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的赫斯研究
我国的赫斯研究，尽管在资料整理和翻译方面不如欧洲和日本，但研究水平并不落后，特别是侯才和张一兵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欧洲。[43]
1.侯才的先驱性研究
侯才早在1994年就出版了《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44]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章（第三、四章），分别从哲学观和社会主义观的角度考察了“马克思与赫斯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由于该书所使用的赫斯相关文献主要是原文，因此并未受到我国在资料翻译上的限制，更难得的是该书还是一本实证性很强的学术史著作，开创了我国研究青年黑格尔派的先河。相对于欧洲和日本的赫斯研究而言，该书有两个特点值得关注：
第一，侯才主要是从费尔巴哈之于赫斯影响的角度来研究赫斯的。这是他的赫斯研究的一个根本特点。“在某种意义上，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费尔巴哈‘类’学说的历史哲学或社会学的翻版。赫斯与费尔巴哈的思想关系经历了三部曲：转向、接纳与批判。”[45]按照侯才所勾勒出来的“转向、接纳与批判”的“三部曲”，赫斯是在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在那之前还主要受马克思的影响而处于鲍威尔自我意识哲学的框架之下；从1842年起，赫斯开始“接纳”费尔巴哈，并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分别从哲学（1842—1843年）和经济学（1844年初）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论证。前者的核心是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人的社会物质交往关系”，将费尔巴哈的“类”概念同社会主义的本质——自由与平等——联系起来；后者的核心是将费尔巴哈异化理论引入到经济学和现实生活领域，揭示货币异化和现实生活异化的本质。其中《论货币的本质》是“接纳和推进”费尔巴哈哲学的“巅峰”[46]之作。但是不到半年，也就是从1844年中期开始，赫斯就从对费尔巴哈的崇拜转向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因为“费尔巴哈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即未能把人的本质归结为共同活动之类的社会本质，把人本主义学说归结为社会主义。
从整体上看，侯才是以费尔巴哈为坐标轴来揭示赫斯的理论贡献及其局限的。这一论述方式显然与前述的科尔纽以及日本学者不同。因为，他们都认为《行动的哲学》的思想背景是费希特，而《论货币的本质》的思想背景是费尔巴哈，从《行动的哲学》到《论货币的本质》是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哲学框架的转变。而侯才并没有采取这一解释框架，他似乎认为当时赫斯接受费希特的影响是一个倒退。[47]
第二，侯才回顾了科尔纽、门克、麦克莱伦等人关于《论货币的本质》与《德法年鉴》关系的讨论，明确地提出了《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主要不是对《德法年鉴》，而是对那以后撰写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简称《穆勒评注》）和《手稿》，从而将问题的重心从《论犹太人问题》转移到了《巴黎手稿》上来。他说道：“两者（《论货币的本质》与《巴黎手稿》）在论述的主题、基本线索以及在涉及的一些主要观点上都有一致和类似之处。因此，我们能够据此肯定，马克思的《摘要》（《穆勒评注》）、特别是《手稿》受到了赫斯的《论货币的本质》（侯才的原文为《论金钱的本质》）的某种启示和影响。”[48]
明确指认《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这在笔者所接触的文献中是不多见的。值得注意的是，侯才在强调两者一致性的同时，还阐明了两者的区别：（1）“两者虽然都把劳动理解为人的本质，但与赫斯强调作为劳动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换’、‘协作’和‘交往’不同，马克思更强调的是劳动一般。”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仅限于突出和强调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劳动的社会性”，而是“抓住了异化劳动这一中心范畴”，全面地揭示了“劳动或物质生产在人们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借此奠定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大厦的基石”[49]。（2）马克思和赫斯虽然在对货币的本质与作用、货币和宗教的关系、甚至在文章的体例等方面都十分一致，但在货币的起源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不同之处”，即赫斯把货币的存在归结为人的孤立的、非联合的状态；而马克思则“把货币归结为抽象的、一般的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起源于异化劳动，“于是在马克思那里，货币同交换、私有制一样，都是从属和决定于劳动或生产的范畴”[50]。从这些论述来看，侯才认为，相对于赫斯把人的本质归结为“社会性”而言，马克思更注重劳动这一人的本质的主体性基础；相对于赫斯更关注交换和货币而言，马克思更关注其背后的劳动，这是赫斯与马克思在研究视角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从本书后面对《穆勒评注》的讨论来看，侯才的这一论点是值得商榷的。
《论货币的本质》影响到了《穆勒评注》，对侯才而言，这只是他在实证分析后所得出的一个思想史结论。但是，这一结论中却蕴含着一个重大的可能性，即将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视为与《论货币的本质》同等水平的作品，这一点恐怕连侯才也始料不及。我国后来的研究正是把这一点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当然，这与侯才本人无关。
2.赫斯对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的建构
