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难叙军旅魂

野营拉练

王健林在家里是老大，两个弟弟对其唯命是从，突然到了部队，面对那些比他至少大两三岁的战友时，他还是有些不自在。在部队，他的确是“老小”，不但年纪小，资历也浅，周围人多把他当成孩子看。一段时间后，王健林开始适应部队生活，可让他不适应之处接踵而至——拉练，这对他绝对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生长在四川绵阳的王健林是纯粹的南方人，即便他曾有过大半年务农的经历，可与眼下部队的野营拉练相比，那时的务农实在清闲太多。尤其在东北，每年九月份基本入冬，气温骤降，到了十一、十二月份，漫山的大雪一望无垠，在这样的情况下野营拉练，要吃的苦头不言而喻。

野营拉练，顾名思义，即是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进行严苛的训练，而当时所谓的“严苛训练”比较单一，仅仅是训练士兵的体能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直白点说，即是在看不到边的雪原上徒步行走。

15岁的王健林面对这样的训练，要过的不仅仅是体能一关，最重要的是他的心理防线是否强悍，是否能狠下决心接受挑战。

原本，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段，稍微下下力气，肯定能练出一副好身板儿。不过，王健林来自南方，凭靠在东北的大雪天野外拉练锻炼体格，显然是有些不妥当的，对他而言也过于苛刻。

团里对战士的情况了如指掌，加之考虑到王健林只有15岁，即对其减轻负重，虽说身负的东西一样不少，可团里都挑轻的给他，比如较轻的枪。可惜的是，在负重中，只有枪支可以选择，其他诸如棉被等军需用品，他仍得加于自身。这些东西扛在身上，至少20斤。

15岁的少年，身负如此分量徒步行走，这本身即是一种非凡的考验，况且所行之路并不平坦，而是杳无人烟的崎岖山路。积雪、大风，这些都给拉练带来了额外的麻烦。倘若途经野兽出没之地，战士们的生命也将受到威胁。

显而易见，较之于那些以花样繁多的训练著称的特种部队或野战部队，驻扎于东北的部队的训练的确简单了许多，可就训练强度和难度来看，却一点也不低，反而更高。

虽是大雪封山，可东北的雪冻成了坚硬的雪块，部队在拉练过程中，战士稍有不慎，就可能失足陷入厚厚的雪堆中。

15岁的王健林，在这样的环境下咬牙坚持着，未曾动过放弃的念头。特殊的气候及地理环境，造就了战士们钢铁一般的意志，年少的王健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一往无前、毫不退却。

当时，部队每日要在此等恶劣环境下步行40公里，若是有人实在撑不住，可以乘坐标有“收容车”字样的汽车。单是看名字，便可知这是部队为刺激战士精神而故意为之，若乘坐了这样的汽车，评先进、优秀战士的机会也就随之化为泡影。显然，部队绝不给那些真正有出息的战士留“退路”。

在徒步拉练的过程中，王健林的饭量随着一份份艰苦增大起来，这让他时常感受到饥饿。班长见他年纪小，吃不饱饭，便“传授”了他几招吃饱饭的诀窍：首先，盛饭的时候先盛半缸子，吃这些时纵然再慢，也肯定快过盛满缸子的那些人。待吃完半缸子后，再去填满一整缸，就等于每顿饭吃了一缸半，这就肯定可以吃饱了。还别说，王健林用这个诀窍，果然不再饿肚子了。

肚子填饱了，可野营拉练一样要承受难以料想的艰苦。王健林曾亲见一个干部“崩溃”：他一屁股坐在地上，说什么也不再走了，党员、排干部统统不要。可见，能坚持下来的人只占少数，而年仅15岁的王健林竟然坚持到了最后。王健林说，一路上支撑他的就是一种信念，是母亲的嘱咐：“要当好战士，争取超过你的父亲。”靠着这样的信念和坚持，他才能在入伍的第一年当上五好战士。

这种野外拉练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也带来了一种脱颖而出的快感：全团1000多名战士，圆满完成野营拉练者只有400多人。日后，每每提及往事及自己缘何创业成功时，他仍不忘这段难忘的时光，并将之称为对自己未来的人生影响甚为重大的经历。当然，当时的“小兵”王健林还不了解外面世界的变化，他按部就班地当着边防战士。

