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尔纽的“回到赫斯”

同其他领域一样，“赫斯复兴”运动最早也是由欧洲人发起的。在欧洲，一些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譬如梅林、卢卡奇、奥伊则尔曼等人也都曾从赫斯是否影响到了马克思的角度研究过赫斯，但他们大多都得出了否定的结论。将这种倾向扭转过来的首推科尔纽，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对赫斯给予过积极的评价，战后还和门克一道编辑了《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1961年），并撰写了一个堪称是“回到赫斯”宣言的长篇《序言》^[3]，正式开启了这场“回到赫斯”的运动。下面，我们就通过这篇《序言》，对科尔纽的观点作一个分析和评述。

1.赫斯的思想特质

在分析科尔纽的观点之前，我想先对赫斯在思想史上的主要贡献及其思想特质作一个简单的概括：第一，受费希特和切什考夫斯基^[4]的影响，赫斯给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加进了“行动”和“实践”等要素，试图将它改造成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人类的圣史》（1837年）和《欧洲三头政治》（1841年）以及《行动的哲学》（1843年7月）之中。第二，将费希特的“精神实践”及其支流鲍威尔的“自我意识”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改造成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并试图将它与法国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获得了“德国社会主义之父”的美称。这些思想主要反映在《欧洲三头政治》、《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稿、《共产主义信条问答》（1844年）以及《最后的哲学家》（1845年5月）等文章之中。所谓《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是指1843年7月在格·海尔维格出版的一个文集，在这部文集中刊登了赫斯的三篇匿名论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行动的哲学》和《唯一和完全的自由》。第三，将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应用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这一思想主要反映在《论货币的本质》（大约写于1843年10月—1844年2月之间）当中。这其中，《行动的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是赫斯的两大代表作。这两篇论文不仅在写作时间上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比较接近，而且还曾在《巴黎手稿》中得到过马克思的直接指认。^[5]故在这里，我们将《行动的哲学》和《论货币的本质》作为基本文献来讨论。

赫斯本人是一个富有灵感和创见的哲学家，这源于他思想背后的深厚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发展逻辑，特别是在1841年到1845年赫斯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曾对他的体系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堪称是赫斯思想体系的两块基石。

众所周知，费希特是德国古典哲学中非常强调主体创造精神的哲学家，其哲学的核心概念“自我”和“实践”虽然具有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却是包括鲍威尔（“自我意识”）和赫斯（“行动的哲学”）等人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的直接思想来源。因为，在费希特那里，“非我”只不过是“自我”的设定；“自我”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非我”对自身的限制，最终实现“自我创造”。这一逻辑中包含了高扬个人自由和反对一切外在限制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价值取向不谋而合。而费尔巴哈则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极为独特的一员。他关于神是人的异化的宗教异化理论、“人对人来说是上帝”等人本主义思想，同样与卢格和马克思等人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主张密切相连。譬如，马克思就曾在《德法年鉴》中提出了与费尔巴哈相似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6]命题；同时，与费希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不同，费尔巴哈将它归结为带有共同体特征的“类”，这也为后来赫斯等人批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张以“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道路。总之，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基础。而赫斯则无疑是试图结合这两者，并在此基础上创立德国社会主义理论的优秀代表。

2.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

从整体上看，科尔纽就是以上述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线索来梳理赫斯思想的发展历程的。科尔纽写道：“他（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中，而且是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基础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从费希特那里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理论，以费尔巴哈为开端，将扬弃宗教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人的异化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7]按照科尔纽的这一说法，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同时受到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将两者结合起来的产物。

实际上，与科尔纽的其他赫斯研究著作^[8]不同，在这篇《序言》中，相对于费尔巴哈而言，他给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以更多的笔墨。科尔纽指出，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不仅以费希特的“活动性”（Tätigkeit）为《行动的哲学》的原理阐明了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自由的自己规定”的本质；而且还以费希特的自由概念为轴心，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对自由的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的必然的否定”，并通过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由且独立的活动”而“推导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是因为费希特哲学的这一背景，结果使《行动的哲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兼具了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至于费尔巴哈，尽管科尔纽说他与费希特一道构成了《行动的哲学》的基础，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充当了理论目标的角色，即仅仅为《行动的哲学》提供了消灭人的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而已，并没有像费希特那样，成为《行动的哲学》的理论逻辑。

