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早期马克思的新范畴：《巴黎手稿》

我不赞成上述“解释三”模型。在本书中，我将在丝毫不亚于“解释三”的意义上，建构一个不同于“解释三”的“解释二”模型，提出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发生在1844年的《巴黎手稿》，具体而言是在《穆勒评注》当中，以此来改变以往轻视《巴黎手稿》及其异化概念的研究传统，提升《巴黎手稿》及其核心概念异化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我之所以采取“解释二”模型，除了判断它更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轨迹这一根本理由以外，还有《巴黎手稿》文献学研究成果作支撑。20世纪60年代，欧洲和日本学者发现，所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其实并不仅仅包括人们早已熟悉的那三份手稿，还应该包括与此同时写成的几册《经济学笔记》，手稿是由这两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为区分传统意义上的《手稿》，我把这一整体统称为《巴黎手稿》。《巴黎手稿》范畴的提出，不仅意味着《手稿》外延的扩大，即其范围不仅包括《手稿》，还包括《经济学笔记》，更重要的是，它还带来了《手稿》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即我们要将《手稿》和《经济学笔记》这两部分结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在内容上，如果说《手稿》偏重哲学的话，那么《经济学笔记》则偏重经济学，两者的结合也就意味着哲学和经济学的结合。这一结合是对此前彼此分离的哲学研究范式——譬如弗洛姆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1年）——和经济学研究范式——譬如卢森贝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1954年）——的一个根本性改变。这一改变可能会给《手稿》研究带来理论上的突破。譬如会改变对《手稿》异化论的评价。过去，人们对异化论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异化劳动”，并因为“异化劳动”所具有的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色彩而将异化论视为马克思不成熟的理论。在这种认识下，异化论自然成为人们批判或者否定的对象。而《巴黎手稿》的文献学却改变了异化论的范围，将“交往异化”也纳入到异化论之中，这就为将“交往异化”和“异化劳动”结合起来重构异化论以及提升异化论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

此外，人们还发现，《巴黎手稿》的写作也并不是此前人们想当然认为的那样，即《经济学笔记》，特别是其中的《穆勒评注》写于《手稿》之前。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巴黎手稿》的写作是按照《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的，而且在这期间，马克思的经济学认识还以《穆勒评注》为界分成两个不同的阶段，其中《穆勒评注》的经济学水平明显高于《第一手稿》。

这样一种文献学结论无疑也会对我国以往的《手稿》认识带来冲击。我们以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为例。《回到马克思》是一个试图将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解读《巴黎手稿》的典范。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一方面采取了传统的“《穆勒评注》先行说”，按照“《经济学笔记》（《穆勒评注》）→《第一手稿》→《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进行解读，将《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理论置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概念之前，且认为“异化劳动”的理论水平高于“交往异化”；另一方面，他又遵循了“两条线索”说，即认为“经济唯物主义逻辑”高于以异化劳动为核心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既然如此，如果说“交往异化”能够代表当时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事实上《穆勒评注》代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那么让“交往异化”出现于“异化劳动”之后，似乎更符合他的“经济唯物主义逻辑”最后战胜了“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的设定。在这个意义上，《回到马克思》中“《穆勒评注》先行说”的解读原则与“两条线索”说的设定呈现出某种不协调或者说“拧着”的状态。如果他代表采取《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这一写作顺序，这一不协调将会得到化解，“两条线索”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有力。

本书与《回到马克思》不同，它是以《第一手稿》→《穆勒评注》→《第二手稿》→《第三手稿》的顺序来解读《巴黎手稿》的。这也就意味着让“异化劳动”在先，“交往异化”在后；意味着让《穆勒评注》高于《第一手稿》。不仅如此，本书还借此推出了一个关于早期马克思思想分期的假说：如果说在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之间有一个转折点的话，这一转折点就出现在《第一手稿》和《第二手稿》之间，即《穆勒评注》。

当然，这一假说能否成立，并不取决于这一文献学事实，而是取决于思想逻辑证明。因为，哲学毕竟不同于史学——文献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史学——它的结论必须要由概念演绎和推理来证明。本书除了第四章以外，都属于对这一结论的学理证明。26岁的马克思曾在《手稿》序言中宣称：“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20]这里，我想大胆地套用马克思的这句话，我也用不着像熟悉《巴黎手稿》的读者保证，在本书中我的结论不是以文献学的方式，而是以哲学的方式，即以概念演绎和推理的方式而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