那段时期，有很多如今的企业家也参军接受历练，如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海尔集团的张瑞敏以及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他们参军的背景和原因各不相同，军人身份给他们此后的发展也都带来了不同的影响。这些企业家，在未来谈到此前的军旅生涯和峥嵘岁月时都表示，参军奠定了他们一生的性格基调。

他们在封闭的军营里不断学习军人的规则，这些在他们离开军营投入改革开放浪潮中时，让他们适应环境，靠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前瞻性，将军队的管理和思想转化为符合逻辑的商业思维。总之，这些企业家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留给他们的强烈烙印，他们的经历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

当然，在离开军营前他们还要继续接受训练，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属于军队的生活和节奏。他们中有些人很快官升一级成为领导者，有些人打算离开军队去更广阔的世界，还有些人则做好了打算，准备在军营里给自己来一次彻底的磨炼和洗礼，比如王健林。

如果说，跟着部队去野营拉练，并完成了所有规定的训练程序，意味着他成为了一个规则执行者，那么在进入大连陆军学院之后，他叛逆的一面逐渐展现，开始成了此前规则的挑战者。

有规划，不平庸

经历了野营拉练之后，王健林在部队里成了尽人皆知的“娃娃兵”。就像在林海雪原上拉练时一样，他在部队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令那些比他年长数岁的战友十分敬佩。

在王健林当兵的那个年代，国家还处在计划经济时期，作为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到部队当兵“吃饱饭”就已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了，还能苛求什么呢？虽然相对于地方老百姓，部队的日子好过一些，但部队在业余生活方面却十分贫乏。大家聚在一起聊聊天、唱唱军歌，便是唯一且最有规模的娱乐活动了，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可以消遣的方式。不过，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单调的部队生活中，王健林和战友们才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技能，没有把时间荒废在玩乐上。

此时的王健林，为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规划：学习。对今天的人来说，学习的辅助工具数不胜数，但王健林当时所谓的学习，也就是简单的通过书本学习。后来，王健林和几位战友一同报读了辽宁大学的函授班，虽然辽宁大学离他们并不远，但军人的身份却让他们无法去大学里就读，甚至连去听一堂课的机会都没有。

那会儿，除去白天的训练等必须要做的分内事，王健林和战友们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他们抓紧每一分每一秒，贪婪地吮吸着养分。

在并不优越，甚至说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王健林一颗心扑在了学习上，这让他不曾感受到部队里那种单调的生活所带来的寂寞和孤单，反而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分充实。其实，不仅仅是王健林，很多战士和他的心情一样。

从本质上来讲，王健林和他的战友们都处于青春年少的阶段，都是生龙活虎的热血青年，而他们之所以选择来到部队，是因满怀青春的激情，想要在部队里做出一番事业，也正因此，他们学习劲头十足。对知识的渴望是他们的共性，而为了提高学习效率，他们自发性地组成了一个学习小组，每每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大家便聚在一起商议。

三人行必有我师，王健林和战友虽参加的是辽宁大学的函授班，靠的都是自学，没有老师的指导，学习进度较慢，但却因为身在部队而有了一个与课堂一样相对纯净的学习空间。在这种互补的学习环境下，王健林很快有了提升，与战友的情谊也在这循序渐进的自我提升中愈发深厚。即使他后来退伍转业，成为万达集团的董事长，他与当年那些共同学习的老战友之间依然保持着纯真的友谊。

1974年，王健林完成了辽宁大学的所有自修课程，拿到了毕业证，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成绩的获得，当然令王健林十分欣慰和兴奋，但他并没有因此而自我满足，他知道，这些成绩的获取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他实现了某一阶段的自我梦想和自身价值，证明了付出得到了回报。

此时的王健林，早已不再是当年的“娃娃兵”，他19岁了，只是，熟悉他的战友们每每谈起他刚刚入伍时的情景，依然把“娃娃兵”挂在嘴边——这是一种怀旧又亲切的称谓。

军旅生涯中的自学，无形之中让王健林养成了学习的习惯，这让他此生受用。无论何时，在他内心深处似乎总有一个声音在不时地召唤着他、激励着他，让他时时能感受到自身的不足，从而不断进取。

