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赫斯的思想局限
那么，当时的马克思与赫斯在思想上究竟有什么差别呢？如果对比赫斯的《行动的哲学》、《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这一差别是多方面的。譬如说，赫斯从对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批判出发，强调意志、主观实践等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哲学观上属于一个激进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而当时马克思正从费尔巴哈的自然唯物主义和国民经济学的“经济唯物主义”两个方面吸收营养，并试图将它们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在哲学观上已经开始向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转变。在对人的理解上，赫斯把人理解为一个费希特意义上的“活动性”或者精神性的“人”；而马克思则把人理解为处于私有制关系下的“现实的人”。在共产主义观上，赫斯试图从法国社会主义和德国哲学社会主义结合的角度去构建一种伦理共产主义；而马克思则是将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古典哲学结合起来，走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路，等等。
与本书的主题相关，这里我要着重强调构成两者上述差别的两点原因：即，同《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相比，（1）赫斯没有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2）他只是从表面上学习了国民经济学，并没有从实质上吸收国民经济学的成果。正是由于存在着这两大思想局限，赫斯虽然早于马克思走上社会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者的道路，但却无法完成“市民社会的解剖”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创立唯物史观的任务，最终这一任务只能由马克思完成。
1.缺少黑格尔的辩证法
早在1926年，卢卡奇在发表了《历史与阶级意识》之后不久，就撰写了一篇专门研究赫斯的论文，提出“赫斯本人是一个彻底失败的马克思的先行者”[58]。他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同时在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和赫斯，在他们思想形成的最后一个环节，即如何面对黑格尔时，两个人走向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赫斯否定了黑格尔辩证法，回到了费希特和费尔巴哈；而马克思则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前进到了黑格尔与国民经济学的结合。当然，结局也颇为公平，马克思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而赫斯则成了“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言人，沦落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对象。
卢卡奇认为，赫斯本来也是从黑格尔历史哲学入手的，但却因受切什考夫斯基的影响，不满意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僵硬性、客观性、静止性，试图引入费希特的实践概念，以建立以主观能动性、实践性为基础的新哲学，即《行动的哲学》。结果，“为克服黑格尔的静观特征而将辩证法实践化的尝试……结果必然使他倒退到了费希特”[59]。这一倒退，正如卢卡奇本人在1967年《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新版序言”中借马克思的话所总结的那样：“这些思想家们（包括赫斯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主观上相信，他们已经超过了黑格尔，但在客观上，他们不过复活了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费希特哲学的这种激进性纯粹是想象的，只要一涉及对历史的真实运动的认识，黑格尔哲学就立即显示出比费希特哲学高出一筹。这是因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各种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造成现存的一切，比费希特仅仅希望于未来的做法要更真实，更少抽象性的思想构造物。”[60]
的确，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更贴近近代社会现实的客观认识，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其中包含了“客观的社会的和历史的中介因素的运动”。而赫斯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却把这一现实主义或者实证主义视为黑格尔哲学中的保守因素，以黑格尔只寻求与现实的和解为由，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诉诸未来的理想主义，“结果使他永远落后于黑格尔”[61]，走向了乌托邦和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恰恰吸收了黑格尔的现实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从社会结构内部去揭示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并展望未来。而青年黑格尔派的道路，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批评的那样，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
不仅如此，赫斯在回到费希特的同时，还全面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哲学。的确，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立场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在主宾颠倒等理论上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他在批判黑格尔的同时，对黑格尔哲学中先进的一面，特别是其中介性或间接性的合理性视而不见，试图以直观、感性、直接性来取而代之，结果从整体上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丰富性和历史性。卢卡奇批评道：“赫斯毫无批判地吸收了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所采取的根本性的错误态度，特别是费尔巴哈对直接性和中介的关系理论。”[62]结果，他和费尔巴哈一样，从“直接知”出发，拒绝了黑格尔的中介概念。在哲学观上，“囿于费尔巴哈所具有的最薄弱的、最具唯心主义的一面，即费尔巴哈的爱的伦理学当中”[63]，最终陷入了具有宗教性质的伦理共产主义、哲学共产主义。正是因为如此，正如前述良知力所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对费尔巴哈的批判也同样适合于赫斯。
