开始是最简单的、普通的、常见的、直接的‘存在’：个别的商品（政治经济学中的‘存在’）。把它作为社会关系来加以分析。”（参见列宁：《哲学笔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75页）。
[6]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页。
[7] ［日］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34页。
[8] Christopher John Arthur，The New Dialectic and Marx’s Capital，Brill，2003，Chapter.5.
[9] 在1967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新版序言”中，卢卡奇在谈到自己的解决方案时认为，这一方案带有革命的救世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倾向，造成这一倾向的重要原因就是对经济做了狭隘的理解，以致“作为社会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的‘劳动’被遗忘了”，从而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最重要的现实支柱，这使得自己所讨论的革命实践缺乏社会存在论基础（［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1页）。
[10]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1] ［匈］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下卷，白锡堃等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页。
[12]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页。
[13]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页。
[14] ［美］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
[15] ［德］费彻尔：《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从经济学批判到世界观》，赵玉兰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16] ［美］詹姆逊：《重读〈资本论〉》，胡志国、陈清贵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在第四章“《资本论》中的时间”中，詹姆逊就指出：“生产的创造性在于它的否定性，而非任何正面或肯定的内容。”（参见第73页）在第五章“《资本论》中的空间”中，詹姆逊说：“对马克思来说，未来的工厂，资本主义之外的乌托邦生产空间，应该被看作也是生产、建构主体的空间”（参见第94页）。
[17] Althsser，Reading Capital，Trans.by Ben Brewster，London and New York，1967，p.162.
[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8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9—530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9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0页。
[22] 关于双重逻辑的讨论，参见本书第三章。
[23] 对于近三十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我认为要给予充分的估价，这些研究有其自身的逻辑，并不像有些学者的简单概括那样，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解释马克思，或者以海德格尔来解释马克思。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2页。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27页。
[2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4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31页。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3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2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页。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4页。
[32] 参见本书第十章“劳动力成为商品意味着什么”。
[33] 关于马克思与形而上学批判问题，参见仰海峰：《形而上学批判——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前提及当代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35]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4页。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