青春，对于那个年代的王健林来说，就像是一本刚刚打开的笔记本，只有不停地记下自己的每一行脚印，才能留下美丽的诗行。

王健林从拿到辽宁大学函授班毕业证那天起，并未因自身努力见到成效而沾沾自喜，反而对梦想的追求更为紧迫，这也从侧面证明，在经过了4年的军旅生涯磨炼后，他已从一个“娃娃兵”彻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尽管在当时，王健林想当将军的梦想还未真实准确地显现在他的脑海里，但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早已不再是当初那个刚刚初中毕业就来到部队的少年了，加之4年的部队生活让他明白了军人的真正含义，所以当时的王健林与所有战士一样，心中那个不灭的军人梦始终萦绕在脑海。

他知道，与刚到部队时的自己相比，眼下虽掌握了很多知识，但若想要成为一名将军，实在相差太多。不过，他的坚持和努力，得到了另一种回报。

苦学3年，王健林养成了勤劳好学的性格，他在各项工作中总能将事情做到尽善尽美，上级领导对其交口称赞，在一次机缘中，他作为军区优秀官兵代表，被选送到了陆军学校去学习。这次学习，无异于为王健林的梦想插上了一对翅膀，让他第一次真正接受了系统的军事理论学习，他顿感自己离将军梦又近了一步。

不过，这次学习虽收获甚多，后来他还以优异的成绩顺利毕业，拿到了全日制大学专科文凭，但回到部队后他仍不断反省自己，以一个军人的标准衡量自身，结果发现，除了这几年对部队生活更为熟悉之外，自己似乎对军事化的了解少得可怜，尤其在部队任参谋时，这种来自专业化知识的压迫几乎让他无法喘息，为此，他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日常工作中，以期通过实践，掌握更多、更全面的军事知识。

在不懈的努力下，王健林的工作不断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随后，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任负责宣传的干事。王健林对这份工作很陌生，他初中一毕业就来到部队，并没有在地方做过任何相关工作，但即便毫无经验，他也未曾打过退堂鼓，反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当中。

在工作中，遇到不懂、不会的地方，他便向其他战友请教，没过多久，他便适应了宣传工作。王健林对待任何事都有着锲而不舍的精神，他也因此再度走到了整个军区众多宣传干事的前列，多次得到军区的通令嘉奖，而且每年都会从军区政治处拿回几张奖状，甚至还因在宣传工作上的突出表现立了功。

如果说，一个人取得一次成功是偶然的话，那么他不断获取成功，便必有因由。王健林就是如此。在部队，他并没有特殊的关系，完全凭借着自身那股敢作敢当的闯劲，再加上虚心好学的个性，使得他无论是以“娃娃兵”的身份去参加野营拉练，还是后来被送去军校深造，抑或是提干后被委以不同性质的工作，他都能向世人亮出几近完美的自我。

毋庸置疑，这是一种非凡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绝非唾手可得，在王健林看来，非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行。直到后来他创建了万达帝国时依然认为，一个人如果不去学习，便注定平庸。

“怪咖”战士

1978年，辽宁省大连陆军学院开始招生，当时该学院只招收来自沈阳军区的优秀军官和战士。那一年，王健林以排长的身份被推荐到陆军学院步兵一大队二中队二区队八班。与他一起被推荐来的军官有近千人，按照规定，他们作为年轻的军队干部进入学院进行一年半到两年的学习培训后，可以晋升到连长级别。

陆军学院教师张昌军，后来时常回忆起王健林那批“新生”前来报到时举行的开学典礼的情形：上千人站在操场上，听领导们轮流讲话，谈理想，谈规矩，谈教学培养计划，当然也谈到了毕业后的未来。如果不出意外，王健林等人毕业后，都要回到自己原来所在部队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奋斗，军衔会升一级，并需把学院里学到的知识应用到部队的管理上。

在张昌军眼中，王健林比较特立独行，甚至还略微有点调皮。这种感觉在每次上军事课程时都非常明显。军人统一管理以及听从指挥的属性，决定了教师的话仿似“金科玉律”，几乎没人敢反对。可王健林却是个异类，他常常反其道而行，并提出一些让张昌军都瞠目结舌的问题。

一次，张昌军讲军事伪装课，底下的上百位学员都对内容没有异议，只有王健林起来提问：为什么在雪地上伪装要将身上铺满，而不是更简单地直接盖张白床单呢？他就这个问题和张昌军争论，直到张昌军告诉他，雪地反光，但床单色调较暗，如果敌人用紫外线一照射，很容易露出马脚，王健林才接受了老师的观点。