那么，《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究竟达到了什么思想高度呢？其实他已经达到了黑格尔的水平。如果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马克思由于还没有国民经济学的背景，从而无法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话，那么经过了一段对斯密、萨伊、穆勒、李嘉图等人经济学的学习，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完全具备了接受的条件，并在事实上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我们以《巴黎手稿》中的异化概念为例，如果说《第一手稿》中的异化概念还留有费尔巴哈和赫斯的痕迹，那么到了《穆勒评注》，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的异化论框架，达到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异化论水平。而赫斯并不明白黑格尔的异化论高于费尔巴哈这一点，结果反而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应用到了社会经济领域，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马克思本人是在《穆勒评注》中才意识到这一点的，并义无反顾地从费尔巴哈转向了黑格尔，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应用到社会经济领域。在当时的青年黑格尔派中，只有马克思做到了这一点。
总之，正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64]。对这一点，恩格斯后来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曾明确地指出：“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费尔巴哈）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65]；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本人也公开宣称自己是黑格尔的学生。这些都说明相对于费尔巴哈和费希特而言，黑格尔才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关键。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对赫斯的批判是正确的，道出了马克思与他们的区别。而“回到赫斯”运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在于忘记了卢卡奇的这一教诲，反过来将费希特或者费尔巴哈当作了衡量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坐标轴。
2.对国民经济学的表面理解
诚然，在《论货币的本质》中，赫斯已经展示了他的经济学知识，使用了诸如货币、所有、私人所有、交换（交往）、生产力、社会、资本等后来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范畴。但是，出现了这一范畴，并不等于在与马克思同等的意义上使用了这些范畴。对这些范畴使用的科学性取决于国民经济学的知识，正是在这一点上，相对于《巴黎手稿》中的马克思而言，赫斯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还停留在表面，明显缺少对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经济学的分析。正是因为如此，几乎在同一时期写成的两个作品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出现了重大的差异：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诉诸了道德、爱等人的内在世界因素，对资本主义进行了道德批判；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则批判性地诉诸国民经济学概念，譬如私人所有、分工、交换、资本等，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理论反映政治经济学进行了科学批判。熟悉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以及《资本论》的读者都知道，这一科学批判意味着什么。
赫斯的这一局限，反映在他对市民社会的消极认识上。关于这一点，请详见后面的第十章“《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当时，赫斯将市民社会看作是失去了社会联系的个人所组成的“非人的世界”、“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并将其称为“小贩世界”（krämerwelt）[66]。从这一称呼来看，他是只在黑格尔“特殊性原理”的意义上来理解市民社会的，而缺少对市民社会的进步性、普遍性的认识。按照我们在上一章中所作的分析，这与《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的市民社会认识十分相像，仅从这一点来看，《论犹太人问题》和《论货币的本质》基本上属于同一个水平的作品。
但是，到了1844年，与赫斯的原地踏步不同，马克思又大踏步地前进了。在结束了《论犹太人问题》的写作以后，马克思投身到了国民经济学的海洋。到了1844年夏天，马克思通过对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李嘉图、穆勒等人的国民经济学研究，不管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的了解上，还是在对国民经济学知识的运用上都已经将赫斯远远地抛在了身后。他在《第一手稿》中对收入三个源泉以及私人所有起源的分析，以及在《穆勒评注》中对货币本质的定义和对以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商品世界的分析，都已经带有了很强的经济科学的性质；在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上，此时的马克思也不再是单单从否定的角度予以批判，而是从“形式普遍性”角度将它视为一个积极的有机的体系。这些认识不但是同时代的赫斯们所无法比拟的，即使以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经济学为标准，《巴黎手稿》也具备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雏形的性质，甚至可称作早期的《资本论》。也许正是因为达到了这一高度，马克思才在《手稿》序言中充满自信地宣称：“我用不着向熟悉国民经济学的读者保证，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67]
总之，1844年的赫斯充其量只是把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应用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将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运用于社会批判和经济批判，从总体上看，他的背后仍然是费希特和费尔巴哈，最多也只是费希特与费尔巴哈的结合。但是，此时的马克思的背后不仅有费尔巴哈，更重要的还有黑格尔和国民经济学，甚至是这两者的结合。这是马克思与赫斯的根本区别，熟悉成熟时期马克思思想的读者都知道，这一区别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