张一兵对赫斯的正式研究最早出现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该书虽然从形式上把赫斯作为青年马克思的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的支援背景”来叙述，但从内容来看，赫斯的作用绝不仅仅限于“支援背景”，而是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参与”了《回到马克思》的建构。后来，张一兵又为《赫斯精粹》写了一个“代译序”。在这篇“代译序”中，针对目前关于《穆勒评注》的讨论以及上述广松涉的论文，对自己的《回到马克思》中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说明。
张一兵首先表明了自己的基本立场，就是“基本认同科尔纽的观点”，“正视赫斯对马克思的一定学术影响”，既要反对卢卡奇那样贬低赫斯的作用，又要反对广松涉那样对赫斯影响的夸大。[51]那么，究竟是赫斯的什么著作以及什么思想影响到了马克思呢？张一兵认为是《论货币的本质》和“经济异化”的观点。这里的“经济异化”观点主要是指：赫斯与以往只从“人的自由活动”的角度来规定人的本质不同，“进一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论证了人的类本质的社会实现，即交往（Verkehr）关系”，将“共同协作与交往看作是人的社会本质”，将交往中的“共同活动”看作是生产力，等等。仅从这点来看，张一兵与侯才基本一致，但与侯才不同的是，他认为赫斯这些观点的背后并非是费尔巴哈，而是英国的国民经济学。他说道：“人的现实本质是一种物质交往关系，这显然是赫斯在经济学研究中开始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重要进步。国内学者侯才没有意识到赫斯更深一层的经济学背景，仍然将赫斯此处的论说仅仅界定在费尔巴哈的哲学语境中，这显然是一种误解。”[52]
张一兵在强调了《论货币的本质》背景是国民经济学而非费尔巴哈之后，又提出了与我直接相关的问题，即《论货币的本质》与《穆勒评注》的关系。紧接着上面那段引文，他写道：“与费尔巴哈相比，（赫斯）的确有了很重要的进步。但有两个致命错误：一、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被置于生产之上，他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这一交往决定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我认为，青年马克思在后来的《穆勒笔记》（《穆勒评注》）中，就直接受到了赫斯这种交往决定论的影响。二、他更无法意识到，这种交往只是物质生产的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即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生产的特定历史结果。以费尔巴哈的类哲学去提升经济学，必然是从同样抽象了的交往（交换）出发。由此他更接近重商主义而不是斯密和李嘉图。当然，赫斯在此处观点的实质（包括他所标举的生产力、交往的共同活动等规定）在隐性逻辑上是非科学的。但我还要指出，比之于赫斯，此时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远没有达及这种深度。”[53]
在这段话中，张一兵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论货币的本质》的实质是一种“交往决定论”，而马克思的《穆勒评注》是受这种“交往决定论”影响而形成的；第二，如果引文中的“此时”是指《巴黎手稿》中的《穆勒评注》阶段，那么《穆勒评注》甚至连赫斯《论货币的本质》的水平都没有达到。这与他在《回到马克思》中对《穆勒评注》的某些评价相比，大大地后退了。譬如，他曾在《回到马克思》中说道：“在哲学对经济学的批判上，也是他自认为最有发言权的地方，他同意赫斯。并且，他在《穆勒摘要》中一出手就轻而易举地超越了赫斯。”[54]对这一问题，我们姑且不论。
张一兵之所以说“交往决定论是在古典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第二层级上的倒退”，是因为这种“交往决定论”把“交往（实际上是商品经济的现代交换）”“置于生产之上”，“没有意识到这种‘交往’是生产的结果”。也就是说，他认为“生产”高于“交往”，只有从“生产”出发才更接近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思想。而在当时，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手稿》中讨论了“异化劳动”，而“劳动”等同于“生产”；与此相对，《穆勒评注》中讨论的是“交往异化”，而这是受赫斯《论货币的本质》中“交往决定论”影响的结果。于是，由此出发，他就推出了《第一手稿》高于《穆勒评注》，《穆勒评注》只能写于《第一手稿》之前的结论。
从这一立场出发，张一兵不可能认同广松涉的连《提纲》都还处于赫斯影响之下的主张，事实上，他马上就对广松涉进行了批判：“赫斯的类本质更多的是倾向于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和共同活动，在这一点上，赫斯对青年马克思的影响恰恰体现在《穆勒笔记》的以货币中介为核心的‘经济异化’（交往异化）之中，而不是《1844年手稿》的劳动异化。《1844年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关系多重异化批判和基于工业生产（动产）之上的客观逻辑批判，都是超越赫斯的。”[55]与这一旨趣相同，张一兵在另一篇为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中文版而作的“代译序”中也写道：“赫斯的交往是以小商品生产者的简单商品流通为逻辑视域而生成的表象，其中，流通当然就是重点。‘在这个简单商品流通社会的模型中，该交往形式简直就是社会的分工=协作的定在形式’。其实，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将赫斯基于流通领域得出的交往异化推进到生产领域的劳动异化，就是意识到这个局限的表现。然而，一些论者竟然将这个理论逻辑上的进步完全逆转了，因为他们无法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进程中来具体透视这一点。”[56]
这两段话不仅是在批评赫斯以及广松涉的错误，在更深一层意义上，也是在对他本人的上述观点，即《穆勒评注》写于《第一手稿》之前进行辩护。熟悉这些年我国《巴黎手稿》研究状况的读者都知道，其实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我的意见和张一兵恰恰相反。我认为无论是在文献学的考证上还是在思想逻辑的水平上，《穆勒评注》都应写于《第一手稿》之后，《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高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57]。张一兵之所以在两个“代译序”中写了旨趣相同的两段话，可能也是意识到了我们之间这一分歧的结果，他所批评的那“一些论者”中，也应该包括了我。