还有一次，张昌军讲在战争中如何用火炮射击敌军坦克的战术。他说，射击时的角度和时机要掌握好，应选择坦克拐弯时出手，并在弯道内侧埋伏好火炮和炸药包，原因是，坦克转弯时，内侧会更大程度地接触地面。

这本无可辩驳，毕竟教材上也是这般书写的。可是，在讨论课上，王健林则提出相反的方法——在弯道外侧伏击坦克也一样可以，并讲出了自己的理由。

张昌军和其他教员们听了王健林的理由，商议了一番，认同了他的观点。甚至在下一年教材改版时，张昌军还特地将王健林的建议写进教材，供以后的学生学习使用。直到2004年陆军学院被撤销，新教材仍在使用。

这两件事，让张昌军在上百位学员中很快记住了王健林，不过更让他印象深刻，并对其刮目相看的是，当时受制于军官培训之实际需要，教师不会面面俱到地把书上的知识都讲出来，不少都是一带而过，或者干脆不讲，可王健林觉得，是知识就得吸收，不分轻重。故此，课后他会主动找张昌军为自己解惑答疑。

张昌军后来回忆道：“我当时有点开玩笑地和他说，‘那你晚上7点来我办公室吧，有些知识和问题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到了晚上7点，王健林真的来了，并且一连持续了几天。”

到了后来，一些难懂的知识点，王健林却能用很简单的一两句话概括出来，这让张昌军对其进步之速度大为吃惊。

除了善于思考，王健林还给老战友们留下了其他印象，关键词通常包括勤奋、善良，以及喜欢独立思考。

1978年冬天，学院进行单兵进攻科目，具体过程是，每位学员要独立完成朝向动作、指向动作、匍匐前进、穿越障碍等任务。很多学员都完成得不错，可王健林差了许多，有些笨拙，动作也不标准，考核成绩不理想。

王健林的倔脾气上来了，当日中午，别人都去午休了，他找了个教导员在旁协助，反复练习，居然把棉衣都磨破了，肘部也受伤了，还别说，给自己开的这次“小灶”，让他终而取得了“优秀”的考试成绩。

如果说，这件事让人看出了王健林的坚持和不服输，那么他的直属上级陆民杰讲述的故事，则勾勒出一个思维独立、特立独行的王健林。

在一次特别重要的考试中，王健林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唯有战略战术不尽如人意。其实，他这门功课的理论知识掌握得比较扎实，可就在战术定向考试时出了岔子。

陆民杰回忆道：“题目是如果有一场战役，根据给出的山地地形回答，在山的哪一边布兵可能更合适。教案上的正确答案是在左边布兵更恰当，但是王健林做出了相反的答案。根据教案上的规定，这道题王健林算错误。”

然而，陆民杰却注意到，王健林虽然做了错误的回答，可他在考卷的下面分条列出了选择右边布兵的理由，一共列了六条，“仔细看一下，实际上他的理由和分析也都是有道理的”。陆民杰说，作战指挥本来就应该灵活而不拘泥于理论，王健林作为学院的尖子生，肯定知道教案上的答案，“但是他没有死记硬背，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做出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答案，即使这个答案和教案上的标准相悖。”

而王健林的另一位老战友对他的记忆，则停留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季夜晚。

当夜，这名战士拉肚子，身体不适，按照之前规定的轮岗，他的站岗顺序在王健林之后。但是，王健林站完了自己的那班岗，并没有叫醒战友，他一个人又默默地将战友的岗值完，直到下一个战友来替换。后来这名战士说：“这件事王健林一点都没声张，直到现在几乎都没有人知道那个夜晚，这个未来的民营企业巨匠，在那个滴水成冰的冬夜里是怎么孤独地连着站了两班岗。”

1979年8月，王健林以优异的成绩于大连陆军学院毕业，并光荣地留在学院大队任职参谋。那时的王健林，的确是千里挑一的人才，整个学院共有几千名军官训练生，留校的唯有两三人，他便是其中之一，这足以说明一切。

而在任职参谋期间，王健林表现出了自己的文艺气质——写文章和诗歌。

当时，大家在一起闲聊时，王健林总会拿个小本子做记录，用不了几天，他便有作品见诸报端，包括新闻、随笔或者评论，那时的《大连日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都成了他的“用笔之地”。当时，沈阳军区独立办了《前进报》，这仿若王健林的“专栏”。