但是，到了《论货币的本质》，也就是《行动的哲学》发表后不到半年，赫斯所依赖的哲学框架就从费希特转向了费尔巴哈。科尔纽说道：“如果说赫斯的思想在他最初试图为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的时期还处于费希特和费尔巴哈的影响下的话，那么在他的发展后期，他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要比以前多得多，而对费希特的依赖则越来越少。”^[9]赫斯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一个原因是费希特哲学的固有缺陷，即费希特哲学往往导致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这不符合赫斯所主张的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理念。要想克服这一缺陷，还需要把人理解为“共同存在”（Gemeinwesen），故他转向了主张将人的本质理解为“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费尔巴哈。因此，《论货币的本质》不再像《行动的哲学》那样，把人看作是“以牺牲类为前提恣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个体，而看作是“在和谐的类生活中为了一切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共同活动”的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赫斯为了能够使“行动的哲学”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正好能满足他的这一要求，于是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就被赫斯应用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分析。正是由于转向了费尔巴哈，《论货币的本质》同《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相比，“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相对于同时期的思想家而言，“赫斯也许是将费尔巴哈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唯一的人”^[10]。

因此，从《行动的哲学》到《货币的本质》，如果用一个图示来表示赫斯的思想变化的话，就是从依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到对前者依赖逐渐变弱，而对后者依赖逐渐变强，即“从费希特到费尔巴哈”的过程。这是我们从科尔纽和门克那一冗长的《序言》中能够提炼出来的一个颇为有效的解释框架。后面我们将看到，这一推断对于分析日本的赫斯研究非常有效。

3.赫斯之于《巴黎手稿》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来看，科尔纽认为，赫斯继承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并在社会层面和经济层面上应用了他们的理论，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异化问题，从而为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而这与马克思在1843—1844年的努力方向几乎是一致的。那么，马克思当时是不是受到了赫斯的影响？无论是谁都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这一问题。对此，科尔纽给出了以下的答案，即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到《巴黎手稿》写作结束为止，马克思是受到了赫斯《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和《论货币的本质》的影响，而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以后，反过来是马克思影响了赫斯，从此以后，赫斯就再也没有跟上马克思前进的步伐。

在他看来，赫斯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下述两个方面：第一，《行动的哲学》中的实践概念。“赫斯的工作……使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和法国社会主义第一次结合起来，为创建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进行了一定的准备”，“活动使人形成这一《行动的哲学》一文的中心思想，尽管还带有唯心主义的面纱，但却得到了简单明了的说明，因此赫斯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这一工作的精髓给马克思以深刻的感铭” ^[11]。也就是说，赫斯的实践概念——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实际上是费希特的实践概念——或者说“活动使人形成”的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二，《论货币的本质》中的异化概念。“将费尔巴哈关于人的外化和异化的观点移到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赫斯的这一做法在1843年末到1844年初（《德法年鉴》时期）对马克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异化理论应用于对市民社会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分析（《巴黎手稿》时期），是受到了赫斯这一中介的刺激。”^[12]由此看来，科尔纽认为赫斯的异化概念——这实际上是经过改造的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对马克思产生了影响。当然，科尔纽并不是无条件地强调赫斯与马克思的一致性，他认为由于赫斯实践观的唯心主义以及由此而来的共产主义理论的空想性质，赫斯与马克思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鸿沟。

这是科尔纽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但是，这两个论断同他对赫斯思想特质的概括一样，也缺少必要的理论证明。这表现在：（1）科尔纽没有对赫斯与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作认真细致的比较研究。（2）科尔纽虽然提到了赫斯的异化概念对《德法年鉴》和《手稿》的影响，但却论述得非常笼统，暧昧不清。倒是比这篇《序言》稍早或稍晚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涯和工作》中有明确的指认^[13]，但也仅仅停留在指认上而已。（3）此外，科尔纽还有跟上述结论相反的说法，譬如“通过这些论文（《德法年鉴》上的论文），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不同于赫斯的方式，得出了以广阔的历史研究成果为支撑的共产主义认识”^[14]等等，也就是说，科尔纽似乎又认为马克思虽然是与赫斯同时，但却是独自地走向了共产主义。顺便说一句，后来科尔纽的合作者门克在《赫斯研究的新资料》^[15]（1964年）中采取的是后者的立场，即认为赫斯对马克思并没有产生过实质性影响。

尽管科尔纽的研究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作为“回到赫斯”运动的开创者，他对赫斯的积极评价基本上成为后来世界上赫斯研究的基调。“实践和异化”、“费希特和费尔巴哈”，我们从科尔纽的论述中所提炼出来的这两组关键词也成为日后中日两国赫斯研究的基本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