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开端——寻找“中国”

中国文明成形于何时，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中国”出现的那一刻吗？

中国文明是外来的，还是本土自生的？汉字这一世界上使用时间最长的象形文字能够说明中国文化的原创性吗？

中国思想的奠基是在商，还是在周？武王克商后，是确立本族的文化正统，还是延续商代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思想进入黄金时代前夕，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是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政治和世道？

一个文明的基础有如下几种：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制度的。物质方面包括人类自身及其生活的环境；其他几方面则是在这个环境中积淀起来的产物、对环境和自身要求的回应。环境因素虽然极其重要，但仅仅用与土地较量以求族类存续来解释中国人独一无二的生活模式是不够的，因为这个问题对别处的先民是一样的。地理学家葛德石（George B.Cressey）曾发现过中国模式的一些特别之处：

生活在中国的人比其他地方都多。十亿多人曾在这片沃土之上生息过；世上再无他处居住着这么多与自然息息相连的人口。^[5]千余世代的人们在大地和地貌之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以至几乎没有哪寸土壤还是处女地了。这么庞大的人口需要养活，只有最辛苦的操劳才能保证足够的收成。几乎所有土地都已经极尽了人工。很明显，气候和地形影响了生活的方式……其他地区或许有历史更悠久的，但却无一发展出比这更成熟的天人间的适应。^[6]

对于中国历史，人们已经用尽了各式各样的环境决定论。一位中国思想史家冯友兰说过，中国农耕生活的那种固守土地的特质决定了先哲们的基本概念：农业生活关心真正的价值，胜过抽象的概念；中国的环境条件于商业而言并无优势，而其他古代文明则颇得地利，所以它们关注数字和抽象的数学概念；^[7]农业生产的形式产生了以家庭为核心的价值，催生了合作的模式，而非个人化的、竞争性的模式；对自然循环往复的意识强化了自然在价值框架中的角色，诸如此类等等。冯的观点虽然饶有趣味，但作为整体的解释却失于简单。在一个循环的发展中因和果难以甄辨，以此很难解释结果何以又成了原因。

在中国人的观念架构中，农耕社稷具有至高的价值，^[8]这的确是自然环境的结果。但是这种价值观反过来亦可成为初因，推动中国文明向前发展，这期间，还有别的价值观与农耕至上的价值观竞争。^[9]中国社会中的重农理想作为基础，蒂生的伦理价值规范了诚笃之人该如何行事。这种价值观阻碍了将人力、水源、水力和畜力用在得失难料的工商业这类“不生”（nonproductive）的产业之上。^[10]

黄河哺育了中原的粟作文明，长江则哺育了南方的稻作文明

广阔的土地，丰富的地貌和气候，

在漫长的历史中，产生了中国极富多样性的天人适应的农业方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什么？

不过，在此处并无意辨析历史理论，只是在重视环境因素的同时，强调中国人适应环境的独特之处。

任何对东亚先民生态环境的思考，都显示了中国人创造的文明中，物质因素同其他要素错综交织，不能剥离。除了物质基础，还要考虑构成中国人生活的非物质的精神基础。精神基础一方面表现为观念、态度、价值，还有中国人施诸环境之上的各种原发的或外来的知识；另一方面则包括社会和制度的形式、人与物质资源长期互动的产物、主导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等等。

这些构成中国文明的要素演进的历史极其漫长，要追溯到东亚的史前时代，对于那个时期，我们仅有残留下来的遗龟断甲。在那个阶段，我们还没有明确的依据把当时人，甚至可以说是原始先民称为中国人。^[11]此处碰到了一个谜：一个成熟文明的名字是什么时候被用在他们祖先身上的。还不止于这个谜团，在人类史所有的谜中最令人困惑的就是，成熟的中国文明最初来自何方。在那时，中国的文字和青铜技艺一出现时就既是独创的，又包含了外来的东西。许多专家强调中国文明古今一脉的连续性，强调她与其他先进文明的相对独立性，以此作为对中国特质最具价值的说明。^[12]那么“中国性”（Chineseness）到底有哪些历史内涵？我们能在历史中找到“中国”出现的那一刻吗？