王健林的文艺气质不局限于写文章，写诗、拉二胡也是特长。

王健林很喜欢海子、顾城、亦舒等文学家及其作品，不过，他很有写实情结，所创作的作品多是表现将军旅生涯和战士训练，甚至不乏在诗里喊些口号。

总是不按常理出牌的王健林，始终用自己的学习方式一直优秀着，在别人看来，他是个“怪咖”，可也正是那种出于骨子里的“怪”，才令其创造了让人惊叹的成就！

将军梦

随着时间推移，王健林的才能已在军营里逐渐展现。

因为文笔好，部队为了不埋没人才，向上一级申请汇报后，将其调到学院的宣传处当干事。期间，王健林最主要的一项工作是负责和外面的高校联络，帮助陆军学院里的军士们进行学业深造。

1983年前后，国家为了提高部队军士的文化素质，地方部队与当地的最高学府合作，搞起了党政干部专修训练班，辽宁军区也顺势成立了辽宁大学党政干部专修班。当时全军区上下都对这件事极为重视，由军区部长亲自带队领导专修班的各项进程，另外首长和司令级军官也参与其中。

当年在大连陆军学院，王健林一手抓起了党政干部专修班的工作，他的任务包括：动员学院的军士们报考专修班、与辽宁大学保持联络、接送学校的教授来军营里给军士们上课。如果说，大连陆军学院的党政专修班是个大班级，王健林显然就是班长。

通过不断地学习，王健林不仅在短时间内从一个战友们眼中的“娃娃兵”蜕变成了一名合格的军人，同时也成为一名受到上级赞赏的军官。此后，随着能力的不断提升，他从一名参谋、干事被擢升为一名正处级的团职干部。

1982年，王健林28岁，他的人生逐步迈向云端，未来有着更为强劲的发展潜力。他对此不沾沾自喜，从未停止追逐梦想的脚步。此时，由于部队工作的需要，在上级的安排下，他又被任命为部队的某处处长。

在不少人看来，当领导只要懂得如何管理人就可以，王健林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上级的此次任命，无异于又一次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因为这一工作与自己之前所从事的工作相比是全新的领域，这无疑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王健林喜欢冒险，热衷于接受挑战，毕竟每一次工作变动，于他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在他看来，只要是工作需要，无论上级安排他做什么，他都会想方设法把这任务圆满完成。索性，他一头扎进工作中，一干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中，王健林一边摸索着工作，一边认真学习相关的知识，逐渐对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工作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这为他日后执掌上万人的万达集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当时，王健林这种“频繁”的工作变动，也使他的知识面在潜移默化中得以拓展，综合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1983年，辽宁大学党政专修班里出现了王健林的身影，3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拿到了经济管理专业的学位。那时的专修班与今天的大学一样，也分有各个专业，大部分战士都选择与军事化管理沾边的专业，为的是以后学以致用。而如经济、工商和文学之类的课程，在当初是地地道道的冷门，几乎没什么人报名。

1986年，王健林成为陆军学院管理处副处长，属副团职干部。年纪轻轻就走上这个职位，实在罕见。他在管理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整个学院的后勤保障，同时，与政府以及个人打交道也在其职责之内。

张宝纯是王健林在管理处时的领导，他曾回忆，王健林离开部队去政府部门工作，以及后来“下海”经商，其实种种举动早在学院管理处工作时就已显露苗头，只是他当时并没有在意。

在学院宣传部管理党政干部专修班，是王健林迈出兵营的第一步，而管理处的工作，让他接触了更多外面的世界。那时，他的社交能力不断提高，认识的人也更高级，处理的事情也更复杂。

那时的王健林虽然手中“有权”，却一点架子没有，从不得罪人，留给他人的都是好印象，每每有外界人士想与学院联系，他都会尽力安排。或许，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内心萌生了离开的念头。

随着能力的逐渐提高，王健林心中的“将军梦”也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当他开始“谋划”如何才能为实现“将军梦”到更广阔的空间学习、发展时，一件考验他的事情悄然来临。此事来得太过突然，王健林根本没有做任何思想准备。

1985年中央军委做出的一项世人瞩目的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减员100万，使王健林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如此声势浩大的百万大裁军中，王健林作为一名军人，又会有怎样的选择呢？