这里因论题所限无法展开，在我看来，首先，《第一手稿》“异化劳动”中的“劳动”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生产”（Produktion）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让这样一种“劳动”等同于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生产”过于勉强。其次，《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理论是绝对不能用赫斯的“交往”概念，或者如张一兵所说的“交往决定论”所概括的。它实际上是马克思在认真地研读了国民经济学的分工和交换理论，将黑格尔的辩证法结合起来以后而获得的一个方法论范畴。如果说劳动是一种主客关系，那么交往则是一种包含了物象与物象之间关系在内的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实质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经济关系或者社会关系范畴，而这是赫斯永远也没能达到的高度。因此，此处的交往概念属于马克思对近代市民社会的基本认识，实际上相当于斯密的“商人社会”或者黑格尔的“需要的体系”。再次，《穆勒评注》中的“交往”概念绝不能等同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及的、作为“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的“交换”或者“流通”。我们并不能因为在这篇《导言》中“生产”排在了“交换”之前，就将《穆勒评注》中的“交往”矮小化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要素，甚至由此简单地类比出《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高于《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的结论。总之，关于《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为什么高于《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后面我还将作更加详细的展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张一兵之所以这样设定《穆勒评注》与《第一手稿》之间的关系，这与他对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分期以及《回到马克思》的体系建构有关。我们知道，《回到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两条线索说”，根据“人道主义异化论”和“经济唯物主义”这两条线索的此消彼长，它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界定于1845—1846年，也即《提纲》和《形态》时期。因为这一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才相对成熟，“经济唯物主义”战胜了“人道主义异化论”。但是，从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来看，在1844至1846年期间，能够代表其经济学最高水平的莫过于《穆勒评注》了，可张一兵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仍然坚持《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经济唯物主义”的高峰。他之所以这样做，显然跟他这里将《穆勒评注》判断为赫斯水平的作品有关。换句话说，这一判断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两条线索说”，故笔者才说，赫斯“参与”了《回到马克思》的建构。总之，对张一兵而言，赫斯研究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赫斯定位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他的《回到马克思》体系结构的问题。
从侯才到张一兵，中国的赫斯研究走了一条很独特的研究进路。侯才最大限度地强调了赫斯思想中的费尔巴哈元素，并将《论货币的本质》与马克思的《穆勒评注》联系起来。张一兵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了《穆勒评注》与《论货币的本质》是同等水平的作品，并从中推出了《穆勒评注》的思想水平低于《手稿》的结论。这一条研究进路虽令人颇感意外，但在世界范围内也可谓独树一帜。当然，从本书后面的分析将看到，我是不同意这一进路的。
以上，我们回顾了科尔纽和中日两国的“回到赫斯”运动，下面让我们先简单地评述一下这场运动。撇开欧洲不谈，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都曾深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束缚，要想拿出自己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必须要从教科书体系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然后再来重构理解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这一工作，当时重构“马克思像”、“历史原像”等成为了一种流行语。正像我们在广松涉和良知力之间的“青年黑格尔派论争”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一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研究，特别是“回到赫斯”运动成为他们重构马克思的关键契机或者进路。从日本的这一经验来看，我国也应该加强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研究，侯才和张一兵的研究就可看作是我国在这条进路上的一种尝试。
但是，“回到赫斯”也面临着一定的理论风险，特别是当我们将赫斯因素应用于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构时。从上述对赫斯研究史的梳理中我们不难发现，实际上，出于对以前人们轻视赫斯的不满，“回到赫斯”会很自然地出现夸大赫斯之于马克思影响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客观上会带来一种用“外因”来说明马克思本人思想发展“内因”的危险；甚至会导致贬低马克思思想的独创性，从而把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看成是对各种既成观点的“拼凑”。因此，实事求是地评价赫斯的理论地位以及赫斯之于马克思的影响是我们避免不必要的理论风险的关键，同时这也是我们借助青年黑格尔派来重构马克思这条理论路径成功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