中国文明最能标示其特质的或许就是她的文字，中国可考的书写历史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间。我们发现了那个时代的大量遗迹，其中包括文献材料。然而这个文明的主人却很难确定。过去四十年里考古学家发掘出了大量利用兽类肩胛和龟甲制作的祭祀遗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华北平原的河南省，出土了成千上万片这类坚固耐久、刻着卜文的甲骨。这些甲骨已经被明确地认定为殷商时期（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的遗物，依据是卜文的内容：一个完整的君王世系谱。系谱中的这些商代君王统治着商朝最后一个国都——殷。^[13]甲骨文是一套成熟的文字体系，有人猜测在这之前至少要有一千年的发展过程。同时发现的青铜器，其铸造技艺和艺术观念让人震惊。

商朝晚期是更古老文明的延续，关于他们的甲骨文同样更为古老的猜测也得到了证实。1986年中国社科院在今中国西北的西安附近发现了一处遗址，出土了甲骨文，时间为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这不但提前了晚商——殷的时间，而且也将整个商朝的时间提前了。这些新发现的商朝甲骨文被确认为更古老、更原始。

这个最新的证据，加上近期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其他考古发现，或多或少推翻了以前的中国文明外来论：说甲骨文这种独创的文字，看似人类历史上两三种完全独创的书写体系之一，可能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青铜技术一样，都不是中国的，而是从世界其他地区传入的。

所以，我们不能再言之凿凿地质疑东亚的文字和青铜技术的独创性。进而言之，我们更不能忽略孕育这种文字和青铜技术的文化整体（cultural complex）。尽管我们还没有直接找到甲骨文最早阶段的证据，但已经发现了最早创造甲骨文的文明跟同地区的、更早的、尚无文字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纽带。可以想象，传统中国的始基在那段史前时期就已具雏形了。^[14]

但中国的信史，就如同其他文明一样，被认为只有在发明了文字之后才算正式开始。经过专家的破译和解读，甲骨文不断更新着我们对古代中国的了解。里面透露的信息经常可以关联到其后公元前一千年里的众多文献。让惯存怀疑的历史学家震惊的是，公元前一千年间的文献中关于中国上古的记载已经从过去半个世纪的考古研究中得到显证。^[15]这让如今很多历史学家产生这样的预期：终有一天，考古研究将会证实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更久，尤其是将印证夏朝（传说中起止时间为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和早商（都于殷之前，约公元前1760—公元前1500）的帝王世系。中国内地过去四十年开展的一些考古工作虽然将重点集中在商文化上，但早商或更早的历史还没有在已有的甲骨文和其他文献中找到清晰明确的印证。在此之前，或者说在其他证据完备之前，中国文明开端的精确叙述就依然是一个美妙的谜，让文化史的学者们沉迷于思索和推测中。

不过，还是暂让我们接受商文明的起始时间是在公元前15世纪，这业已为更多的历史和神话文献所明言，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商朝是中国历史最早的信史。这个最早的文明基础中已经在很多方面彰显出“中国”的特质。那时，商政权已经视自己为文化发达的“中国”（central kingdom），视周边民族较少开化，且容易被商文化同化。商朝的领土只占据了黄河中游的冲积平原（和今天法国面积相当），这里却一直被视为古代中国的中心腹地。商朝的自然环境使她的经济可以建立在精细的村社农业基础上，她所在的华北地区，水土气候、山形水势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大的变化。^[16]

商文明的手工艺品的大量生产显示了制造上的高度分工。她已经达到了考古学家所说的成熟城市文明的程度。商朝出现了贝币，促进了大范围贸易的形成。她的青铜技术令后世无法望其项背。丝、玉和其他奢侈品显示了商文化的精致。基于祖先崇拜观念和血统的繁琐仪式标志着商朝社会具有等级结构和复杂的社会生活。考古学家张光直推断，殷商文明确实是广泛而深入的巨大变化的产物，是一个新的现象，新石器时代到此为止，中国的历史由此开端。^[17]

显示了华夏民族融合形成之际具有很高的多样性

青铜器的演变不但显示了中国文明的原生性，也显示了从商代到战国，时代精神的转变。

也可以看出中国文明内各区域文明的差异，如中原、楚、中山、秦、蜀等地青铜器不同的风格

张光直还主张商文明是在中国早已出现的事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说明东亚的青铜技术、文字和车战有自己的渊源，而此前人们比照西亚的这三种事物，一致认为它们都不是中国本土的，而是渊源于西亚。如今大多数学者都推测这些事物是纯粹中国本土的创造，尽管最近有考古证据显示新发现的东亚和东南亚的几处遗址可能是新石器晚期重要的文明。不过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对中国农业进行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中指出，中国文明的卓异特质显示她不太可能是源自印度、新月弯^[18]和其他文明中心的各种元素传播交融的结果。^[19]