转业——舍我其谁

有过当兵经历的人都知道，部队的生活虽然相对单调甚至枯燥，但是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把自己最美丽的青春奉献给部队的同时，也无形之中对部队产生了一种浓厚的感情。无疑，王健林也有这种感情。

因此，当“百万大裁军”的命令下达之后，王健林所在的部队炸开了锅，这种裁军与平常的退伍转业还不同——退伍或转业的军人都会提前知道，有心理准备，但裁军的命令却来得十分突然，并且裁军是各军区根据自身的整体情况而决定进行的，这也就意味着，谁都有可能被裁。

突然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脱下军装了，战士们的心情都很沉重，王健林也一样——他是带着梦想来到部队的，通过一直以来的努力，自己的梦想在部队里一点点得以实现，可正当铆足劲向梦想之巅迈进时，却宛若一脚踩空一般，从云端跌落。

王健林这样问自己：真的不穿军装了，我能做什么呢？这样的困惑对15岁就来到部队的他而言，是个挺难回答的问题。但是，没过多久，他便想明白了这个问题——父亲不就转业了嘛，并且转业后在新工作岗位上也一样做得很好。

话虽如此，如果真的就这样离开了部队，王健林还是有遗憾的。他已经习惯了部队的工作环境，一旦离开，心里空空的。

这是人的一种惯常思维，事后王健林才明白这一点，但当时他却埋下了头，利用所有的时间去学习。那时，时间对他而言，突然之间因“百万大裁军”而变得更加弥足珍贵。如此一来，在大多数战友都“惶惶不可终日”时，王健林却表现得十分淡定，这使得他的工作没有受到丝毫影响，反而做得更好了。

这一切，自然都被领导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加之王健林平时的表现，站在军区首长的角度来看，他根本不会被列入此次裁军的名单。王健林也多多少少得知了一些与此相关的小道消息，但他并未因此吃下定心丸，反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反思。

王健林想了很多，也比别人想得更长远，他想搞清楚国家此次做出“百万大裁军”的真正目的。他知道，国家正准备大力发展经济，但是力气不足。对于国家而言，消耗最大的部门自然是军队，军队是国家安定的保证，可和平时期的军队要做到精而不追求量——国家把大笔的开支都用在了军队身上，自然就无力去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了。而一个国家若是无法实现繁荣富强，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也就都难以实现自我的“小理想”。

有了这深层次的思考，王健林果决地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响应国家“百万裁军”的号召，申请转业！

一个老兵主动作出告别部队的决定，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王健林的这一决定却做得极为果决。

当时，不少领导曾在私下里做过他的工作，王健林经过认真思考后，依然没有改变这一决定。他在那一刻明白了，自己之所以会冒出转业的念头，一来是从国家的大局出发，再就是他相信，即使转业到地方工作，也一样可以做好。

实际上，王健林离开军营之时，外面的世界也确实不一样了。改革开放正处于高速发展期，政府转变思想，提出“经济建设是大局”，计划经济逐步朝着市场经济的大势转变。这一切，甚至连街道的买菜阿姨都晓得。

17年的军旅生涯，似乎曾让王健林与外面的改革浪潮脱轨，就在他转业的一两年前，后来同属于第一阵营的知名企业家们，多已离开军营开始创业。柳传志已经出任联想集团总裁，任志强决定进驻国企华远公司，王石建立了万科集团的前身，而张瑞敏也拿起锤子一口气砸毁了76台有缺陷的海尔冰箱。

幸好，改革的时光并没有让王健林等太久。1986年，王健林和陆军学院的一些战士转业，成为陆军学院较早一批离开军队走向社会的军人。不过，他的多数战友没有他那么高的觉悟，都抱着军官身份不放，甚至对于外面的花花世界有些“恐惧”。

转业后的王健林，曾和过去的战友们组织了几次聚会。1995年之后，王健林的事业如火如荼，他也就再没时间搞聚会了。

王健林毅然地脱下了自己穿了17年的军装，虽然铁打的营盘没能留住优秀的王健林，但17年的军旅生涯却给予了他太多，比如强健的体魄和顽强拼搏的意志，坚强的性格和正直的品质，不怕困难勇于学习的精神和因此获得的渊博知识，以及果敢的处事能力，这些对于王健林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甚至可以说，这些是他日后成就万达辉煌的有力保障。

王健林脱下军装后所走的路并不平坦，但他血管里流淌的军人血液却时时激励着他，让他一步步打造出了自己的地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