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生产逻辑与马克思哲学的再建构
在现代哲学视野中，也有许多学者坚持以马克思生产逻辑为理论基础，并通过整合当代理论成果，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发展过程。在这些学者看来，虽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但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的总体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仍然是我们澄清现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前提。在这一理论链条中，詹姆逊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分析、凯尔纳与贝斯特对后现代思潮的评论、德里克从“弹性生产方式”出发对后殖民主义的批判、哈维对后现代空间理论的揭示，以及哈特与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对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理论范式的重构，形成了从生产理论出发，对现代资本主义批判分析的重要成果。
詹姆逊的直接论战对象是后现代思潮。后现代思潮从文化理念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它以现代性指称资本主义的启蒙理性，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进行一种断裂式的区分，并以后现代作为从资本主义中逃脱出来的策略。对“元叙事”、人类中心主义、同一性、确定性等的批判，似乎展示了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形象。詹姆逊的问题是：后现代真的是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吗？他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停留在纯粹形而上学的层面，而是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中找到了分析问题的基点，并通过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对后现代思潮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
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曼德尔从生产力的技术变革入手，把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1848年以来蒸汽引擎的机器生产导致了自由竞争的市场资本主义；19世纪90年代以来电力发动机及内燃机的机器生产导致了帝国主义；20世纪40年代以来电子及核子能量机器的生产带来了晚期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这三个阶段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资本的运转方式也不尽相同，但它们都没有脱离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特别是第三阶段，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次断裂，实际上它仍旧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晚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是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其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结构上的危机。”但这种危机并不是过去所谓的生产力的衰退，而是“晚期资本主义生来就不可能把第三次技术革命或者说自动化的广泛可能性加以推广普及，这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在这一趋势中的一种有力的表现”。[1]曼德尔认为这也是考察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础。曼德尔从生产方式出发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思想，构成了詹姆逊讨论后现代思潮的理论基础。
但这并不意味着詹姆逊简单地回到经济决定论，实际上詹姆逊通过对当代各种理论思潮的整合，找到后现代思潮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的内在建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实现对后现代思潮的历史定位，同时实现对社会历史过程的哲学抽象，这也是詹姆逊所理解的辩证法。“在我看来，方法论问题之间的张力与冲突总会打开通往更大的哲学问题的大门。最终会导向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也就是说如何把文化、意识同语境或形势联系起来。”[2]在这一理论空间中，每种理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但这并不是说每种理论都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作为一种理论范式，每种理论都有其主导性解释符码，如结构主义的“语言形式”、弗洛伊德主义的“欲望”、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自由”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本身。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标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3]
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詹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詹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完全不同的结论。
詹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代的思潮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代理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4]，这使得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在三卷本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的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5]。正是以卡斯勒关于弹性生产的分析为基础，结合世界体系理论和哈维关于空间分析的有益成果，德里克对后殖民主义进行了批评。作为后现代思潮的传承者，后殖民主义像后现代思潮一样，批判元叙述、主体、同一性等范畴，反对殖民主义与革命，企图在全球化背景中重构自己的身份。但它是从边缘、碎片化入手的反抗话语，不愿意分析后殖民现象与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这时它就既不能说明殖民主义与革命的社会历史，也不能说明自身的历史，它对中心的批判、对多元主体的建构，如果不能同分析资本的逻辑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建构一种想象的主体，而这种想象的多元主体，正合乎跨国资本的文化多元性的要求，这正是跨国资本在新殖民时期所需要的文化精神。在多国公司的操作与管理中，应聘高级主管的首要条件就是熟悉当地的文化，因此在跨国公司内部形成的就是多元化的价值体系，对这些具有不同价值背景的主管的测量条件就是最后的经济效益。“如果孤立地将欧洲中心主义仅仅看作一个文化或意识形态的问题，那就会淡化了权力关系，而权力关系才是推动它并赋予它霸权劝诱力的因素……将批判的任务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偏转到对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上，从而掩饰了其自身的思想局限，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还借此为资本主义关系下穿着现代外衣的不平等、剥削和压迫提供了托辞。”[6]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克认为，后殖民批评有意无意地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
詹姆逊、凯尔纳、德里克从生产理论出发，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分析，这条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合作的《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得到了更为深入的展现，形成了全面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构架。詹姆逊、德里克等人，虽然也把全球资本主义作为理论的社会平台，并且坚持从生产出发对全球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深入地分析全球资本主义的转变过程，在这一点上，哈特与奈格里的《帝国》与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样，从多学科交叉分析的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变更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并力图生长出一条批判的思路。在哈特与奈格里看来，伴随着全球市场的发展与生产的全球流动，产生了全球化的秩序，一种新的规则的逻辑，他们将之称为一种新的主权正在形成，使全球资本主义构成了一个帝国主义之后的“帝国”世界。帝国主义是欧洲民族—国家的主权超越自身的界限向世界扩张，但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国家的主权受到了挑战，使原有的政治权力走向衰落。
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字面意义上的“主权”已经衰落。在整个当代的变革期间，政治的控制、国家的功能，以及管理的机制已经在继续统治着经济和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我们基本的假设是主权已经拥有新的形式，它由一系列国家的和超国家的机体构成，这些机体在统治的单一逻辑下整合。新的全球的主权开幕词我们所称的帝国。[7]
帝国并不像民族—国家那样，是一个存在的实体，它是一个便于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分析批判的概念，而在这个分析框架中，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构成了基本的前提。“当马克思要求我们离开喧嚣的交换领域，自上而下地进入生产的潜在住所时，我们打算使这一立足点的转变发挥类似在《资本论》当中的这种转移的功能。”[8]只有通过生产的全球分析，才能揭示出后现代与后殖民张扬的地方性、差异性、反基础论等，这正是公司资本和世界市场意识的绝佳反响，这是资本赢家的话语，而原教旨主义只是体现了帝国转变中输家的诉求。正是在这帝国的控制中，才形成了与传统革命主体不同的新主体，“在树立起市场的意识形态后，民众通过劳动促进了人类的群体与阶层的生态政治上的单一化，跨越了全球交替的每一个节点”[9]。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才能形成具有解放意义的民众的俗世之城。可以说，这是当代左派激进话语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