暂且放下悬而难断的考古疑团，商朝所取得的众多成就直接滋育了中国文明在周朝九百年的国祚间臻于成熟。一些学者进一步引申说，商朝的艺术促进、激发了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艺术传统。这让我们豁然清楚，商朝腹地是将冶金、农业成就和精神—社会文化辐射到整个中国，同时也辐射到东亚、东南亚的中心。

历史的类比总有不可小觑的缺陷。不过，有人说周人是古代中国文化世界中的罗马人，^[20]这个比方虽未必准确，却也不乏契合之处。譬如，他们都地处周边，尚武重兵，善于政治；不过周文化却突然绽发，在感性和思辨（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两方面都取得了等量齐观的成就（有点像希腊人），并且将这二者融合到自己的国家和社会中，使中国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周人征服的不仅仅是商朝的疆域，而是今天中国版图长江以北的中心地带，它糅合了各种文化流脉，形成了全新的文明。我们如果接受这种观点，那只能在周人称霸并融合了各种文化之后，才能真正谈得上“中国文明”。这种观点低估了商周之间文化的延续性，十有八九会被否弃，不过这观点却提醒我们格外重视周人的征服。^[21]周的征服扩展了中心文化区域的影响，随着日益扩大的版图，将更多的地域纳入到早期中国中原文化的辐射之下。

以希腊和罗马类比商朝和周朝会产生一个根本的误导。周人的语言与殷商人很接近（这和罗马希腊人各有悬殊的语言不同），并且在公元前1111年武王伐纣之前就已经使用商朝的文字来书写他们的语言。（当然，公元前8世纪之前的编年记录在时间上有些许出入，人们也正竭力确定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22]）而且与罗马和希腊的关系不同，周在灭商之前，是商朝的属国（border feudatory），在文化和政治上都是商的臣民。当周夺取了世界的中心（就当时所能了解的地域范围而言），它热切地期望继承掌控这个独立文明之中心的权力。周渴望名正言顺地成为道德和政治上的继承者，而不是徒以戎武为胜的蛮夷。周人对此深信不疑，在其文化宣传（cultural propaganda）上，它强调商周两朝的祖先同根同源，^[23]都是渊源于一个高度神化了的先祖，从那里分出商周两支王族的谱系。周王室比商高明的是，他们利用当时尚在发育的中国文化的一切方面来声称自己取代商朝的合法性，例如宫廷的语言、仪礼、官制、商周共同的文化标准以及意识形态基础等等，周通过一种跟欧洲的封建制似是实非的分封关系达到了这个目的。周的缔建者和继起的文王武王将他们通过姻亲结成的宗族和亲戚分封到大约五十个重要的封国，在战略上让他们掌控要道重地。此外，他们还分封了二十个伐纣时的主要盟友。作为昔日天下共事的宗主，商朝的后裔也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封地——宋，让他们能继续奉祀先祖。在这七十多个封国之外，大概还有两百多个方伯（local lords），他们也拥有自己主宰的弹丸之地。所有这些封国中，大多辖地局促，无足轻重，以至在文献中鲜有提及。这些封国的数量稳步下降，到公元前8世纪，大概只剩下150个左右，其中只有25个有影响局势的实力。到公元前4世纪，兼并之势已然登峰造极，只剩下被强侯蹂躏的周王室、七个强大自逞的诸侯国和屈指可数的几个危弱小邦。

众邦拱卫的周王只在其国祚四分之一的时间里维持着军事上的威慑优势，公元前770年之后，周王国军力衰微，就在这一年，边陲的战乱和中亚蛮族的入侵迫使周王将国都^[24]从渭河之滨（今西安），东迁到洛阳。尽管如此，周王室作为名义上的宗主，仍然统治了五百多年。这一权力来自周的开国君主们苦心经营、并且随后被周文明滋养培固的天命观念（mystique legitimacy）。

直到公元前256年，周王的宗主之位才被秦宣布废黜，秦依靠强大机动的军队在公元前230到公元前220年的十年间逐步统一了中国。秦是周的继承者，是重新统一中国的统治者，秦朝国祚虽短，却让中国历史步入帝国时代。

但就在中华帝国诞生之前的周朝末期却成了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25]从孔子开始到秦完成统一的三四个世纪里，中国人的基本思想得以奠基。从那时起，支配着中国人心灵的观念以及周代的社会和政治元素，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今后中国的历史，它对我们的考察大有裨益。